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的輿情熱點讓人們很難不想到“因言獲罪”這個詞(請點擊“閱讀原文”了解詳情)。在這一事件所引起的諸多討論中，有這樣一種聲音：

　　“民意不能挾持司法。言論自由不是絕對的。要理性、客觀、中立。”

　　這又自然地引到了所謂“反普世價值”的高調。“普世價值”涵蓋了平等、民主、自由、人權等理念，而言論自由就是“自由”這一項的重要內容。據說，“普世價值”源自西方，宣揚這種價值觀，便或是受到了蒙蔽，或是居心不良。

　　今年年初，中國官方就“普世價值”問題頻頻發聲。例如，中國法學會在2月發表的工作計劃中就提出：

　　認真做好輿論引導和輿情應對工作。根據中央重要會議精神、重大政策和重要文件，組織專家進行正確解讀和廣泛宣傳，最大限度地增加輿論“正能量”;針對國內外錯誤思潮、重大事件，組織專家進行研討，集體發聲，旗幟鮮明地反對宣揚西方“憲政民主”“普世價值”“三權分立”等;加強法學輿情信息的收集、分析，及時發現、準確研判、有效處置風險問題，特別是有針對性地做好法學領域意識形態問題的應對。發揮法學法律人才優勢，用好微博、微信等新媒體，努力做好網絡輿論引導工作，維護網絡意識形態安全。

　　《求是》雜志的刊載的文章則從理論上為這種表述提供了支持。

　　資本主義條件下的人性，體現的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性質，只是人類歷史發展中的階段性人性。所謂盛極一時的“經濟人假設”、“政治人假設”，本質上都是資本主義經濟關系和政治關系的人格化，決非是“永恒人性”，更不是人的天性。正如馬克思指出的，資本主義鼓吹的“這種‘自由的人性’和對它的‘承認’無非是對利己的市民個體的承認”。因此，依靠把這種利己的市民視為“最后之人”，將其所表現出的人性視為“永恒人性”去證明資本主義的不可超越，只能證明資本主義的極其虛弱及在道德資源及精神創新力方面的枯竭。

　　——侯惠勤《“普世價值”的理論誤區和制度陷阱》，載《求是》雜志2017年1月號

　　當然，這也遠遠不是官方機構第一次就這個問題發聲。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近兩年來，“反普世價值”或“反對西方價值觀”的說法越來越頻繁地出現在輿論場域中。官方機構無不爭先恐后地標榜自己反對“普世價值”，要借此捍衛什么“領導”，什么“優秀的傳統文化”。

　　毫無疑問，單單從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理論的角度來說，《求是》雜志的理論辨析基本上澄清了西方資產階級慣用的障眼法。然而官方意識形態機構的御用文人卻對中國輿論向往“普世價值”的社會基礎避而不談。他們忘記了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基本要義：一切理論分析都應當從現實的、具體的社會材料出發。這并不值得驚訝，因為資產階級意識形態機構（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作用便是遮蔽現實矛盾，將現實的矛盾抽象成話語層面的矛盾。

　　這些理論辨析會讓人想到一個諷刺柏拉圖主義的笑話：“我們其他人一起來吃這只現象世界的鴨子，你自己去吃那只理念世界的鴨子好了”——它們只在話語的天國中反對“普世價值”。就讓我們像《德意志意識形態》那樣反其道而行之，做一次從人間升到天國的巡禮。

　　資本主義并不天生地同“普世價值”捆綁在一起。資本主義不過是一種基于等價交換和雇傭勞動的生產方式，而人們在這一生產方式下會生產出怎樣的社會制度、怎樣的意識形態，卻決不能單單從生產方式邏輯地推理出來。馬克思主義要研究具體的資本主義，而不是抽象的資本主義。在每一個具體的時空之中，資本主義制度的發展方式要受到這一時空中的物質條件的制約，因此一定會結合具體的政治制度;相應地，在每一個具體的時空中，用以維系資本主義制度再生產的意識形態都是基于不同的物質條件而生產出來的。用以維系資本主義制度再生產的，既可能是鼓吹自由競爭的“普世價值”，也可能是鼓吹忠誠馴順的“傳統文化”，不同的歷史條件造就了這不同的可能。歸根結蒂，歷史條件也是被生產出來的。要想看清作為一種話語的“普世價值”在中國的輿論場上到底扮演何種角色，就必須從中國社會的生產方式和現實矛盾出發。

　　于是，我們自然要問：什么人在什么情況下會使用“普世價值”的話語？難道使用這一話語的只是什么“別有用心的反對勢力”嗎?

　　只要把目光稍稍投到近年來層出不窮的勞動者維權事件中，就會發現：“平等”“言論自由”“司法獨立”等等話語，常常被勞動者用以表達他們最急迫的訴求。面對惡劣的勞動條件、空頭支票式的福利和政治權力媾和于資本的狀況，勞動者的議價能力并不強，他們必須訴諸一種足夠強力的、足夠體現“公義”的話語來抗衡這些殘酷的現實。“普世價值”因而就有了巨大的誘惑力。進一步地，對現實感到不滿的自由派們若試圖為“因言獲罪”的勞工運動活動家辯護，就更會向“普世價值”尋求幫助了。

　　然而，這里便體現出了自由派理論的弱勢：他們幻想著有一套獨立于所有政治權力的絕對公義，這種公義或者是不可撼動的神圣的法律，或者是“普世價值”。然而不論是作為共產黨人的安東尼奧·葛蘭西還是對馬克思主義存有疑慮的米歇爾·福柯，都迫使人們重新審視對絕對公義的幻想——所有試圖凌駕于階級對立之上的觀念，實際上卻都受到階級之間相互博弈的塑造；統治階級因為在生產界的職能（主導了生產）而在意識形態層面也居于主導地位。“理性、客觀、中立”只能是倒向統治階級的。中國的資產階級官僚們正是通過壟斷對馬克思主義的闡釋，才將“中國官方馬克思主義”與“普世價值”對立起來，將后者徹底變成了一頂血滴子——扣到誰的頭上，誰就要倒霉。馬克思主義被他們裁剪成了書本上的金科玉律，成了為官僚集團掌握生產資料的制度辯護的諂媚之詞，而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反倒被污蔑為“別有用心”。他們用實際行動告訴了所有對剝削感到痛心疾首的人們：永遠不要期望統治者會讓渡解釋權。

　　掌握著生產資料的資產階級官僚最終掌握了對法律的解釋權，也掌握了對意識形態場域的主導。只要試圖反對剝削的人們向“普世價值”尋求幫助，官僚們便送來一頂“別有用心”的帽子，而后在理論上開始口誅筆伐，從無數的書本中翻出無數的句子，層層疊疊地壘砌起來，成為一面遮擋生產關系之矛盾的高墻。只從報紙上閱讀太平盛世的小市民們便一哄而上，開始高喊“理性、客觀、中立”，痛斥那些“擁抱西方價值觀”的“賣國賊”，恨他們打破了祥和的光景。小市民們卻無論如何也不愿意承認：正是資產階級官僚們逼迫著他們只能向“普世價值”求助——處在沙皇制度之下的農奴也只能向并不存在的上帝求助。

　　馬克思主義要爭取的是無產階級的平等自由民主人權，它是對“普世價值”的揚棄而非否定。在虛偽的資產階級社會中，馬克思主義者必定為無產階級的平等、民主和自由而斗爭。于是，當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被國家機器鎮壓之時，反倒是“警惕普世價值”的聲音越講越響亮。這又讓人想到一個經典的段落：

　　于是，“真正的”社會主義就得到了一個好機會，把社會主義的要求同政治運動對立起來，用詛咒異端邪說的傳統辦法詛咒自由主義，詛咒代議制國家，詛咒資產階級的競爭、資產階級的新聞出版自由、資產階級的法、資產階級的自由和平等，并且向人民群眾大肆宣揚，說什么在這個資產階級運動中，人民群眾非但一無所得，反而會失去一切。德國的社會主義恰好忘記了，法國的批判(德國的社會主義是這種批判的可憐的回聲)是以現代的資產階級社會以及相應的物質生活條件和相當的政治制度為前提的，而這一切前提當時在德國正是尚待爭取的。

　　——《共產黨宣言》第三章《社會主義的和共產主義的文獻》之《反動的社會主義》

　　當統治者終于不再諱言自己的真面目之時，也就是普通勞動者開始認識到自己身上的鎖鏈之時。而他們最終將要丟掉這鎖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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