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講人簡介：

　　吳靖，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院長、教授、博導。研究方向為文化研究、傳播與媒介技術的社會理論、新媒介技術的社會使用與文化分析、新媒體與創意產業、視覺文化。主要著作有《文化現代性的視覺表達:觀看、凝視與對視》。

前言

　　今天的交流題目是我持續思考的課題和當下的研究思考方向，說起來和新聞史還是緊密聯系的：我一直關心的是傳統新聞史不太關注的領域——日常生活的思想史，即文化史——媒介的意識形態或者是觀念在媒介中呈現的變化和時代精神之間是怎樣的關系。近些年，我開始關注新媒介觀念的歷史變化。在當下新媒介發展語境下，尤其是“以互聯網為代表的新媒體技術能夠改變社會”或者“互聯網是一種決定性的力量，完全顛覆了以前的社會結構”的話語變得比較主流。但從更加歷史的角度去思考，新媒體的所謂決定性、顛覆性的變化是否存在?之前的媒體是什么樣子的?之前的媒體的所謂的“落后”或者說是“問題”到底是由什么造成的呢?如果說新媒體能帶來革命，技術上又有什么本質的特征使得社會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是不是技術本身導致舊媒介不能給我們帶來所期待的社會變革或者是觀念上的建構呢?

　　我以這些問題為出發點開始思考：我們是如何理解數字媒體或者說互聯網技術觀念的?我們是怎么描述或者想象它給我們社會帶來變化的?在互聯網出現到現在二三十年間，數字媒體的觀念有沒有變化?我們對新媒介技術的觀念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了我們對其的接觸使用和我們對新媒介制度的設計?

　　當我沿著觀念史往前推，我之前研究積累和興趣就不斷跳出來，發現電視這種大眾媒介在媒介技術的發展或者是說大眾傳媒對社會變遷影響的話語之中一直占據著核心的位置。歷史中有些思考對今天有啟迪意義，比如，我們關于電視的理解是怎么產生的?關于電視這種文化形態和對社會的影響能給社會帶來什么樣的變革，我們有過怎樣的思考?我們應該賦予電視什么樣的文化角色或社會責任?這種想象是如何落實到我們對電視的制度設計和我們的日常生活當中的?我們把互聯網和電視進行對比時，就會發現其實有很多相通的地方。實際上，所有的歷史都是當代史。當我們回到歷史中去深挖時，就會發現新媒介技術也并沒所言的那樣“革命”——實際上，舊媒介也有作為新媒介的時候。當它們是新媒介時，圍繞著它們產生一系列的社會的話語建構和對它們的社會想象以及基于這些想象的實踐、媒介的建構與生產、媒介的傳播所產生的社會文化，都可以被我們用來關照和反思當下對新媒體的思考和實踐。所以我們今天的話題還是回到“舊媒介”。

　　今天，電視好像在這個喧囂的世界要被取代、被邊緣化了，互聯網要成為所有新的媒體的中心。但喧囂之外，應該看到的是電視作為非常重要的大眾傳媒機構所生產的內容形式在這幾十年社會生活中已經內化為文化的一部分，已經對我們時代的思維方式、價值觀念產生了非常重要的建構作用，乃至今天新媒體和互聯網平臺上的視頻節目并沒有跳出傳統電視所積累的或者說建構起來的敘事方式、節目類型和建構日常生活世界的模式。

　　今天茶座的一個核心就是我想考察電視的制度設計和電視的內容生產以及內容所表達的觀念層面的東西(即意識形態)，以及兩者之間的關聯。制度設計的背后更基礎的東西就是我們對于媒體的想象。我們需要有一種社會想象——希望這個技術扮演怎樣的社會角色或發揮怎樣社會作用，并依據這樣的想來進行制度設計。我們今天所討論的并不是簡單的媒體技術的變化或者是媒體的變遷怎么樣帶來了觀念上的變遷這樣非常簡單的經濟決定論的話題，而是更辯證的關系——即我們的社會想象會影響社會制度。當然媒體技術本身也會塑造我們對它的想象。在特定媒體制度下，我們會進行日常的媒體內容的生產。這些媒體的內容生產它所產生的觀念體系、價值體系，又會潛移默化地影響我們對現實的認識——其中也會影響我們對于媒體是什么，媒體制度應該如何設計的想象。所以這是一個相互建構又充滿變數的、有其他的可能性的過程。

　　我今天想描述一個現實中已經存在、歷史中實然已經存在的電視制度和電視意識形態兩者相關性的變遷。同時，我也想提出：這樣的變遷并不是必然的，盡管現實是這樣、也向這樣方向發展，但它不是必然的，是可以介入的。我們如果可以首先改變我們的想象，挑戰我們的傳統想象，那么我們可以通過對媒體制度的重新設計來去改變我們現在所面對的局面。

技術轉型與時代

　　電視自20世紀中期起直到今天完成在全球普及——歐美國家是二戰以后，中國是八十年代。80年代初，中國最重要的一個現代化的指標就是電視普及率或者說電視工業的發展。為了快速地在超前于我國的電子工業基礎的前提下普及電視，我國主動推廣：在80年代初，政府提出了由中央、省、地、縣“四級辦電視”。歐美國家一般在60到70年代初電視完成普及，我國則不到10年，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實現了普及。

　　這段時間又正好有一種新型公共領域的產生了——即由社會介入國家發展、社會變革的輿論。不僅中國，全球電視一直是公共領域的核心。邏輯很簡單——電視是最典型的大眾傳媒形式，普及率比印刷媒體高。電視在技術上的特征——廣播式的、共時性的、大家能夠共同去接受的媒體，使得電視內容非常豐富。由于電視內容是在時間中延展的，因而到了電視成熟的階段，基本上24小時循環播出。隨著有線技術的發展，電視頻道也越來越多。電視相對于其他大眾傳媒而言，覆蓋面最廣、內容最豐富的、能夠接收面最大。

　　電視與其他的視覺媒體相比，在接受上有一大優勢——在私人家庭中接受。這是一個制度設計——這不是中國設計的，而是一種制度依賴，是從西方傳進來的形態——電視在西方被設計在家庭或私人領域中，但國家大事和世界大事又從電視中出現在我們的私人領域之中，一直是勾連私人領域和公共領域的核心媒介。在一個日益個體化的社會中，電視的存在，提供了一種公共空間的想象。雖然生活在私人場域中，但在看電視的過程中，我們會意識到自己是一個大的共同體的成員。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體》中提到了小說還有新聞印刷的媒體、報紙是我們想象的共同體的重要的機制。到了20世紀中葉以后，這個平臺這種作用就轉移到了電視。因為電視一直扮演核心的、包容整個社會階層的社會媒體的角色。

　　實際上電視作為一種視聽媒介，一直(尤其是在新媒體出現以前，電視還有壟斷地位之前)是作為一個提供社會大眾所關心的話題、現象、生活事件的窗口存在。所以，電視和我們的時代精神有著同構性。在中國電視文化史上，有很多這樣的案例——從80年代開始著名的節目類型，如90年代初的《東方時空》、《東方之子》、《百姓空間》等新類型的確立，以及重要話題集中的展示和引發大眾的社會討論和爭議，都是在電視中產生的。今天，我主要談論三種主要的非虛構類節目。非虛構類節目以新聞為核心，延展出紀實、談話等深度報道等電視調查節目類型，是以報道現實生活、讓觀眾及時地和當下社會生活相關聯，知道社會生活的變化和新狀態為特征。

　　電視在傳統制度設計上是公共服務的媒體，最主導的特征是公共服務。電視最傳統的運營環境是壟斷。在今天的語境下我希望可以解釋一下壟斷這個概念——即為什么在傳統的公共理念下，壟斷并不是負面的概念，不是要反對的。因為在今天完全在市場化的思維方式當中，自然地以為壟斷是錯誤的。

　　但公共服務的理念從哪里來呢?公共服務的理念有兩個重要的傳統：英國的傳統和美國的傳統。英國的傳統更加注重公共服務。在廣播媒體發展的初期，BBC公共服務制度設計是建立在廣播(radio)基礎上，后面電視延續了廣播制度設計，其理念認為文化不能完全被商業所主導。因為商業所帶來的一定是滿足絕大部分人及時享樂和需求的，但是文化需要超前性——文化要提出一些大眾暫時不能接受的議題。電視因為技術強大、覆蓋性以及及時性，聲音和畫面的沖擊力，所以早期制度設計者認為電視不能隨意由商業機制左右，因而英國的廣播電視最理想的形態就是公共服務。為了達到公共服務良好的效果，英國廣播公司(BBC)還需要一定的壟斷性來限制商業模式發展——如果在同一平臺上進行競爭，最后會導致同樣用收視率或廣告的方式來競爭，那么公共平臺的設計就沒有意義。很明顯，公共廣播在傳播效率上是沒辦法與商業廣播競爭的。如果想達到利用廣播來進行文化建設，或者公共領域建設的目的，在商業競爭背景下會沒有辦法完成。所以，英國早期這種設計的理念是提供一個壟斷性平臺——它是公共的，但平臺內部要提供多樣性。這種多樣性也需要嚴格的討論、制度設計的。比如，一個平臺內部需要有文化層級的多樣性——高雅文化、中等文化和大眾文化怎么樣去平衡;然后要有階層的多樣性——代表不同階層的話語、訴求;還有地域多樣性——不同地區有自己所側重的語言文化。其實，如果大家了解中國電視的歷史，會發現當中相似之處。我們在節目內容、節目類型的設計理念中，也兼顧了高雅文化、大眾文化和地域的、語言的多樣性、階層多樣性。

　　美國是商業的傳統，但在早期無線廣播的時代對廣播電視特別制定了公共服務的制度設計。最早是技術原因：當時無線頻率資源是稀缺的，所以會造成天然壟斷，完全不可能像印刷媒體、電影等能在開放市場上競爭，還能保留多樣性渠道——如媒體機構非常多等等。因為頻率的稀缺性，所以不管是最開始開放的市場競爭還是政府管理投資，其發展狀況一定是壟斷的，只能由幾家媒體或者幾個頻道在市場上播出。所以，基于技術上原因，美國在早期電視管理中也偏向公共服務，對商業系統進行公共服務的管理或進行公共服務的要求。

　　所以，無論是商業為背景發展出來的廣播電視模式，還是一開始就以公共服務為主的發展模式，到最后都是電視是一個壟斷性媒介。相對于其他媒體，電視被賦予更多的開放性、向很多社會階層開放的責任，需要承擔很多公共服務的職責。這是和一般商業化大眾傳媒不一樣的地方。

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

　　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是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形成高潮。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影響到了社會經濟政策方方面面。媒體中具體表現就是去規制化(deregulation)——改變公共服務和壟斷，開放市場準入權利，讓多樣化資本能進入原來封閉、壟斷的媒體行業之中。制度設計上一個最重要的方式就是把原來媒體領域的進入門檻降低，外面資本能購買廣播電視機構。此外，在跨媒體兼并方面，此前所做的一些比較嚴格規定被修改——之前基于公共服務考慮，媒體不能一家獨大，雖然電視需要壟斷，但是必須要有其他競爭者，如廣播以及其他媒體渠道;以前對于其他的媒體機構、媒體資本來進入電視領域、廣播領域是有很嚴格規定，現在這些規定也都放開了。

　　最具指導意義的是美國《1996年電信法案》(Telecommunications Act of 1996)。該法案的發布，導致了90年代末期和21世紀初期出現大量媒體兼并，且兼并涉及資本規模越來越大，甚至原來不相干行業都被整合。現在大型的媒體企業都是多媒體企業，都是在《1996年電信法案》的影響下形成的，而這些企業兼并的一個重要目標就是電視。原因很簡單：電視的傳達力最強，能抵達每個家庭，門檻也最低。對于任何想拓展自己商業利益或者可見度的，不管是媒體，還是其他企業，對電視的收購是首當其沖的。所以，外來資本的進入，非常明顯地改變了傳統的公共服務體制下電視(尤其是非虛構類型節目)生產的精神氣質。原來在公共服務的體制下，新聞或非虛構類節目生產有特定的精神氣質——其生產模式是面向公眾、面向公共領域的。到了更加商業化環境，所有節目都需要面對消費者，面向利基市場，節目和內容生產則遵循完全不同的邏輯，因而對電視的精神氣質沖擊非常大。

　　新自由主義是不是在當下的中國經濟發展中主流的政策理念是一個爭論話題。很多人不愿意承認這是現實。我列舉幾條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特點，大家可以判斷：

　　首先，市場至上。改革開放初期，我們的理念還是“應該由市場管理、市場運作的要交給市場，不該由市場去做的則繼續由公共機構來運作運營”。今天，市場的觀念已拓展到社會其他領域——已轉變成市場在所有的領域都能配置資源的、最高效的機制，最好所有的機制都由市場的機制或者理念來調節、管理、運作。原被會認為純粹是公共事業的領域，如教育、住房、醫療等在今天遇到困境、問題時，所提供的解決方案都是用市場來解決。在新自由主義看來，市場化是一種很好的修正原來的弊端、錯誤的資源分配方式的路徑。市場至上之所以是新自由主義，而非傳統自由主義，就在于傳統自由主義還承認市場有市場和公共事業各有自身領域，二者間有明確界限劃分，公共事務不能由市場越俎代庖。新自由主義則認為人類社會絕多大數東西都可以由市場來配置的，這就是市場至上的理念。

　　第二是放松管制。在所有的領域當中(剛才我提到的是在媒體領域當中的放松管制這樣一個政策的變化)，包括金融、能源等被認為是需要更多被管制的傳統領域。在西方語境下，放松管制的要求是針對凱恩斯主義、是針對福利國家制度的，即在羅斯福新政以來形成的、政府應該在法律層面或者行政側面去介入資本運作，對資本運作監管，尤其是在反對資本集中和壟斷方面要有所作為等(即所謂管制)。到了新自由主義時代，要求法律、政府放松對資本運作不方便地方的監管，如空間的流動、集中化的程度以及對金融領域產品的風險等監管的放松。

　　第三是資本的自由流動。資本的自由流動是新自由主義非常重要的特征，尤其是90年代中后期到現在，即所謂的全球化時代，形成了非常迅速的資本自由流動。資本的自由流動不僅僅指的是突破原來的反壟斷法的界限，進入到新的行業如電視。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的最大購買者是通用電氣(GE)，來自電子行業;也不僅是突破行業上限制，還有突破資本規模的限制;最重要的是跨國的自由流動，資本要去尋找最有利、利潤最大化的地方投資。原來法律在民族國家框架下，有保護民族國家利益的前提，對資本的流動有很多限制。從最早的關貿總協定的談判，后來到世界貿易組織(WTO)談判，最核心的目標是打破資本跨國流動的壁壘。

　　四是勞動者去組織化。資本的自由流動，帶來的社會層面的組織變化就是勞動者去組織化。這是兩個相反方向的運動：一是資本越來越組織化，因為隨著資本更加集中，資本以自身利益為主導向它所希望方向流動;二是勞動者的組織能力被削弱，或者說勞動者在與資本的博弈當中談判能力變更弱。這兩個方向是相互關聯的：當資本可以輕松地自由流動時，能很輕松的打破勞動者對于資本的抗議。因為如果資本必須在一個國家-民族機制的范圍之內來和有組織的勞工進行談判的話，資本并不是每一次都能大獲全勝。資本現在有一個很好的條件：你不根據我的意愿來改變法律，我就走;你在里面要求各種工資、福利，那我就不開工廠了——我可以把資本轉移到更便宜，沒有那么多環保要求、勞工權益要求、法律規定的地方。所以，資本的自由流動和勞動者的去組織化、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并不是簡單地從西方開始到其他國家擴展的過程，我們積極地參與到這個過程。所以，從某種角度上來說，因為中國市場和中國工廠的出現，資本有了一個好的、可以流動的、利潤最大化的地方。這使得西方國家的勞工組織和制衡資本的力量在中國的參與下反而弱化的、邊緣化了。實際上，中國是在幫助西方資本同西方勞工博弈。

　　五是勞動者的個體化。在新社會經濟政策的影響下，勞動方式越來越個體化。我們所想象的高度工業化時期的生產方式是高度組織化、社會分工的，而且這種分工是由資本和政治權力進行高度組織和分配的。我們的日常生活也與此相應，也是高度組織化的，同時產生了高度社區化的生活方式。這不僅僅說中國傳統社會主義單位制語境下形成了非常社區化的、從搖籃到墳墓的組織生活方式，在傳統的工業資本主義社會中工人階級的生活、居住也是形成了強烈的階級關系和社區文化。但隨著資本的自由流動，勞動者的組織變得越來越松散，生產方式也變得越來越靈活。其中，也有信息技術的影響——各種靈活生產和銷售方式等，使得勞動變得越來越個體化——個人需要面對錯綜復雜的、充滿陷阱的世界。

　　六是雇傭關系的臨時化，穩定工作的消失。在今天，我們對雇傭關系的理解上也發生了非常大變化——傳統理解的是終身工作制，社會主義是這樣，歐美和日本在很長時間內也是這樣，尤其是在凱恩斯主義造就的福利國家時期，雇傭關系是有嚴格合同保證的。人們自然認為，加入到一個行業或公司，若無問題，希望在此長期工作、和工作單位共同成長的——我的貢獻和公司對我的培養是長期的過程?，F在不是這樣了——隨著對資本的放松管制，資本對勞動者的很多責任如福利責任、保險責任、培訓責任都推卸了。其中，最重要的責任就是培訓，很多人沒意識到：勞動者在進入新的企業當中都有一個熟悉的過程——即對勞動技能的培訓，提供一些熟悉這個企業或行業等的機會，這應是企業和勞動者之間關系的一部分。現在，企業要雇一個人，馬上就要用，而且要馬上創造對他要求的價值，而所有的準備工作都由一人來做——要拿相應文憑或者自己去做培訓。我們對工作的理解和狀態也跟以前不一樣，我們對自己的想像也隨之變化：我們不覺得某個公司是值得我們付出一生或者很長時間的，我和它之間只是很普通的合同雇傭關系，若有更好的機會，肯定跳槽。公司對我也沒更多的期待或責任，同時我對公司也沒有更多義務和責任去替它著想，比如說我跳槽會不會影響公司等等。穩定的、長期的工作正在逐漸地消失。

新自由主義觀念的建構

　　與經濟方式、勞動方式改變相關的是和新自由主義相關的新觀念的建構——需要有新觀念幫助新自由主義化過程變得更加順暢。這其實也是韋伯所說的，某種社會制度如資本主義，需要一套特定的倫理去與之配套。新自由主義也如此：需要一套經濟理念、特定文化觀念、價值層面的東西來配套。下面是當下和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實踐直接相關聯的、新價值觀的建構：

　　首先是個體主義。沒有用個人主義，是避免和傳統的、經典自由主義時代的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相混淆。那種個人主義更多地強調人格的獨立、個人對于集體壓力的克服、個人對自我的塑造與自由。但今天的個體主義更多強調物質上個體和所屬社會之間是一個契約關系，并將所有人與人之間的關系都理解為契約——實際上與我之前所說的市場至上的理念使相互協調的、相互建構的：對所有社會關系、所有社會領域都可以由市場來調節，的理念導致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徹底的契約化。所以包括家庭、社區、國家等傳統上認為與市場無關、與契約無關、完全基于情感和認同來建立的共同體也被契約化、個體化。因而，經常聽到一些言論、觀念——個人與國家的關系是我在這兒成功了，我就愛這個國家;我要是失敗了，就到別地去。這就是個人與國家關系，個人和社區就更是這樣了，家庭也越來越向這個方向變化，對婚姻對家庭的理解也是這種長期投資或者契約的關系。

　　其次是流動性。資本的流動不希望勞動者的工作太穩定，希望勞動者認可這樣一個新的工作和生活狀態，就是流動性和不穩定的工作。這在以前會被當做負面的，會被認為是焦慮的來源;而現在則被賦予正面色彩，成為年輕人一定要去追求的——我們把流動性和不穩定的工作理解為自由和身份。一個很有意思的例子，前些年公務員考試的時候媒體就會批評大量的年輕人參加公務員考試的現象。媒體的話語基本上都是批評或哀嘆：年輕人沒進取心、沒闖勁頭，追求安穩，追求體制內。好不容易，改革打破這樣的體制，帶來了自由市場、體制外的各種各樣的發展機會，可為啥年輕人要爭破頭進體制內呢?90年代，大家爭相恐后去外企還有私營。為什么到了90年代末期，到了新世紀，年輕人都要跑到體制內、當公務員或進國企呢?所以，這樣一種質疑，說明這種文化建構也不是太容易讓普通人相信這樣的建構。雖然不容易，但是理念的力量是強大的，因為資本在背后推動。所以，電視節目、真人秀里面都在大力提倡這樣的價值觀念：要追求不穩定，追求流動性，追求自由職業。

　　另外一個很重要觀念就是新自由主義需要民眾所要獲得的或擁有的觀念——對自我永遠的不滿：因為我們處于競爭性的社會之中，要在競爭中勝出，就要不斷武裝自己、提升自己、改造自己，要符合社會需求。這個社會的需求實際上就是資本和市場的需求，這種功利主義的話語要求對自己不斷改造、培訓。受到新的市場化壓力的新一代父母、社會，對自己孩子從小就是社會化模式：要和別的孩子競爭、要做到更好，什么都不能落下，有各種機會你都要去試一試，要不斷地提醒自己或者不斷關注外在需求——就是市場有什么新需求，要去滿足這個需求，就要去改造自己。

　　自我包裝和自我營銷的文化是另一個維度——這一度在我們的文化里面被認為是西方先進教育理念的一部分。新的文化鼓勵你要有表演欲望，能夠搶到很稀少的、表達的平臺和渠道，把自己營銷出去。這是為什么現在一些真實電視、真人秀節目能夠吸引大量普通民眾參與的原因——也造就大量草根英雄或草根紅人。

　　消費主義很自然地滲透到社會邏輯中。隨著媒體商業化、資本進入媒體生產運營當中，資本最希望獲得的效果就是購買商品或營銷。傳統媒體時代可以很容易區別媒體的真正的內容和廣告，廣告可以屏蔽、躲避掉。但隨著新形式產生、資本介入，將我們整個日常生活都裹挾到一個大的市場機制當中，結果所有東西都是營銷，所有東西都是產品的銷售和購買。而我們的這種認同感、我們的自我實現的意義越來越多通過消費來獲得：既然我們的公司也是不穩定的，工作也是可以隨時換，那么什么東西是可以更加穩定的呢?什么東西能向世界表明“我是我”，我和別人不一樣呢?好像越來越多的是我們所購買的東西。我們消費行為，建構了我們的社會身份。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觀念左右了政策設計，即：資本是善的，國家是惡的。這不是從具體的案例推導出來的，而是觀念層面的東西。資本是善的，因為資本要為自己利益來服務，所以在這過程中要防止腐敗，要防備不理性的東西等，而國家不是這樣的。所以，這實際上是抽象信仰，并非基于實證調查和經驗。這種抽象信仰左右了我們觀念上的建構，具體形態的觀念建構——新聞報道、媒體評論、包括娛樂節目，在里面所呈現的各種形象，如中國電視劇中商人形象的變遷是如何從原來有道德瑕疵到今天被商戰小說、電視劇塑造成國家棟梁或社會精英的?這些和新自由主義經濟理念是相關聯的。

新自由主義政策在電視內容生產與文化中的體現

　　新自由主義政策具體到電視節目內容生產中有這樣一些具體的表現：

　　一是剛才提到的在壟斷時期、公共服務時期最能體現電視公共服務特征的新聞類的和非虛構類節目。在壟斷的時期，電視也是靠廣告來獲利，由于壟斷地位，三大電視網沒有其他的競爭者，可以很穩定瓜分市場，每個電視臺可以建構一套比較穩定的節目風格和類型，形成自己風格。如CBS的口碑或者是風格、品牌就是嚴肅新聞，美國國家廣播公司(NBC)是中產階級的戲劇類的節目;而美國廣播公司(ABC)是偏向于年輕人、大眾化、通俗化的市場，但也會在公共服務的要求下，把非虛構類的節目當做公共服務的一部分——也就是說它們不一定直接面對市場，而是當做電視臺社會身份，或說向政府、管理機構來證明自己完成了公共服務職責。但隨著全新的資本運作、資本介入，新來資本沒有這種傳統職業理念，或者說沒有非虛構類節目對社會理想主義的關系背后的傳統或包袱。所以，行政上的安排、管理層面的安排就是要求所有的節目都要面對市場競爭。所以非虛構類節目要直接面對市場競爭，就必須要求在節目形態、節目內容所要吸引的人群方面有全新設計。美劇《新聞編輯室》就提到：新聞沒受眾，大家都變得非常虛無，男主角也是。然后來了一個理想主義者。這個理想主義者的改革策略是相信民眾的理想主義——她說你好好做新聞是會有人看的。但現實是和男主角對觀眾的考慮更加一致——并不是說你不用考慮觀眾就做可以做嚴肅新聞、好新聞，做好之后就一定會有市場——廣告商需要迎合受眾的心理，迎合特定觀眾，所以要改變節目的類型。

　　二是制播分離成為當代市場化的一個趨勢?；ヂ摼W進入后，就更加明顯了——所謂播出平臺和制作平臺分離。在傳統的公共服務廣播的語境下，是制播不分離的，播出者就是生產者，最典型的就是BBC，中國傳統電視臺，集制作播出平臺一體，是壟斷的大型機構，培養專業的人才。中國還有專門的廣播學院來生產各種專業的、與廣播電視專業對口的內容生產者。所以，它是大的、一體化的公共事業的一部分。但市場化以后，會發現大一體的、不加分工的模式是低效的——因為越分工，越高效。所以制播分離已經成為重要的趨勢。今天互聯網平臺的繁榮，在很大程度上是傳統電視制片的人才脫離了傳統的電視制片，但還是在做制片，為新的、更強勢的媒體渠道來提供片源。這些人的制片的能力來自于多年的電視臺培養——公共資源給他們提供制片機會、播出渠道，以及同行業之間交流、培訓和教育的機會，形成了強大的制片資源。市場就是這樣邏輯：一旦有了新機會，這個群體拿著自己的文化資本來換取新的工作機會和市場利益。

　　制播分離的語境下，制片公司已脫離了傳統廣播、電視媒體作為公共服務的理念，完全是一種商業化運作。在制片公司中所生產的內容也就更加靈活，和市場接軌更加緊密：在內容設計初期，就和特定市場聯系在一起;或者說在一開始投資和構思就已經和特定品牌、商品或特定消費群體追求聯系在一起。比如現在的真實電視，尤其是競爭類的、競賽類的電視節目。這種制片一定和音樂工業聯系在一起，和音樂工業推出新人、推銷新明星、選秀直接關聯。像湖南衛視的自拍電視劇，從一開始就和一個深度介入的贊助商聯系在一起。這些贊助商對內容生產不是原來簡單地購買收視率高的節目的廣告;而是直接派人進駐片場，從劇本、拍攝過程就介入，很嚴格地監控產品傳播——出鏡時間、鏡頭形式，每一集出境時長以及在怎樣敘事里、在什么角色旁都有嚴格規定，非常嚴格地進行內容生產過程的監控。

　　真實電視節目(Reality TV)，也就是非虛構類節目，在市場化、商業化過程中出現的創新，即所謂節目創意，也是這樣。因為非虛構類節目也越來越多地被逼著要面對市場，需要學習，需要找到自己強項，學習其他娛樂節目和電視劇如何尋找市場。以往的非虛構類電視在市場上很重要的優勢就在于其本身的非虛構，即真實性。這種真實性在當今大眾文化市場還有賣點，就是普通人，或者不加設計的情景導致一般人，真實體現出來而非表演的一些很極端的行為或體現出人性之惡等很戲劇化的東西。這些東西在大眾市場上是非常受歡迎的——它擁有一個潛在的市場心理基礎。

　　另一個是成本。非虛構類電視在傳統新聞、紀錄片、包括談話節目等攝制中，成本相對娛樂節目、電視劇較低。在市場競爭激烈的環境下，降低成本一方面可以擴大市場，另一方面也是非常重要的創新模式。所以真實電視在歐美90年代逐漸進入到黃金時段。原來新聞類節目是在晚間，還有新聞雜志——像美國電視網那樣的新聞雜志，也是收視率相對高，但針對的是中上層知識分子階層，不可能占滿黃金時段，主要黃金時段還是主打戲劇類節目如肥皂劇、情景喜劇。90年代中后期，黃金時段的節目安排中越來越多出現了真實電視，如早期的《生存者》《生存大挑戰》《如何嫁給百萬富翁》等原來白天不斷播的節目，進入到了晚間的黃金時段。

　　在中國是有一個滯后。90年代末，我國已開始引入真實電視類型。但很長一段時間，大家都焦慮地討論，為什么真實電視比不過電視劇?總的來說，當時中國人還是喜歡看電視劇，沒辦法進入黃金時段，只有湖南衛視的綜藝節目——但也是在周末進入到黃金時段。到了今天，我們也知道電視市場的情況，各種選秀節目、真實電視進入到黃金時段。

　　在這種新的真人秀節目當中，有哪些新自由主義人格的表征?由于這種真人秀節目主要是一種競賽型、揭露隱私型或者自我改造型的節目類型，充滿了剛才提到的與新自由主義文化非常相契合的價值體系和文化觀念：不僅僅是自己能力的表現，而且是要與別人進行競爭——自己的優秀一定要建立在別人的不優秀前提下，因為這是一個競爭機制。淘汰、競爭給大眾帶來了許多心里上的快感，快感依舊是淘汰的過程——終于把別人踩下去，終于生存下來了。不僅是今天的選秀節目，像早期的《生存者》，每一次游戲結束后需要所有的參與者一起討論淘汰下誰。這些人要到一個封閉的房間里，攝像機的全程拍攝下，大家討論，給所有人特寫。當名字出來時候，一定要給被淘汰的人一個大特寫，讓觀眾看他是什么表情，一種施虐式的觀眾對失敗者夾雜著同情以及看熱鬧的心態。這個小組別的參與成員，也爭取留到最后——因為最后有巨額獎金誘惑。所以，參與者要到達最后就必須不擇手段，克服掉對淘汰者的同情或對規則的不滿。

　　這個讓我想起前兩年《中國好歌曲》第二季，趙牧陽的放棄在整個大語境下顯得非常異類，很多人也看不太懂。明顯可以看出，趙牧陽是主動放棄，他說我不想讓他們被淘汰，所以我選擇自己走。這樣一種情感表述在選秀節目中非常少見：大家一定要表現出我很有信心，一定要堅持到最后，雖然也會說別人很好之類的，也會表現惺惺相惜，但是最終我不可能讓步，不可能放棄——成功是最重要的，為了成功可以克服倫理和情感上的不適。這種克服對節目的建構是正面的、自我的成長，如果你不去克服就自己走了，說明自己是懦弱的。因而是種建構。

　　自我建構、自我提升在許多職場真人秀中是非常明顯的。職場大佬在電視上對個體完全是挑剔、嘲笑的姿態：可以非常不客氣地訓斥選手。求職者必須保持謙遜，保持對老師的接受，因為“我需要這offer”。我看這種求職類節目時非常難受，但很多人卻當做成功的機會。自我提升在這種權威——老板面前就是一種資本。老板要挑你，不能表現出自己不滿。當然很多時尚類真人秀，直接推銷產品。為什么要用個體主義而不是個人主義就在于傳統個人主義隱含著對主流和時尚的拒斥和反叛——傳統要建構的文青、憤怒青年的形象，個人要反叛體制，越是主流的越去拒絕、排斥。但今天對個體文化的建構是追求主流和時尚，包括早期的超女，提供了很多驚喜，如民主、草根自我實現等元素。但超女在經過節目組培訓之后，在舞臺上表現是特別職業的，尤其是在對粉絲態度方面，很少有像野路子出來的搖滾歌手對觀眾不屑。她們是非常馴服地經營自己的明星形象，對自己的粉絲和偶像、對社會主流、對自己的要求、對大眾對媒體都是很友好的。

談話節目：從啟蒙到底層奇觀

　　談話節目是具有公共領域性的。電視和廣播一樣，是一個壟斷的、由中心制片機構播出、普通大眾在自己家庭當中接受信號的模式。電視比起印刷媒體來要單向得多：對印刷媒體來說，寫封信或評論投遞過去，還有刊登的可能;但觀眾要對電視進行回應，只能通過最抽象的數字方式——收視率——節目有人看或沒人看，這是我們能與電視形成對話的方式。所以，電視是能體現經典的大眾傳媒最惡劣一面的媒介——由點到面，由上至下，宣傳式的傳播。而電視談話被認為能稍微克服電視的單向傳播。因為，在談話類節目里視覺并非最重要，只是背景。但是，在今天的談話類節目里呈越來越奇觀化的景象。原來談話是非常簡單的，包括新聞也是——新聞演播室在傳統上并會有很重要的視覺安排，最重要的是新聞所播出的內容，主持人的形象中最重要的是聲音、采訪能力，而不是形象。但今天逐漸出現的奇觀化進程中，對演播室有形式追求——要多么大的演播室，后面是透明的演播室還是能夠在演播室看到全球連線的、虛擬設備等變成新聞和談話類節目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談話節目對談話環境的布置，比如布置成辦公室或布置成客廳等，有了越來越多的訴求。但傳統談話節目，相對來說更多是基于聲音和視覺的。通過談話節目，我們邀請職業制片人以外的社會群體，專家、明星或普通人都可在談話類節目中出現——他們可以帶來更多樣的話語模式。傳統制片人員已經有一個固定的模式，怎么表述傳達，在職業范圍內有一個固定的模式了。那么，談話會邀請媒體之外的人群在電視上發聲。

　　中國的談話類節目是從90年代開始的。在90年代初，電視改革的語境下還沒有突出強調收視率，更多強調的是我們對傳統的宣傳式的、一言堂、一邊倒的那種奇觀式的電視展示做改變和改革。在這個過程中，要引入更加平民化的元素和更加多樣化的社會的聲音和視角，最典型的《實話實說》《東方之子》等節目類型。也包括自認為精英的電視制作人士如楊瀾從美國上完學回來在90年代一直推廣高端的談話類節目的形態——她自己做的《楊瀾訪談錄》，后來也在運營陽光衛視，也在試圖建構一個高雅的電視類型——一個是訪談，另一個就是歷史、科學、人文等紀錄片形式。陽光衛視有一段時期有一定影響，但是在越來越市場化的情況下，生存空間變得越來越少。現在它變成一個節目提供商，而沒有能夠發展出一個獨立的傳播平臺。在這個時期的談話類節目中，電視很真誠地要去做主流媒體——要去向新思潮、新的社會變化開放，要把社會生活中真實的聲音、真實的變化引入到電視屏幕上面，讓我們去感受這種時代的變遷。在這個時期，它所邀請的基本上是專家、官員這樣的群體來發聲。像《藝術人生》不應該算是娛樂化，但從更加文化、世俗生活上來去邀請一些代表，從自己生活史來折射社會的一些變化、我們所關心的社會議題和內容。

　　隨著電視臺頻道數的增加，以及后來出現的有線電視(cable)，一度獨立的有線電視臺、有線電視頻道運營，獨立的有線電視頻道開始發展出像專門的體育頻道、卡通頻道或者專門的電視劇或電影頻道這樣的形式。后來電視臺的管理又重新集中，集中到了各個省級統一管理平臺上，把有線頻道取消了，又把省級第一個頻道轉換成了衛視?，F在我們的格局是高度同質化的：它的形態和市場化語境下的有線電視節目不太一樣，市場化語境下的有線電視走的是專業化的道路——一個頻道是體育臺、卡通臺，甚至有購物臺等專業化的平臺。但是我們全是綜合頻道，每個省最綜合的頻道——既承擔了公共服務，要生產新聞又要滿足地域多樣性，展現各個省文化和歷史的介紹傳播、娛樂節目的播出。所以多樣化頻道就導致激烈的競爭，一些頻道采取不同的競爭手段和策略。像湖南衛視最早走出來，主打娛樂節目，鞏固了青年受眾群體。其他頻道，如原來重慶衛視、浙江衛視主打電視劇。北京臺就走談話和普通老百姓的路數，所以像很多明星訪談，消化了很多內部明星——老一代明星不但請來，還設置一些娛樂性環節，像老同學大聯歡等，讓明星的同學來打一下氣，懷一下舊，讓觀眾唏噓一下，但主要的是面對老年的群體。這就導致談話類節目最主要群體成了明星，明星可以用自己身上各種各樣的方式把他們的潛力挖掘出來，甚至是最過氣的明星，也可以通過上這些談話類節目，包括將自己的私生活重新包裝在這里獲得新的市場機會。到今天，這種明星的訪談還是存在。

　　另外一種談話節目類型——心理訪談節目出現了。原來想克服談話類節目最想克服的電視的單向性，要引入更多的交談方式。媒體很重要特質是交談，就要請有內容的人、有話可說的人。早期，媒體認為有話可說的人還是很多樣性的，后來更多將它作為吸引觀眾的手段，吸引收視率的手段。媒體的選擇標準，從有話可說的群體逐漸轉移到有吸引力的群體——明星。到今天也要迎合另一種理念——普通人要能出現在大眾傳媒中。心理訪談節目中出現了《心理訪談》《金牌調解員》《誰在說》，可以說在進步，包容普通人進入電視節目。但很多人提供的不是自己的見解、不同于主流生活的理解——而是作為有問題的人存在：有心理問題、家庭糾紛等。電視臺提供給他們或真或假的心理專家、法律咨詢者來幫助。其實，這又轉變成精英對普通人的規訓，這個過程被包裝成節目，放到了電視上。受眾的心理和解讀的過程也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過程，可以仔細分析——我們在看什么，就投射在什么地方，我們有一個認同才能看下去。我們到底在認同誰?如果認同那些心理有問題的人，則是種很難受的心理狀態，別人老教訓我們，不能自我控制。認同中建立了一種中產階級優越感，看著底層這樣，我不是這樣;有的人墮落成這樣的程度，遇到了這樣的問題，我還相對安全——或許這是人獲得心理滿足的一個重要的機制。

選秀真人秀：草根狂歡還是音樂工業轉型?

　　第二個類型就是選秀真人秀。真人秀的興起是和新自由主義媒體政策有關系的，它的媒體政策，包括新媒體出現的沖擊，構成了很重要的轉變，使得非虛構類節目可以和市場直接接軌。剛才我提到的《生存大挑戰》在1990年代末曾被廣東臺引進被當做中國電視的創新。理論界、業界都很期待，但是那個時候沒有引起很大重視，市場上也沒有很大反響，就轉變成了是不是中國文化和市場不接受真人秀，而更喜歡電視劇的問題。那時，電視市場的收視率分析、數據等反映都是大家愛看電視劇。像《生存大挑戰》這種當時被視為很酷、很先進的節目形態——因為在美國已經引發新的潮流，大家都在追著看，詹金斯（Henry Jenkins）在論述媒介融合（media convergence）之際都在用真人秀說事——因為這種節目出現新的粉絲群體——即通過互聯網、線下粉絲活動來進行再生產，跟節目生產不斷互動，形成了一種文化現象?？墒?，中國這種模仿沒有成功。

　　當然，中國語境下真人秀要進行改造，像原版《生存大挑戰》有些規則很極端，超出人們心里底線——背對背互相拆臺，或互相背叛，要展現人性最丑陋東西。還有一種類型——《誰要嫁給百萬富翁》——由24個女性來競爭當富翁的未婚妻等等——在歐美非常流行，但沒辦法在當時直接模仿到中國來。?？怂沟摹墩T惑島》把兩對夫妻分別拆開放在兩個不同的島上，給他們提供各種誘惑條件——住豪華旅館，提供各種浪漫道具，一周只是兩個人接觸，提供浪漫晚餐之類的。然后,全程攝像頭錄制。到了一個階段，兩邊看錄像，看看他們間的關系并評價。比如,丈夫會說相信自己妻子的忠貞，不會背叛自己等。這樣的電視是沒有辦法引進來。所以，《生存大挑戰》被改造成了一個團隊精神的展示——故事往往是招聘一些年輕人完成任務，在這個過程中有挫折，大家一起集體克服。中國語境中，《生存大挑戰》這類真人秀就變成一種勵志的節目形態。從《生存大挑戰》的失敗也能看出，所謂的創新并不是我們想象的那樣——我們一直有一種情結，只要是西方流行的東西，在技術上形式上是先進的東西，我們就去學習，只要學習過來了就可以做出更好的來——但實際上，真正的創新不是形式而在于與消費市場的直接勾連?！渡娲筇魬稹凡]有思考出一個明確的消費市場，它的模仿、創意仍舊是覺得這只是個很好的形式，我建構一個游戲競賽，讓普通人來參與這個競賽，電視觀眾就會很感興趣。其實不是這樣的，這種競賽類真人秀真正的秘密在于調動起一個能接觸到潛在消費群體的粉絲群體。這比傳統的大眾傳播時代要先進得多。傳統時代只能靠收視率調查間接地感知所在的市場，現在這種真人秀可以通過粉絲互動、粉絲自發的生產活動、自發地去宣傳推廣，創造點擊率、投票，給播出方、投資方提供非常具體的消費群體和消費的信息。

　　有些年，真人秀在理論上非常流行，大家都討論，但在中國的市場上并不成功。但真正成功的開始是超女這種選秀類真人秀。在中國引進過程中，一直有這樣的尷尬：節目追求市場上的成功，但觀念上、意識形態上又不能承認成功是由于市場上的成功帶來的，而是更大的文化意義上的成功。當時為了合法化超女的成功，出現了一種“草根民主的狂歡”，或者說“新新民主的人，在這個暫時沒有投票權的語境下，在選秀類節目中可以實現我們這樣一個民主選擇”的話語，當然就產生了很多公共爭論。一個核心的議題：觀眾投票是不是民主投票，他(她)是不是在行使民主?投票是在干什么?“投票是基于我的一個理性的公民的判斷和對信息的接受來做出我的一個選擇。”觀眾投票的背后真正的實際的意義是音樂工業找到了新型的重組的方式，因為音樂工業在傳統媒體時代一個非常經典的傳播方式，對大眾傳媒的利用就是廣播，對電視的利用是音樂電視(MTV)。音樂工業對大眾傳媒的訴求當然是營銷的需求：唱片和歌手怎么被大眾接受——知道了，愿意聽，怎么去購買唱片，怎么形成良性循環，去聽演唱會。在傳統音樂工業中最重要的盈利方式是知識產權(IP)，所以廣播對歌曲的播出、電視上播出MTV、還包括演唱會——這些都是營銷的一部分，讓聽眾能夠認識這些人，喜歡這些人，最終要達到的目的，就是去購買唱片。這個是音樂工業傳統的鏈條。

　　但新媒體時代對音樂工業的生產鏈條產生了很大沖擊。首先唱片的售賣已不能成為音樂工業最重要的收益來源。90年代末期，西方音樂工業中有很大的幾場法律訴訟，由音樂工業起訴新的軟件，早期有個叫Napster的軟件，后來被谷歌收購了。這是一些年輕人寫的軟件，可以免費下載歌曲，引起軒然大波。年輕人都很喜歡，不知名的音樂家也很喜歡——因為可以直接與他們的聽眾交流，有很多人喜歡自己。唱片公司是對此深惡痛絕的，他們認為每一次下載，都是對他們唱片的售賣的減少。在一場很經典的訴訟當中，音樂工業通過Napster進行的每次下載來計算唱片銷售額的減少。當然，對方是有另外的看法：這些年輕人即使下載不到這些音樂，也不會買唱片，這是他們在法律上面的一個訴求。其實這個一點都不新鮮，在文化工業的歷史上，任何一個媒體，尤其是包括互聯網、唱片、磁帶、錄像機這些復制媒體的出現，都會引發傳統媒體的恐慌和焦慮。音樂工業因為是靠賣唱片為生的，電影工業也是這樣——有了錄像帶、CD這樣的復制技術后，票房就會減少，由商業認可的錄像帶租賃還有CD出售等官方渠道的售賣也會減少，所以這也不是特別新鮮的東西。但在互聯網出現后，你會發現轉型是決定性的。以前傳統媒體工業會通過法律訴訟的方式來要求新媒體不能這么做，比如錄像帶的復制會有非常高的懲罰條例，普通人要求復制錄像帶就非常困難。在中國的語境下，我們沒有這樣的體會：在美國你要復制錄像帶或者復制一本書，是不能完整復印的，你必須證明不是全本復印、非商業使用等。但在互聯網的語境下，法律的阻擊效果不是很好。所以音樂工業、音樂的流程就會產生一些變化，現在也要擁抱互聯網，對媒體的需求和媒體設計也產生了變化：音樂工業鏈條重組后，電視從音樂工業之外的平臺——我來購買電視時間，購買廣告營銷的平臺——轉變成了內部的，電視可以成為我的生產者，從選秀到培訓到包裝整個生產鏈條的一部分。所以電視臺可以做出選秀節目、競賽節目，音樂工業在這個過程中是一個工作過程——選秀的歌手就是他們的雇員，是試圖加入音樂工業的雇員，所以他們所面對的投票是市場的潛力——觀眾的投票代表著消費者的認可。音樂工業的產品生產過程也同時進行產品包裝，是一個產品營銷統一化的過程。一體化后，電視中的音樂節目就變成音樂工業的環節，不再是獨立音樂工業來提供對不同音樂形式展示的平臺?？梢詫Ρ纫幌乱郧暗那喔栀?mdash;—它是音樂工業以外、不是由音樂部門或者演出團體來組織，是由電視機構組織為不同音樂唱法的年輕人提供展示的平臺。電視音樂真人秀就不一樣，完全與音樂工業鏈條一體化，進入到鏈條當中。在選秀節目中出現了我剛才提到的很多新自由主義人格?，F在又有一個轉變，正因為它是一個商業機制的轉型，背后主要是市場邏輯。早期選秀中體現的草根的邏輯，并不是內在于節目之中。在當時，可能是偶然地發現草根進入選秀是一個很好的賣點，但如果這個商業邏輯不支持商業選秀或發現草根賣點已經消失時，它一下可以轉型?，F在新的音樂選秀節目就不是選秀了，是重新地對過去的各種各樣的明星在重新占據電視選秀節目的舞臺，進行二次包裝、二次售賣。

生活方式真人秀

　　最后一種是生活方式類節目。我寫了一篇論文分析央視的《交換空間》。這不是一個太娛樂化的、服務類節目。在當前的電視節目中比較常見的，如剛才說到過的養生節目、猜謎猜產品價格的節目等等，是和服務類節目有關的。一開始是給大家提供生活中的小竅門，包括《夕陽紅》，包括飲食節目都是服務類的節目。

　　為什么我把它稱為政治倫理的日常實踐呢?因為它的出現是與中國社會轉型、政府角色轉型相關。我們有一個很重要的轉化，即不要太過于意識形態化，要從以階級斗爭為中心轉向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與之相關聯的是媒體宣傳機構也要提供給人民群眾一些日常的服務，提供信息、建議等——這是政府、宣傳機構對民眾的服務。這種政治倫理是“為人民服務”的日常實踐。很多這類的節目，像《交換空間》——從央視著名欄目《為您服務》周末版衍生出來的，《為您服務》是毛主席“為人民服務”在媒體方面的體現和延伸。到了市場化的時代里，所謂社會生活方式類節目，也是一個很重要的服務，還有咨詢和商品營銷的一個結合。因為它要服務，所以一定要介紹各種商品——在這個語境下，它的信息一定是和具體的商品聯系在一起的。像養生節目，它請的老中醫，這些人在他們的醫療機構里面是永遠掛不上號的人——因為他們出現在電視上，變成了大家都爭著掛號的人，媒體在這里面是很重要的廣告的機制。比如，節目里面幫助大家提供一些裝修、服裝、商品信息一定是和某種特定的品牌聯系在一起的。甚至包括“315”，也是與很多品牌的公關是有關聯的，包括曝光什么，不曝光什么，對媒體的購買也是有關聯的。

　　我在《生活空間》里所觀察到的東西可能會比前面的真人秀里面更復雜。我發現它盡管在央視的平臺，但也不是很熱門的節目，是《為您服務》的延伸。節目里面是一個雜糅的關系，把很多訴求都要集中糅合在一起。其實，收視率不一定很低，只不過炒作、曝光度并不高。這是一個家裝的節目，由公司提供20000元裝修預算，兩個普通的工薪家庭拿出一件屋子來重新改裝，由設計師幫助設計。這在如今住房商品化語境下是老百姓喜聞樂見、都關心的話題——自己有房子裝修的關心，沒有房子想象未來的房子怎么裝修。節目影響力還是很大的。

　　我覺得節目中體現出很多中國特色：一方面用真人秀的方式，兩個家庭，而且是互換裝修——一個家庭給另外一個家庭去裝修。所以，這里體現出競爭、競賽和一些不可確定性的東西，但是整個節目體現出來的都是一些互助性的觀念和信息——兩個家庭基本上對設計師的意見都非常配合，主要目的就是幫助對方實現他們的愿望，而不是凸顯自己對這個裝修的設計的想法。雖有競爭的設計，但是弱化了，更多強調互助。包括家庭倫理也是。中國語境下，很多家庭實際上是核心家庭——大家庭。在大家庭的描述中會看到許多要求屋子的裝修要滿足老年人、年輕人不同的美學品味，希望設計師能幫助綜合一下。更多的是強調家庭對這個房子的擁有和使用，而非個人主義的、房子是夫妻倆的或者個人化的財產。

　　我的結論是，這個節目實際上融合了國家政治倫理，包括傳統文化，當然也包括對市場的迎合，對新的市場機制的回應。所以在這里面創造出來的反而是一個兩者之間的結合，新自由主義它可能更多的追求自我負責的個體——就是說這些事情競爭你要自己負責，比如裝修市場的亂象一些問題，你要有火眼金睛，去判斷，你要不懂得話你要去學習，不要被騙了。然后，國家傳統的政治意識形態的觀念說——“我需要去保護我的民眾”——這個裝修或者出現各種各樣的陷阱，還有普通的工薪階層，他們可能經濟上還很拮據，我需要為他們提供服務。這兩者之間有很強的綜合融合的東西。在這個片子里面，我覺得更突出的是前者。我沒有發現對個體的指責，或者是個體對自我的一個不滿、完善。這里面完全是其樂融融的裝修者去聽設計者的建議，基本上由設計師引導著去裝修，所以這里面的競爭根本不是家庭之間的競爭，是設計師來給大家介紹新的裝修理念，包括幫助家庭完成他們的夢想。

　　隨著市場社會的形成，新自由主義的觀念通過資本的方式對媒體的運作和制度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日益轉移和滲透到媒體的內容生產和價值生產層面，反映了它是如何與時代精神相互回應的。還有問題是，中國語境化的獨特性——這并不是一個很明確的東西，我們的想象和我們的話語層面實際上還是有博弈和產生新型想象空間的可能。

互動環節

　　問：我覺得現在有類真人秀，不是建立在對個體對象審視上，而是更多強調團隊合作，如《極限挑戰》，老一代明星和“小鮮肉”沖突，為了安撫“小鮮肉”，老明星們集體合作挑戰規則讓“小鮮肉”贏得了最后勝利。這是不是可以看做中國語境下的一種特殊性——接納卻并非完全開放地擁抱新自由主義?

　　吳：對，這里面存在所謂東亞倫理和純粹新自由主義之間張力，不僅僅是資本主義問題，還有空間的問題——西方的價值和東方價值不能完全互換。你說的讓我想到粉絲的建構。我們原來覺得真人秀在粉絲參與上更加開放，可能會導致行為、言論更加無底線，或者生產者會想象節目越出格，越另類，越戲劇化地展示人性惡的方面，可能會越容易引發市場轟動。但在新技術帶來的普通人和粉絲能充分參與的狀況下，反而會發現真實情況是民眾的價值觀更加正面、更加維護社區、傳統價值觀、維護道義，與生產者想象相反。人們反而會發現，沒有底線的是商品生產者，而消費者真正地介入反饋則提供了另外一種可能。這個是很有意思的話題。

　　問：在新自由主義進入中國后，有沒有產生類似于美國《1996年電信法案》導致公共領域、電視制度發生根本性變化的事件?

　　吳：中國加入WTO主要是為了與國際接軌。所以，在一系列的制度設計，如法律的修改等都是以市場至上、資本自由流動的理念框架作為標準進行調整。90年代初，媒體領域明顯的市場化傾向是由政策引導。但是在中國媒體的政策轉型中有一個特殊性，就是它沒有在法律層面非常明確地提出政策轉換，也就是它既保留了中國媒體名義上的事業單位身份，又通過其他一些方式，如剝離某些媒體的一些產業、環節來推進市場化。因此，很難說有如立法等一個明確的、標志性事件。但是從中國整個政策的推動和從時間脈絡上看，政策的取向是媒體市場化。

　　問：中國的政府及其所制定的政策在媒體市場化中發揮怎樣的作用?如何評價其所發揮的作用?如何看待政策中的矛盾現象?

　　吳：中國的媒體政策有很明顯的悖論就是在名義上，媒體是被嚴格控制或者說是嚴格監管的，但是實際的情況沒有很明確的媒體政策——缺乏公開闡釋的、邏輯清晰的媒體政策。英國廣播公司原來是私營企業，要公有化組成BBC。在政策出臺之前，一定有很清晰的闡釋——為什么要這么做?為什么要公有化?背后的理念是什么?人們能夠知道這么做的原因，然后再看這么做之后是不是實現了理念預期，有很明確的邏輯去衡量。但中國的情況是，媒體是所有的產業、行業中最尷尬的，缺乏清晰定位——到底是公共事業還是私營企業，還是商業企業?盡管憲法里面事實上明確定位為公共事業，但它又以企業和市場化的方式來運作?？赡軐е碌暮蠊鞘裁炊伎梢愿?。反而不如在市場化的語境下，有一個法律會制定的邊界，會有傳播法案等對媒體運作行為進行規范。而中國停留在非常主觀、隨意、人為監管的層面。同樣的事是否被監管存在偶然性，監管的原因不是普遍化的，因為沒有普遍化的規則，所以造成實際效果是都認為媒體管理非常嚴，但真正運行的實際效果是“八仙過海，各顯神通”。做完后如果產生消極后果再想辦法補救。但補救也沒有形成普遍化、規范化的操作。比如，《超女》、《非誠勿擾》被審查了。很尷尬的是，最開始都受到了廣電總局的表揚——因為市場搞得很好，很受歡迎。但后來，社會輿論反彈了——有人投訴產生爭議，然后就出臺規范性的文件。但這些規定都是非常具體的、沒辦法普遍化。我覺得現在的困惑就在這兒?，F在到了需要圍繞媒體想象或者媒體政策進行討論的時候了。

　　問：新自由主義的發展，是會導致政府的介入和規制，還是會走向更加極端?這種狀況下，當下的情感節目又會有怎樣的發展?

　　吳：這沒有一個必然的結果。當然我們要看到，像現在這種狀態是沒有政策，不予介入，當然就會在經濟規律指導下，走向那個方向。但人類社會畢竟不是自動運行的，市場受到社會的限制，會遭到社會的反彈。這種社會反彈最好是通理性的政策討論、輿論的整合來完成，有一個政策方向指導理性地去做。但反過來想：我們制度沒有變，媒體是為公共服務的，領導知道了會來管理干預。社會不同階層也可能用其自身不同的方式抵抗、博弈。同時，我覺得還有一個文化資源，即中國歷史中形成的注重社群主義的文化現在還有抵抗性，在重新凝結或者在重新聚集方面會顯現。

　　程曼麗：非常感謝吳靖老師，茶座時間不長，但是非常有啟發性，為2015年的茶座畫上了一個圓滿的句號。吳靖老師今天所講內容不僅有一些實例、一些案例的分析，而且給我們方法論層面提供了一些啟示。我說的方法論不是你剛才所說的方法的范式，而是認識論層面上的啟示。

　　我們在座的有很多學生，所以我希望能多講幾句。首先，當下好像有一個時尚，就是追新。比如，新媒體出來了，就一窩蜂去談新媒體。我們一直在追，永遠追不上，追得還很累，還沒有任何成效。茶座一開始吳老師提出的問題非常重要：傳統媒體以前也是“新媒體”，都經歷由新到舊的發展，傳統媒體對社會產生的影響已經涵化為一種社會文化。文化本身具有延續性和傳承性，對我們時代甚至未來時代都存在影響。我們應該把目光更多的轉向這一塊，而不應該是一遇到新的東西馬上就追過去。這不應該是我們作為研究者的思維和行為。北大新聞研究會和今天的茶座就是要給大家這樣一種意識，號召大家要有歷史的視角，要有辯證的視角，要對真問題去進行關注，去進行研究。

　　另外，大家這么多年聽吳靖老師講課，看她的研究，會發現她有自己的邏輯體系，非常細致、嚴謹、系統化的思考：從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到在新自由主義觀念指導下放松管制所引發的變化，包括社會結構變化、人與人關系變化，組織與個人、人與人關系的變化，文化市場的變化，節目形態的變化等是一體的、一條線路走下來的。我覺得她的視角和觀察細致入微，可以延伸到社會文化現象的方方面面，具有穿透力。當然，也讓我們看到批判學派的反思批判精神所在。我認為這是方法論上的啟示。

　　第三，我想建立了這樣一個思維體系、方法論、思維框架，接下來就要去觀察問題。這就需要意識問題。我們應從社會文化現象當中提出問題，然后嘗試去分析、解決問題。這實際涉及我們研究宗旨：為什么研究。在這一框架下，會涉及一些問題，例如，電視制度和電視意識形態之間的關系——誰決定誰，誰影響誰，誰又反作用于誰等。我們需要觀察這些關系。再如，在市場的思維框架中，我們該如何看待壟斷的問題，要從大背景、時代發展的過程中去進行解讀。還有就是吳老師剛剛提出的這些問題，我希望同學們去關注。這些都是值得研究和探討的新課題，而且永遠不會過時。

　　最后有個問題，我也非常有同感，就是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政府在哪個階段都會提出哪些政策?這些政策缺乏清晰的闡釋時，就留下一些空間，誰介入?如果資本第一個介入，那么政策可能就變味了，實踐也就變形了，政府再回過頭來追加管理，由此政府的管理和政策帶有應急的色彩。我覺得在新的時期，新的轉型社會中，這都對政府提出了很大的挑戰。(記錄與整理/ 李飛)

　　【本文為"北大新聞學茶座"第50次活動(2015年12月27日)的主要內容整理，本次討論由程曼麗教授主持，本文已收入《北京大學新聞學茶座精編2》(清華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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