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王林的小說《腹地》關涉著20世紀40年代冀中革命中獨特的統一戰線難題。其中，備受爭議的范世榮這一人物從“破落地主”到“自己人”，再到“里外人”的流變軌跡，反映出冀中革命發展各個階段所呈現出來的革命、戰爭與鄉土深度交織互動的過程。盡管這些具體的歷史情境構成范世榮形象的現實依據，但王林將其指認為“封建意識化身”的判斷及對“自己人”的文學表述仍帶有強烈的主觀性。因此，與其將“范世榮現象”等同于歷史“實錄”，毋寧借此反觀王林的創作觀念，并由此追溯其背后的左翼民主革命的精神脈絡，以及由新文學所塑造的現實感覺機制。

　　關鍵詞：王林；《腹地》；“自己人”；冀中革命；創作觀念

　　1942年日軍對冀中根據地發動了空前殘酷的“五一大掃蕩”，作家王林未隨大部隊撤離，“象準備遺囑一樣，蹲在保壘戶家的地道口上”1，創作出了反映此階段生活的長篇小說《腹地》2。抗戰結束后，王林于墻洞中挖出舊稿，但未料到的是，這部作品受到延安文藝干部的尖銳批評。在1949年出版后，《腹地》又迅速遭到《文藝報》的點名批判，成為新中國成立后的第一本“禁書”。與這種批評相伴隨的，則是王林對其作品的長期辯護。批評者與作者之間的“沖突”構成解讀《腹地》的某種征候，而王林對范世榮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則成為爭議的焦點。相較于主人公辛大剛，王林對范世榮著墨不多，但正是這一次要人物引發了各方關注。在批評者看來，村支書范世榮的“斑斑劣跡”暴露出作者“不愛護自己的事業”的危險傾向，如陳企霞認為：“將范世榮當成一個支書來寫，令讀者有壞印象的。”3這類批評意見已在相當程度上越出了純粹的文藝范疇，涉及王林身為黨員的黨性原則和作為解放區文藝工作者的政治立場。或許正因為此，老黨員王林才對這些批評難以接受，他不僅在日記中頻繁為自己辯解，也不惜冒著影響出版的風險拒絕了康濯將范世榮“換成個副支書，或其它干事”的修改建議，對他來說，“要求把范世榮改掉，辦不到”。4

　　圍繞范世榮這一人物展開的爭論自然需要放在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以下簡稱《講話》）發表前后文藝規范轉型的脈絡中予以審視。在一些延安干部看來，王林的創作顯然無法契合《講話》對文學的新期待，而“將支書寫得如此壞”的批評也與《講話》所提出的“典型論”密切相關。王林本人對此也心知肚明，他曾在日記中抱怨：“誰原諒我寫時連黨報都看不見，知道將來會有毛主席的文藝座談會講話呢！”5而在對種種批評性意見的反駁中，他更多強調范世榮這一人物的“真實性”，頻繁調用各種具體事例證實這類人物確實存在于“冀中革命”的歷史經驗之中，甚至在新中國成立后，他依然以歷次運動中出現的“腐化干部”反推自己塑造范世榮這一人物的“預見性”。

　　但需要指出的是，“真實”與“典型”之爭并不能直接轉述為“真實”與“敘述”甚或“虛假”與“敘述”之爭。首先，“典型性”并非對“真實性”的否定。陳企霞等人并未否認范世榮這類人物及相關現象在冀中革命中的真實存在，他們在意的是王林為這個人物所賦予的政治身份，即如陳企霞所說：“作品中心—不同意將一個黨的負責任人，寫成這樣。個別村里是有的，但典型的就不是如此。”6相比“真實性”而言，他們的擔憂更集中在文藝之外的政治實踐和社會影響層面，如讀者是否會把范世榮這類“壞支書”視為普遍性人物，并由此對革命根據地的建設產生某些負面的理解。其次，“真實性”也帶有某種“建構性”色彩。盡管王林的寫作常常被視為歷史“實錄”，但這種“實錄”本身卻是以王林個人對現實主義文學觀念的特定理解為前提，所以，《腹地》所“實錄”的“冀中革命”并不能直接指認為現實，而應該被視作一種作家個體的“現實構造”方式。進而，所謂“真實”與“典型”之爭實則關涉著不同的“現實感”甚至不同的“現實構造方式”之間的微妙差異與交錯互生關系。

　　因此，范世榮這個人物的“真實”事實上關涉著冀中革命經驗中最為復雜的部分，這不僅逸出了《講話》所確立的“典型論”框架和文藝規范，也逸出了王林個人被特定觀念和知識所塑造的“現實”感覺。基于此，本文試圖在深度把握冀中革命經驗復雜性的基礎上重讀《腹地》，并在歷史和文本的雙重層面對范世榮這一爭議性人物展開分析，以期把握王林創作觀念的構造形態、精神淵源，以及它在特定歷史中的意義和限度。

　　01

　　《雙十綱領》與“自己人”問題

　　《腹地》是以榮軍辛大剛的回鄉遭遇為線索，描述了地處冀中平原的辛莊在“五一大掃蕩”前后錯綜復雜、變動劇烈的社會狀況。在作者“散點式”的敘述中，辛莊黨、政、群、團的村級組織結構呈現出疊床架屋的狀態，眾多黨員干部廁身其中，而他們的政治性位置卻與社會性的階級出身形成耐人尋味的“不匹配”現象，詳見下表：

　　對比第一欄和第三欄的內容，可見辛莊黨員干部隊伍在階級成分上的復雜性。在村級政權組織中，地主、富農、小店主等占據了絕對優勢，而貧雇農出身的干部不僅在數量上相對較少，且在政權結構中的位置也被高度邊緣化。因此，王林筆下辛莊的黨政組織很難被視為嚴格意義上的“無產階級政權”。這一現象在“返鄉者”辛大剛的觀察之下更為突出。貧雇農出身的辛大剛是辛莊最初響應中共“硝鹽公賣”政策的積極分子，后加入正規軍的行列。但當這個“老資格”的革命斗士因負傷而返鄉時，卻因組織身份無法落實而被排斥在辛莊的黨政組織之外。與無產階級革命者的“落魄”形成鮮明對照的是，破落地主范世榮卻加入革命隊伍，并在革命政權中擔任著第一領導者—村支書。

　　借助兩個人物命運的升沉起伏，《腹地》呈現出的是冀中革命在不同階段所發生的劇烈變化。主人公辛大剛的疑慮很大程度上也關聯著作者的疑惑，而借助范世榮這一人物的塑造，王林實則提出了一個與革命根據地建設休戚相關的問題：誰才是革命隊伍中的“自己人”？

　　從歷史層面考察范世榮及其所連帶的“自己人”問題，不應忽視《晉察冀邊區目前施政綱領》（簡稱《雙十綱領》）的頒布。《雙十綱領》于1940年8月13日由中共北方局正式頒布，時任北方分局書記的彭真非常明確地界定了其“統一戰線”的性質：“我們這個綱領的出發點，首先是為了鞏固發展邊區的統一戰線。”8“統一戰線”方針的提出，關聯著中共執政觀念在抗戰局勢中的轉變：“單以國內兩種矛盾，即封建勢力與反封建勢力及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來說，在整個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中，后者是從屬的，不但不可能，同時也不應該企圖徹底解決。”9在這種狀況下，中共的根據地建設產生了更具創造性的實踐方式：突破既往單一、固化的“階級”意識，而著眼于“調節各階級的利益”，“保障一切抗日階級階層的人權”。10因此，正是冀中根據地“統一戰線”方針的推行，為王林筆下辛莊政權“階級混雜”的狀況提供了現實依據。

　　1940年《雙十綱領》的頒布是個至關重要的歷史節點，由此節點前后延伸，可看到20世紀三四十年代之交中共華北地區革命存在著一個階段性的轉變過程。同時，《腹地》中辛莊的組織架構也可在這一更長的時段中予以歷史性分析。正如前文表中所示，小小的辛莊黨、政、軍、民各類組織林立：除村公所、黨支部外，還成立了村級的武裝組織，如人民武裝委員會及其下設的人民武裝自衛隊、青年抗日先鋒隊；針對不同群體的半行政性半群眾性組織也在發揮作用，如農救會、青救會、工救會、婦救會；此外還包括村級的文化宣傳組織，如文建會、救亡室、劇團、民校等。不過，《腹地》“歷史橫切面”式的敘述方式抹平了這些組織在革命過程中產生、發展的先后順序，冀中革命所經歷的歷史階段性也變得模糊不清。事實上，這些黨、政、群、團組織存在著一個由無到有、由簡至繁的過程，也大致呈現為“群”“團”為先、政權隨后的次序。這一次序所彰顯的正是中國共產黨在華北地區革命轉變的過程，即從此前以學潮、罷工、農運等形式為主的“群眾運動”轉向了以抗日根據地為基礎的“政權建設”。當然，無論是“群眾運動”還是“政權建設”，黨的組織始終居于絕對核心地位。具體到辛莊這類冀中村莊，在早期的群團組織與后期黨政機構的建立中，都要求基于自身的政治立場和文化訴求在鄉村尋找積極分子，并通過引導、培養，使其成為連接政黨與鄉村社會的媒介。然而，不同的革命階段意味著中心任務不同，也會側重依托不同的革命組織，召喚出不同類型的積極分子加入“自己人”行列。因此，《腹地》中榮軍辛大剛和現任村支書范世榮的矛盾，事實上可視為冀中革命不同階段對于“自己人”認定標準之間的矛盾。

　　批評者陳企霞曾全面總結過辛大剛這一人物的“革命經歷”：

　　辛大剛是一個做過小工的貧農的兒子,他在長辛店工業區過過流浪生活,辛大剛的幼年時代接受過工人罷工與啟蒙的共產主主（引者按：“主主”應為“主義”）教育。回家鄉后,受過“紅十四軍起義”的影響。辛大剛自己在抗戰前,參加并組織過鹽民斗爭,很早就成為共產黨員。抗戰后,在自己村里領導過武裝,當過大隊長,三八年改為八路軍，進過抗大學習后,并被“派到冀中二十九團當副連長,后來代理連長”。他是打了“大小仗頂少有一百回以上”,“前后輕重受過七次傷”的英雄。而且他“有的是赤膽忠心,又勇敢又積極”,這次受傷殘廢回村后,被村里干部看成為“我們革命老前輩,領導者”。11

　　顯然，王林對于辛大剛“革命履歷”的設置遠遠越出了“根據地建設”的范疇，“長辛店工業區”的生活意味著辛大剛被“革命”啟蒙的時刻被“前移”至1923年的“二七大罷工”時期，而1929—1930年間遠在江蘇爆發的“紅十四軍起義”更將他與蘇區革命斗爭建立起精神上的關聯。標志著他正式參加中共革命的“鹽民斗爭”，也是在全面“抗戰”前的1930年，這場斗爭與保定二師學潮、高蠡暴動等共同構成華北冀中1930年代“革命暴動”的系列光譜。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人正是以“階級”標識與把握中國社會，激發青年群體的斗爭情緒，進而以“工農暴動”的方式沖擊反動統治階級的高壓秩序。然而，隨著1937年抗戰全面爆發，尤其是《雙十綱領》頒布后，冀中革命歷史也掀開了嶄新一頁。需要指出的是，此一時期包括農民運動在內的群眾運動大多不再以“暴動”的方式展開，而是與平原游擊戰爭和根據地建設形成有效的配合：“這些民眾組織……協同部隊破壞交通、捉漢奸、幫助抗屬、放哨做偵探、傳送消息、抬傷兵……”12從此，“群眾運動”向著“政權建設”逐步轉變。

　　當中國共產黨成為冀中根據地政權建設的發動者和組織者，其認知視野和行動邏輯也會發生相應的變化：首先，在工農群眾基本翻身的基礎上，需要突破“單一階級”的視野，組建起抗戰各階級聯合的政權形式。其次，需要朝著有利于抗戰大局的方向轉化：“應該使雙方的斗爭約束在一定的范圍內，因為當前的全副武裝的異族敵人正在威脅著各階層人民的共同的生存，覆巢之下無完卵，地主和農民，資本家和工人在這里是完全平等的。”13這種形勢認知的調整自然也伴隨著對地主、資本家這類原本外在于“革命序列”的階級的重新判定。當時作為晉察冀根據地領導者之一的彭真有關“地主”與“革命”關系的認識頗具代表性：“地主從來不是革命動力，但在一定階段，地主中某些階層可成為抗日的。”14這種新的理解，典型體現為《雙十綱領》第五條所提出的“三三制”原則：“在民意機關和政府人員中，爭取并保證共產黨員占三分之一，其他抗日黨派及無黨無派人士占三分之二。邊區一切人民，只要不投降，不反共，均可參加政府工作。”15這一原則意味著，包括地主在內的各個階層可以參與各級“政權建設”之中。時任冀中區黨委書記的黃敬對這種現象有比較詳細的解釋：“處在敵后戰爭中的農村，由于基本群眾雖然一般的已取得了優勢，但在經濟上地主資產階級還掌握著大部分的生產資料，并且有著悠久的統治歷史與老練的社會經驗，有著較高的文化水平，因此在今天統一戰線的新時期中使聯合與斗爭二者之間更加微妙與復雜起來。”16這種微妙情形也反映在《腹地》敘事中。世代地主出身的范世榮識文斷字、行事干練，在鄉村有著不可忽視的威望和影響，正因為此，區黨委才將他吸納至基層黨組織中來，并借由他發揮彌合階級矛盾、擴大“統一戰線”的積極作用。從這個意義上說，范世榮進入“自己人”隊伍確實是客觀存在于冀中革命特定階段的現象—在這個階段，冀中黨組織對于地主、富農的基本態度是“聯合”大于“斗爭”。

　　但是，“統一戰線”在觀念、意識及實踐層面對“階級”的突破并不意味前者對后者的取代，更不可能等同于“階級”問題的取消。伴隨著新的民主階段的到來，革命也呈現出新的問題：“堅決的頑固勢力利用他們優越的經濟力量，長期的統治經驗，老練的社會經驗和文化水平……向我基本群眾進行反攻，企圖破壞與侵害基本群眾已得的民生利益，企圖摧毀我們的民主政權。”17王林也意識到了這些嚴重問題，他對《雙十綱領》的保留態度與復雜情緒也來源于此。正如他在給沙可夫的信中所說：“一九四一年冬冀中開四次政工會議，程子華同志報告‘雙十綱領’后，冀中新民主主義經濟繁榮所提出的新問題與新困難，同時也親身看到與嘗到了資本主義對自己對同志的侵蝕。”18王林強調了《雙十綱領》頒布之后“意識斗爭”呈現出的隱蔽性與嚴峻性—言其隱蔽，是指種種舊意識往往隱藏在“革命”的外衣之下，滲透進“自己人”行列，因而增加了辨識、甄別的困難；言其嚴峻，是說如果放任這種看似小小不言的舊意識蔓延，則最終會腐蝕，甚至瓦解剛剛建立起來的政權和革命隊伍。因此，革命主體（即“自己人”）的“純潔性”問題構成王林反復思索的問題，也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他塑造人物的內在原則。

　　02

　　“五一大掃蕩”與“里外人”爭議

　　“自己人”階級混雜的構成及其引發的革命困境，在1942年呈現出新的面向。1942年，日軍對冀中實施了規模空前的“五一大掃蕩”，在此危急情勢下，個別干部出現了動搖、退怯，在《腹地》中即表現為村支書范世榮徑自拋下革命工作逃往敵區，導致了辛莊革命政權的“塌臺”。但令人不解的是，區黨委在事后對范世榮的處理卻過于“寬容”：雖開除了黨籍，但仍吸納他做“黨外工作”。如此，范世榮獲得了一個頗為曖昧的政治身份，他既不是純正的“自己人”，也非絕對的“外人”，而成為政治上靠近黨，而又外在于組織的“里外人”。針對這一點，陳企霞早在1947年初的意見中就表達了不滿：“革命有紀律，有人民希望，投機是偶然的，最后必被清算。”19不過在親歷者王林看來，“未被清算”的范世榮身上更能反映出冀中革命的實際邏輯與冀中危局之下黨政機關的自救措施。

　　“里外人”是伴隨著斗爭現實的發展，從“自己人”隊伍中剝離出來的一種“新人物”。世代地主出身的范世榮為報私仇而加入“自己人”，“革命”成為他打壓仇家的名義和手段。這類人在參加革命之初即夾帶著私人野心，而一旦革命遭遇危機，這類人物也往往會迅速動搖，甚至疏離革命，變為“里外人”。面對這種“里外人”，中共自身的態度是頗為復雜的。如在對于范世榮的處理上，區黨委首先表現了某種寬容：“一切的缺點都是可以改造和克服”，“在這種困難情況下還肯回頭，總是可以原諒的。”20基于此，陳企霞曾批評《腹地》“否定了黨的領導”，“……他對黨的領導作用，以及對黨內斗爭理解上的錯誤認識與糊涂觀念，是這部作品問題的核心”。21事實上，無論是《腹地》中區黨委對范世榮的“寬容”，還是陳企霞所謂的“錯誤認識與糊涂觀念”都指涉著極其具體的歷史情境，兩者都應放置在冀中“五一大掃蕩”前后劇變的情勢中予以觀照。

　　日軍于1942年5月展開的“大掃蕩”與以往截然不同，此次“五一大掃蕩”被日軍稱為“建設作戰”，即一面掃蕩，一面建設，大量修建碉堡、公路及壕溝，作為長期盤踞的基礎，“到一九四二年止，共計建筑了一七五三個據點與碉堡，平均每四個半村莊或者二·八平方里就有一個據點或碉堡。”22然而，面對日軍此次有計劃、有組織的“建設作戰”，冀中軍民從上到下均缺乏思想準備，在對形勢的估計上也過于樂觀，不僅主力部隊沒有及時外轉，各級地方黨組織也缺乏有效隱蔽。因此，在日軍兩個多月的持續“掃蕩”中，冀中根據地遭到了極嚴重的細碎分割，甚至大部分地區的革命政權也發生“變質”，如《腹地》中范世榮這樣的“里外人”正是在這一階段大量出現。

　　這種“里外人”事實上還關聯著此一政權“變質”時期出現的“兩面政策”。所謂“兩面政策”，“就是一方面應付敵人，一方面打擊敵人，以公開‘合法’的形式做掩護，領導群眾進行反‘蠶食’斗爭”。23這一政策最初是由日軍占領的“蠶食區”群眾為求自保而無奈使用的。為保存冀中實力，中共吸收了這項政策，以“利用敵人所許可的合法組織形式，進行欺騙敵人的斗爭”24。在這種政策施行之下，“自己人”已不再是一支構成穩定、邊界明確的隊伍，而呈現出某種“游移狀態”。這種“游移狀態”不僅發生在中共“自己人”內部，也發生在日軍招募的偽軍隊伍中。“五一大掃蕩”后，中共中央北方分局明確指出，“偽軍與一切偽組織工作，在今后有了新的更重要意義”25。隨后，冀中黨委對偽軍確立了“政治攻勢為主、軍事打擊為輔”的原則，以打拉相結合的策略、“拉賬單”的方式進行教育，“要求他們明著事敵，暗助于我”。26在這種形勢下，偽軍也常常“改過自新”，化“敵”為“友”，成為“自己人”的后備力量。如此一來，所謂“自己人”“里外人”“敵人”之間的界限在此一歷史階段有些曖昧難明。

　　也正是在這種復雜情勢下，冀中黨政工作者對“自己人”“里外人”做出了新的判斷和反應。敵強我弱的客觀形勢使“自己人”游移成“里外人”已成為難以避免的情況，而暫時承認“里外人”的存在并將其再次發展為“自己人”則成為因應時局的對策。不過，這種政策調整對冀中此前開展的“統一戰線”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戰：如果說《雙十綱領》階段的“統一戰線”更多指向突破根據地民眾所屬“階級”畛域，而“兩面政策”試圖把握的范圍卻觸及了“民族”的大防—前者是團結“友”與“我”共同對“敵”，后者則試圖將“敵”向“友”及“我”方面轉化。

　　當然不可否認，給予“里外人”一個相對寬容的滑動范圍，是冀中黨組織在根據地“變質”這一生死存亡關頭的自救措施，它既挽回了一部分干部群眾，也促成一部分偽軍的“反正”。然而，“兩面政策”、爭取偽軍的工作在實施過程中也存在諸多難以把握的環節，其面臨的具體情況與應對的方式、尺度均不甚明確，如有些村級政權在“支應”日軍的過程中出現了“中間派”及“親日”傾向。27甚而，有些聯絡員本人即成為“兩面派人物”—“他們經常以兩面派的面孔和敵偽接頭，是敵人的依靠，也是我們的依靠”。28由此可見,“兩面政策”的推行雖然在某種程度上生成“化敵為友”的契機，但革命隊伍被敵方滲透、“自己人”變質的風險也同時大大提高。

　　因此，“兩面政策”及“里外人”現象出現在冀中革命遭遇重大挫折之際，是作為一種“非常規手段”引入冀中革命之中，其實施后所產生的影響與后果并不容易被估量與界定，而對這一政策及相關斗爭方式在政治乃至倫理層面的定位更是充滿了挑戰性。在“兩面政策”實施的過程中，中國共產黨自身的表述十分審慎，如彭德懷1942年在給魏巍的回信中就強調“兩面政策”決不應被納入“合法斗爭”的范疇：“如果錯認兩面政策是合法斗爭，在政治上是麻痹了自己，在工作也會弄出亂子來。”29而王林則在小說中提及，“合法斗爭里還要有非法斗爭，一面支應敵人，另一面還要用武裝打擊敵人”30。兩相比較，作家王林與高層指戰員彭德懷在“兩面政策”是否屬于“合法斗爭”的表述上是有微妙出入的。王林事實上是將“兩面政策”里的“支應敵人”作為“合法斗爭”的體現，而這極有可能引發彭德懷等高層干部在政治、軍事層面所擔憂的后果。因此，《腹地》中對范世榮“動搖”后的寬容才會成為飽受爭議的問題。而且事實上，“兩面政策”推行時間并不長，很快即被強調組織性、集權性的“黨政軍一元化”體制全面取代。1945年，冀中根據地干部張達在延安向中央黨校作有關“五一大掃蕩”總結報告的時候，更明確將“兩面政策”定性為某種“右傾路線”：“對敵人力量估計過高，形勢向極端嚴重方向發展，并將武裝斗爭降為配合的地位，兩面政策升為主要的地位。”31基于此，正統的革命史敘述不可能正面處理“兩面政策”，而身份曖昧的“里外人”更是難覓蹤跡。

　　與中國共產黨理論經驗的自我表述迥然不同的是，作為“五一大掃蕩”親歷者的王林顯然格外重視“兩面政策”與“里外人”的歷史功用，他也始終試圖將自身經歷、見聞中的“兩面派斗爭”事例轉化為某種具有革命經驗的歷史敘述。如在《腹地》中，辛莊的最后勝利即是借助“里外人”范世榮取得的“兩面派斗爭”的勝利：重回辛莊的范世榮策動一個小翻譯投誠，后者聯合縣游擊隊員，里應外合，拿下了敵人在滹沱河南岸的焦丘崗樓據點。這個小翻譯確有其人，系安平縣楊各莊的張恩淼小烈士，王林將他的真實事跡原汁原味地挪入《腹地》，甚至小說中的“焦丘崗樓”也取自真實地點“角邱崗樓”。張恩淼于1944年春“反掃蕩”斗爭中犧牲，王林隨后寫出《神童小翻譯》予以紀念，而在近20年后的1962年，王林又將其重新修改發表于《河北文藝》。幾番修改重述，足見王林對于這一題材的珍視。除此之外，王林還在其他創作中表現出對“兩面派斗爭”的持續關注，代表性作品包括劇本《對癥下藥》及回憶散文《智取姜莊子據點》等。

　　冀中軍區政委程子華曾提出關于《對癥下藥》劇本的疑問：“為什么他不找正面的積極的斗爭表現，僅取這消極的一面表現？若沒有積極的正面的斗爭，冀中今天絕不能有這樣。他的意思愿意叫這些消極的斗爭起配合作用，幫助了正面積極的斗爭勝利。”32而王林對這種判斷并不服氣，他在日記中反問：“冀中的兩面派斗爭，僅只是消極的嗎？”33王林的反問自然基于對歷史真實性的捍衛，但他也確實沒有意識到，時過境遷后的文學表達帶有強烈的歷史敘述性，后者要求作者在表達個人主觀感受的同時，也要對復雜現實有更為整體、深入的把握。從這個意義上說，王林并未理解程子華等人有關“積極斗爭與消極斗爭”論述究竟意味著什么，而當他極力把“兩面派斗爭”歸入“積極”范疇、將“里外人”納入革命史敘述時，實際上是將特定歷史階段和特定歷史側面產生的“權宜之計”不自覺地提升為具有普遍性的“革命經驗”，而對彭德懷、程子華等人擔憂的政治、社會及倫理后果，他顯然未能有充分、深入的思慮。

　　03

　　“辛大剛之眼”與“范世榮現象”

　　如前所述，《腹地》中的范世榮這一人物以及他所連帶的“自己人”問題的確存在切實的歷史依據，也昭示出冀中革命歷程中頗具挑戰的復雜經驗。作為“五一大掃蕩”的親歷者，王林所關心的“自己人”問題自然關涉著他在“冀中人民經受歷史上空前災難”34中的切身體驗，由是所展開的種種辯解也真誠而迫切—他似乎是在捍衛一段不容被遮蔽與遺忘的“歷史真實”。但需要追問的是，他所試圖捍衛的“真實”是否可以等同于某種帶有本質意義的“客觀歷史”？而《腹地》中對范世榮人物形象的塑造、對“自己人”問題的呈現又是否包含著某種主觀性的現實感覺與文本構造？

　　在王林筆下，范世榮這一人物并非孤立存在，他始終與主人公辛大剛構成緊密的對應關系，正如評論者所指出的，范世榮“是作為與英雄辛大剛全面地、尖銳地對立的人物”，而“從作品主要情節的發展來看，他是辛大剛敵對勢力的具體表現”。35然而，這對“彼此對照”的人物卻關聯著小說意蘊不同的層面。作為正面人物的辛大剛不僅關涉整部小說的“主題”，而且構成作者本人主觀情緒投射的載體，如孫犁所說：“作者把他作為一個英雄來歌頌，作者把自己的感情輸入進他的血液，來完成自己的主題。”36由此，主人公辛大剛具備了某種宰治性，他攜帶了王林本人的視野、立場和具有籠罩性的感覺結構，從而辛莊的現實狀況也正是在他高度主觀性的感覺機制中展開，小說中次第出現的各色人物也都附著了辛大剛個人化的態度與情感印記，而作為反面人物的范世榮也是經由這種主觀性的“辛大剛之眼”的折射才呈現在讀者面前。

　　在《腹地》的整體敘事中，“辛大剛之眼”貫穿始終，但其中包含著兩個重要的時間節點，即“返鄉”與“戰爭”。首先，《腹地》是以一段極具抒情性的“返鄉”起筆，作為“返鄉者”的辛大剛對當下“進步”的辛莊表現出種種陌生與不適，而過去的革命經歷與回憶卻不斷在內心涌動，這使得小說從一開始就籠罩在極具主觀性、感傷性的氛圍之中。也正是在辛大剛這個“歸鄉者”的感覺中，范世榮擔任村支書才能以某種“震驚體驗”呈現出來：曾譏諷群眾工作的范世榮竟然成了“自己人”。如前所述，冀中革命中的“自己人”是伴隨著革命情勢的變化而變化的，這種“流變”又關聯著中共深入鄉村并與之互動的復雜過程，但“歸鄉”的敘述卻基于一種“瞬間體驗”，它幾乎抽空了中間復雜的歷史變動過程，而將二人置于高度對立的結構之中。這種主觀性的敘述雖然大大強化了故事的戲劇性，但也導致了“自己人”問題歷史性的削弱與偏差。其次，“戰爭”（即“五一大掃蕩”）是小說中另外一個具有強烈刺激性的“瞬間”。王林是在小說第27章突然寫到“敵人要大掃蕩”的消息，透過那些極具修辭性的語句，王林對于“戰爭”的呈現遠非客觀“記錄”，而是籠罩著強烈的個人主觀情緒。從這個意義上說，小說下半部對戰爭中人物形象的塑造也存在精神性的面向，王林所著力刻畫的乃是人們在“戰爭”這一重大“事件”中的反應—“戰爭”仿佛成為各色人等的精神考驗：辛大剛經受住了這場考驗，而范世榮則發生了“精神動搖”。

　　“歸鄉”和“戰爭”這兩個瞬間分別被安置在《腹地》前、后兩部分的開端處，也營造出截然不同的文本氛圍，這種“差異性”令讀者充滿困惑，也令批評者不滿于辛大剛“性格前后矛盾與離析的割裂”：“前面在巨大的篇幅中所寫成的‘愁悶、寂寞、孤獨、凄愴’的辛大剛，卻為什么能產生積極、勇敢、果斷、堅決的英雄事跡？”37王林本人曾把小說前、后兩部分的不同歸之于歷史階段性的變化：“《腹地》前半是描寫‘雙十綱領’頒布后的冀中民主政、經、文、武的繁榮和健全，后半是‘五一’大掃蕩的環境紊亂和斗爭。”38但這段回憶性的表述顯然并不十分貼合《腹地》文本所呈現的狀況。小說前半部分雖不乏關于《雙十綱領》頒布后的村莊民主氣象再現，但作者對根據地“繁榮與健全”的表現中卻夾雜著種種消極與質疑的情緒。而小說后半部所寫的固然是“紊亂和斗爭”，但在敘述中卻充滿了精神的解放感與昂揚樂觀的戰斗情緒。

　　這種作者闡釋與文本敘述之間的“錯位”，也許只有從辛大剛這個“視野性人物”的角度審視方能得到解釋。事實上，小說前半部分壓抑、沉悶和憂郁的氛圍正來自辛大剛這個失意、落寞的“歸鄉者”。在他的感覺中，整個辛莊被演繹為高度幽閉的空間，而其中大部分人物和活動都被收攝在一個幽閉的精神結構中，如冷索的家庭生活、消極的老明叔、落魄革命者困居劇團的處境，而那些開展起來的選舉活動、文藝活動也缺少了一般革命小說中靈動、明媚的民主氣息。具體到小說后半部分，作為一場災難的“五一大掃蕩”在作者筆下卻呈現出高度的情緒性與精神性：“好像一陣狂風，好像悶得喘不上氣來的熱天里，云彩疙瘩里忽然響了一聲雷，這消息立刻傳遍了冀中平原。”39在這些極具感染力的語詞中，“五一大掃蕩”似乎褪去了殘酷的底色，卻提供了一種釋放機制，辛莊高度幽閉的結構也由此獲得了一個向時代洪流敞開的契機。更為顯明的是，壓抑已久的革命者辛大剛也從中找到了重新界定個人位置的契機。可以說，《腹地》前、后部分看似斷裂的敘述實則統合于一個高度主觀化的精神過程—“歸鄉”與“戰爭”并非孤立于各自的“瞬間”，而是連貫為“革命主體”從苦悶、壓抑轉向反抗、解放的精神性運動。

　　然而，對范世榮而言，由辛大剛這一“革命主體”展開的精神性運動構成某種籠罩性的整體氛圍，這使得原本在辛莊政權中占據權威位置的他徹底喪失了文本“話語權”，而只能被“辛大剛之眼”洞察、審視并予以充滿倫理傾向性的評判。需要強調的是，王林通過“辛大剛之眼”來呈現范世榮的方式存在著極大的限度。由于二人存在階級隔閡，交往極少，因此在小說前半部中，作為第一反面人物的范世榮僅出現兩次。二人在敘事比重上的失調，使得正邪之間的較量失衡，辛大剛劍之所指，卻找不到另一方來抗衡、解釋，那么矛盾也就隨即轉化為辛大剛自身需要“克服”的危機。如辛大剛無意中揭破范世榮的家屬偷拿包袱后，處于矛盾漩渦另一方的范世榮卻“缺席”了這次“指控”。范世榮在敘事上的“隱匿”，自然可視為“理虧”，但這種敘事失衡卻使得辛大剛無形中由“原告”轉化為“被告”—農會主任辛老廣出于大局考慮，認為其“立場沒站穩”，在群眾面前損害了村支書的威信。

　　以如此外在的方式呈現一個人物，卻不是一以貫之的。進入小說后半部，忽然出現了一處對于范世榮心理活動的細密刻畫。這發生在第21章，值得注意的是，這是唯一一處以內在視角觀摩、表現范世榮。在妻子彌留之際，范世榮躲進牲口屋，展開了一連串遐想。其意識流動是以“擇偶”為中心，圍繞著樣貌丑俊、進步與否的比較，從而將理想對象擬定為白玉萼。由于前半部范世榮出場極少，其家庭生活更是無處著墨，因此突如其來的“喪偶”尤顯生硬與突兀。更為突兀的是，范世榮在妻子未死之時即盤算著續弦，考量好了具體人選，甚至追求的方式和手段。因此，在故事前半部神龍見首不見尾的范世榮，此時卻全方位地“現身”，他的家庭、他的思想、他接下來的行動，全部囊括進這一“心理獨白”。敘述視角的轉換，“奇突”情節的引入，在敘事上迅速提供了人物沖突、對峙的動力。第21章范世榮突如其來的“喪偶”，恰是為了對照第20章辛大剛與白玉萼之間剛剛萌發的愛情。就在辛大剛與白玉萼“情動”的同一天晚上，范世榮之妻遽然離世，范世榮即刻將追求對象鎖定在白玉萼身上。如此巧合的敘述為辛、范二人“制造”了一個沖突的中心—白玉萼。作為“第三者”的范世榮兩面出擊，不僅構陷了辛大剛“淫亂事件”，而且恐嚇、教唆白玉萼同他一起出逃。不難發現，敘述者同樣是站在辛大剛的立場上，以“辛大剛之眼”呈現范世榮的“斑斑劣跡”。

　　然而，如此反面人物卻忽然轉向，戴罪立功，重新回到“自己人”身邊。這是極粗略的幾筆，敘述者將范世榮政治選擇上的擺蕩、前途規劃上的轉向大開大合地交代出來。但“轉向”之后的范世榮迅速在故事中隱沒了，似乎范世榮這個人物只有“反面”的對照價值，而非小說情境中的必要人物。顯然，在批評者眼中，范世榮這個人物欠缺革命邏輯與生活實感，因此亟須“改寫”。但王林卻堅決拒絕，多年來更是不間斷地在日記中反復“論證”這種人物存在的現實性。那么，王林何以如此不忍舍棄這個人物呢？

　　事實上，王林乃是將范世榮指認為“自己人”隊伍中“封建意識的化身”40。既是一種意識，即會時時出現、流露。王林在新中國成立后幾十年的日記中屢屢以“范世榮”代指不同發展時期出現的腐化干部，即在說明這種意識的流布性，及其在革命中的幽暗位置。王林借由《腹地》人物道出：“‘同志，村里的斗爭，可比軍隊里要復雜得多了！’‘落后勢力的潛伏力量，還很大，時時想反攻。’”41這種“潛伏反攻”不僅體現在明面上的爭奪政權，更表現為封建意識上的逐步滲透，通過喚醒那些“根深蒂固地潛伏在個個角落里，個個人心里，窺伺著機會反攻，窺伺著孔隙跳出來”42的封建意識來打擊、侵蝕干部。范世榮正是通過散布“謠言”來構陷辛大剛，使其與白玉萼的“自由婚戀”在保守鄉村轉化為“淫亂事件”，而后者經過鄉間輿論的發酵，更衍生出革命工作催生出“淫亂溫床”的荒謬說法，從而嚴重干擾了辛莊正常的行政工作。正是在這種語境中，王林把握到了“意識斗爭”的嚴峻性，在他看來，堅持革命意識的純正非但不是不宜渲染的“內部斗爭”，而是關乎政治生命、隊伍性質，乃至根據地變質與否的大事。也正因此，在王林的精神結構與革命理解中，范世榮這類人在現實生活中不但具有普遍性，富有進入文學作品的反映價值，而且更應被提升為具有現實穿透深度的“范世榮現象”。

　　因此，如果說以對封建意識“賦形”的追求，構成了王林創造范世榮形象的前提，那么意識的流動性、飄忽性，即對應了范世榮在故事中的突然出現，又翩然隱沒。范世榮前后政治選擇的巨大變動，及“轉向”之后得到的組織“寬待”，也因此具備了新的認識維度：作為“自己人”核心的村支書范世榮，其革命投機行為，難以見容于對待革命主體有著純潔期待的敘述者，因此范世榮在此階段被刻畫為徹頭徹尾的“反面人物”；而“回頭”之后的范世榮被褫奪了“革命主體”的身份，是作為靠近革命隊伍的“里外人”被納入敘述者視野的，那么，對于群眾的體認與要求，以及對于冀中形勢復雜性的把握，就給予了范世榮罪不至死、繼續存留的可能。但其作為“封建意識化身”的使命已然達成，一個更好的革命主體形象被寄寓在了辛大剛身上，革命故事也隨即圍繞著對于新主體的確認與鞏固而展開。換言之，那縷“意識”是作為“前史”被摒棄的，而“修正”了這種意識的范世榮也最終離開了敘述者視野。然而，從一種人物到一種現象，在《腹地》的創作中是超乎王林本人的駕馭能力的，“范世榮”這一“賦形”人物也最終未能突破批評者在藝術與政治雙重層面的審視，反而構成《腹地》文本缺陷的重要依據。

　　結語：“旁觀者”與“自己人”

　　《腹地》關于“自己人”的敘事確實緊密關聯著冀中20世紀40年代的革命經驗，卻未必符合某些延安干部的認知框架，也稍稍出離于王林個人的創作期許。在他看來，他更期待自己的作品能夠以生活紋理與歷史實感引起“自己人”強烈的共鳴：“一九四○年我寫了《平原上》，叫冀中一個青年詩人沈蔚（已犧牲）看了，他說我太有顧忌，太有些宣傳性了。應該寫讓我們親身參加斗爭者仍然看著有趣的才行……”43在這里，王林所期待發生“共鳴”的群體乃是那些“親身參加斗爭者”。那么，這究竟是一個怎樣的群體？具有怎樣的現實感覺、政治意識和文學觀念？

　　王林在“九一八”事變前后就讀于青島大學，他曾先后參加了青島大學學生南下請愿活動，海鷗劇社的抗日宣傳活動，而在1935年，更是深度介入了“一二·九運動”。1936年8月，王林受組織委托赴西安，在張學良的東北軍學兵隊做地下工作，并創作出即時反映“西安事變”的宣傳戲劇《火山口上》。全面抗戰爆發后，他回到冀中，全面投身于根據地的文藝運動中。對他而言，文學創作與政治運動是高度合一的，它們共同催生了20世紀三四十年代左翼民主革命的歷史潮流。從這個意義上說，作為左翼民主革命主體一代的青年正是王林所說的“親身參加斗爭者”，也是他在精神層面真正引為“自己人”的那個“我們”。

　　署名呂正操的《腹地》序言（實為孫犁執筆）中曾評價：“在文藝思想上，他堅持現實主義道路，推崇魯迅先生，終生不渝。”44這則評價初看無甚特別，不過對王林而言，他所理解的“現實主義”關涉著左翼民主革命的歷史潮流，而他對魯迅的推崇也關涉著“共鳴”于“自己人”的精神面向。王林對于魯迅的接受可追溯至未名社時期45，由魯迅翻譯的文藝批評著作《苦悶的象征》對他影響甚深。在1955年批判胡風的運動中，王林坦承自己“過去曾對廚川氏著作有好感”46。廚川白村的鑒賞論尤其強調作家要“將暗示給與讀者，便立刻應之而共鳴，在讀者的胸中，也炎起一樣的生命的火。只要單受了那刺激，讀者也就自行燃燒起來”47。王林“不要管一切顧慮”的決心，以及“讓我們親身參加斗爭者看著有趣”的期待，都帶有廚川白村“共鳴說”的精神淵源，后者也塑造了他參與左翼民主革命運動時文學、政治合一的主體狀態。而在冀中革命時期，廚川白村和魯迅的影響卻構成王林的困擾，他甚至認為自己“受廚川白村和魯迅的影響太深了，所以形成了今天的乖僻的性格”48。他由此抱怨：

　　廚氏所鄙視的看對方臉色說話的生活，今天仍需要。廚氏所說的“即使笑也不深刻，即使苦也不痛苦”，今天還需要。魯迅所幻想的敢哭敢笑敢罵，今天還不行，或許這種情感的純真表現，人類社會是永不許的！舊的二重生活的消滅，產生了新的二重生活！49

　　王林的“二重生活”是指“社會現實”與“精神世界”之間難以調和的沖突，這一點在《苦悶的象征》中有非常詳細的論述：“在內有想要動彈的個性表現的欲望，而和這正相對，在外卻有社會生活的束縛和強制不絕地迫壓著。在兩種的力之間，苦惱掙扎著的狀態，就是人類生活。”50在廚川那里，正是這種帶有深刻矛盾性的“二重生活”生成了現代生活主體乃至整個現代社會運轉的基本型制，而作為主體精神之媒介物的“文學”也被理解為一個“壓抑-釋放”的精神性過程：“無壓抑，即無生命的飛躍。”51這種帶有鮮明主體性的精神狀態顯然不契合冀中革命集體性的要求，也必然導致原本合一的“文學”與“政治”在王林那里發生令人痛苦的裂變。作為王林的上級、好友，時任冀中區黨委書記的黃敬顯然洞察到這一點，批評王林“政治熱情不高”52，并基于某種更具實踐性的革命認知勸誡他不要專門從事寫作：“做了行政工作，一方面執行黨的政策，一方面體會群眾的情緒，才不至于是旁觀。旁觀究竟是不行的。”53黃敬對王林的判斷，王林沒有否認。事實上，黃敬的建議精準地點出了王林在革命生活的自我定位—將“作家”身份置于“黨員干部”的身份之上，希圖借助工作過程獲取寫作素材。而對于抗戰時期更為深入的革命實踐，王林某種程度上是隔膜的，他所把握“現實”的最大障礙恰恰就是那種充滿主體性、精神性的“現實感”。從這個意義上說，王林寫作的“真實”并不能直接等同于歷史，所謂“歷史親歷者”也可能是歷史現場的“旁觀者”。

　　綜上所述，《腹地》乃是“旁觀者”王林寫就的“自己人”故事，而他由此遭遇的種種誤解、批判也終究內化為故事的一部分。在今天，與其把王林的《腹地》直接視為某種被遮蔽因而需要發覆的歷史“真實”，倒不如正視《腹地》“文本真實”與“歷史經驗”之間的張力，并將這種“真實”以及與之連帶的“真實觀”同樣納入歷史自身的脈絡。

　　1    劉繩：《在王林的記憶里》，劉繩、劉波：《作家與冀中——十位作家訪問記》，花山文藝出版社1983年版，第144頁。

　　2    近年對王林及其長篇小說《腹地》的研究多有進展，較有代表性的成果包括楊聯芬的《“紅色經典”為什么不能煉成——以王林〈腹地〉為個案的研究》（《現代中文學刊》2015年第2期）、董之林的《“旁生枝節”對寫實小說觀念的補正——以〈腹地〉再版為關注點》（《文學評論》2012年第1期）、張平的《“現實主義”的末路？——王林〈腹地〉的再討論》（《現代中文學刊》2019年第1期）、劉衛東的《〈腹地〉與當代文學接受語境之變遷》（《關東學刊》2017年第4期）、鄒華的《關于〈腹地〉文本命運的美學思考》（《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7年第3期）等。其中，楊文對與文本相關的史實做了詳實爬梳，董文、張文側重對現實主義創作觀念的討論，劉文、鄒文則從文本接受的角度進行了深入探析。

　　3    王林：《王林日記·文藝十七年》（未公開出版），1947年1月5日。

　　4    同上，1949年7月25日。

　　5    同上，1947年11月10日。

　　6    同上，1947年1月5日。

　　7    表格為筆者制作，其中粗體標示的為各黨政群團組織領導職位，未加粗的則為其從屬職位。

　　8    彭真：《關于我們的目前施政綱領》（1940年8月19日），晉察冀日報史研究會編：《晉察冀日報社論選 1937—1948》，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34頁。

　　9    彭真：《關于晉察冀邊區黨的工作和具體政策的報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7年版，第18頁。

　　10  黃敬：《統一戰線和雙十綱領執行問題（節錄）——黃敬在冀中區黨委高干會上的報告》（1941年2月22日），中共河北省委黨史研究室編：《冀中歷史文獻選編》（上），中共黨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423頁。

　　11  陳企霞：《評王林的小說〈腹地〉》，王端陽編：《被遺忘的王林》，解放軍出版社2009年版，第174頁。

　　12  林朗、王韜：《在戰斗中的冀中抗戰堡壘》，冀中人民抗日斗爭史資料研究會編：《冀中人民抗日斗爭文集》第6卷，航空工業出版社2015年版，第2116頁。

　　13  彭真：《關于晉察冀邊區黨的工作和具體政策報告》，第15頁。

　　14  王林將彭真報告的要點轉述在日記中，參見王林：《抗戰日記》，解放軍出版社2009年版，第184頁。

　　15  《中共中央北方分局頒布之晉察冀邊區目前施政綱領（一九四〇年八月十三日）》，河北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等編：《晉察冀抗日根據地史料選編》（上），河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61頁。

　　16  黃敬：《統一戰線和雙十綱領執行問題（節錄）——黃敬在冀中區黨委高干會上的報告》，中共河北省委黨史研究室編：《冀中歷史文獻選編》（上），第423頁。

　　17  同上，第422頁。

　　18  王林：《王林日記·文藝十七年》，1946年6月1日。

　　19  王林：《王林日記· 文藝十七年》，1947年1月5日。

　　20  王林：《腹地》，解放軍出版社2007年版，第322頁。

　　21  陳企霞：《評王林的小說〈腹地〉》，王端陽編：《被遺忘的王林》，第195頁。

　　22  呂正操：《在敵寇反復清剿下的冀中平原游擊戰爭（一九四三年七月）》，河北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等編：《晉察冀抗日根據地史料選編》下冊，河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77—378頁。

　　23  冀中人民抗日斗爭史資料研究會、中共河北省黨委研究室編：《冀中抗日根據地斗爭史》，中共黨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202頁。

　　24  彭德懷：《關于平原抗日游擊戰爭的幾個具體問題對魏巍同志的答復（一九四二年七月十五日）》，河北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等編：《晉察冀抗日根據地史料選編》下冊，第203—204頁。

　　25  《中共中央北方分局、晉察冀軍區關于冀中形勢與今后工作方針的意見（一九四二年六月十日）》，《晉察冀抗日根據地》史料叢書編審委員會、中央檔案館編：《晉察冀抗日根據地》第一冊（文獻選編 下），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659頁。

　　26  冀中人民抗日斗爭史資料研究會、中共河北省黨委研究室編：《冀中抗日根據地斗爭史》，第206頁。

　　27  “兩面政權之為抗日的、中間的、親日的，是從本質上來區分的，當然隨著本質的發展變化……兩面政權經常在變化中、發展中，變化以群眾的覺悟性、組織性、斗爭性與敵我力量的起伏為轉移。”《晉察冀邊區行政委員會關于目前游擊區政權組織及工作的決定（一九四二年九月四日）》，《晉察冀抗日根據地》史料叢書編審委員會、中央檔案館編：《晉察冀抗日根據地》第一冊（文獻選編 下），第683頁。

　　28  張達：《反蠶食斗爭的兩面政策問題》，武斌編：《滹沱河畔的戰火》，解放軍出版社1991年版，第16頁。

　　29  彭德懷：《關于平原抗日游擊戰爭的幾個具體問題對魏巍同志的答復（一九四二年七月十五日）》，河北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等編：《晉察冀抗日根據地史料選編》下冊，第204頁。

　　30  王林：《腹地》，第294頁。

　　31  張達：《“五一”變質后的冀中是怎樣堅持下來的》，中共河北省黨史資料征集編審委員會編：《河北黨史資料》第5輯，內部讀物，1986年，第10頁。

　　32  王林：《抗戰日記》，第276頁。

　　33  同上。

　　34  孫犁：《〈腹地〉短評》，王林：《腹地》，第1頁。

　　35  陳企霞：《評王林的小說〈腹地〉》，王端陽編：《被遺忘的王林》，第191頁。

　　36  孫犁：《〈腹地〉短評》，王林：《腹地》，第4頁。

　　37  陳企霞：《評王林的小說〈腹地〉》，王端陽編：《被遺忘的王林》，第195頁。

　　38  王林：《王林日記·文藝十七年》，1946年4月28日。

　　39  王林：《腹地》，第203頁。

　　40  “我創造范世榮這個人物時，即是當成一個反動的封建社會的精神影響的化身來寫的。在黨員精神生活里革命和反革命仍在斗爭著，我早在一九四二年就寫出了，不敢吹牛是預見，至少不應過分打擊吧！”《王林日記·文藝十七年》，1953年1月23日。

　　41  王林：《腹地》，第104頁。

　　42  同上，第162頁。

　　43  王林：《王林日記·文藝十七年》，1946年6月1日。

　　44  呂正操：《代序》（1986年1月31日），王林：《腹地》，第2頁。

　　45  據當時北平未名社的成員李霽野回憶，“那時常到未名社找我談天的有以后成為作家的王林”。李霽野：《別具風格的未名社售書處》，《讀點魯迅叢刊》第2輯，1978年2月，第71頁。

　　46  王林：《王林日記·文藝十七年》，1955年3月25日。

　　47  廚川白村：《苦悶的象征》，北京魯迅博物館編：《魯迅譯文全集》第2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247頁。著重號為原文所有。

　　48  王林：《抗戰日記》，第196頁。

　　49  王林：《抗戰日記》，第196頁。

　　50  廚川白村：《苦悶的象征》，北京魯迅博物館編：《魯迅譯文全集》第2卷，第227頁。

　　51  同上，第229頁。

　　52  王林：《王林日記·文藝十七年》，1960年2月10日。

　　53  王林將黃敬的批評轉述在日記中，參見《王林日記·文藝十七年》，1952年5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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