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紀念毛主席誕辰130周年而作】

　　研究學習毛主席文藝思想，不能離開她所形成、完善和不斷發(fā)展的歷史環(huán)境。毛主席思想是馬列主義與中國革命現(xiàn)實需求相結合的產物，又離不開輝煌燦爛的中華民族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濡養(yǎng)。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建設的不同歷史時期，戰(zhàn)爭和戰(zhàn)爭的威脅，斗爭和必然出現(xiàn)的犧牲，始終是毛主席必須面對并解決的首要問題，也不可避免構成了毛主席文藝思想的重要特色。文藝是斗爭的一部分，戰(zhàn)爭時期文藝是“兩個司令”之一，是“投槍”和“匕首”，和平時期則是“革命的功利主義”，是毛主席文藝思想里極具現(xiàn)實意義卻沒有引起足夠重視的寶貴財富。

　　首先，毛主席不僅是政治家，也是文藝的行家里手。他自己就是一個天才的文藝家，愛好并擅長文藝，才華橫溢，感情豐富，激情豪邁，氣勢如虹，在戎馬倥傯血雨腥風的革命斗爭歷程中，始終沒有放棄詩詞創(chuàng)作。130多首毛主席詩詞清晰地記錄下了在重大歷史時刻毛主席用詩詞記錄歷史，鼓舞士氣，抒發(fā)情感，構成了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歷史的獨具魅力光照千秋的“詩史”。賀敬之評價毛主席的詩詞是“中國悠久詩史上風格絕殊的新形態(tài)的詩美。”毛主席詩詞的藝術成就，甚至連毛主席的敵人都心悅誠服。1948年國共兩黨重慶談判前夕，毛主席應邀在赫爾利的陪同下來到陪都重慶，好友柳亞子索詩，毛主席便把寫于1936年的《沁園春·雪》交給柳亞子。一經發(fā)表，驚艷了整個國統(tǒng)區(qū)，震撼了全中國的文藝圈兒。《沁園春·雪》一篇，大氣磅礴，有拔俗之氣，確屬可遇而不可求的杰作。另一方面，蔣介石卻難以相信毛主席這一韶山沖鄉(xiāng)村出身的農家子弟，會有如此文氣，更無法接受自己的文采落了下風，組織所有御用文人同題賽事，竟無一人能達到毛主席詞境界的萬分之一。萬般無奈之下，蔣介石只能訕訕地說：“這真的是毛澤東自己寫的？”

　　從20世紀40年代開始，《毛主席詩詞》被大量翻譯成英文，先后又被轉譯或直接翻譯成法、俄、德等其他數十種語言文字。據統(tǒng)計，截至20世紀末，已經出售的毛主席詩詞集達7500萬冊。與此同時，國外的學者專家還發(fā)表和出版了許多評介和研究毛主席詩詞的文章和專著。到目前為止，隨著一波又一波毛主席熱的興起，已有100多個國家和地區(qū)把毛主席詩詞作為詩歌藝術專門課題進行研究。毛主席書法則自成一體，成為中國書法領域獨一無二、效法者層出不窮的“毛體”。

　　論對文藝的理解，文藝創(chuàng)作的成績，毛主席若稱第二，當今世界沒有誰敢說第一，即便是職業(yè)的文藝家也很難有人敢說在文藝上超越了毛主席。換言之，正是因為有了高山仰止的文藝成績做底氣，讓毛主席的文藝見解更加讓人心服口服，不得不服。正是因為毛主席是胸懷天下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才讓毛主席的每一個文藝觀點能夠具有超凡脫俗的革命性和人民性，具有改天換地慨而慷的“心之力”。

　　毛主席文藝思想的斗爭屬性，集中體現(xiàn)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以及20世紀40-50年代和60年代的一系列關于文藝工作的重要論述中。毛主席堅定不移地告訴我們：文藝要為人民大眾服務，首先是要為工農兵服務。在怎么為的問題上，毛主席明確告知：來自生活，高于生活。在歌頌和揭露的關系問題上，毛主席說：看效果。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歷史時期，毛主席既提倡“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提倡“推陳出新、古為今用”，又堅持“革命的功利主義”，要用“社會主義現(xiàn)實主義”“三結合”的文藝創(chuàng)作方法為時代和人民唱贊歌，抵制帝王將相泛濫成災，讓文藝舞臺始終掌握在人民手上。

　　延安文藝座談會是在戰(zhàn)爭的壓力暫時緩解的時刻舉辦的。沒有革命的理論就沒有革命的行動，要做民族的大眾的革命戰(zhàn)爭的文藝，就必須解決思想觀念問題。毛主席清醒地意識到，來到延安的青年知識分子，人來了，思想意識沒有跟上來。要打勝人民戰(zhàn)爭，文藝必須和工農群眾結合，文化人要“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農勞苦民眾服務”。1936年冬，按照毛主席的指示，丁玲率先領導西北戰(zhàn)地服務團開赴前線。毛主席在歡送晚會上鼓勵他們：“要用你們的筆，用你們的嘴與日本打仗。”“從文的方面、武的方面夾攻日本帝國主義”。服務團凱旋后，周恩來副主席贊許說：“丁玲等所組織的戰(zhàn)地服務團，在前線艱苦奮斗，獲得全國人民的稱頌。”毛主席親自為丁玲寫下《臨江仙·贈丁玲》，表揚她以文藝為武器與敵人斗爭的做法。“

　　毛主席的《臨江仙·贈丁玲》

　　壁上紅旗飄落照，

　　西風漫卷孤城。

　　保安人物一時新。

　　洞中開宴會，

　　招待出牢人。

　　纖筆一枝誰與似？

　　三千毛瑟精兵。

　　陣圖開向隴山東。

　　昨日文小姐，

　　今日武將軍。

　　丁玲是在大力發(fā)展“抗戰(zhàn)文藝”的背景下被樹為革命文藝家的正面典型的。

　　“抗戰(zhàn)文藝”是以魯迅、茅盾、瞿秋白等為代表的左翼文壇在因應日本帝國主義瘋狂侵華殘忍屠殺中國人民的“發(fā)明創(chuàng)造”。不僅丁玲本人的成長經歷和變化具有典型性，對其他來自國統(tǒng)區(qū)的文藝工作者也是一個很好的樣板。現(xiàn)實針對性不言而喻。因為那時候文藝界也出現(xiàn)了嚴重的問題。如認為延安一片“黑暗”，沒有光明；延安“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看不見從領導到下級，從長官到伙夫的政治平等、團結友愛；認為延安生活“單調”“枯燥”“沒有趣味”，感覺不到延安那種生機勃勃、歌聲朗朗的景象。當時一些文章和作品，明顯反映了這種觀點和情緒，起到了渙散軍心、瓦解斗志的作用。

　　對此，毛主席批評說，延安文藝界存在的種種問題說明：“同志們中間還有很多唯心論、洋教條、空想、空談、輕視實踐、脫離群眾等等缺點，需要一個切實的嚴肅的整風運動。”“必須從思想上組織上認真地整頓一番”。

　　80年后的2023年12月，原解放軍報副刊主編陳先義同志撰文《我們黨迫切需要一場“延安整風”》，他說：當西方勢力費盡心機對我們進行和平演變的時候，當國內公知公開叫囂辱罵領袖嘲弄英雄虛無歷史時，我們發(fā)現(xiàn)依然是這一部分人，用“極左”的帽子對正義群眾進行打擊。他還認為，“與延安時期相比，各種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等不良風氣，特別是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和黨八股，我們眼下比那時要嚴重很多。照抄照轉，成了機關干部的一種習慣。毛主席當年批評的八股風，今天某些部門和個人，可以說有過之而無不及。”

　　——當然，這是后話。

　　1942年2月1日，毛主席在中央黨校作《整頓學風黨風文風》的報告，拉開了整頓“三風”（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其中以反對主觀主義為中心任務）的序幕。這是一次全黨范圍的生動活潑的馬列主義教育運動。為了推進延安文藝界的整風學習，黨中央決定召開一次文藝座談會。座談會之前，毛主席和有關中央領導同志作了大量調查研究工作。

　　毛主席委托艾青進行文藝現(xiàn)狀的調查，并親自約請劉白羽談話，共三次。第一次詢問了文藝界的情況，提了一些問題，讓把議論結果告他。第二次劉白羽作匯報，其中談到文藝界的問題不是立場問題，大家心是好的，只是表現(xiàn)不好，起了壞作用。毛主席聽后笑了起來。第三次是毛主席向劉白羽闡述了為工農兵服務和深入工農兵的思想，使劉白羽耳目一新，豁然開朗。毛主席隨后約請了在魯藝任教的五位教師何其芳、嚴文井、周立波、曹葆華、姚時曉，到楊家?guī)X交談。毛主席說：“知識分子到延安之前，按照小資產階級的幻想把延安想得一切都很好。延安主要是好的，但也有缺點。這樣的人到了延安，看見了缺點，看見了不符合他們的幻想的地方，就對延安不滿，就發(fā)牢騷。”談到人性問題時，毛主席舉例說，比如打仗，我們正在追擊敵人，這時我們旁邊的同志受傷了，倒在地上了。到底是應該停下來照顧受傷的同志，還是應該追擊敵人呢？我們認為還是應該先追擊敵人，把敵人消滅。完成戰(zhàn)斗以后，再回來照顧受傷的同志。這樣，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就說我們沒有人性，沒有人類愛，沒有同情心。

　　1996年，莫言的《豐乳肥臀》出版，引起巨大爭議。信服毛主席文藝思想的著名作家劉白羽批評到：“世風如此，江河日下，我們浴血奮斗創(chuàng)造的家園，竟養(yǎng)了這些蛀蟲，令人悲憤。”直接稱莫言是“中國的蛀蟲”、“對不起幾代中國人浴血奮戰(zhàn)創(chuàng)造的這個國家”。寫下《誰是在可愛的人》的作家魏巍也稱莫言作品是“歪曲了黨和國家的歷史”。莫言2012年獲得了西方文藝大獎諾貝爾文學獎。挾洋光環(huán)的余威，莫言真的把自己當成了最懂得文學的人，四處發(fā)表演講，宣揚嚴重背離馬克思主義文藝思想的奇談怪論。“文藝永遠不是唱贊歌的工具”就是其一。其實，這也是在延安時期就已經解決了的“歌頌與揭露”的問題。毛主席說：“你是資產階級文藝家，你就不會歌頌無產階級而歌頌資產階級。你是無產階級文藝家，你就不會歌頌資產階級而歌頌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二者必居其一。歌頌資產階級光明者其作品未必偉大，刻畫資產階級黑暗者其作品未必渺小。”

　　——當然，這也是后話。

　　1943年，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fā)表之后，一大批優(yōu)秀的文學作品相繼推出，如李季的長詩《王貴與李香香》，柳青的《銅墻鐵壁》，歐陽山的《高干大》（延安第一部工業(yè)題材的小說），趙樹理的《小二黑結婚》，以及一百多位美術家、音樂家的作品，給延安文藝園地帶來了百花爭妍的新局面。郭沫若驚喜寫道：“這是一個新的時代，新的天地，新的世紀。”“在人民翻身的時候，同時也就是文藝翻身的時候。”徐悲鴻講：“新中國的藝術必將以陜北解放區(qū)為始。”

　　女作家丁玲和歐陽山在深入邊區(qū)生活之后，分別創(chuàng)作了報告文學《田保霖》和《活在新社會里》。毛主席看到這兩篇作品后，當即寫信勉勵他們：“你們的文章我一口氣讀完，我替中國人民慶祝，替你們兩位的新寫作作風慶祝！”后來，毛主席又講：“丁玲現(xiàn)在到群眾中去就能寫好文章。”丁玲感動地講：“這封信給我很大幫助，我的新的寫作作風開始了。什么是新的寫作作風呢？就是寫工農兵。”

　　丁玲的話，道出了延安作家、藝術家的心聲，《講話》給延安文藝界帶來了嶄新的精神面貌。

　　是幫忙還是搗亂，是加油還是泄氣，這是個原則問題。重視文藝的效果是毛主席文藝思想具有斗爭屬性的重要體現(xiàn)。用“效果”評價文藝作品，2020年新冠疫情發(fā)生期間，出現(xiàn)了大量不計后果嚴重破壞萬眾一心抗擊疫情的文化氛圍的文藝作品，筆者撰文，強調用效果評價文藝作品的源頭，就在1942年5月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毛主席結合中華民族的文化傳統(tǒng)和現(xiàn)實斗爭的需要，明確提出了看作品要看“在社會大眾中產生的效果”的觀點，即判斷一個作品的好壞，要看動機，更要看效果。

　　毛主席指出：“我們判斷一個黨、一個醫(yī)生，要看實踐，要看效果；判斷一個作家，也是這樣。真正的好心，必須顧及效果，總結經驗，研究方法，在創(chuàng)作上就叫做表現(xiàn)的手法。真正的好心，必須對于自己工作的缺點錯誤有完全誠意的自我批評，決心改正這些缺點錯誤。”又說：“檢驗一個作家的主觀愿望即其動機是否正確，是否善良，不是看他的宣言，而是看他的行為（主要是作品）在社會大眾中產生的效果。社會實踐及其效果是檢驗主觀愿望或動機的標準。”

　　試想，如果戰(zhàn)士們正在前線沖鋒陷陣、流血犧牲的時候，我們的文藝不是歌頌不怕犧牲、敢于勝利的大無畏精神，不是加油鼓勁振奮軍民，而是挑刺射擊的姿勢不規(guī)范，行軍的步伐不整齊，甚至片面夸大犧牲的慘烈和生命的無價，勢必嚴重妨礙核心工作的正常開展；如果醫(yī)護人員冒著極大的風險搶救病人、基層黨員干部忙著阻斷感染渠道、幫助病患家屬生活維持正常的生活秩序，而我們的作家卻端坐在溫暖如春的書房里，靠著想象和互聯(lián)網上支離破碎真假難辨的“事實”寫自己的“武漢日記”，借助全球關注的重大疫情撈取流量，賺取西方敵對國家的犒賞。這樣的作家，是不是比延安時期的王實味更加不合時宜，更加親痛仇快？

　　值得注意的是，標榜并且追求真實，是很多作家藝術家樂此不疲的事情，不論他是什么黨派，階級的立場在哪里。真實，幾乎成了至高無上的政治正確，仿佛只要作者說了真話，哪怕是錯誤的荒唐的真話；只要描寫了生活的真實，哪怕是片面的局部的真實，就可以暢行無阻、無可指摘。

　　細究其實，卻可以發(fā)現(xiàn)道理并非如此簡單。

　　什么是真實？什么是藝術真實和客觀真實？文學作品中反映出來的真實比之于現(xiàn)實生活本身的真實，有什么不同？竊以為，平時大家談論文學時候所指的“真實”顯然是藝術真實。包括兩種：一種是基于現(xiàn)實的真實，是最大限度描述現(xiàn)實不走樣，這里邊包括表面局部的真實和本質整體的真實。一種是基于內心的真實（真話），是排除干擾不說違心話，敢于表達真實的想法，這也包括正確的和錯誤的兩種。顯然，作家通過文藝作品創(chuàng)造出來的藝術真實，是來自生活高于生活的真實；作家通過文藝作品“說”出來的真話，則是由他們的政治觀念、階級立場和審美趣味決定的。有詩為證：

　　中國文學外國獎，仰視時代分外香；

　　如今進入新時代，重新評價很正常；

　　苦難輝煌廿世紀，改天換地慨而慷。

　　高歌猛進復興路，文人墨客喜欲狂；

　　只有莫言戴墨鏡，只見黑暗不見光。

　　時代列車加速度，作家甩在大路旁；

　　西方政客覓知音，一拍即合給封賞。

　　鼓勵引導費心機，意識形態(tài)里邊藏。

　　莫用真話打掩護，蜣螂真話史珍香；

　　凡人說話帶立場，薅起頭發(fā)想飛天，

　　癡人說夢純妄想。

　　文學藝術非小事，振奮精神第一樁；

　　成大事者雙司令，文藝也是機關槍。

　　戰(zhàn)場勝敗有秘訣，齊心協(xié)力志如鋼；

　　中華民族有志氣，文明之巔放光芒。

　　中華兒女心里明，幸福要靠共產黨；

　　吹毛求疵不管用，睚眥必報太荒唐；

　　站在高處放眼看，廿一世紀看東方。

　　（復制自筆者2022年10月9日打油詩）

　　其實，不論是哪一種真實，只要作為一種文化產品，只要進入大眾傳播的渠道，就要考慮受眾的理解和可能產生的后果。“一千個讀者有一千個哈姆雷特”，通常指的是讀者因為自己學識、好惡、政治立場和審美趣味的不同，而對文學人物及其故事的理解有所不同，甚至完全相反。

　　比如同樣是《中國共產黨簡史》《社會主義發(fā)展簡史》《中華人民共和國簡史》《改革開放簡史》，在不同的作家筆下就會有完全不同的表現(xiàn)。在浩然的《艷陽天》《金光大道》里，是兩種思想兩條路線的斗爭，是千千萬萬普通勞動者在獲得了生產資料之后以當家作主的主人翁意識改天換地、創(chuàng)造美好生活的壯麗畫卷；在莫言的《生死疲勞》《豐乳肥臀》《蛙》等小說里則完全是另外的樣子，是人性的丑惡、社會的動亂和價值觀的錯亂，是苦海無涯、生無可戀的悲慘世界。同樣是寫作疫情防控的現(xiàn)實題材，有的作家專注于失誤、混亂和人性的丑陋，傳達出濃重的失敗主義情緒；有的則專注于描寫各行各業(yè)的普通中國人在各級黨委政府領導下，踐行“生命至上、人民至上”的執(zhí)政理念，那些最美逆行者白衣天使和志愿者的付出，無數社區(qū)工作者無怨無悔在平凡崗位上的堅持。

　　同樣的歷史，在不同作家的筆下呈現(xiàn)出不同的面貌；同樣的現(xiàn)實，在不同的作者那里變成了不同的樣子。毫無疑問，一般情況下這可以視作創(chuàng)作自由的范疇，但是當這樣的創(chuàng)作與迫在眉睫的“核心”和“大局”發(fā)生了沖突甚至背離，當這樣的作品在讀者那里發(fā)生了不良的負面的社會效果，甚至放任這些作品在錯綜復雜的國際國內政治斗爭中成為了對手的“刀子”……我們就要重新評價這種創(chuàng)作的“效果”了。劉白羽當年也曾跟毛主席說作家們“心是好的”，經毛主席點撥才豁然開朗。現(xiàn)在依然有很多人說揭露黑暗也是好心，也是說真話，都不過是居心叵測者的煙幕彈和遮丑布。

　　魯迅是被毛主席評價為“第一等圣人”，他在雜文《立論》講了一個有趣的故事：一家人家生了一個男孩，滿月的時候抱出來給客人看。有人說“這孩子將來要發(fā)財的”，得到一番感謝。有說這孩子“這孩子將來是要死的。”他于是得到一頓大家合力的痛打。說明講真話還要有適用的場域，真理“是以時間地點條件為轉移的”。即便是百分百的真話，是忠于現(xiàn)實也忠于內心的大實話，也還是要考慮到傳播出去之后的社會效果。

　　在寓言故事《盲人摸象》里，盲人們人人都摸到了真實的大象，也都說出了自己感知到的真相，但是顯然他們都只是觸摸到了大象的一個局部，所以都不能正確說出完整的大象的樣子。說明真實還需要有大局觀念整體意識，還必須分清楚主次要矛盾和矛盾的主次要方面。

　　總之，本身就是杰出文藝家的毛主席，最懂得如何做文藝。這一點毋庸置疑。這的確是“功利主義”的文藝，但這是“革命的功利主義”。“圍繞核心服務大局”是毛主席開創(chuàng)的，一直傳承至今的新民主主義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藝的基本遵循。好的文藝一定是來自人民、服務人民、為人民群眾的整體利益和本質訴求服務的。這并不否定文藝還可以怡情養(yǎng)性、風花雪月。但是，在劇烈變動的歷史節(jié)點上，在你死我亡、有你無我的對敵斗爭中，能否成為“核心”和“大局”的鑼鼓和號角，能否發(fā)揮正面積極的作用，一定是“一票否決”的評價標準。這個文藝思想在中國共產黨史、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社會主義發(fā)展史、改革開放史中得到了無數次的充分的驗證，也必將在新的歷史征程中得到傳承和發(fā)展。

　　強調文藝在戰(zhàn)爭時期的“振奮”作用，承認文藝的功利目的，是馬克思主義文藝觀的基本原理，但是這并不意味著戰(zhàn)時文藝就可以排斥文藝的文藝性了。相反，作為偉大戰(zhàn)略家和文藝家的毛主席，在1942年底第二次到魯迅藝術學院的時候說：“我不懂文藝，文藝是團結人民、教育人民、打擊日本帝國主義的武器，創(chuàng)作好像廚子做菜一樣，有的人作料放得好，菜就好吃。”文藝是武器的觀念，與強調文藝的革命功利主義一樣，都是對文藝的教化功能的放大和強化。文藝的認知、教化、審美三大功能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會有所側重，但是無法忽略或者偏廢。毛主席所言“創(chuàng)作好像廚子做菜一樣，有的人佐料放得好，菜就好吃”，“佐料”顯然指的是文藝的藝術性，而且文藝的藝術性是為文藝的教化功能服務的，優(yōu)秀的藝術作品首先從藝術上感染人，情感上感動人，才能在思想上啟發(fā)人、功能上改變人。

　　1942年3月開始，馬列著作翻譯家、中央研究院中國文藝研究室特別研究員王實味在中央機關報《解放日報》文藝副刊等媒體上，發(fā)表了一系列諸如《政治家，藝術家》《野百合花》等批評時政的雜文，對當時延安邊區(qū)可能真實存在的個別負面現(xiàn)象給出了失之偏頗的批評。身為中央研究院特別研究員的王實味在《野百合》中的思想觀點，在黨內引起了很大的混亂，并且還得到許多來延安不久的青年知識分子的同情。毛主席從報上看過《野百合花》后，托胡喬木轉告王實味：“這篇文章是從不正確的立場說話的，這就是絕對平均主義的觀點和冷嘲暗箭的方法。……文章中充滿了對領導者的敵意，并有挑起一般同志鳴鼓而攻之的情緒，只要是黨員，這是不能容許的。”

　　毛主席文藝思想的斗爭屬性，在新中國成立之后得到了延續(xù)。這是當時國際國內的革命斗爭形勢決定了的，不是毛主席不懂得純文藝純藝術，而是大敵當前，我們不能放棄“筆戰(zhàn)”。當然，這也就成了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以來資產階級右翼文人反對毛主席文藝思想最詬病的一點。關于毛主席文藝思想的斗爭屬性，人民大學程光煒《毛主席與當代文藝》有專門論述。復旦大學陳思和也認為，《講話》受戰(zhàn)時文藝心理的影響，把文學藝術納入斗爭的軌道，并成為革命機器的一部分（《雞鳴風雨》學林出版社）；北京大學陳曉明也持相同觀點，比如他在《守望剩余的文學性》一書中說：“1949年以后，社會主義文化取得領導權，所有的文化藝術都變成人民大眾的，但又都不是人民大眾的。文學藝術成為團結人民、教育人民、打擊敵人的有力武器，也就是說成為無產階級革命事業(yè)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這是相對中肯的知人論世，體現(xiàn)了用歷史的發(fā)展的眼光看待毛主席文藝觀的嚴肅的學術態(tài)度。

　　1993年《讀書》雜志發(fā)表了王蒙的《躲避崇高》，號召文藝家要放下使命擔當，放下五四以來進步的文藝家堅持不懈傳承至今的“救國救民、教育讀者的責任感，或啟蒙，火療救，或團結人民鼓舞人民打擊敵人聲討敵人，或歌頌光明，或暴露黑暗，或呼喚英雄，或鞭撻丑類……”的優(yōu)良傳統(tǒng)。時任文化部長的王蒙這一通高論成為中國文藝“放下身段”江河日下一發(fā)不可收的轉折點。他極力推崇的王朔“痞子文學”迅速引發(fā)的傳統(tǒng)的主流的革命的現(xiàn)實主義和革命的浪漫主義相結合的社會主義現(xiàn)實主義問大廈的崩塌。流毒不斷，危害至今。

　　在毛主席誕辰130周年到來之際，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氣勢如虹、勢不可當、距離勝利越來越近，而那些國外反動派又心不甘又奈何不得、歇斯底里垂死掙扎不斷發(fā)出絕望的嘶吼的新時代新征程中，全黨和全國人民，尤其是文藝工作者，非常有必要在更寬廣的歷史視野和更深遠的現(xiàn)實思考中，重溫毛主席文藝思想，找到她的靈魂，學習她的文藝立場、工作方法和思維方式，尤其是在困難的時刻所展現(xiàn)出來的大無畏斗爭精神和革命浪漫主義精神，很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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