今天又偶爾刷到了那個叫“匆匆那年”的一篇文章，他的意思是想要強調單干的“優越性”，而否定集體時期的作用，他文章的基本觀點是歷史上的單干都能“吃飽飯”，唯獨集體化時期“吃不飽飯”。

　　他在文章的開頭就以一副說教士的架勢，以看似正確實則純屬多余的話來進行一番高談闊論，說什么“種地就是為了多打糧，吃飽飯”，并特別強調這是“天經地義”。在他看來，似乎別人都不知道種地是為了什么似的，然后歸結到“大集體”好，還是“自主經營的單干”好的問題上來。

　　看了他的文章，感覺不吐不快。因為他的理論依據實在是太經不起推敲了，而且還具有一定的蒙騙性。我們還是先來看看他分析推理的低級思維邏輯。

　　他在文章里，通篇以所謂的“事實”來論證他觀點的“正確性”，他例舉了從中國的抗日戰爭到解放戰爭這些歷史時期，說明那個時候根本沒有“大集體”，同樣吃飽了飯，從而從根本上否定集體化的作用。

　　他以三個分論點進行了論述。首先，他以十四年抗日戰爭為例。他在文章里以反詰的語氣這樣說：“十四年的抗日戰爭，國共雙方共有幾百萬軍隊，在這十四年的艱難抗戰中，用掉了多少糧食？哪一支軍隊缺過糧食？沒有足夠的糧食供應前線，怎么能打勝仗？”

　　他還說“這數百萬日方軍人及隨軍人員，所有糧食絕不是從日本引進中國的，都是搜集掠奪敵占區農村的糧食。”

　　然后得出結論“當時的國家，除滿足前方作戰和自己的口糧之外，數百萬外來侵華日軍的糧食也出自中國。

　　這些滿足抗日前線的糧食，就是當時中國單干的農民生產出來的！”

　　然后回到他設計好的問題上來，說“那時的中國有“大集體”嗎？”

　　他這樣說自信滿滿，自以為找到了有力的證據，可以“天衣無縫”地否定大集體的作用了。其實，他根本就沒有弄清楚他所說的“自主經營的單干”和新中國的大集體時期內在的各方面的因素。

　　他的第二個依據就是說解放戰爭時期，國共兩黨雙方數百萬大軍，所用糧食都是中國農村供應的。他的第三個依據就是解放區有一部分青壯年參軍入伍，農村減少了青壯年勞力，怎么還生產出這么多糧食？他最后還說“在這“戰亂”的環境下，又有戰爭對農田和莊稼的損害，農村怎么還能生產出這么多糧食？”

　　特別是最后還以“廣大農村都不能生產出糧食，種地人都吃不飽飯，哪有余糧支援前線？”作結，他自以為這樣就可以理由十足否定大集體了。

　　其實，他根本就低估了別人的認知能力，犯了十足的低級思維的邏輯錯誤。第一，他完全掩蓋了戰爭年代人們民不聊生、茍延殘喘地活著的客觀事實。只要有點歷史常識都知道，抗日戰爭時期，日本入侵中國實行的是殘酷的“三光”政策，農民即使家里有一點點糧食都被日本鬼子搶光了，人們還能吃飽飯嗎？日本鬼子進村以后鬧得是雞犬不寧，農村人家的生活是一種怎樣的情形，可想而知了。

　　其二，他以為幾百萬軍人“吃飽了”，就代表了所有人都吃飽了？他完全忽視了這樣一個事實，解放前土地都是地主家的，掌握大量糧食的是大地主、大商販、米行老板。農民只能是給地主幫長工，打短工維持生計。即使不是戰爭，農民也只能是茍延殘喘地過日子，戰爭一爆發，農民只能是流離失所，戰爭給農民帶來的只是民不聊生，餓浮遍野。在他看來，好像十四年抗日戰爭，人們好像都能吃飽一樣。

　　解放戰爭時期，農民之所以能夠支援共產黨的軍隊，是因為共產黨所到之處，為農民打土豪分田地，并且實行減租減息政策，共產黨保護了人民群眾的利益。解放區的農民生活得到了保障。國統區的農民卻是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在“匆匆那年”看來，戰爭年代的“自主經營的單干”都成為了衣食無憂的年代了，完全是揣著明白裝糊涂罷了。

　　第三，按照他的邏輯，戰爭中的軍隊吃飽了就代表所有老百姓都吃飽飯了嗎？依次類推，當年國民黨的金融改革和發行金圓券，把老百姓洗劫一空，國民黨四大家族控制了整個國家的金融，官僚資本家“富得流油”，難道老百姓也就都富得流油了。為什么在國民黨統治時期，老百姓民不聊生，哀鴻遍地？能做出個怎樣的解釋？

　　其實，他的這種低級的思維邏輯，只要稍微有點歷史常識和思維邏輯能力的人都會知道，解放前的“自主經營的單干”，對農村而言只是地主家可以吃飽飯，說農民能吃飽飯就完全是自欺欺人罷了。明顯是以對解放前的美化而抹黑否定新中國的大集體。

　　我們可以從歷史資料來看，就以他說的十四年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的情況來看。據歷史資料顯示，1936年—1937年，川甘大饑荒，千萬人餓死；1939年的水災大饑荒，1943年的中原大饑荒、廣東大饑荒，600多萬人餓死，1946年—1947年南方大饑荒、粵桂湘大饑荒，1750多萬人餓死。舊中國的老百姓即使沒被餓死，平均壽命也只有35歲。還不說戰爭災難。

　　再看1943年2月1日《大公報》發表的通訊《饑餓的河南》，就這樣記載：“十室九空，人禍更是隨處可見。”還有美國記者白修德他和《泰晤士報》記者福爾曼一起赴河南，看到了：母親將自己死了孩子煮了吃，有的家庭，把所有的東西賣完換得最后一頓飽飯后全家自殺。

　　這就是歷史，能說是“自主經營的單干”吃飽了飯嗎？實際上任何一個人都知道，“匆匆那年”嘴里的舊中國“自主經營的單干”吃飽飯，完全是對歷史的歪曲。從他的這篇文章徹底暴露出了他這是一種政治陰謀。

　　至于說到新中國的大集體，無論從歷史數據，還是從國家文獻記載，只有三年自然災害時期，一些地方出現過饑餓問題。因為當時由于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一是自然災害，二是蘇聯逼債，三是一些地方干部的浮夸風等因素所致。從1963年以后，就開始逐步好轉，到七十年代初就基本解決了全國范圍內的溫飽問題。只是現在一些別有用心的人，采取以偏概全的手法進行全面否定，這是對歷史的褻瀆。

　　更重要的是，新中國農村的大集體，最根本的問題還是為了支援國家的工業化建設。西方國家的工業化的原始積累都是通過侵略和殖民掠奪完成工業化的原始積累的。新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我們只能是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全體軍民的創造力來完成工業化的原始積累的。

　　中國人民大學老一輩農業經濟學教授嚴瑞真1978年研究顯示，他說，建國以來前20年的農業集體化，通過“剪刀差”從農業提取了7000—8000億元的人民幣積累，而1978年前中國全部國有工業固定資產是9000億元人民幣。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孔祥智研究顯示，60年來，城市從“三農獲得總積累達17.3萬億元人民幣。”

　　正因為有了農業的強有力支持，1950年—1977年，中國工業的發展速度達11.2%，僅次于日本的12.4%，遠高于美國、蘇聯、德國、英國等世界強國。雖然重工業、輕工業和農業結構失調，積累與消費之間形成了巨大的落差，但經過20幾年的艱苦奮斗，到70年代初，中國初步完成了國家工業化的原始資本積累。

　　從1973年開始的幾年里，中國從西方國家引進了51億美元的成套設備。用引進的設備，結合國產設備配套，中國興建了26個大型工業項目，總投資200億元人民幣，至1982年全部投產，成為1980年代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基礎。

　　這些都是新中國農村大集體時期為新中國的發展做出的巨大貢獻。再說，關于吃飯問題，事實上，前面也已經說過了，除了三年自然災害時期，到1963年以后就開始有了逐步好轉。總之，大集體時期既兼顧了吃飯問題，更是完成了西方一二百年才完成的工業化建設進程。當時，人民的生活需要差一點，但那是為了今天發展，怎么能老是由此埋怨大集體“吃不飽”呢？再說，農村的生活與解放前相比那是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這是任何人也否定不了的客觀事實。再說，用他自己的邏輯來說，廣大農村沒有生產糧食，“種地人都不吃飽飯，哪有余糧支援前線？”同理，廣大農村都吃不飽飯，又怎么支援國家的工業化建設呢？都吃不飽飯，那一座座的水庫、那么多的農田基本建設，那么多的大江大河是怎么治理好了的？請問“匆匆那年”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何如？

　　他的這種拙劣表演其實一點也不高明，只能說明這種人是帶著仇恨抹黑否定大集體，暴露出這種人為資本主義搖旗吶喊的政治陰謀的丑惡嘴臉！他們以為徹底推翻了大集體的公有制，就可以放心地實行資本主義的私有化。可這些人根本忽視了一個問題，中國現在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中國最廣大的人民已經覺醒了，想要在中國完全推行私有化只能是白日做夢，癡心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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