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國懷舊熱潮的激蕩下，近年來社會上流傳著大量民國名人軼事。這里說的“民國名人軼事”，是指關于民國政要、文人等精英人物的趣聞逸事，如今在新舊媒體上廣為傳播，其制造和傳播者強調這些軼事曾經被權力壓制，如今再次被發掘出來。然而，傳說、軼事和謠言向來具有親緣關系。仔細辨識起來，當下流傳的民國名人軼事里有大量虛構成分，比如關于蔣介石與宋美齡愛情的傳聞，稱蔣介石為了示愛特地在南京修建美齡宮、種植梧桐樹的美談，經不少歷史愛好者的考證，已經被證明是謠言;影響極大的梁思成以德報怨，在“二戰”時拯救奈良、京都免遭空襲的佳話，也被人考證出是“一個疑點重重的神話”。這些帶有虛構色彩的趣聞軼事高度贊揚民國，且比正史的論述更具傳奇色彩，往往頗受大眾的喜愛。通過大眾媒體的傳播，真假莫辨的民國名人軼事成為一種“現象級”的話題。比如，關于《劉文典飛踹蔣介石》的美談：

【劉文典，1928年他因所任的安徽大學鬧學潮，被蔣介石叫過去談話。他當面頂撞蔣，并大罵蔣是大軍閥，被蔣扇兩耳光。他飛踹蔣下身。劉文典的下場是以《治安條例》打架斗毆論處，關七天，出來后去清華任國文系主任。】

　　這則言語夸張的軼事不僅出現在作家岳南的《南渡北歸》等關于民國的通俗讀物中，還在微博等新媒體中頻頻露面，其影響不可謂不廣。

　　這些虛假的民國名人軼事篇幅長短不一，有的只有三五句話，有的篇幅頗為可觀，有的獨立成篇，有的被鑲嵌在各種真實的史料中，都帶有濃厚的懷舊色彩，是制造者立足當下，將過去浪漫化的產物。所以對其辟謠非常必要，同時我們還需要對謠言背后的社會因素做充分的揭示。本文將借助懷舊(nostolgia)的相關理論，把這些軼事看成與當下的社會情緒和文化生態緊密相關的產物，分析其制造策略，只有這樣才能窺探這些謠言背后體現出的懷舊情緒和歷史反思與消費主義的復雜關系，才能發現其存在的深層次問題。

一、“民國熱”：徘徊在反思與娛樂之間的懷舊

　　我們要討論的民國名人軼事產生在“民國熱”的潮流里，故有必要先分析“民國熱”的產生。從《大宅門》《金粉世家》等民國影視劇的熱播，到商務、開明等老出版社教科書的暢銷;從陳丹青等人對“民國范兒”的高舉，到新舊媒體對民國故事的反復書寫，對民國的想象和緬懷近幾年來“高燒不退”，似乎還有愈演愈烈的跡象。

　　“民國熱”是懷舊的一種體現。在文化研究學者們的努力下，懷舊與當下的關系日益受到關注。懷舊不同于單純的溯源與回憶，是一種積極的情感呈現，是通過回憶和回顧達成的情感付出。懷舊者通過對歷史記憶的重構將過去理想化，以此達到新的目的。由此觀之，“民國熱”所懷念的民國并非真實的歷史存在。民國固然結束了帝制，為中國迅速走上現代化的道路提供了可能，但它的綜合國力又是極弱的，中央政府缺乏全國性的整合與動員能力。所以，真實的民國是一個摩登與野蠻、上流與底層伴生的時代。而“民國熱”則將民國塑造成一個雖然政治動蕩，卻充滿人文精神和創造力的時期——大師輩出、精英涌現，個個都有著獨立的人格和高貴的精神氣質。“民國熱”在相當程度上帶有對歷史的“演義”與美化成分，它屏蔽了底層的存在，把光鮮與腐朽伴生的年月涂改成了文人政要搖曳多姿、顧盼生情的黃金時代。

　　“民國熱”是在近三十年來中國經濟迅速發展，社會日益“去政治化”，傳媒資本勃興，消費主義盛行的環境中產生的。它的興起不外乎以下兩方面原因：

　　首先是“后革命”時代“去政治化”思潮的影響。近四十年來，隨著革命話語影響的減弱，中國社會呈現出“去政治化”的趨向，一部分人開始以另一種視角評價現代中國的歷史。“民國熱”的助推者主要是中產階級，包括知識分子、白領等精英階層，其中鼓吹最有力的是陳丹青、張鳴、高曉松、袁騰飛等知識分子。這些文化精英具有較高的知識水平，并抱有中產階級的政治理想，對于當下社會的種種問題，他們時常展開批評，希望獲取話語權以影響公眾。于是，他們選取曾經的“舊社會”——中華民國作為參照系，重新挖掘民國的價值，來反思當下社會的得失。正如史學家葉文心所說：盡管“民國懷舊浪潮未能完全捕捉那個時代的困難和困惑”，但確實“是一種反思的態度”。

　　其次是消費主義和大眾媒體的推動。市場經濟的發展帶動了消費主義的興起，娛樂和消費是懷舊的重要動力，“民國熱”的升溫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人們消費歷史的熱情。民國距今已有近70年的歷史，時間的跨度讓“聽白頭宮女說前朝遺事”成為可能。民國遺事從塵封的歷史中被打撈上來，成為大眾消費的對象，老電影、舊照片中的光暈被當成歷史的真實。名宦巨賈的成敗起落，文人名媛的悲歡離合，極大滿足了消費主義時代民眾的好奇心;而《南方周末》《新周刊》等媒體的介入更是為懷舊提供了展示和傳播的平臺，無論是陳寅恪、吳宓、錢鐘書等“神話”的制造，還是《最后的貴族》《伶人往事》等懷舊文字的傳播，都離不開媒體的造勢。消費主義和大眾媒體的結合讓“民國熱”如虎添翼，放大了其影響，也增強了其娛樂性與消費性。

　　大眾把民國作為懷舊對象，正是因為那個時代為人們提供了歷史反思與娛樂消費的雙重資源。在“民國熱”的懷舊氛圍中，我們能嗅到濃厚的政治批評氣息，也能看到熱潮背后的審美價值與獵奇色彩。正如陳丹青的這段話所說：

【以我們的教育，民國的一切都是“舊社會”，這是大誤解。相對人人梳辮子的大清，民國才是不折不扣的新中國。胡蘭成的說法比較可喜而平實，他說：民國好比是“新做人家”，凡事初定，氣象清新。你看所有民國老照片，雖是黑白的，陳舊的，滄桑歲月，可是細看進去，一本正經的天真淳樸。】

　　反思與娛樂這兩種因素深刻烙印在各類關于“民國熱”的敘事中，也形塑了編造民國名人軼事的策略與邏輯。

二、虛構的軼事，真實的情緒

　　自誕生之日起，謠言就一直被作為“理想的伸張正義和發泄的工具”，虛假的民國名人軼事之所以大規模產生，是因為這些故事表達了“后革命”時代一些中產階級的情緒和政治觀念。

　　首先是通過“翻案”質疑現代革命史的合理性。民國名人軼事主要集中在以下兩種類型：第一類是政治人物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多為曾經被否定的政治人物，比如竊國大盜袁世凱，被視為“反動派”的蔣介石、宋美齡，軍閥劉文輝，大地主劉文彩等。關于他們的軼事，很多是無中生有的編造和美化。比如，稱袁世凱死前痛悔復辟，為自己寫下“讀書時少”的遺書和“日本去一大敵，看中國再造共和”的挽聯;再比如，稱段祺瑞并非“三一八”慘案的主使者，相反事發后他趕到現場長跪不起，并以“終身食素”為自罰。作為民國位階最高、爭議最大的人，蔣介石最常被編入故事，有的故事渲染蔣介石鐵面無私，拒絕了同族子弟求官;有的故事稱贊其仁慈，稱蔣介石放棄在新中國建國大典上轟炸天安門，是為了避免生靈涂炭。一則名為《看當年蔣介石如何處置“非禮”宋美齡的那些士兵》的故事明顯借鑒了“楚莊王絕纓之會”的敘事結構，虛構了一個名為“韓誠烈”的黃埔軍人，稱其在蔣宋二人檢閱軍隊時，情不自禁摸了宋美齡的手，結果蔣宋二人不但沒有處置他，還對他禮遇有加，使得韓誠烈自慚形穢，此后為民國立下汗馬功勞。在這些傳奇故事中，蔣介石由“反革命”一躍被塑造成注重修身、夫妻恩愛、公而忘私、為國為民的儒家信徒。這些故事是對民國政治人物的再評價，試圖發掘人物身上的正面價值，祛除原本加諸其身上的“成見”。

　　另一類常見的類型是文人故事。故事的主角主要是胡適、徐志摩、梁思成、林徽因等文化人，他們在民國有豐富的經歷，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一度被壓制，較少被提起。故事中的文人、知識分子具有真性情、真知識，男的儒雅清高，女的浪漫靈慧，面對權威，他們敢于直言，面對苦難的亂世，他們又有追求真理的勇氣。同時，故事又會強調這些特性不是天生的，是民國那個開放自由的時代賦予的。不同于上述政治人物的故事多是無中生有的編造，文人軼事往往是在一定事實基礎上的演繹。比如，這則最早由高曉松在視頻節目《曉說》中傳播出去的梁思成軼事：

【幸虧他在那個年代，民國當時有很多君子，那還是人們互相信任，民風非常純良的一個社會。梁先生戰前曾給全國每一個縣的郵政局長匯去兩塊大洋。雖然梁先生林先生做教授收入還是很高的，但給每一個郵政局寄去兩塊錢，那也是一大筆錢。他也不知道人家叫什么，只寫郵政局長收，然后每個都寫一封信說，我們在考察保護中國古建筑，希望你收到兩塊大洋以后，能把你們縣境內的古建筑拍照片寄回來??????

讓梁先生特別感動的是，全國所有的縣，每一個縣的郵政局長，都拍了那個縣的古建筑照片，給他寄回來。所以我有時候看到這些的時候，我就想那是一個多么美好的時代，人和人之間的信任，人們那種自古傳下來的、中華民族的那種忠孝禮義都還有。】

　　其實，這則故事是對梁思成的學生、建筑史學家蕭默回憶錄中一段文字的訛傳，蕭默原文只是說梁思成熱愛古建筑，一旦知道某地有重要的古建，就會給當地郵政局長寫信，附上所需費用，求其拍照，收信者被其信任感動，“一般都會”拍攝后寄回。高曉松的改動相當高明，他加入了“兩塊大洋”的細節，并把收信人從個別人改成全國“每一個縣的郵政局長”，細節的膨脹與深情的評論，把贊美的對象從個體轉向了整個民國時代。

　　無論是政治人物正面形象的塑造，還是對文人風骨的褒揚，最后指向的都是對民國時代的肯定。民國不再被視為積貧積弱的亂世，而是延續了傳統、注重“忠孝禮義”，同時又具備世界眼光與現代精神的美好時代。相比之下，革命、左翼的意識形態不再被視為神圣，而是被看作激進和不成熟的代名詞。既然民國如此美好，那么由左翼領導的民族解放、土地革命、國有化改造等一系列運動的合理性也就受到了質疑。謠言為大眾展示了一個不同于革命史觀評判的民國，也對現代中國的主流歷史敘事提出質疑。也正因此，在行文中我們常常能夠看到“重讀”“新解”“再說”“新解”這類帶有“翻案”意味的標題。謠言是一種隱形的武器，可以讓人們避免拋頭露面，以他人的立場與身份傳達自己的政治觀念。編造民國名人軼事不僅僅是為了重構歷史，謠言背后還掩藏著鮮明的現實感受，投射了中產階級在當下社會中的不安全感。任何一個故事都由表層結構與深層結構兩部分組成。縱觀那些影響較大的民國名人軼事，其雙層結構形成了微妙的關系，表層結構是某個民國傳奇，而深層結構隱含的是當下的社會問題，表層的主題是深層焦慮的投射。比如這則《讓蔣介石無奈的“民國第一釘子戶”》：

【蔣介石當上中華民國大總統，就在老家擴建產業，左鄰右舍紛紛搬走，但是千層餅店的小老板周順房卻拒絕搬遷。他說：搬可以，讓蔣介石自己來通知我，只要他說得出道理來我就立刻搬。于是有關部門將此事迅速上報，蔣介石嘆息道：愛搬不搬，隨他去吧??????于是周順房餅店至今仍緊抵著蔣宅。】

　　歷史作家諶旭彬綜合文史資料考證發現，蔣介石發跡后確有重修舊居的行為，也碰過一些釘子，但未發生過上述事件。據此，我們推斷，這則故事極可能是奉化旅游業者為增加地方文化內涵而于晚近制造的佳話。如今，它在互聯網和眾多通俗出版物中頻頻出現。它表面說的是蔣介石對鄰居的寬容，而深層則指向當代社會的強拆問題，位高權重的蔣介石對待無權無勢的“釘子戶”鄰居表現出的寬容，反襯出當下社會在拆遷中出現的不合理補償、暴力強拆等現象，以及政府責任的缺位。經濟學家何永江便在他的著作《經濟學與社會生活》中引用了這則故事，以此說明政府建設良好制度與規則的必要性。

　　再比如有一個流傳甚廣的故事，贊譽民國軍閥劉文輝主政西康期間非常注重教育：

【萬惡的民國軍閥劉文輝當西康省主席，頒布了一條滅絕人寰的政策：“縣政府如果比學校修建好，縣長就地正法。”可憐的縣令，簡直活的沒個人樣，巴安縣縣長趙國泰看到學校缺教師，竟然親自去教書，實在有失身份。這張圖片是堂堂的義敦縣縣政府和縣長，房子居然用木椽支撐著，簡直把人丟盡了!】

　　這則故事在微博上以圖文并茂的形式傳播，故事后部分是對圖片內容的描繪。戳破謠言的仍是諶旭彬，他考證出相關照片被誤讀了，且劉文輝主政西康期間并不重視教育，甚至挪用了四分之三的教育預算。故事正話反說，表面是在夸耀劉文輝注重教育的政績，實則是在嘲諷當代某些地方政府的瀆職現象：政府扎堆建高樓，學校卻破爛不堪。在轉發、轉載這個故事時，有的網民還會貼上一些地方的豪華政府大樓照片，并附上尖銳的批評：“??????這樣動輒幾億至幾十億雪花銀的政府大樓建成了，就能更好地為人民服務，人民和政府就更踏實了么?!”

　　一經分析，上引民國名人軼事就變得荒誕不經了，但它們卻有著鮮明的編造邏輯，那就是借民國的酒杯，澆自己的塊壘——表達中產階級的訴求。如前所述，民國軼事往往圍繞著政治人物和文化藝術界名人展開，對其大加贊揚，但很少涉及經濟與科技類名人。從表面上看，這是因為民國在經濟和科技領域成就確實一般，但從深層次來說，這種敘事格局恰恰是當代中產階級社會焦慮的投射：中國當代社會已經逐漸走向富強，在中產階級看來，經濟和技術問題已不再是社會發展中最迫切的問題，他們的焦慮和不安主要來自于相對滯后的制度建設和人文道德建設。于是，他們通過虛構相關的故事來投射這種情緒，在民國故事里，政治人物注重修身，不僅是道德上的楷模，還遵守規則，盡心盡責治理國家，文人雅士則個性鮮明，開創了自由的文化空間。虛假的故事反映了中產階級真實的政治與文化訴求。

三、從“重說”到“戲說”：娛樂化與民國文人軼事的虛構

　　“民國熱”的興起離不開大眾媒體的推動，最有力的鼓吹者都和媒體有著或深或淺的關系，有些還通過參與新媒體節目(陳丹青《局部》、高曉松《曉松奇談》《曉說》)，深度參與到媒體中。他們深通大眾媒體的運營之道，知道要擴大影響，讓更多人接受他們的觀念，必須精熟大眾的表達方式，迎合大眾的趣味。至于相對低端的推動者，諸如微博、微信上的歷史營銷號、用剪刀漿糊炮制民國讀物的寫手，其生存更是和媒體息息相關，他們追求轉發量和關注度，人們想看什么就制造什么。隨便在媒體上搜索和民國相關的文字，就能看到這樣的標題：“揭秘蔣介石童年：熊孩子一個，一生很少提及父親”“猝死、縱欲、暗殺：‘小諸葛’白崇禧之死”“民國大V：魯迅文藝圈‘網紅段子手’”“民國的大學老師吃什么?外賣、小灶、零食樣樣齊全”。歲月賦予民國美感與傳奇性，大眾傳媒則為民國提供了寬廣的演繹舞臺和放飛想象的空間，從而促成了媒體民國歷史敘述的娛樂化與戲說化。

　　盡管那些民國名人軼事的講述者打著“揭秘”“求真”的口號，但我們很難分清他們和“段子手”與“說書人”的區別。以音樂人高曉松為例，他在脫口秀節目《曉松奇談》里干脆作說書人的打扮：手持一把寫有“曉松奇談”的扇子，一邊手搖扇子，一邊高談闊論，談蔣介石日記，聊西安事變，旁征博引，縱橫捭闔。有觀眾一眼看出了節目和說書的相似之處：“說書/嘮嗑/吹牛皮有個共同點，容易越說越激動，說到激動處，拿扇子一扇，又冷靜一點，順便找回了自己的邏輯和底線。”

　　《曉松奇談》頻頻談及民國。為了增加趣味性，高曉松(和他的團隊)很少采用正史，而是非常倚重奇聞野史，節目的廣告詞就叫“奇聞說今古，談笑有鴻儒”。傳播這些“不為人知的秘聞”，不僅有助于彰顯高曉松的博學多知，還炫示了一種打破“壓制”與“禁忌”的快感，塑造其特立獨行的公共形象。而所謂的“歷史秘聞”恰恰有很多是假的，比如在《西安事變》一集中，高曉松挖掘了張學良與中國共產黨的秘密合作史，他根據“最近披露的史料”，稱1936年7月時，中國共產黨在已經和張學良達成合作共識的情況下，還派周恩來去與蔣介石密談，以此說明中國共產黨有政治手腕，不忘給自己留條后路。其實所謂的“蔣周密談”發生在“西安事變”后，國共初步形成合作共識的1937年3月，所談者為建立國共二次合作統一戰線事宜。所謂“最近披露的史料”無疑是移花接木的結果，在節目中這樣的“秘史”俯拾皆是，也難怪有人稱高為“歷史發明家”。

　　除了影響歷史進程的“民國秘聞”外，《曉松奇談》還常常談及的民國女性的私人生活，甚至還專門做過兩期節目，談民國的“亂世佳人”，選取民國時期的名媛，對她們的婚姻與愛情加以渲染。比如對“民國女神”林徽因，高曉松著重介紹了她與梁思成、徐志摩和金岳霖的多角戀;對陸小曼，高曉松則津津樂道于她與王庚、徐志摩和翁瑞午的羅曼史。為了迎合大眾的趣味，高曉松還用當下的價值觀念來評價這些女性，比如把女性自我意識較強的蕭紅、陸小曼比喻成“作女”。當節目用帶有褻玩色彩的言語，把這些情愛故事揭開時，在很大程度上滿足了受眾對民國名媛的想象。說白了，這些故事和今天娛樂明星的緋聞韻事一模一樣。通過虛構故事，來滿足大眾的窺私欲也成為節目常用的手法。

　　高曉松曾在其中一期節目中，津津樂道講述了所謂“川島芳子死里逃生”的軼聞，稱滿洲貴族、日本間諜川島芳子并未在抗戰勝利后被槍決，她雇替身受刑，自己則逃出監獄，以農婦身份在東北度過余生。這則傳聞是近年來由長春的一對母女編造的，所用輔證極為牽強，且無法提供直接證據，雖有不少小報登載，但嚴肅學者從未采信。可還有什么能比民國女間諜神奇脫身的故事更有轟動效果呢?一經播出，收到了大量評論和關注，其中不乏“我私下希望她沒死的，這么傳奇的人被槍斃掉了有點可惜”這類充滿好奇心的話語。

　　編得越離奇，受眾興趣越大。所以講述者還要在故事中“添油加醋”，對一些情節進行再創作，盡量把故事講得有聲有色。上文列舉的劉文典、梁思成故事就是如此。我們在這里再對《劉文典飛踹蔣介石》做一些分析。

　　劉文典和蔣介石在1928年確實因學潮發生過沖突。據《劉文典年譜》梳理，學潮的起因是安徽省立第一女子中學舉行成立16周年紀念，安徽大學百余名男學生聞訊前往，準備“參觀跳舞”，遭到拒絕后搗毀女校的禮堂、宿舍，毆打女仆，女中學生赴省政府請愿，要求開除為首的鬧事學生。代理校長之職的劉文典答應賠償損失并道歉，但拒絕開除肇事學生。沖突發生在劉文典奉命向來巡視的蔣介石說明學潮情況時。客觀來說，這場“學潮”與爭取民主自由的學生運動大相徑庭，甚至帶有青少年男女的兒戲成分。蔣介石的質問不無道理，而劉文典的頂撞則有護短之嫌。同時代人對這場沖突的記錄非常克制，魯迅在《知難行難》(1931年)中稱“安徽大學校長劉文典教授，因為不稱‘主席’而關了好多天，好容易才交保出外”。胡適在《人權與約法》(1939年)中甚至抹去了劉文典的名字，稱“安徽大學的一個學長，因為語言上頂撞了蔣主席，遂被拘禁了多少天。他的家人朋友只能到處奔走求情，決不能到任何法院去控告蔣主席”。兩者都指出劉文典在言語上沖突了蔣，但都沒有劉文典腳踢蔣介石的細節，也沒有渲染劉文典的風骨，更沒有贊揚蔣介石的雅量。20世紀80年代，在張中行的《劉叔雅》(1986年)、萬亞新的《宜城學潮錄》(1986年)等記錄中，這則軼事也在逐漸豐富，強化了劉文典面斥蔣的內容，但仍沒有腳踢的情節。

　　就筆者的考掘而言，“飛踹蔣介石”最早由暢銷書作家岳南杜撰。岳南以寫報告文學出身，撰寫過考古、盜墓、文物流散等題材的通俗著作。2005年以后，岳南轉向寫作民國學人題材，陸續撰寫了《李莊往事——抗戰時期中國文化中心紀實》《如果我的心是一朵蓮花：林徽因時代的追憶》《陳寅恪與傅斯年》《南渡北歸》等著作。岳南是一個市場敏感度相當高的作家，他的寫作轉型恰與“民國熱”的興起同時，他精于捕捉大眾對民國的懷戀，以通俗活潑的筆調表達出來。同時他還積極制造各種話題，在《陳寅恪與傅斯年》里提出“民國之后，再無大師”等極具情感渲染力的口號，引發了強烈的反響。如今的岳南已經是中國作家富豪榜上的常客，是坐擁19萬粉絲的微博大V。

　　在岳南的民國寫作中，最有影響力的是《南渡北歸》，這本著作描寫了抗戰時期知識分子避難西南，爾后回歸中原的故事。作品包含了大量野史逸聞式的描寫，并時常以戲謔的文筆出之，以至于有人稱其為“南北文化圈撕逼大事件全解讀”。關于劉蔣沖突的傳奇也出現在這本書中：

【蔣介石聞聽此言怒火沖天，嘴里喊著：“大學學生黑夜搗毀女校，毆傷學生，爾事前不能制止，事后縱任學生胡作非為，是為安徽教育界之大恥，我此來為安徽洗恥，不得不從嚴法辦，先自爾始。”話畢，顧不得自己的身份，照準劉文典的面部“噼啪”扇了兩記耳光，而后又抬腿用笨重的馬靴在劉的屁股上猛踹兩腳。劉文典一個趔趄，身子搖晃著竄出五六步遠，頭“咣”的一聲撞在一個木頭柜子上，巨大的沖擊力將木柜拔起，“轟隆”一聲撂倒在地上四散開來，劉文典也在慣性的牽引下撲到在地。但僅一眨眼的工夫，劉文典就于滿地亂書與碎瓷破鐵中一個鯉魚打挺站將起來，身體后轉，倏地躥到蔣介石面前，像武俠小說中飄然而至的英雄人物一樣，飛起一腳，“噗”一聲悶響，踢于蔣介石的襠部。蔣“啊”了一聲，躬身貓腰，雙手捂住下半身在屋內轉起圈來，額頭的汗水像秋后清晨菜葉上滾動的露珠閃著慘白的光芒，一滴滴飄落下來。眾人見狀，大駭，知劉文典的一腳正好踢中了蔣的小蛋蛋，急紅了眼的衛士們一擁而上，將仍在抖動拳腳做繼續攻擊狀的劉文典一舉拿下，速將呈霜打茄子狀的蔣總司令抬上汽車，送醫院施救。】

　　這是一段充滿戲說和傳奇色彩的文字。作者以說書人的口吻展開敘事，“添油加醋”地描繪了這場沖突，繪聲繪色地描繪了劉文典的挨打和反擊，還加入了“頭撞柜子”“鯉魚打挺”等細節，增加了作品的可讀性，讓人感覺身臨其境。為了挑起大眾的閱讀興趣，作者刻意在形式上追求演義小說的風格，使用大量明清小說式的語言來組織行文。這種處理是相當成功的，有讀者贊其：“作為一本大部頭的歷史著作，讀來竟從不枯燥，像小說一樣流暢，欲罷不能。”但另一方面，無論是蔣介石的打人，還是劉文典的反擊，都是作者在史料之外的過分演繹與想象。作者對“腳踢蔣介石襠部”這一細節濃墨重彩的描寫，無疑為大眾提供了一個窺探歷史隱私、消費名人八卦的機會。無論是戲說的文筆，還是戲劇化的情節，都是為了迎合市場，這么做的代價是犧牲了歷史的真實性，正如某位批評者說的：“作者為能吸引讀者，有意引入大量名人八卦和細節，雜之以抒情式的議論與近乎粗鄙的語言，暫且不論這本書能否稱得上是‘史詩’，但這種于史無據、文字輕佻的敘述，倒是有弄巧成拙之嫌。”

　　和正史相比，對民國的傳奇化改編更具審美價值，更符合大眾的獵奇心理。“眼球為王”的傳媒吞噬一切，再高尚的理想也要向文化工業與大眾趣味低頭。正如作家肖伊緋所說：

【談王國維必說《人間詞話》;說陳寅恪必說《柳如是傳》(即《柳如是別傳》——引者注);講錢鐘書最愛《圍城》;侃胡適少不了韋蓮司，這即是大多讀者對民國學術的普遍取向——文藝化最終指向娛樂化，這即是如今的文化。學院派板著臉做的表格與說教，沒多少人看，但人人都能說上兩句，人人都有“民國范兒”。根基早已壞死，能娛樂就不錯了。】

　　于是，“重說”變成了“戲說”。“戲說”在大眾媒介中獲得了紙面、音頻、視頻等多渠道的傳播。這些形式符合都市中產的趣味，也符合他們接受知識的方式：輕松、有知識、有格調，既可以集中閱讀，也可以在上下班、購物、健身時通過視聽獲得，于是，各種關于民國的想象與謠言借著大眾讀物、紀錄片、脫口秀節目迅速傳播開來。

四、復原性懷舊與民國文人軼事的自我解構

　　通過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到如今流傳的民國名人軼事是民國懷舊的產物，其背后有著政治和市場兩方面的訴求。對于中產階級而言，一方面，在“后革命”的時代里想象民國文人政要、編造真假混雜的傳聞，寄托了他們重新評價現代中國歷史的意愿，也是他們在社會轉型期表達不安與焦慮的策略。另一方面，這些趣聞軼事是在大眾媒介中產生的，深受消費主義的影響。在大眾消費歷史的需求下，關于民國的敘事越來越傳奇化、娛樂化，從而產生了很多荒誕不經的故事與帶有窺私意味的情節。在故事的生產過程中，為了加快進度，媒體往往沒有細致的信息核對過程，由此造成了謠言的大規模流行。可見在民國文人軼事的傳播中，懷舊承擔起了歷史反思和娛樂消費的雙重功效。

　　在《懷舊的未來》中，俄裔美籍學者斯維特蘭娜·博伊姆(Svetlana Boym)提出了“修復型懷舊”(restorative nostalgia)與“反思性懷舊”(reflectivenostalgia)的概念。修復型的懷舊沒有意識到自己是在懷舊，把“歷史的發明”當成“歷史的真實”，無保留地相信想象的過去是“真實”的，試圖超歷史地重建失去的家園;而反思型的懷舊則對懷舊的對象懷有警惕之心，甚至對懷舊行為本身也保持足夠的反思，它不以恢復過去為目的，而是直面種種社會問題，在歷史與當下的對話中開辟面向未來的道路。一言以蔽之，修復型的懷舊將理想寄托于過去的“黃金時代”，相比之下，反思型的懷舊則是一種更具行動力與自覺意識的行為。

　　通過重新評價歷史人物來反思當下社會的問題是中國史學根深蒂固的傳統，但虛構的民國文人軼事并不能真正達到批判歷史、反思當下的效果，反而陷入了自我解構的表述困境中。一方面，某些中產階級試圖質疑現代中國歷史的敘述、對當下社會提出批評;另一方面，這種批評要想流行開來，必須迎合大眾的趣味，編造者們于是毫無保留地擁抱了消費主義，而這種消費主義正是在他們所不滿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環境中培植出來的，他們所采取的批評的話語模式和修辭方式恰恰是媒體與大眾所賦予的。姑妄言之，姑妄聽之，他們所津津樂道的民國軼事早已不是“信史”，而是傳奇化的大眾娛樂。批評由此成為消費主義的奴隸，對歷史沒有產生嚴肅的反思，對當下也沒有達成真正的批判效果，反而被娛樂所解構。由此觀之，中產階級對“民國范兒”的想象一直停留在修復型懷舊階段，他們對民國名人文治武功的描繪勾勒了一個極具審美價值的“黃金時代”，最終淪為一種“老子先前闊多了”的白日夢。這種想象早已被文化工業收編，它補償了中產階級的焦慮，為對當下不滿的人們提供了一劑香甜的安慰，一堆茶余飯后的談資，但對于社會切實存在的各種問題，并不具備改變現狀的行動力與召喚力。

　　“民國熱”尚未降溫，對民國名人軼事的編排還在持續。津津樂道于軼事的人們賺得盆滿缽滿，你們將“黃金時代”許給民國的名人，那么，你們以什么來期許現在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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