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要說公知，那首先就要對公知的概念有一個基本的了解。公知的本義是“公共知識分子”，在2005年《南方人物周刊》第七期特別策劃“影響中國公共知識分子50人”活動中推出這個概念之后，這個詞在中國開始大范圍使用，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這個原本褒義多于貶義的詞開始異化，尤其是在網絡上，這種異化更加明顯，以至于逐漸成為無知、虛偽、無恥的代名詞，時至今日，公知等于公害已經成為了一種共識。
那么公知一詞為何會這種由褒及貶的異化?問題還是出在以“公知”自居的人身上，正是他們在網絡上的言行，直接導致了公知一次的異化。幾乎所有的公知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崇尚所謂的“普世價值”，詆毀我國的社會主義根本制度，政治上否定黨的領導、經濟上鼓吹全盤私有化，而這些主張明顯的違背了中國的基本國情和廣大老百姓的根本利益，因此公知的這些政治、經濟主張和觀點相繼受到了網民嚴重的懷疑和猛烈的批判。
公知向來將他們自己視作民主的化身，在他們眼里，誰反對他們，就是反對“民主”，但是，由于公知設定的這個前提本身就不成立，結果自然也就站不住腳了。沒有人說民主不好，但民主有真假之分，公知掛羊頭、賣狗肉，之所以推銷他們的所謂的“普世價值”并非為了追求真正的民主，而是“錢主”。而在一次次的被揭穿后，公知為了挽回“形象”，或者說為了實現他們的政治主張，公知不惜用謠言開路，通過虛無共和國以及共產黨的歷史，造謠、傳謠、煽陰風、點歸火，這些舉動使公知的形象進一步惡化直至他們苦心經營的“道義形象”徹底破產。
雖然公知的人員組成可謂形形色色，什么樣的人都有，但所有的公知卻有一個共同的目的，用今天網絡流行的說法就是：推墻，換句話說就是推翻中國的根本政治制度。不過，雖然大方向一致，但形形色色的公知的具體訴求卻并不完全相同，各自都有著自己的小算盤，根據這些“小算盤”可以將公知分類如下：
1、政治型
在國內的此類公知大多羞羞答答，對自己的政治訴求大多欲說還休，特別是體制內的，他們雖然想“砸鍋”，但畢竟還惦記著自己的“飯碗”。因此除了一個眾所周知的所謂“總統”之外，其余的則很少被人們所提及。但是在國外，很多所謂的“民運分子”則對自己的政治目的毫不掩飾，@張鶴慈 曾在他的微博透露，現在活躍在海外的“民運分子”當中，光“主席”就十幾個，其他的人最“謙虛“的也要給自己封個“部長”啥的，不然都不好意思出門。可想而知，這樣的人推墻的決心會多么徹底，因為只要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不變、共產黨的執政地位不變，這些人就永遠沒有機會實現他們的“抱負”和“理想”。所以，對此類公知來說，中國重蹈蘇聯覆轍是他們心目中最“理想”的結果，因為只有那樣，他們才可以“光明正大”的做他們的“總統夢”、“主席夢”。
2、經濟型
此類公知指那些在改革開放過程中通過所謂“原罪”攫取了巨額非法財富的人。此類公知由于攫取了巨額的不義之財，而除惡務盡又是我們國家黨和政府一貫的宗旨，所以他們整日惶恐不安，而隨著打老虎、拍蒼蠅以及海外獵狐等行動的進一步深入，他們對自己的前途越來越感到渺茫和絕望，因為就連之前此類不法分子的最后一招——逃亡海外，也基本行不通了。為了擺脫他們內心無止境的恐懼的陰影，他們只能寄希望于推墻，也許，在他們看來，只有將墻推倒才能一勞永逸的解決問題，所以他們追求西式“民主”，因為西式“民主”說到底就是“錢主”，錢才是一切的主宰，而對他們來說，只要是能用錢解決的問題，根本就不再是問題。
3、求財型
此類公知指那些尚未發財或者尚未發大財，但看好“民主”這門生意的一類公知。此類公知倒不見得有多么迫切的推墻需要，對他們來說，一切都是生意，推墻對他們來說可以是生意，如果有一天，當他們覺得愛國一樣可以成為生意，并能保證他們賺更多的錢的時候，他們恐怕也會毫不猶豫的站出來“愛國”，此類人最大的特點就是見風使舵。但也有一些此類公知，由于在“民主”的路上走得太遠，他們自覺已經無法回頭，所以只能在“民主”的道路上一條道走到黑。
此類公知以所謂的“死磕律師”為典型。我們可以看到在每一次所謂的“泣血的吶喊”之后，死磕律師總是會忍不住“求募捐”。至于募捐后的錢用來干嘛了，那就真的只有天知道、鬼曉得了。“死磕”的好處是顯而易見的，例如，有些律師一件西裝就幾萬塊錢，由此看來“民主”的生意確實是求財的一條捷徑啊，但欲壑難填，即便他們一件西服就幾萬塊錢了，依然還要“募捐”，難道他們真不知道羞恥兩個字怎么寫嗎?林叔叔這日子過得這么緊巴巴的，連求個打賞都會覺得很不好意思，做人的差距咋就這么大呢?
在這里，奉勸此類公知一句：我黨的一個重要方針就是“懲前毖后、治病救人”，何況“愛國不分先后”，只要真心悔改，回到人民群眾的隊伍中來，一樣可以重新做一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而如果通過出賣靈魂去賺錢的話，這一輩子活得實在是太卑微了。不管對誰來說，錢自然是越來越好，但正所謂君子愛財，取之有道，如果有些錢需要良心去交換，老實說，這樣的錢不要也罷。
4、求名型
此類公知對財富和政治并沒有太過強烈的欲望，但他們卻有得到社會認可的強烈渴望，于是他們拼命的通過發泄對社會的不滿從而“刷存在感”，并借此獲得其他公知的關注和支持，可以說，此類公知是謠言的主要發源地。無論是政治型，還是經濟型的公知，他們大多都懂得保護自己，因此，他們往往以傳謠為主，而且傳謠的手法也很巧妙和老道。例如某些公知在轉發謠言的時候，一般習慣于用“唉”、“是這樣嗎?”或者干脆啥也不說，直接轉發的方式，表面上看，這些公知啥也沒說，但由于他們的粉絲數量眾多，他們已經成功的通過別人的嘴表達了自己的觀點，并成功達到了傳謠的目的。
5、無知型
此類公知以公知的信徒為主。出于各種目的，他們也希望自己能成為公知中的一員，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他們不惜各種秀下限，以期能贏得公知的認可。不過，“幸運兒”畢竟總是少數，大多數公知的信徒只能在公知的大門外徘徊，他們拍打著公知的大門，然而大門緊閉。而少數的“幸運兒”在好不容易獲得公知認可的時候，卻悲哀的發現，公知這條路已經快走進死胡同了，于是清醒了的且聰明的趕緊與公知撇清關系，而尚未清醒了的和糊涂的則把賭注繼續押在公知身上。
有一點必須說明，公知信徒大多是由于知識結構、認知的局限性造成他們對公知的盲聽盲信盲從，由于他們對公知的謠言深信不疑，所以他們深信這個國家的前途將“一片黑暗”，所以，他們才會或主動或被動的加入到推墻的行列。但此類公知雖然也推墻，卻大多是出于希望這個國家變得更好的的美好愿望，所以，對于這類人，應該以說服教育為主，讓他們從公知所許諾的迷夢中清醒過來。維特根斯坦說過“世界是事實的總和”，真相永遠是真相，無論他們信還是不信，真相都在那里，所以，我們也應該對他們抱有期望，堅信他們終有清醒的一天，畢竟，他們或許會被騙一時，但肯定不會被騙一世。
此外，我們還應該看到，公知還有一個特征，就是公知雖然各行各業都有，但在一些行業里則顯得相對集中，因此我們不妨從行業角度再次對公知作一個簡單的分類。
1、死磕律師
“死磕律師”可以說是目前公知里最活躍的一個群體。可能你很難想象，本應該是追求“公平、正義、法治”的代表性人物的律師會整天將謊言擺在嘴邊，但死磕律師卻做到了，不僅做到了，而且還做到了極致。死磕律師可謂“葉公好龍”的當代版，他們整天將“法治”掛在嘴邊，但實際行動卻完全走到了法治的對立面。對他們來說，為代理人辯護、維護代理人利益的“主戰場”并非在法庭里，而是在網絡上，他們通過造謠、傳謠、用輿論干預司法，與此同時，還整天擺出一副“受迫害”的模樣博取眼球和同情，完全喪失了一個律師起碼的職業操守和做人的良知底線。
死磕律師推墻忙，民主自由掛嘴旁。
法律常識皆不懂，裝瘋賣傻最擅長。
2、公知經濟學家
恐怕全世界都沒有什么比中國的“經濟學家”更好干的活了，因為只要你認識并會說三個字就可以：私有化。只要你咬定青山不放松，整天把“私有化”這三個字掛在嘴邊，那么，也許“著名經濟學家”的“金字招牌”就在向你招手了。如某經濟學家，本來只是個對經濟學純業余的門外漢，結果就靠著鼓吹私有制、污蔑共和國開國領袖而一躍成為了中國的“良心”，不僅成了“著名經濟學家”還成了“著名思想家”，這不能不說是個奇跡。著名學者梁柱曾說他一聽到“經濟學家”四個字就心驚肉跳，我相信有這種感覺的人不在少數。
3、公知媒體人
媒體本應該是公正客觀的化身，但自從21世紀網新聞敲詐案被曝光后，人們就進一步改變了對新聞媒體的看法，原來新聞報道還可以這樣玩?原來那些媒體人表面上的義正詞嚴只不過是他們背后利益黑手的一個偽裝?新聞報道本來最大的特點應該就是客觀真實，不預設立場，然而那些所謂的公知媒體人卻熱衷于放大社會陰暗面，以撕裂社會為己任。著名愛國網友@平民王小石 曾在一針見血的指出：【普世精英輿論戰的5條軍規】——1、中國的負面事件要爆炸性熱炒，且歸罪于體制的“獨裁”、“腐敗”;2、中國的正面事情盡量與施政改善撇清關系，撇不清的不報道;3、“民主”國家的正面事件要突出宣傳，歸功于“普世價值”;4、民主國家負面事件要挖掘出正面信息并放大，挖不出的不報;5、造謠是在民眾心里埋定時炸彈!
當然，公知的群體遠不止這四個方面，例如我們還可以看到很多所謂的“歷史學家”、“法學家”充斥在公知這個群體當中，這樣的一些人，同樣成了人們眼中的跳梁小丑。“感謝”公知的表演，如果不是他們的表演的那么充分，恐怕他們暴露的也不會那么徹底，是公知自己玷污了“公知”這個原本美好的詞匯，因此，他們淪落為人們眼中的公害純屬咎由自取。
隨著網絡環境的好轉，公知在網絡上的空間也在不斷被擠壓，我們有理由堅信，歷史的發展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尤其不以公知的意志為轉移，那些賣國為榮的公知終究會在國家與社會發展的滾滾洪流中被掃到歷史的垃圾桶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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