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3000年文字記載的世界歷史，豐富人類精神文明的文藝作品浩如煙海。然而大浪淘沙，能夠留下來的那就是歷史上的不朽之作。
而凡是能夠留下來的，都是能夠生動地把一個歷史時代的風貌，栩栩如生地描繪出來的，因此必然是同情和歌頌時代的勞苦大眾，在歷史上有進步意義的、這樣的作品才是不朽的文學藝術作品。
毛主席說：“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的反映，又給予偉大影響和作用于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而經濟是基礎，政治則是經濟的集中表現。” 因此，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文化上出現的莫言現象，是與經濟上買辦資本的許家印等的跋扈，以及許家印又作為模范黨員和黨委書記這種黨內腐敗的政治現象相一致的。經濟上的腐敗、政治上的腐敗與文化藝術上反動的莫言文化必然是一脈相承的。
虛構小說與紀實文學當然是不同的。一般紀實文學是寫一個具體的人和事，是微觀的。而長篇小說往往是寫一個時代背景下的典型人物和事件。它的歷史意義往往會超過紀實文學。就是說寫小說的難度要大大高于紀實文學，這是一般的規律。而不是如那些為莫言辯護者認為的，只要不是“紀實文學”，就可以隨心所欲，胡編亂造。反而是要求作家站在歷史前進的高度，以典型的人和事反映歷史時代前進的風貌。
舉例來說，譬如雨果（1802年——1885年）的《悲慘世界》寫的是法國19世紀資產階級革命時代的故事。雖然作為一個資產階級人道主義的作家，雨果寫了底層勞苦階層在那個封建貴族統治下動蕩的革命年代。為饑餓的孩子僅偷了一塊面包，就成了在監獄生活19年罪犯的冉·阿讓，坎坷而善良的一生。他寫自己所生活的時代，就像當年中國的作家茅盾寫《子夜》、老舍寫《駱駝祥子》、曹禺寫《日出》。都是寫自己生活的時代，自己所熟悉的社會生活。似乎只要有一個正確的勞動人民的立場，并且深入生活，就可以寫出好的作品。而實際上是很難的，他們都是下了很大、很深的功夫才能夠寫出這樣準確刻畫社會本質的文學作品。如果寫自己不熟悉的歷史小說，那恐怕就需要下更大的功夫，來體會不同時代的歷史氛圍和時代風貌了。
作為一個作家，并不是只要憑著自己自私自利的階級感情，為著自己的名利，迎著時髦的潮流，隨心所欲，投機取巧，依附強權，投其所好，名利就可以雙收了。現在看來，莫言這條路走得的確很順利，如魚得水。但是這樣的作家，從歷史上看：不是曇花一現，就是遺臭萬年。
曇花一現的作家，我記得在上海抗戰勝利到解放前夕這三年時間，上海的中、小學生，見他們看得最多、最喜歡看的就是馮玉奇的言情小說，這種小說很迎合小市民的口味。但是解放之后，就無影無蹤了。文學史上，也不會有它的一席之地，因為它的水平還比不上張恨水的鴛鴦蝴蝶派；也比不上張資平的漢奸文學。
但是現在對比來看，莫言的作品恐怕連當年馮玉奇的言情小說都比不上。當時馮玉奇的小說也是寫得很快，不斷地出新書。他的書雖然庸俗，但文字還算通順，中小學生都看得懂，也沒有莫言作品的內容那么反動，文字那么下流、骯臟，達到兒童完全“不宜”的水平。可惜沒有社會價值和歷史意義，也就必然淘汰。
照此想來，不管今天無產階級的力量能不能戰勝腐朽的資本勢力。在將來的歷史上，如果莫言的這些反動的作品能被歷史忘記，是他最大的造化。但是，看來現在造出這么大的聲勢，又是世界得獎——諾貝爾文學獎；又是全國到處建紀念館，好不風光！但爬得越高，必然跌得越重，這也是客觀規律。從歷史上看遺臭萬年的作家，如秦檜那樣的，中國過去好像還沒有過吧？不過，這個遺臭萬年的歷史命運，莫言將來不知能不能逃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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