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公知的命運并不難猜，因為從他們亮明“推墻”旗幟那一刻開始就已經注定了。公知原本是個褒義詞，可惜如今卻成了“公害”的代名詞，確實是件讓人覺得非常遺憾的事，讓人不得不感慨“卿本佳人，奈何作賊”。如果當初公知能夠將所掌握的輿論資源用于傳遞正能量的話，何至于落得今天如過街老鼠般的下場呢?

　　儒家風范向來是大多數中國知識分子的追求，但儒者卻有君子之儒和小人之儒的分別，君子之儒，愛國愛民，守公正斥邪惡，舍小利而全大義，受萬世景仰，小人之儒，沽名釣譽，專攻筆墨文章，重小利而失大節，背千古罵名。所以，公知的命運早已注定，即便他們確實能在一定時間內蒙騙一部分人，但再美麗的畫皮也總有被揭穿的一天，就像染白的烏鴉經不起雨水的沖刷一樣，一旦善良的人們提高警惕，公知覆滅的命運也就不可避免。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公知逆歷史、現實、未來而行，豈能不一敗涂地?

　　公知敗給歷史

　　公知最大的追求是“憲政”，很多對網絡生態不太了解的網友可能會覺得公知所說的“憲政”就是“依憲執政”，并據此認為公知“沒錯”。“依憲執政”自然沒錯，也是我們國家黨和政府一直在倡導、追求并實踐的。但是，必須要說明的是，公知的“憲政”卻并非“依憲執政”那么簡單，近些年，由于公知對網絡話語權的霸占，公知已經賦予了他們口中的“憲政”以特殊的含義。我們強調“依憲執政”，依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而公知的“憲政民主”，則依據的是某些西方國家的憲法，講的是西方的金錢民主，與我們國家的憲法和民主有著根本的不同。

　　歷史早已證明，公知所鼓吹的“憲政”在中國行不通。清廷被推翻之后，“憲政”在中國不可謂不轟轟烈烈，據說北洋時期，中國有大小黨派三百多個，有一定影響力，具一定規模，現代意義上的政黨也有十多個，然而事實是，“憲政”并沒有給中華民族帶來任何復興的可能性，相反，民國時期，國內四分五裂，國際虎狼環伺，中華民族第一次遭受真正意義上的亡國滅種的危機。歷史并不總是向前發展的，雖然推翻帝制，建立共和有一定的積極意義，但是在經濟上卻嚴重衰退，民生凋敝，人口在整個民國期間不增反減，最后只剩下一個“民主”、“共和”的空名。“憲政”曾給中華民族帶來最深重的苦難，然而，在這種情況下，某些公知卻強調“‘憲政’要反復試”……

　　公知最大的“使命”是“推墻”，直白點就是否定黨的領導，但歷史同樣早已證明，中國共產黨是中國人民的選擇。當年，蔣介石悍然發動內戰，是因為他自信他有打敗共產黨的能力，甚至就連斯大林在國共內戰早期也是更看好蔣介石的國民黨的，然而，毛澤東堅信，最后取得勝利的一定是共產黨，因為他堅信人民是站在共產黨一邊的，淮海戰場上的小推車就是最好的證明。建國后，通過“土改”、“鎮反”、“三反”等運動，極大的提高了廣大人民的凝聚力、向心力、積極性和主人翁意識，甚至在朝鮮戰爭期間，國內的經濟發展也沒有耽誤，徹底打破了那些諸如“共產黨軍事上一百分，政治上八十分，經濟上零分”之類的流言。新中國成立后，短短的十年光景，人口就爆炸性增長了一億多，這一億多可都是新生人口，而不是勞動力，是需要人去養活的，經濟沒有較大的發展可能嗎?一味的指責前三十年“餓”，而不考慮當時的生產力水平，是歪曲事實的偏見，至于后三十年的經濟成就，就更是有目共睹，中國現在已經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在相繼實現“民族獨立夢”、“民族富強夢”之后已經大踏步的走在“民族復興夢”的大道上。

　　誠然，在建國后，中國共產黨執政的六十多年里，前行道路依然坎坷，革命的道路永遠都不會由鮮花和掌聲鋪就，但“革命理想高于天”，中國人民的心始終向著共產黨，肩并肩迎接挑戰，手牽手面對風雨，同呼吸、共命運，才得以成就今天的奇跡和輝煌。中國人民對中國共產黨的感情是血與火淬煉的，是心與情澆鑄的，豈是公知靠耍耍嘴皮子、搖搖筆桿子就能動搖和離間的?

　　公知敗給現實

　　如果說公知所追求的“憲政”在中國的昨天行不通的話，在今天的中國只會更行不通。新中國成立后，經過幾代人血與汗的奉獻，才有了今天安定繁榮的局面，沒有人會希望前蘇聯、烏克蘭、伊拉克等國的悲劇在中國重演。不愿走“老路”，不能走“邪路”，而走共同富裕的正路成為全民的共識。雖然今天的中國，依然存在著各種事實上的不公平，不正義，這也是公知鼓吹“憲政”最好的溫床，但是卻沒有人會愿意陪他們玩一把“賭大小”的“憲政”游戲，因為世界上沒有后悔藥可賣，所謂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首已是百年身，一旦犯“顛覆性錯誤”，讓中國成為中東的翻版，那可能就是要千百萬人頭落地的，那樣的代價誰也承受不起。所以，公知逆現實而行，推銷“憲政”，不可能獲得民眾認同。要知道，民眾發牢騷罵娘是一回事，但發牢騷罵娘并不代表他們對國家現行政策制度持完全否定態度。就好比有人覺得自己的孩子學習成績不好，罵也罵了，打也打了，但不代表他要把孩子殺了。

　　一些公知在網絡上“一呼百諾”，這讓他們自我感覺非常良好，隱約覺得有了“某種可能性”。但是，雖然網絡中有一些公知的擁躉被公知鼓吹的“憲政”所迷惑，不過首先，網絡民意并不能完全代表民意，而只能代表民意的一部分，其次，即便是在網絡上，對公知鼓吹的“憲政”抱懷疑和否定態度的也大有人在。公知把網絡上他們信徒的意見當成“民意”的全部，所以才會在形勢判斷上出現了嚴重的錯誤，與公知相反，我始終認為，真正的民意在民間，在田野里，在馬路邊，在工廠的車間里，在學校的課堂上，當你走在馬路上，看著周圍川流不息的人群，看著身邊經過的人們那善意的眼神，真誠的笑容，你就會明白，公知鼓吹的“憲政”離我們到底有多遠。

　　新中國六十多年的歷史，既是黨帶領人民走向一個又一個勝利的歷史，也是黨和人民一起承受一個又一個挫折的歷史，勝利會繼續，挫折也一定會繼續。胡錦濤同志曾在紀念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三十周年大會時表示，我們深刻認識到，黨的先進性和黨的執政地位都不是一勞永逸、一成不變的，過去先進不等于現在先進，現在先進不等于永遠先進;過去擁有不等于現在擁有，現在擁有不等于永遠擁有。黨要承擔起人民和歷史賦予的重大使命，必須認真研究自身建設遇到的新情況新問題，在領導改革發展中不斷認識自己、加強自己、提高自己(http://www.chinanews.com/gn/news/2008/12-18/1492805.shtml)。相信只要中國共產黨始終高舉“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大旗，嚴明黨的紀律，純潔黨的隊伍，按照毛澤東同志所要求的“依靠人民群眾來監督政府”，就一定不會“人亡政息”，而公知的“推墻”迷夢也必將竹籃打水一場空。

　　公知敗給未來

　　青年強則國家強，國家民族的希望寄托在年輕人身上。現在的網絡上，如果一定要劃線的話，排除無政治意識人群，青年人可以用兩個群體來概括：“納吧”和“帝吧”，前者是公知的希望，后者則是國家的未來。

　　毫無疑問，公知是支持“納吧”的青年的。在侯聚森事件中，公知幾乎無一例外的站在了“納吧”暴徒一邊，甚至有公知用“侯聚森不僅活該被打，而且還覺得他被打得輕了”等言論為“納吧”暴徒開脫，其原因不得而知，但應該與公知在極端、暴戾的“納吧”暴徒身上看到了他們自己的影子和“推墻”的希望是分不開的吧，所以，公知為“納吧”暴徒辯護，無關真理，純粹出于立場考量。

　　侯聚森事件后，大量類似于“納吧”的貼吧被曝光，很多有識之士都憂心忡忡，覺得網絡上的很多年輕人已經無藥可救，但2016年初的“帝吧FB出征”則又讓人重新看到了希望。“帝吧”的年輕人理性、溫和、有理想、曉大義，讓很多人徹底改變了對網絡上年輕人的偏見，毫無懸念的，公知對準“帝吧”的青年猛烈開火，無端辱罵“帝吧”的青年人“丟人丟到國外”，彼時公知的氣急敗壞可見一斑。

　　從公知對“納吧”和“帝吧”的青年鮮明卻截然相反的態度可以看出，公知的“寶”完全押錯了，他們經過精心掩飾的“民主”所散發出的惡臭已經再也無法掩蓋，他們被未來完全拋棄了。

　　無論是在昨天、今天、還是明天，公知都一敗涂地，但歸根結底，公知最終的覆滅在于公知敗給了他們自己。

　　公知雖然在網絡上刻意包裝自己，將自己妝扮成正義的化身，表現出一副“為民請命”的模樣，然而，即便公知是孫悟空，“孫猴子七十二變，還是有一個困難，就是尾巴不好變。他變成了一座廟，把尾巴變作旗桿，結果被楊二郎看出來了。從什么地方看出來的呢?就是從那個尾巴上看出來的。實際上有這樣一類人，不管他怎樣偽裝，他的尾巴是藏不住的”。如果可以，我想公知也是不愿意造謠傳謠的，但不造謠傳謠，就沒有辦法推銷他們的“憲政”，而公知每造謠傳謠一次則又會嚴重損害自己的公信力一次，這是公知無法繞開的悖論。某公知曾說“與其被革命打倒，倒不如起來領導革命”，然而，“領導革命”是需要有巨大的道德感召力的，就像當年的共產黨人，用自己的行動實踐了他們對共產主義的信仰，延安因為“十個沒有”，才能夠吸引大批的愛國青年義無反顧的奔赴延安的，反觀今天的公知，他們一方面以“民意代表”自居，將他們的信徒騙得一愣一愣的，一方面又惡狠狠的對那些因為高房價而“望房興嘆”的人說“現在的房價還是太低了”，“窮人就該買不起房”……詭異的是，對公知來說，他們似乎也沒覺得這些言論有什么不妥，他們自以為在家里喝喝咖啡，刷刷微博，這樣就能夠“領導革命”了，想想也是醉了。

　　除了公知自己“不爭氣”之外，注定公知失敗的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據說某些公知是受到某些西方國家“保護”和“特別保護”的，這些受某些西方國家“保護”、“特別保護”的人怎么可能真心為中國的老百姓著想呢?就像烏克蘭的現任總統彼得·波羅申科，根據維基解密，他曾是美國國務院的線人，這樣的人，會把烏克蘭帶向何方呢?烏克蘭人“好脾氣”，或者說沒辦法，即便知道這樣的事實也無力改變什么。然而，中國卻不一樣，中國人自古最恨的就是“叛徒”，特別是對那些為了一己私利而出賣國家利益的人，那種仇恨是深入骨髓的。例如，抗日戰爭期間，雖然中國人對日本侵略者恨之入骨，但對給日本鬼子“帶路”的翻譯官們的恨只怕更為強烈，所以，在中國，當“叛徒”是一定要付出代價的，最終也一定會被人民拋棄的。

　　如果說作為整體的公知必然覆滅的話，作為個體的公知的命運則尤未可知。因為即便是公知，也是應該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并加以嚴格區分的，例如，不是每個公知都受到某些西方國家“保護”、“特別保護”的，所以，如果那些真的純粹出于認知偏差的公知能夠認識到自己的錯誤，繼而“從靈魂深處鬧革命”，那么人民的懷抱是寬廣的，是能夠包容并重新接納他們的。

　　最近兩年網絡環境的變化，相信每個公知都在心里對自己的前途有過重新考慮，畢竟作為純粹的利己主義者，利益才是公知永遠的追求。要他們放棄公知這份“很有錢途”的“事業”，他們未必舍得，但是讓他們去打一場注定會輸的戰役，他們又未必有勇氣堅持到最后，所謂初生牛犢不怕虎，越老的母雞越痛苦(因為隨時都可能會被逮去宰了)，隨著時間的推移，公知的抑郁將愈發明顯，因為他們不知道什么時候，黨紀國法的利劍就落在他們頭頂，這種“戴著鐐銬跳舞”惶惶不可終日的日子想必他們也應該受夠了，從這個角度來說，我是真的非常同情公知。

　　當然，我們必須承認歷史的趨勢不等于就是歷史的進程，歷史有時是會出現反復甚至倒退的，正是這微弱的理論上的“希望”和可能性支撐著一些公知，讓他們的表演能夠繼續下去。尼采曾說“希望是最大的災難，因為它延續了人的苦難。”這句話雖然說的太過絕對，而且唯心，但是套用在公知身上卻相當合適。公知之所以追求“憲政夢”，在于當前的社會現實給了他們“希望”，無論是某些西方國家背后的支持，還是當前客觀存在的社會黑暗面都助長了公知的氣焰，讓他們覺得“有機可乘”，然而，這“希望”卻是如此微弱甚至遙不可及。所以，公知的痛你真的不懂，他們徘徊在絕望與希望之間，一會為自己的渺小和卑微而感到痛苦不堪，一會又為自己營造的幻像興奮不已，這種境況要是延續下去，恐怕沒病的人也會被整出病來。

　　因此，很多公知看上去處于一種“病態”也就顯得合情合理了。他們如同《悲劇的誕生》里的酒神那樣處于痛苦與狂歡交織的癲狂狀態，當他們清醒時，他們痛苦迷茫，因為他們知道“憲政夢”是癡人說夢，當他們迷醉時，他們興奮癲狂，他們為自己的顛倒黑白的能力沾沾自喜，繼而摩拳擦掌。然而，無論他們如何表演，都無法改變他們最終覆滅的命運，因為歷史雖然有偶然性，但更有其必然性。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