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把黨失去的文藝陣地奪回來!

——對第31屆“金雞獎”排斥主旋律影片《血戰湘江》的評述與思考

中國紅色文化研究會副會長   胡 澄

　　在黨的十九大勝利閉幕后，《人民日報》刊登了王岐山同志的一篇文章《開啟新時代，踏上新征程》。王岐山同志在文章中鄭重指出：在堅持黨的領導方面，習近平總書記以“得罪千百人，不負十三億”的使命與擔當，“澄清了模糊認識，奪回了丟失的陣地，把走彎的了道路調直。”王岐山同志這番話講得太好了!在一段時間里我們喪失了許多陣地，尤其在文藝界喪失的陣地就更多，一些文藝界黨的領導同志沒有堅決貫徹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精神，喪失了黨性原則，放棄了黨的領導，任由、甚至縱容西化、洋化、“好萊塢”化、“諾貝爾”化的思潮泛濫，在實際工作中不能夠堅持正確導向，造成了嚴重的后果與其惡劣的政治影響。 這在今年第31屆“金雞獎”評獎過程中就表現的尤為突出!

　　誕生于36年前那個雞年的“金雞獎”，本來是黨和政府為了鼓勵電影藝術家“聞雞起舞”地為繁榮社會文藝事業，更好地為廣大人民群眾服務而設立的獎項，在電影界有著極高的榮譽。但是在今年這個雞年里，由于把持“金雞獎”評獎工作的中國電影家協會分黨組書記與電影局的某些官員喪失黨性原則，縱容錯誤思想，操縱評獎過程，上下其手、“雞鳴狗盜”，排斥國家投資的主旋律影片，使呼聲甚高，在觀眾中口碑甚好由八一電影制片廠攝制的建軍獻禮片《血戰湘江》意外落選獎項，僅獲得了一個由組委會而不是評委會授予的“特別榮譽大獎”，名為“榮譽”實為羞辱。在由政府組織實施藝術獎勵的項目中，竟然在某些黨與政府的官員操縱下對優秀主旋律影片肆意打壓，這使這件事完全溢出了文化藝術界的范疇，成為了電影界今年有標志性的一個政治事件。

　　本來“金雞獎”的設立是我們黨和國家表達塑造意識形態的一種途徑和體制性安排，這個獎項由中國文聯與中國電影家協會組織籌辦的。而這兩家機構實質上是受黨和國家委托，管理控制文藝界和電影界的政府機構，他們的組成人員可以說都是國家公職人員，而電影局的領導更都是政府的文化官員，這些機構負責人的責任和使命就在于組織指導文藝家為社會主義的文藝事業與精神文明服務，為人民服務。而在這次評獎中，評委會卻成了某些體制外“公知”們彰顯西化思想、突出個人品好、宣揚“好萊塢”化的“文化沙龍”。他們以自己的價值觀為準，打壓主流意識形態影片。而中國電影家協會與電影局的某些領導在此過程中對于某些評委的西化、洋化思潮與導向贊賞甚至縱容，完全喪失了把握政治方向的黨性原則，完全喪失評獎工作凸顯傳播社會主義思想與主流文化意識形態的功能。

　　針對廣大觀眾與電影界人士的強烈反應，我們組織專人訪問了參加這次評選工作的中國電影家協會分黨組成員與參加這次評選工作的部分評委和藝術家，了解到了大量有價值的情況?，F僅就這個事件做如下敘評與我們的思考。

　　一、評獎工作中存在的主要問題

　　第一、在組織領導問題上違背原則。

　　金雞獎在組織程序上最大問題就是本屆金雞獎的評委會主席與評委遴選存在嚴重問題。按照過去的規定，金雞獎評委會主席應該是由中國電影家協會的副主席來擔任，評委自身是要獲得過金雞獎的，但是這次偏偏定的是上海電影家協會的主席張建亞。評委會主席的非常重要，他的職能是要和影協分黨組密切配合，來保障金雞獎評選的正確導向。而這次選的評委會主席有兩個必要條件不符合：一、他不是中國電影家協會的副主席，也不是中國文聯的副主席;二、他沒有得過最佳導演獎。相反，參加評委會的有奚美娟，她既是文聯副主席，又是中國影協副主席，還拿過不止一次金雞獎最佳女演員獎，但這次在電影家協會分黨組書記的操縱下，奚美娟僅是一般評委。當有同志就此質問這位分黨組書記時，他說評委會主席的選擇是由影協分黨組操作并報文聯黨組定的。但是，我們向影協分黨組成員、也是影協相當一級負責同志求證時，這位同志明確告訴我們，此事并未同他這位影協分黨組成員影協領導商量過。評委的選擇也是一個非常嚴肅的問題，因為這決定了本屆金雞獎評獎的立場、導向、原則，特別是執行什么樣的評獎路線。本屆評委會成員的選擇很不嚴肅，選進了一大批政治思想上和文藝導向上有嚴重問題的評委。

　　第二、評選導向問題，西化、洋化、“好萊塢”化、去政治化嚴重。

　　因為所選的主席與評委在政治思想上和文藝導向上有嚴重問題，使在這次評選過程中的評選導向出現了西化、洋化、“好萊塢”化、去政治化的嚴重問題。如多年不拍電影的何平，他自稱是電影界體制外的“公知”“意見領袖”，以批判、反對共產黨主流意識形態為己任、為光榮。他在評委會的微信圈里向評委們宣布：“金雞獎是學術獎，不要講思想性、價值取向。”他還專門提到：“《血戰湘江》就不應該是最佳電影提名，根本不夠格嘛。”不僅如此，他在評委會上發言，明確說《血戰湘江》是假的，是編出來的騙人的。他攻擊《血戰湘江》充滿“歷史虛無主義”，是一部歷史虛無主義的作品。何平還認為當年獲獎的《周恩來的四個晝夜》也是假的，很多重大革命歷史題材的作品都是“歷史虛無主義”作品。再如評委黃軍，作為中國兒童電影制片廠廠長，他卻明確提出：“中國的對外關系，最重要的就是中美關系。美國不是紙老虎，美國是朋友。中國要和美國搞好關系，這樣才有地位。美國即使錯了我們也要感謝它。”可見他的崇美意識到了何等地步。又如清華大學教授尹鴻，在電影教學和電影研究領域是有名的“西化派”、“反主流派”。而我們的“黨組”卻選擇這樣些人做評委。而他們的意見嚴重的操縱了評獎過程。在此次評獎過程中，當每一項評獎開始討論，評委會的主席都要讓“何爺(即何平)”先說。“何爺你先說”已經成了這次金雞獎評選的“規矩”，這完全是江湖作派。最終把《血戰湘江》排斥在外，就是緣于“何爺你先說”的結果。這種江湖作派也直接決定了金雞獎的最終歸屬，獲獎的都是諸如表現舊上海流氓糜爛生活的《羅曼蒂克消亡史》一類的電影。這部價值觀有明顯問題影片竟獲得七項提名獎，這屆金雞獎的導向完全滑向了錯誤的方向。

　　由于這屆金雞獎持西化派、反主流派的評委占到了多數，使評選工作的“西化、洋化、好萊塢化、去政治化”已經形成了主流輿論，這就形成了一個很大的氛圍。例如在討論金雞獎最佳女演員獎時，中國文聯副主席、中國影協副主席、著名表演藝術家奚美娟作為本屆評委，提出最佳女演員應該是現實題材電影《搬遷》中黨的干部的扮演者閆妮，理由是這個演員屬于演技派，她成功地塑造了黨的干部的藝術形象。奚美娟發言之后，何平馬上說不行，他力挺范冰冰。更由于影協分黨組書記與他沆瀣一氣，事先在一些評委中做手腳，因此閆妮最終沒有獲得最佳女主角。

　　正因為這樣，評委汪天云同志感覺氣氛很不正常，希望這位“分黨組書記”代表中國電影家協會，代表主辦方出來表明態度，這樣評委們在評選時心里才有所指歸。而這位“分黨組書記”不僅不講，竟然還說：“我不能出來講話影響評委的選擇啊!”在與八一電影制片廠領導交換意見時竟然還說：“聽說《血戰湘江》總書記表揚，那又怎樣啊?!”這位“分黨組書記”的前任康健民同志就一針見血地指出，不是別人的問題，就是這位“分黨組書記”本人的傾向和態度就有問題。這才是事情的根本!

　　二、主旋律影片《血戰湘江》被排斥和打壓意味著什么？

　　第一、中國電影優良傳統已喪失殆盡。

　　從上世紀30年代我們黨參與領導電影藝術以來，形成了優秀文化傳統，主要有兩個，就是現實主義精神的執著和民族化、群眾化藝術手法的運用。這個傳統從上世紀30年代黨對電影藝術實行領導以來就有了很大發展。中國共產黨在上世紀30年代初發揮領導作用后，使中國電影日益具有社會教化作用，大大廓清了舊中國電影圈的烏煙瘴氣。

　　這里僅舉一個例子。1940年初，在我黨的指導下，著名導演應云衛執導了影片《塞上風云》，這是一部表現中國各民族團結抗日的影片，這部影片充分體現了現實主義精神和群眾化、民族化的表現形式。當他們從延安、內蒙等解放區拍攝完外景勝利歸來的時候，卓越的無產階級文化戰士郭沫若同志當場賦詩一首，詩中稱贊到：“以藝術的力量克服民族的危機，以塞上的風云掃蕩后方的烏煙瘴氣。”而這種優良的文化傳統在社會主義新中國成立以來形成了中國電影的主要藝術形式與表現方法，形成了獨特的藝術魅力，深受廣大群眾歡迎，使電影成為教育人民打擊敵人的一個有力武器。但是在一段時間以來中國電影主流出現了好萊塢與香港化的傾向。就拿在這一屆金雞獎獲得大獎的電影《××河行動》來說，這是根據震驚宇內的在湄公河被劫匪殺害的13名中國船員為題材的真實事件改編，而電影卻并沒有真正著眼那本自真實的正邪交鋒，在香港電影導演的執導演繹之下，設置了大量游離主題之外的武打與恐怖敘事，過渡的渲染既不雅又不美，表現出導演追求生理刺激的非審美傾向。單作為一部動作片來說《××河行動》無疑是不錯的，在動作戲碼上可謂完全達到了好萊塢化。但是，這是在消費同胞的死亡，觀賞匪徒的殘酷!這不是以真善美打動人心，而是以“?；?rdquo;誘惑人心。除了單純的感官刺激以外，沒有任何的社會思想內容。這些惡俗的調料與噱頭，正如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所批判的——“滿足和迎合人的心理那個低賤的部分，養肥了這個低賤的部分。”香港導演所導演的電影是純商業化的電影，他們忽略了人的深刻道德體驗和美好的精神意義，他們沒有深入到生活中開掘出真善美來，更不能上升到更高的價值階段，僅能以?；笳T惑人心。而這樣的電影卻在代表電影局參加評選工作的某周副巡視員的操縱下，竟獲得了“金雞獎”的主要獎項。他在評委會上明確表示：如果評選《血戰湘江》就是“題材決定論”，會產生不好的社會影響。就是在這樣的電影局官員與影協分黨組負責人的直接影響下，這一屆金雞獎評獎完全喪失立場、原則、與導向，使去思想化、去價值化、去歷史化、去中國化、去主流化電影獲獎;使優秀的主旋律影片被打壓與羞辱。

　　第二、中國電影已被資本控制。現在中國電影的一個主要制作邏輯都不能說是資本與電影的“共舞”了，而簡直就是赤裸裸的成了資本的“獨舞”，這意味著資本的邏輯成了電影炮制過程的唯一邏輯，這個邏輯就是不僅要追求利潤，還要追求利潤的最大化，以極大的感官沖擊來博取票房。其實電影是一種文化，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它固然具有商品的一面，但它主要的更應該是一種“文化品”，應該以某種方式連接著我們對現實生活的思考與批判，以某種方式啟迪我們的藝術想象力，但是在資本的主導下這些功能全部喪失。在電影藝術的發源地法國，政府對于電影藝術的政策叫做“文化例外”，就是不允許把電影完全交給市場，完全交給“好萊塢”。早在1974年，瑞典議會就通過一項《國家文化政策》，其中第四點規定：“反對文化藝術商品化”，并一直執行至今。反觀我們國家，在一段時間內，在新自由主義政客的鼓噪操縱下，竟然把所有文化團體一股腦地都推向市場，在市場的“調節”下，我們黨的文化陣地喪失殆盡!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深刻地指出：“資本主義生產就同某些精神生產部門如藝術和詩歌是相敵對的。”當代進步的西方文化學者對此有著深刻的體會，如德國著名文化學者漢斯邁爾在資本主義對文化毀滅這個問題上有著清醒的認識。他在《我們已不在有文化》這篇著作中尖銳的指出：“資本主義從來就是毀滅文化的，我不愛聽有什么自由的市場經濟的廢話，資本主義一向是破壞文化的，它作為資本主義就從來沒有創造過文化。”我們不能把中國的電影全部放任到市場經濟中，任由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調節，因為市場經濟中的經紀人、投資者他們最關注的最敏感的是怎樣更好的追逐利潤，對于文學藝術的全部特點和規律普遍缺乏應有的素養與學識。就連大音樂家貝多芬生前也曾痛苦感受到資產階級藝術交易所并不能給他的作品給公平的報酬，痛苦地說到：“藝術家除了其他事務之外還希望成為半個商人，這真是不幸的很!”

　　現在有一些人攻擊中國的所謂電影審查制度，其實就像韓國著名導演李滄東所說的那樣：“最恐怖的審查制度，就是你自己開始執行的審查，就是電影創作之前，先受到資本的審查。”我們就拿《血戰湘江》這部影片“受到資本的審查”境遇來說，這部上座率非常高的片子，卻不被院線資本所看重。據了解，這部網上網下好評如潮的影片在院線上的排片率卻只有0.3%到1.7%!而且都排在一大早與大半夜!使許多聞名想看這部影片的觀眾在院線根本找不到這部片子。這是資本對紅色文化赤裸裸的抵制與控制。這種的藝術非常出色的影片就是上座率再高也不會得到資本的青睞。而宣揚美國救世價值的所有影片卻無一例外的得到了非常高的排片率。當所有的黃金檔期都被資本的院線控制的時候，中國的電影市場就成了一個用中國電影毀滅中國文化，用中國電影毀滅黨的意識形態，用中國電影毀滅中國電影自身，用中國電影毀滅中國社會多重空間的恐怖力量!這是一個巨大的文化危機，而我們的電影官員卻甘之如飴!直至十九大召開期間，廣電總局分管電影的領導在記者招待會上，提到的優秀作品還是不提《血戰湘江》《海棠依舊》《周恩來的四個晝夜》等優秀主旋律作品。要知道《周恩來的四個晝夜》是十八大以后在黨政系統進行信念教育的唯一一部電影，各地黨政一把手帶頭觀看;《海棠依舊》是作為建黨95周年的獻禮片;《血戰湘江》是建軍90周年的獻禮片，這幾部影片都起到了巨大良好的社會效應，受到了廣大觀眾與領導同志的好評。但是，廣電總局分管電影的領導在講述十八大以來取得的電影藝術成就時卻絕口不提!這個傾向、這種導向太明顯了，根本不管習近平總書記的文藝思想，根本不講作品的思想性。

　　第三、黨在電影界的陣地喪失殆盡。

　　中國電影現在這個現狀既背叛了中國電影傳統現實主義與民族化、群眾化的藝術表達形式，又完全喪失了電影文化自信，以好萊塢和市場為導向，更完全喪失了黨性原則。這次金雞評獎出現的問題，不過是長期堅持錯誤文藝導向的一次總爆發。文藝領域的當務之急是要真正把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精神落到實處。而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有堅實的組織保證，讓真正共產黨人把黨的領導落在實處。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尤其是其中主管電影的領導及電影局，長期以來無視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精神，不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一切以“票房”、市場為評價標準，迷信好萊塢風格，推崇香港導演。這次評獎過程中電影局參與評獎的有關官員都在評獎過程中起到明顯的錯誤導向作用。作為一種意識形態的載體的電影，很難單靠市場或者票房價值來衡量它價值的大小，藝術既要受社會實踐的檢驗，更要受歷史的檢驗，在人類文學史上就曾有過許多作品一經問世由于種種原因可以紅極一時，但是過了不久之后便無人提起。如果我們黨喪失對電影這個重要意識形態載體的領導，而任由市場調節，由市場衡量其價值，特別是其審美價值、思想價值則是非?；闹嚨氖虑?。因為偉大的精神創造是永遠無法以市場經濟運行機制來確定的，是無法以金錢來衡量的。在一段時間以來，我們的電影創作放任由市場調節，這是我們某些黨的干部自甘喪失，拱手相讓對意識形態的領導權。

　　習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里講，要牢牢掌握意識形態工作的領導權，落實意識形態工作責任制，而在電影這個藝術形式上黨的意識形態領導權完全沒有體現出來，這次金雞獎評選工作意識形態工作責任制就完全落空。當然，應該注意區分政治原則問題與思想認識問題、學術觀點問題，其中某些評委當中確實存在思想認識問題。但是，作為“分黨組”書記與政府電影局官員應該而且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和抵制各種錯誤觀點，否則意識形態工作責任制就形同虛設，意識形態領導權必然喪失。本屆金雞獎的評選里面，有很多是屬于政治原則問題、導向問題，意識形態領導權喪失問題。比如排擠、排斥《血戰湘江》，就是政治原則的問題;比如排擠像奚美娟這樣的評委提出的重視現實題材的創作，就是導向問題。大量的提名影片違背了謳歌黨、謳歌祖國、謳歌英雄、謳歌人民的原則，肯定了不應肯定、傾向不太好、導向有錯誤的影片。這種情況意味著黨在電影界的領導權喪失殆盡，一定要一起我們高度重視，因為我們黨是一個執政黨，黨領導什么、反對什么、支持什么、倡導什么、壓制什么至關重要。黨的領導思想出了偏差會影響全局，如果黨在某些陣地的領導人脫離了正確的思想觀念其后果不堪設想。而恰恰就在我們黨喪失了對電影藝術的領導與指導之后，在電影界以個人主義、自由主義為基礎的好萊塢敘事規范就成為電影界的逆流，他們消解了我們黨和國家如何處理個人與群眾，個人與社會，個人與國家，個人與民族關系的典型認知規范。

　　三、不是多余的“余論”

　　第一、要重視發揚人民軍隊在中國電影上的優良傳統。如果說我們這支人民子弟兵與其他軍隊有顯著不同的地方的話，就在于他把文藝工作當做是自己使命的一個重要方面，當成是團結同志、教育群眾、打擊敵人的重要武器。毛主席早在《古田會議決議》中就專門論述了紅軍的文藝形式與戰斗原則。而部隊的文藝工作在革命與建設過程中取得了巨大成就，發揮了巨大作用，至今有著強大的生命力。我們一定要繼承這種優良傳統與歷史文化資源，并從中汲取力量與智慧，而《血戰湘江》就是這方面的重要代表。因此這部影片也獲得了今年頒布的“五個一工程獎”，但是卻在“金雞獎”評選中落敗，這是資本對人民軍隊與國家意識形態赤裸裸的對抗，要引起我們的深思與警醒。

　　新中國的電影事業更始在人民軍隊的扶持與保護下壯大起來的，這里僅舉兩個歷史事實。

　　1946年4月10日我人民解放軍解放長春的戰斗打響，這時我軍總部接到上級指示，為了確保滿洲電影制片廠的設備在戰火中不遭破壞，讓這個電影基地完全地回到人民的懷抱中，部隊攻擊時不允許使用大炮和重武器。但是敵人卻恰恰憑著電影基地的攝影棚高大建筑負隅頑抗，大量殺傷了解放軍戰士。在奪取這個電影基地的過程中有1000多名戰士為它獻出了生命。我們要知道在人民解放軍解放上海的過程中，為了保持上海這個東方大城市完整的回到人民手中，部隊也接到不許使用重武器的命令，為此犧牲了7000多人，而為了解放這個這座電影基地我們卻犧牲了1000多名烈士，解放一個電影基地犧牲的戰士竟然相當于解放大上海犧牲人數的1/7!現在那些坐在影協、電影局寶座上的黨員、官員們，你們想過沒有?你們坐的寶座是用解放軍戰士的累累尸骨堆壘起來的，而你們卻在評獎過程中排斥表現人民軍隊歷史的主旋律影片，于心何忍，于位何安?!

　　再舉一個例子。1949年8月黨中央專門向各野戰軍政治部發出命令，要求省級、軍級以上的軍隊文工團派出有較高思想水平與業務能力的干部充實電影戰線。新中國的電影事業就是在人民解放軍保護與參與之下發展壯大起來的。而恰恰就在人民共和國成立66周年之后，在“金雞獎”的評獎中，那些憑借烈士鮮血與尸骨而坐上電影戰線寶座的電影官員們，卻排斥了表現解放軍歷史的電影，這真是令人憤慨的事情!如果長期這樣下去造成極端后果，無非是人民解放軍再來一次“長春之戰”，那也是革命辯證法的勝利!

　　第二，重新恢復列寧“黨的文學”的提法。在新時期以來我們黨之所以在文藝戰線喪失了領導權，喪失眾多陣地，其根源就是在于對列寧“黨的文學”概念的否定。

　　就在上世紀80年代初期，某宣傳部門與某馬列著作翻譯部門重新翻譯了列寧著作《黨的組織與黨的文學》，因為某些人認為將“ЛИТЕРАТУРА”譯為“文學”不妥。為此中共中央宣傳部主管理論工作的領導專門召集俄文專家商議此事，有50位在京的俄文翻譯家，包括俄文權威翻譯家師哲、曹靖華參與了會議，大家一致意見認為不必重譯，因為建國以后人民文學出版社在《列寧論文學》一書中，對《黨的組織與黨的文學》重新翻譯過，對俄文這個詞做了幾種譯意并在注釋解決了以前翻譯的不足，這個翻譯已為翻譯家和廣大讀者肯定與歡迎。而現在要翻譯為《黨的文學和黨的書刊》是不符合列寧原意的。在討論時師哲同志明確指出：“翻譯界有一個規矩從外文譯成中文以后還能夠將翻譯的文字譯回到本國的文字，我們現在這樣譯成‘黨的書刊’就不能譯回俄文了。”盡管大家反對重譯，后來在某些人的壓力下《黨的組織與黨的文學》還是重新翻譯發表了，題目改為《黨的組織與黨的出版物》，為了躲避反對意見，他們捏造了一個新詞“出版物”。這樣翻譯是不符合列寧的原意的。從此“黨的文學”的提法在中國消失了，反而在非社會主義國家如日本、英國、美國等等還是譯為“黨的文學”。

　　大家知道，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就引用了列寧的《黨的組織與黨的文學》這篇著作，并根據當時我國與黨的實際情況做了進一步發揮，他說：“這種文學在黨的革命工作中的位置是確定了的，擺好了的，是服從黨在一定革命時期所規定的革命的任務的。”毛主席還引用了魯迅《對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這篇著作，這兩篇文章可以說是毛主席講話的思想源頭。而把了《黨的組織與黨的文學》改成《黨的組織與黨的出版物》就意味著砍掉了兩個源頭的其中之一，為以后文學藝術擺脫黨的領導打開了方便之門。

　　列寧在《黨的組織和黨的文學》中所提出的“文學的黨原則”暨無產階級文學的黨性原則，體現了列寧嚴格的、高度的科學性和革命性相結合的理論，或者說，列寧文學黨性原則的根本精神，正是把無產階級對文學的黨性要求與尊重藝術規律科學地、完美地結合起來。這是列寧對馬克思主義美學的重大貢獻。多年以來，列寧的文學黨性原則成為我們黨文學藝術工作的指導原則，吸引著、鼓舞著、組織著無產階級文藝大軍勝利前進，成為中國共產黨制定文藝政策的指導性綱領。然而，在一個時期以來，一些頑固堅持西方自由主義觀點的勢力，卻把列寧的文學黨性原則當成為束縛文藝創作的“緊箍咒”，大力吹噓所謂的文藝創作的“自由”，這種“自由”只能是列寧在《黨的組織和黨的文學》這篇偉大著作中所批判的那樣：“在以金錢勢力為基礎的社會中，在廣大勞動者一貧如洗而一小撮富人過著寄生生活的社會中，不可能有實際的真正的‘自由’。作家先生，你能離開你的資產階級出版家而自由嗎？你能離開那些要求你作誨淫的小說和圖畫，用賣淫來‘補充’‘神圣’舞臺藝術的資產階級公眾而自由嗎？資產階級的作家、畫家和女演員的‘自由’，不過是他們依賴錢袋，依賴收買和依賴豢養的一種假面具或一種偽裝罷了。”看看中國當下電影界糜爛的“自由”實情，不正是驗證了列寧所說的是真理嗎?列寧對無產階級革命時代文學黨性問題的提出，肯定文學應該成為無產階級總事業的一部分，應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是對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理論一個重要的發展。

　　正是根據列寧的文學黨性原則與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精神，新中國建國以后我們黨把文學的工具意識變成了社會的集體意識。“黨的文學”這個概念在新中國的話語體系中與政治、階級、革命、人民等等概念一起構建起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共同體。而這種共同體也形成了我們黨獨特的文學意識形態，并對舊文學采取了一系列強有力社會主義的改造運動，使原本主要受市場機制影響的中國現代文學發生了革命性的轉變。中國當代文學與社會主義文學擺脫了自由市場的支配與制約，整個文學活動被黨和政府有序地整合到高度規范化、體系化的政治模式之中。而這種當代中國文學的政治體制化，歷史性地成功地改變了、提升了中國文學的整體面貌和精神氣質，根本性地改造了舊中國文學生態特別是電影生態的的腐朽性。這種體制對文學藝術的方向、性質、功能等等作出必要的正確的引導、指示和保障，通過這種體制，黨和國家完成了對文學藝術的具體規范與塑造。

　　在否定了黨對文學藝術的領導的歷史與原則之后，在某些頑固堅持西方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人們看來，文學革命的先驅所付出的貢獻與犧牲都毫無價值。甚至我們文學革命先輩用自己的血寫出來的中國無產階級文學的歷史篇章也等于無有，這暴露了他們打翻整個革命文學的歷史傳統，妄圖改變新中國性質的企圖，這就是在文藝界最大的歷史虛無主義。

　　更有甚者，在當前的電影生產的體制中，消解紅色文化成了影視界的一種趨勢，例如香港導演執導的“紅色”題材影片《智取威虎山》，他在影片中把所有政治性、歷史性的紅色背景全部都去除了。人民軍隊不再是一個執行群眾路線與政治任務的軍隊，成了美國“海軍陸戰隊”的中國版，并把英雄傳奇化、奇觀化、魔幻化，以好萊塢式的個人主義代替集體主義。這就是把中國夢、革命夢與美國夢連通了起來，它的特點就是脫離群眾、脫離共產黨、脫離革命歷史。他們這樣做，比某些人對紅色文化、紅色歷史公開的妖魔化的做法做的更為隱秘，對紅色文化消解作用更大、更惡毒。對紅色文化的庸俗化、個人化、好萊塢化和香港化的改編是另一種的去紅色化和去革命化。這也意味著對紅色年代歷史徹底的消解，這是真正徹底的“告別革命”。

　　在電影界掌握話語權的那些人，已經從資本豢養的邊緣進入了藝術中心，他們無論是在現實題材還是對紅色革命題材進行傳奇化、奇觀化、魔幻化，都使我們跟那段紅色歷史距離越來越遠。所以我們在正視電影界種種負面現象的時候，一定要溯本求原，重新審視列寧“黨的文學”這個概念對于我們構建黨的意識形態領導工作的重要性。

　　我們絕不能用商品交換價值來代替社會主義文藝審美，用好萊塢的個人敘事體制去淡化集體、人民、黨在歷史中、現實中的作用，這是革命英雄主義、社會主義文藝傳統與好萊塢化、市場化、金錢化在中國電影界的對決，而《血戰湘江》這部主旋律影片就成為這一對決祭壇上的祭品!

　　執導這部影片的導演陳力在本屆“金雞獎”頒獎儀式上的出現也成為一個受難的形象——她面含悲憤，步履沉重。但她還是義無反顧的去了，為的就是頑強地證明社會主義主旋律電影的存在!她的這種沉重，重在廣大觀眾的心上;她的這種沉重，重在黨和人民軍隊的重托;她的這種沉重，重在犧牲在湘江邊上那四萬紅軍烈士的熱血;她的這種沉重，承載著人民軍隊的文化英魂!

　　要把黨失去的文藝陣地奪回來!

　　——對第31屆“金雞獎”排斥主旋律影片《血戰湘江》

　　的評述與思考

　　中國紅色文化研究會副會長   胡 澄

　　在黨的十九大勝利閉幕后，《人民日報》刊登了王岐山同志的一篇文章《開啟新時代，踏上新征程》。王岐山同志在文章中鄭重指出：在堅持黨的領導方面，習近平總書記以“得罪千百人，不負十三億”的使命與擔當，“澄清了模糊認識，奪回了丟失的陣地，把走彎的了道路調直。”王岐山同志這番話講得太好了!在一段時間里我們喪失了許多陣地，尤其在文藝界喪失的陣地就更多，一些文藝界黨的領導同志沒有堅決貫徹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精神，喪失了黨性原則，放棄了黨的領導，任由、甚至縱容西化、洋化、“好萊塢”化、“諾貝爾”化的思潮泛濫，在實際工作中不能夠堅持正確導向，造成了嚴重的后果與其惡劣的政治影響。 這在今年第31屆“金雞獎”評獎過程中就表現的尤為突出!

　　誕生于36年前那個雞年的“金雞獎”，本來是黨和政府為了鼓勵電影藝術家“聞雞起舞”地為繁榮社會文藝事業，更好地為廣大人民群眾服務而設立的獎項，在電影界有著極高的榮譽。但是在今年這個雞年里，由于把持“金雞獎”評獎工作的中國電影家協會分黨組書記與電影局的某些官員喪失黨性原則，縱容錯誤思想，操縱評獎過程，上下其手、“雞鳴狗盜”，排斥國家投資的主旋律影片，使呼聲甚高，在觀眾中口碑甚好由八一電影制片廠攝制的建軍獻禮片《血戰湘江》意外落選獎項，僅獲得了一個由組委會而不是評委會授予的“特別榮譽大獎”，名為“榮譽”實為羞辱。在由政府組織實施藝術獎勵的項目中，竟然在某些黨與政府的官員操縱下對優秀主旋律影片肆意打壓，這使這件事完全溢出了文化藝術界的范疇，成為了電影界今年有標志性的一個政治事件。

　　本來“金雞獎”的設立是我們黨和國家表達塑造意識形態的一種途徑和體制性安排，這個獎項由中國文聯與中國電影家協會組織籌辦的。而這兩家機構實質上是受黨和國家委托，管理控制文藝界和電影界的政府機構，他們的組成人員可以說都是國家公職人員，而電影局的領導更都是政府的文化官員，這些機構負責人的責任和使命就在于組織指導文藝家為社會主義的文藝事業與精神文明服務，為人民服務。而在這次評獎中，評委會卻成了某些體制外“公知”們彰顯西化思想、突出個人品好、宣揚“好萊塢”化的“文化沙龍”。他們以自己的價值觀為準，打壓主流意識形態影片。而中國電影家協會與電影局的某些領導在此過程中對于某些評委的西化、洋化思潮與導向贊賞甚至縱容，完全喪失了把握政治方向的黨性原則，完全喪失評獎工作凸顯傳播社會主義思想與主流文化意識形態的功能。

　　針對廣大觀眾與電影界人士的強烈反應，我們組織專人訪問了參加這次評選工作的中國電影家協會分黨組成員與參加這次評選工作的部分評委和藝術家，了解到了大量有價值的情況?，F僅就這個事件做如下敘評與我們的思考。

　　一、評獎工作中存在的主要問題

　　第一、在組織領導問題上違背原則。

　　金雞獎在組織程序上最大問題就是本屆金雞獎的評委會主席與評委遴選存在嚴重問題。按照過去的規定，金雞獎評委會主席應該是由中國電影家協會的副主席來擔任，評委自身是要獲得過金雞獎的，但是這次偏偏定的是上海電影家協會的主席張建亞。評委會主席的非常重要，他的職能是要和影協分黨組密切配合，來保障金雞獎評選的正確導向。而這次選的評委會主席有兩個必要條件不符合：一、他不是中國電影家協會的副主席，也不是中國文聯的副主席;二、他沒有得過最佳導演獎。相反，參加評委會的有奚美娟，她既是文聯副主席，又是中國影協副主席，還拿過不止一次金雞獎最佳女演員獎，但這次在電影家協會分黨組書記的操縱下，奚美娟僅是一般評委。當有同志就此質問這位分黨組書記時，他說評委會主席的選擇是由影協分黨組操作并報文聯黨組定的。但是，我們向影協分黨組成員、也是影協相當一級負責同志求證時，這位同志明確告訴我們，此事并未同他這位影協分黨組成員影協領導商量過。評委的選擇也是一個非常嚴肅的問題，因為這決定了本屆金雞獎評獎的立場、導向、原則，特別是執行什么樣的評獎路線。本屆評委會成員的選擇很不嚴肅，選進了一大批政治思想上和文藝導向上有嚴重問題的評委。

　　第二、評選導向問題，西化、洋化、“好萊塢”化、去政治化嚴重。

　　因為所選的主席與評委在政治思想上和文藝導向上有嚴重問題，使在這次評選過程中的評選導向出現了西化、洋化、“好萊塢”化、去政治化的嚴重問題。如多年不拍電影的何平，他自稱是電影界體制外的“公知”“意見領袖”，以批判、反對共產黨主流意識形態為己任、為光榮。他在評委會的微信圈里向評委們宣布：“金雞獎是學術獎，不要講思想性、價值取向。”他還專門提到：“《血戰湘江》就不應該是最佳電影提名，根本不夠格嘛。”不僅如此，他在評委會上發言，明確說《血戰湘江》是假的，是編出來的騙人的。他攻擊《血戰湘江》充滿“歷史虛無主義”，是一部歷史虛無主義的作品。何平還認為當年獲獎的《周恩來的四個晝夜》也是假的，很多重大革命歷史題材的作品都是“歷史虛無主義”作品。再如評委黃軍，作為中國兒童電影制片廠廠長，他卻明確提出：“中國的對外關系，最重要的就是中美關系。美國不是紙老虎，美國是朋友。中國要和美國搞好關系，這樣才有地位。美國即使錯了我們也要感謝它。”可見他的崇美意識到了何等地步。又如清華大學教授尹鴻，在電影教學和電影研究領域是有名的“西化派”、“反主流派”。而我們的“黨組”卻選擇這樣些人做評委。而他們的意見嚴重的操縱了評獎過程。在此次評獎過程中，當每一項評獎開始討論，評委會的主席都要讓“何爺(即何平)”先說。“何爺你先說”已經成了這次金雞獎評選的“規矩”，這完全是江湖作派。最終把《血戰湘江》排斥在外，就是緣于“何爺你先說”的結果。這種江湖作派也直接決定了金雞獎的最終歸屬，獲獎的都是諸如表現舊上海流氓糜爛生活的《羅曼蒂克消亡史》一類的電影。這部價值觀有明顯問題影片竟獲得七項提名獎，這屆金雞獎的導向完全滑向了錯誤的方向。

　　由于這屆金雞獎持西化派、反主流派的評委占到了多數，使評選工作的“西化、洋化、好萊塢化、去政治化”已經形成了主流輿論，這就形成了一個很大的氛圍。例如在討論金雞獎最佳女演員獎時，中國文聯副主席、中國影協副主席、著名表演藝術家奚美娟作為本屆評委，提出最佳女演員應該是現實題材電影《搬遷》中黨的干部的扮演者閆妮，理由是這個演員屬于演技派，她成功地塑造了黨的干部的藝術形象。奚美娟發言之后，何平馬上說不行，他力挺范冰冰。更由于影協分黨組書記與他沆瀣一氣，事先在一些評委中做手腳，因此閆妮最終沒有獲得最佳女主角。

　　正因為這樣，評委汪天云同志感覺氣氛很不正常，希望這位“分黨組書記”代表中國電影家協會，代表主辦方出來表明態度，這樣評委們在評選時心里才有所指歸。而這位“分黨組書記”不僅不講，竟然還說：“我不能出來講話影響評委的選擇啊!”在與八一電影制片廠領導交換意見時竟然還說：“聽說《血戰湘江》總書記表揚，那又怎樣啊?!”這位“分黨組書記”的前任康健民同志就一針見血地指出，不是別人的問題，就是這位“分黨組書記”本人的傾向和態度就有問題。這才是事情的根本!

　　二、主旋律影片《血戰湘江》被排斥和打壓意味著什么？

　　第一、中國電影優良傳統已喪失殆盡。

　　從上世紀30年代我們黨參與領導電影藝術以來，形成了優秀文化傳統，主要有兩個，就是現實主義精神的執著和民族化、群眾化藝術手法的運用。這個傳統從上世紀30年代黨對電影藝術實行領導以來就有了很大發展。中國共產黨在上世紀30年代初發揮領導作用后，使中國電影日益具有社會教化作用，大大廓清了舊中國電影圈的烏煙瘴氣。

　　這里僅舉一個例子。1940年初，在我黨的指導下，著名導演應云衛執導了影片《塞上風云》，這是一部表現中國各民族團結抗日的影片，這部影片充分體現了現實主義精神和群眾化、民族化的表現形式。當他們從延安、內蒙等解放區拍攝完外景勝利歸來的時候，卓越的無產階級文化戰士郭沫若同志當場賦詩一首，詩中稱贊到：“以藝術的力量克服民族的危機，以塞上的風云掃蕩后方的烏煙瘴氣。”而這種優良的文化傳統在社會主義新中國成立以來形成了中國電影的主要藝術形式與表現方法，形成了獨特的藝術魅力，深受廣大群眾歡迎，使電影成為教育人民打擊敵人的一個有力武器。但是在一段時間以來中國電影主流出現了好萊塢與香港化的傾向。就拿在這一屆金雞獎獲得大獎的電影《××河行動》來說，這是根據震驚宇內的在湄公河被劫匪殺害的13名中國船員為題材的真實事件改編，而電影卻并沒有真正著眼那本自真實的正邪交鋒，在香港電影導演的執導演繹之下，設置了大量游離主題之外的武打與恐怖敘事，過渡的渲染既不雅又不美，表現出導演追求生理刺激的非審美傾向。單作為一部動作片來說《××河行動》無疑是不錯的，在動作戲碼上可謂完全達到了好萊塢化。但是，這是在消費同胞的死亡，觀賞匪徒的殘酷!這不是以真善美打動人心，而是以“?；?rdquo;誘惑人心。除了單純的感官刺激以外，沒有任何的社會思想內容。這些惡俗的調料與噱頭，正如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所批判的——“滿足和迎合人的心理那個低賤的部分，養肥了這個低賤的部分。”香港導演所導演的電影是純商業化的電影，他們忽略了人的深刻道德體驗和美好的精神意義，他們沒有深入到生活中開掘出真善美來，更不能上升到更高的價值階段，僅能以眩惑誘惑人心。而這樣的電影卻在代表電影局參加評選工作的某周副巡視員的操縱下，竟獲得了“金雞獎”的主要獎項。他在評委會上明確表示：如果評選《血戰湘江》就是“題材決定論”，會產生不好的社會影響。就是在這樣的電影局官員與影協分黨組負責人的直接影響下，這一屆金雞獎評獎完全喪失立場、原則、與導向，使去思想化、去價值化、去歷史化、去中國化、去主流化電影獲獎;使優秀的主旋律影片被打壓與羞辱。

　　第二、中國電影已被資本控制。現在中國電影的一個主要制作邏輯都不能說是資本與電影的“共舞”了，而簡直就是赤裸裸的成了資本的“獨舞”，這意味著資本的邏輯成了電影炮制過程的唯一邏輯，這個邏輯就是不僅要追求利潤，還要追求利潤的最大化，以極大的感官沖擊來博取票房。其實電影是一種文化，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它固然具有商品的一面，但它主要的更應該是一種“文化品”，應該以某種方式連接著我們對現實生活的思考與批判，以某種方式啟迪我們的藝術想象力，但是在資本的主導下這些功能全部喪失。在電影藝術的發源地法國，政府對于電影藝術的政策叫做“文化例外”，就是不允許把電影完全交給市場，完全交給“好萊塢”。早在1974年，瑞典議會就通過一項《國家文化政策》，其中第四點規定：“反對文化藝術商品化”，并一直執行至今。反觀我們國家，在一段時間內，在新自由主義政客的鼓噪操縱下，竟然把所有文化團體一股腦地都推向市場，在市場的“調節”下，我們黨的文化陣地喪失殆盡!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深刻地指出：“資本主義生產就同某些精神生產部門如藝術和詩歌是相敵對的。”當代進步的西方文化學者對此有著深刻的體會，如德國著名文化學者漢斯邁爾在資本主義對文化毀滅這個問題上有著清醒的認識。他在《我們已不在有文化》這篇著作中尖銳的指出：“資本主義從來就是毀滅文化的，我不愛聽有什么自由的市場經濟的廢話，資本主義一向是破壞文化的，它作為資本主義就從來沒有創造過文化。”我們不能把中國的電影全部放任到市場經濟中，任由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調節，因為市場經濟中的經紀人、投資者他們最關注的最敏感的是怎樣更好的追逐利潤，對于文學藝術的全部特點和規律普遍缺乏應有的素養與學識。就連大音樂家貝多芬生前也曾痛苦感受到資產階級藝術交易所并不能給他的作品給公平的報酬，痛苦地說到：“藝術家除了其他事務之外還希望成為半個商人，這真是不幸的很!”

　　現在有一些人攻擊中國的所謂電影審查制度，其實就像韓國著名導演李滄東所說的那樣：“最恐怖的審查制度，就是你自己開始執行的審查，就是電影創作之前，先受到資本的審查。”我們就拿《血戰湘江》這部影片“受到資本的審查”境遇來說，這部上座率非常高的片子，卻不被院線資本所看重。據了解，這部網上網下好評如潮的影片在院線上的排片率卻只有0.3%到1.7%!而且都排在一大早與大半夜!使許多聞名想看這部影片的觀眾在院線根本找不到這部片子。這是資本對紅色文化赤裸裸的抵制與控制。這種的藝術非常出色的影片就是上座率再高也不會得到資本的青睞。而宣揚美國救世價值的所有影片卻無一例外的得到了非常高的排片率。當所有的黃金檔期都被資本的院線控制的時候，中國的電影市場就成了一個用中國電影毀滅中國文化，用中國電影毀滅黨的意識形態，用中國電影毀滅中國電影自身，用中國電影毀滅中國社會多重空間的恐怖力量!這是一個巨大的文化危機，而我們的電影官員卻甘之如飴!直至十九大召開期間，廣電總局分管電影的領導在記者招待會上，提到的優秀作品還是不提《血戰湘江》《海棠依舊》《周恩來的四個晝夜》等優秀主旋律作品。要知道《周恩來的四個晝夜》是十八大以后在黨政系統進行信念教育的唯一一部電影，各地黨政一把手帶頭觀看;《海棠依舊》是作為建黨95周年的獻禮片;《血戰湘江》是建軍90周年的獻禮片，這幾部影片都起到了巨大良好的社會效應，受到了廣大觀眾與領導同志的好評。但是，廣電總局分管電影的領導在講述十八大以來取得的電影藝術成就時卻絕口不提!這個傾向、這種導向太明顯了，根本不管習近平總書記的文藝思想，根本不講作品的思想性。

　　第三、黨在電影界的陣地喪失殆盡。

　　中國電影現在這個現狀既背叛了中國電影傳統現實主義與民族化、群眾化的藝術表達形式，又完全喪失了電影文化自信，以好萊塢和市場為導向，更完全喪失了黨性原則。這次金雞評獎出現的問題，不過是長期堅持錯誤文藝導向的一次總爆發。文藝領域的當務之急是要真正把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精神落到實處。而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有堅實的組織保證，讓真正共產黨人把黨的領導落在實處。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尤其是其中主管電影的領導及電影局，長期以來無視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精神，不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一切以“票房”、市場為評價標準，迷信好萊塢風格，推崇香港導演。這次評獎過程中電影局參與評獎的有關官員都在評獎過程中起到明顯的錯誤導向作用。作為一種意識形態的載體的電影，很難單靠市場或者票房價值來衡量它價值的大小，藝術既要受社會實踐的檢驗，更要受歷史的檢驗，在人類文學史上就曾有過許多作品一經問世由于種種原因可以紅極一時，但是過了不久之后便無人提起。如果我們黨喪失對電影這個重要意識形態載體的領導，而任由市場調節，由市場衡量其價值，特別是其審美價值、思想價值則是非常荒謬的事情。因為偉大的精神創造是永遠無法以市場經濟運行機制來確定的，是無法以金錢來衡量的。在一段時間以來，我們的電影創作放任由市場調節，這是我們某些黨的干部自甘喪失，拱手相讓對意識形態的領導權。

　　習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里講，要牢牢掌握意識形態工作的領導權，落實意識形態工作責任制，而在電影這個藝術形式上黨的意識形態領導權完全沒有體現出來，這次金雞獎評選工作意識形態工作責任制就完全落空。當然，應該注意區分政治原則問題與思想認識問題、學術觀點問題，其中某些評委當中確實存在思想認識問題。但是，作為“分黨組”書記與政府電影局官員應該而且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和抵制各種錯誤觀點，否則意識形態工作責任制就形同虛設，意識形態領導權必然喪失。本屆金雞獎的評選里面，有很多是屬于政治原則問題、導向問題，意識形態領導權喪失問題。比如排擠、排斥《血戰湘江》，就是政治原則的問題;比如排擠像奚美娟這樣的評委提出的重視現實題材的創作，就是導向問題。大量的提名影片違背了謳歌黨、謳歌祖國、謳歌英雄、謳歌人民的原則，肯定了不應肯定、傾向不太好、導向有錯誤的影片。這種情況意味著黨在電影界的領導權喪失殆盡，一定要一起我們高度重視，因為我們黨是一個執政黨，黨領導什么、反對什么、支持什么、倡導什么、壓制什么至關重要。黨的領導思想出了偏差會影響全局，如果黨在某些陣地的領導人脫離了正確的思想觀念其后果不堪設想。而恰恰就在我們黨喪失了對電影藝術的領導與指導之后，在電影界以個人主義、自由主義為基礎的好萊塢敘事規范就成為電影界的逆流，他們消解了我們黨和國家如何處理個人與群眾，個人與社會，個人與國家，個人與民族關系的典型認知規范。

　　三、不是多余的“余論”

　　第一、要重視發揚人民軍隊在中國電影上的優良傳統。如果說我們這支人民子弟兵與其他軍隊有顯著不同的地方的話，就在于他把文藝工作當做是自己使命的一個重要方面，當成是團結同志、教育群眾、打擊敵人的重要武器。毛主席早在《古田會議決議》中就專門論述了紅軍的文藝形式與戰斗原則。而部隊的文藝工作在革命與建設過程中取得了巨大成就，發揮了巨大作用，至今有著強大的生命力。我們一定要繼承這種優良傳統與歷史文化資源，并從中汲取力量與智慧，而《血戰湘江》就是這方面的重要代表。因此這部影片也獲得了今年頒布的“五個一工程獎”，但是卻在“金雞獎”評選中落敗，這是資本對人民軍隊與國家意識形態赤裸裸的對抗，要引起我們的深思與警醒。

　　新中國的電影事業更始在人民軍隊的扶持與保護下壯大起來的，這里僅舉兩個歷史事實。

　　1946年4月10日我人民解放軍解放長春的戰斗打響，這時我軍總部接到上級指示，為了確保滿洲電影制片廠的設備在戰火中不遭破壞，讓這個電影基地完全地回到人民的懷抱中，部隊攻擊時不允許使用大炮和重武器。但是敵人卻恰恰憑著電影基地的攝影棚高大建筑負隅頑抗，大量殺傷了解放軍戰士。在奪取這個電影基地的過程中有1000多名戰士為它獻出了生命。我們要知道在人民解放軍解放上海的過程中，為了保持上海這個東方大城市完整的回到人民手中，部隊也接到不許使用重武器的命令，為此犧牲了7000多人，而為了解放這個這座電影基地我們卻犧牲了1000多名烈士，解放一個電影基地犧牲的戰士竟然相當于解放大上海犧牲人數的1/7!現在那些坐在影協、電影局寶座上的黨員、官員們，你們想過沒有?你們坐的寶座是用解放軍戰士的累累尸骨堆壘起來的，而你們卻在評獎過程中排斥表現人民軍隊歷史的主旋律影片，于心何忍，于位何安?!

　　再舉一個例子。1949年8月黨中央專門向各野戰軍政治部發出命令，要求省級、軍級以上的軍隊文工團派出有較高思想水平與業務能力的干部充實電影戰線。新中國的電影事業就是在人民解放軍保護與參與之下發展壯大起來的。而恰恰就在人民共和國成立66周年之后，在“金雞獎”的評獎中，那些憑借烈士鮮血與尸骨而坐上電影戰線寶座的電影官員們，卻排斥了表現解放軍歷史的電影，這真是令人憤慨的事情!如果長期這樣下去造成極端后果，無非是人民解放軍再來一次“長春之戰”，那也是革命辯證法的勝利!

　　第二，重新恢復列寧“黨的文學”的提法。在新時期以來我們黨之所以在文藝戰線喪失了領導權，喪失眾多陣地，其根源就是在于對列寧“黨的文學”概念的否定。

　　就在上世紀80年代初期，某宣傳部門與某馬列著作翻譯部門重新翻譯了列寧著作《黨的組織與黨的文學》，因為某些人認為將“ЛИТЕРАТУРА”譯為“文學”不妥。為此中共中央宣傳部主管理論工作的領導專門召集俄文專家商議此事，有50位在京的俄文翻譯家，包括俄文權威翻譯家師哲、曹靖華參與了會議，大家一致意見認為不必重譯，因為建國以后人民文學出版社在《列寧論文學》一書中，對《黨的組織與黨的文學》重新翻譯過，對俄文這個詞做了幾種譯意并在注釋解決了以前翻譯的不足，這個翻譯已為翻譯家和廣大讀者肯定與歡迎。而現在要翻譯為《黨的文學和黨的書刊》是不符合列寧原意的。在討論時師哲同志明確指出：“翻譯界有一個規矩從外文譯成中文以后還能夠將翻譯的文字譯回到本國的文字，我們現在這樣譯成‘黨的書刊’就不能譯回俄文了。”盡管大家反對重譯，后來在某些人的壓力下《黨的組織與黨的文學》還是重新翻譯發表了，題目改為《黨的組織與黨的出版物》，為了躲避反對意見，他們捏造了一個新詞“出版物”。這樣翻譯是不符合列寧的原意的。從此“黨的文學”的提法在中國消失了，反而在非社會主義國家如日本、英國、美國等等還是譯為“黨的文學”。

　　大家知道，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就引用了列寧的《黨的組織與黨的文學》這篇著作，并根據當時我國與黨的實際情況做了進一步發揮，他說：“這種文學在黨的革命工作中的位置是確定了的，擺好了的，是服從黨在一定革命時期所規定的革命的任務的。”毛主席還引用了魯迅《對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這篇著作，這兩篇文章可以說是毛主席講話的思想源頭。而把了《黨的組織與黨的文學》改成《黨的組織與黨的出版物》就意味著砍掉了兩個源頭的其中之一，為以后文學藝術擺脫黨的領導打開了方便之門。

　　列寧在《黨的組織和黨的文學》中所提出的“文學的黨原則”暨無產階級文學的黨性原則，體現了列寧嚴格的、高度的科學性和革命性相結合的理論，或者說，列寧文學黨性原則的根本精神，正是把無產階級對文學的黨性要求與尊重藝術規律科學地、完美地結合起來。這是列寧對馬克思主義美學的重大貢獻。多年以來，列寧的文學黨性原則成為我們黨文學藝術工作的指導原則，吸引著、鼓舞著、組織著無產階級文藝大軍勝利前進，成為中國共產黨制定文藝政策的指導性綱領。然而，在一個時期以來，一些頑固堅持西方自由主義觀點的勢力，卻把列寧的文學黨性原則當成為束縛文藝創作的“緊箍咒”，大力吹噓所謂的文藝創作的“自由”，這種“自由”只能是列寧在《黨的組織和黨的文學》這篇偉大著作中所批判的那樣：“在以金錢勢力為基礎的社會中，在廣大勞動者一貧如洗而一小撮富人過著寄生生活的社會中，不可能有實際的真正的‘自由’。作家先生，你能離開你的資產階級出版家而自由嗎？你能離開那些要求你作誨淫的小說和圖畫，用賣淫來‘補充’‘神圣’舞臺藝術的資產階級公眾而自由嗎？資產階級的作家、畫家和女演員的‘自由’，不過是他們依賴錢袋，依賴收買和依賴豢養的一種假面具或一種偽裝罷了。”看看中國當下電影界糜爛的“自由”實情，不正是驗證了列寧所說的是真理嗎?列寧對無產階級革命時代文學黨性問題的提出，肯定文學應該成為無產階級總事業的一部分，應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是對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理論一個重要的發展。

　　正是根據列寧的文學黨性原則與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精神，新中國建國以后我們黨把文學的工具意識變成了社會的集體意識。“黨的文學”這個概念在新中國的話語體系中與政治、階級、革命、人民等等概念一起構建起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共同體。而這種共同體也形成了我們黨獨特的文學意識形態，并對舊文學采取了一系列強有力社會主義的改造運動，使原本主要受市場機制影響的中國現代文學發生了革命性的轉變。中國當代文學與社會主義文學擺脫了自由市場的支配與制約，整個文學活動被黨和政府有序地整合到高度規范化、體系化的政治模式之中。而這種當代中國文學的政治體制化，歷史性地成功地改變了、提升了中國文學的整體面貌和精神氣質，根本性地改造了舊中國文學生態特別是電影生態的的腐朽性。這種體制對文學藝術的方向、性質、功能等等作出必要的正確的引導、指示和保障，通過這種體制，黨和國家完成了對文學藝術的具體規范與塑造。

　　在否定了黨對文學藝術的領導的歷史與原則之后，在某些頑固堅持西方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人們看來，文學革命的先驅所付出的貢獻與犧牲都毫無價值。甚至我們文學革命先輩用自己的血寫出來的中國無產階級文學的歷史篇章也等于無有，這暴露了他們打翻整個革命文學的歷史傳統，妄圖改變新中國性質的企圖，這就是在文藝界最大的歷史虛無主義。

　　更有甚者，在當前的電影生產的體制中，消解紅色文化成了影視界的一種趨勢，例如香港導演執導的“紅色”題材影片《智取威虎山》，他在影片中把所有政治性、歷史性的紅色背景全部都去除了。人民軍隊不再是一個執行群眾路線與政治任務的軍隊，成了美國“海軍陸戰隊”的中國版，并把英雄傳奇化、奇觀化、魔幻化，以好萊塢式的個人主義代替集體主義。這就是把中國夢、革命夢與美國夢連通了起來，它的特點就是脫離群眾、脫離共產黨、脫離革命歷史。他們這樣做，比某些人對紅色文化、紅色歷史公開的妖魔化的做法做的更為隱秘，對紅色文化消解作用更大、更惡毒。對紅色文化的庸俗化、個人化、好萊塢化和香港化的改編是另一種的去紅色化和去革命化。這也意味著對紅色年代歷史徹底的消解，這是真正徹底的“告別革命”。

　　在電影界掌握話語權的那些人，已經從資本豢養的邊緣進入了藝術中心，他們無論是在現實題材還是對紅色革命題材進行傳奇化、奇觀化、魔幻化，都使我們跟那段紅色歷史距離越來越遠。所以我們在正視電影界種種負面現象的時候，一定要溯本求原，重新審視列寧“黨的文學”這個概念對于我們構建黨的意識形態領導工作的重要性。

　　我們絕不能用商品交換價值來代替社會主義文藝審美，用好萊塢的個人敘事體制去淡化集體、人民、黨在歷史中、現實中的作用，這是革命英雄主義、社會主義文藝傳統與好萊塢化、市場化、金錢化在中國電影界的對決，而《血戰湘江》這部主旋律影片就成為這一對決祭壇上的祭品!

　　執導這部影片的導演陳力在本屆“金雞獎”頒獎儀式上的出現也成為一個受難的形象——她面含悲憤，步履沉重。但她還是義無反顧的去了，為的就是頑強地證明社會主義主旋律電影的存在!她的這種沉重，重在廣大觀眾的心上;她的這種沉重，重在黨和人民軍隊的重托;她的這種沉重，重在犧牲在湘江邊上那四萬紅軍烈士的熱血;她的這種沉重，承載著人民軍隊的文化英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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