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關于土地革命的正統理論形成于20世紀二三十年代，受蘇聯觀念影響，以華南革命經驗為基礎，和華北的社會狀況并不完全吻合。以華北經驗為對象的“鄉土革命文學”反映了“華北難題”，它表現為文本內部的張力，以及“肌質”與思想框架之間的緊張，從而產生了雙重的政治和美學后果：一方面，“鄉土革命文學”體現了文學的歷史能動性，作為實踐的內在構成環節，介入了具體的社會改造過程，發揮了積極的社會功能；另一方面，由于過于強調與革命實踐的統一，它刻意回避了歷史經驗的復雜性，因而未能充分達到“現實主義”的美學深度。

　　關鍵詞：鄉土革命文學；正統理論；華北小農；表達性現實

　　前言

　　20世紀40年代以后，革命文藝作家逐漸形成一種寫作習慣，在創作之前先學習黨的權威文件，以避免出現觀念錯誤。據梁斌自述，他寫作《紅旗譜》時就專門研習過相關文件，1以保證對于大革命時期和30年代的描述不偏離主流權威理論。其實，這是很多“十七年”作家創作前的必備功課。

　　這種創作狀態和工作習慣，并不是沒有好處。最大的好處就是使文藝敘事具有了社會歷史視野的總體性，獲得了歷史哲學的加持，因而在美學上呈現出嚴整恢弘的氣勢。不過，弊端也很明顯。由于創作受到觀念上的束縛，題材越重大，無形的禁忌就越多，對于“鄉土革命文學”2創作來說，更是如此。尤其是“土改小說”，大多創作于20世紀40年代末，政策性要求更高，寫作壓力也更大，因為在當時的歷史語境中，小說往往成了土改工作隊的指南和手冊。這就使作家們更加謹慎，于是，嚴格參照關于土地革命的正統理論設計敘事框架，就成為避免方向性偏差的重要環節。

　　但是，在20世紀四五十年代投身“鄉土革命文學”創作的作家，一般都具有真切的革命經歷和深厚的鄉土經驗，這就使他們有時難免和當時正統的權威觀念不相一致，進而造成“鄉土革命文學”內部的矛盾和張力。

　　那么，正統的土地革命理論是什么呢？

　　01

　　鄉土革命正統理論的形成

　　為了回答上面的問題，需要對鄉土革命理論的來源略作考梳。

　　關于鄉土革命的正統理論，在20世紀20年代“土地革命”時期逐漸形成，并在“中國社會性質論戰”中獲得了正式表述。在論戰中，馬克思主義正統派關于中國社會性質的判斷是：中國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封建”生產關系居于主導地位。在農村，土地關系是主要矛盾，它表現為地主與佃農、雇農之間的階級矛盾。中國革命的目標是打破“封建”生產關系的束縛，完成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族民主革命任務。

　　根據這種正統理論，封建性階級矛盾建立在不平等的生產資料，即土地的占有關系上，或者說，建立在租佃關系和雇傭關系之上，地主通過地租剝削農民的勞動價值剩余。3這種正統革命理論有兩個來源：一是蘇聯理論，二是早期土地革命經驗。

　?。ㄒ唬┨K聯影響

　　眾所周知，土地革命時期的革命理論和政治路線深受蘇聯和共產國際影響。1928年6—7月，中共六大在蘇聯召開，決議確認中國革命性質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義革命。土地革命的任務是反對地主階級的斗爭。六大還重點批判了“不斷革命”論。在稍后的“大論戰”中，正統派的觀點實際上是圍繞著六大決議而展開的。

　　這一觀點，顯然來自斯大林。關于中國革命的性質和策略，蘇共內部曾存在重大分歧，斯大林和托洛茨基觀點對立，所謂“不斷革命”論正是托洛茨基的觀點。斯大林在政治斗爭中獲勝后，托派自然成了異端并受到打擊，其理論也成了“錯誤”理論。相應地，中國的托派理論也成為中國革命的異端思想，于是，在“中國社會性質論戰”中，正統派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批判中國托派。

　　那么，托派關于中國社會性質和土地革命任務有什么不一樣的觀點呢？這對于后文論述至關重要，因而需略作交代。概括地說，托派認為，中國社會的權力掌握在資產階級手中，而非封建勢力手中。鄉村地主實質是資產階級。商品關系或資本主義市場邏輯，而非封建性的土地租佃關系，才是中國社會性質的主導性方面。

　　托派對中國現實的判斷雖然存在片面性甚至錯誤，但并非缺乏洞察。托派觀點的合理之處在于對近代以來農村生產關系中商品化、金融化因素的強調，并在全球政治經濟體系之中來理解中國社會性質和革命的戰略。雖然它可能過分夸大了中國鄉村社會的資產階級性質，但也指出了20世紀二三十年代鄉村社會另外一面的真實狀況?？陀^地說，這對于正統革命理論是有益的補充，甚至是重要的糾正，畢竟，蘇聯式的權威理論由于過于強調“封建性”，尤其是將中國鄉村社會看作靜態的自然經濟體，忽略了它在近代以來不斷卷入全球市場的事實，的確有些簡單狹隘。但隨著托派被打成異端，正統理論連托派的合理成分也拋棄了，以致談“托”色變，急于劃清界限，生怕和托派有了關聯。

　　這種狀況對文學創作造成了重要影響，作家在寫作鄉村革命時，異常小心，生怕一不留神踩入托派的理論陷阱。這在《紅旗譜》等的寫作中都有清晰的體現。下文將會詳細論述。

　?。ǘ┤A南經驗

　　正統理論的形成，除了外部的影響，還和中國早期革命經驗有關，具體說，和土地革命的起源地即華南的社會狀況有關。相對而言，華南更符合正統理論上的典型性。應該說，正統革命理論之所以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確立主導地位，和它對華南社會的強大解釋力有關。4

　　華南經驗的確構成了正統革命理論的現實基礎，提供了歷史和經驗的實證材料。但華南經驗并不具有普遍性，尤其是不能代表華北的狀況。于是，正統理論和后來在華北展開的土地革命實踐出現了矛盾。

　　具體說來，中國鄉土社會狀況存在兩個重要的南北差異。

　　1.租佃關系

　　大量的社會調查資料和統計數據顯示，華北鄉村佃農的數量不多，一半以上的農民是自耕農。階級分化程度遠低于華南地區。對此，已有豐富的研究成果，眾多歷史學家和社會學家都有細致討論，故本文不再重復，只引用兩條有代表性的結論略作說明。

　　郭德宏在分析了大量材料后得出結論說：“各地佃農所占的比例是非常懸殊的，福建建陽三區佃農、半佃農合計高達93%，河北望都、易縣佃農所占比例均不到2%，平山竟是零。大體言之，佃農所占比例，北方要比南方低得多，旱耕區域要比水耕區域低得多。”5

　　杜贊奇說：“據估計，在30年代，華北平原平均每家耕地為27畝，而冀、魯、豫三省每農戶平均耕地為22畝。馬若孟和黃宗智均認為佃戶所耕土地僅占全村土地的15%，不過，在冀、魯兩省，地主-佃農并不構成鄉村中的主要社會關系。我并不是要否認農村中分化的存在，而是要提醒讀者，華北平原鄉村中的權力關系不同于華南和華中地區，或者說，不同于租佃關系占主要地位的其他鄉村社會。”6

　　2.宗法關系與階級壓迫

　　關于華南和華北的村莊結構，同樣有大量經典的研究成果，幾成定論。一般認為，由于社會歷史原因和旱區耕作條件，華北平原居住形式是集結式的，以多姓雜居為主體形式，小農散戶居多。地緣關系結合宗族關系，村莊呈現為街坊共同體。相較而言，華南同姓村較多，宗族組織更為發達。正如黃宗智所提示的：“在一個多姓的村莊內，血緣關系和地緣關系并不等同。農村居民在以血緣為基礎的集合體之外，尚形成了地緣關系的共同體。如果說，在研究南方的社會關系時，必須首先考慮階級和宗族關系這對軸線的話，那么研究華北時，就得同時仔細留意自然村共同體中的地緣關系。”7

　　南北鄉村在宗法關系上的差異，造成了不同的階級結構，使社會矛盾呈現為不同狀態。相對而言，南方離政治權力中心更遠，宗族控制的田產等資源較多，士紳地位更高，在村社內部自治權更高。于是，華南鄉村表現出更強的“封建性”，即相對于國家權力的獨立性。階級壓迫和政治壓迫往往和族權相關聯。族權有時表現為暴力性權力，比如具有某種司法裁判權，甚至可以掌控生殺予奪的權柄。國家也承認這種管理權的讓渡，于是，南方鄉紳和國家形成了互相容忍和借用、相互支持的利益關系。8而北方鄉村中的精英治理則具有更多鄉村政治的競爭性，多姓雜居下的政治博弈格局，也面臨著民主監督的輿論壓力。北方鄉村不具有疏離于國家的封建性，鄉村領袖和國家力量聯系更緊，近代以來更是具有了明顯的國家“公務員”性質。在晚清以來地方精英劣紳化的過程中，國家力量借助地方豪強介入地方管理。南方表現為劣紳借國家權力維護地方統治，而北方則表現為贏利型經紀人以國家的名義魚肉鄉里。9

　　02

　　土地革命的理論與具體實踐之間的差異

　　前文已述，華北農村，其實并不存在普遍而嚴重的階級分化，租佃關系上的經濟壓迫，并不是社會矛盾的主要根源，經典革命理論關于農村社會結構的描述，更符合華南地區的情況，并不符合華北的情況。但20世紀40年代中期以后，革命重心轉移到了華北。

　　這就出現了權威理論與北方社會狀況之間的矛盾。這就是革命史上著名的“華北難題”。如果用正統理論衡量華北社會，革命的條件并不成熟。地主與農民之間的階級差距不大，封建性宗族勢力不強，封建壓迫不明顯。所以，華北的革命動員不能教條主義地以所謂封建性階級矛盾為依據。這就要求鄉村革命調整策略，在華北鄉村固有社會矛盾的基礎上進行話語轉換。那么，華北鄉村固有的社會矛盾是什么呢？

　　（一）華北鄉村固有社會矛盾

　　關于華北農民的普遍困境和生存危機，已有許多成熟的研究成果。其中最著名的，是黃宗智對華北農業經營內卷化的研究，以及杜贊奇對于華北村莊權力結構的研究。概括而言，導致華北鄉村普遍貧困和小農破產的社會因素主要有三點：

　　1.內卷化

　　根據黃宗智的著名說法，所謂內卷化，指的是人地關系緊張，導致勞動生產率急劇下降和邊際效率遞減。10

　　2.國家侵入，劣紳惡霸主導村莊政治

　　根據杜贊奇的研究，晚清“新政”以后，國家加強了財政汲取能力，國家力量大規模深入鄉村，隨后的民國時期，這一狀況變本加厲，從而使原本就很脆弱的小農經濟不堪重負，最終走向崩潰。11

　　為了完成對鄉村的利益抽取，政府只好依靠劣紳和惡霸來代理，這就形成了劣紳驅逐良紳的局面，他們成為國家力量的代理人和國家專橫力量的化身，不再是“封建勢力”或一般意義上的地主階級。他們不再扮演傳統的社會保護者的角色，而是成了為自身謀利的搜刮者，是寄身在民間社會內部的撕裂共同體的政治暴力的象征。

　　3.現代市場沖擊

　　本土和外來的現代工業品摧毀了小農的家庭手工業。這相當于砍斷了勉力支撐小農家庭經濟的另一根拐杖。隨著中國越來越深地淪為半殖民地，在不平等的世界體系和國際市場中，中國的農產品失去了有效的保護，面臨著更大的市場風險和價格波動。20世紀20年代末30年代初，全球經濟大蕭條更是深刻地沖擊了中國鄉村。12

　　在多重壓力的疊加下，華北小農經濟舉步維艱，加速陷入普遍破產的境地。絕望掙扎的投資失敗，或意外的家庭變故，如疾病和死亡，都將他們推向黑洞一樣的高利貸。

　?。ǘ?ldquo;華北難題”與“表達性現實”

　　革命動員要訴諸現實矛盾，所以，要給權威階級斗爭理論賦予新的內容。在黃宗智看來，這就產生了表達性現實與客觀性現實之間的張力。13我們不妨說，所謂表達性現實，就是在一般性階級斗爭條件不具備的情況下，將其他社會矛盾講述為經典的階級關系。顯然，黃宗智更看重“真實的”客觀性現實，對表達性現實持批評態度。他的核心結論是，由于土改中的表達性現實越來越偏離客觀性現實，才導致了種種過激化的后果，而且，這種思維方式還延續下來，成為后來歷史災難的思想根源。

　　對于這種觀點，汪暉表達了質疑。在他看來，土改過程中出現的“階級斗爭擴大化”現象恰恰是“去政治化”的，背離了革命政治的內在原則和政策取向。他強調說：“根據一些研究者提供的調查數據和口頭訪談，在韓丁的《翻身》、周立波的《暴風驟雨》、丁玲的《太陽照在桑干河上》等作品所描寫的村莊里，并不一定存在按照土地法大綱所定義的地主，租佃和雇傭通常并不發生在地主與佃農、富農與貧農之間，而常常發生于中農和貧農之間。值得注意的是，土地改革過程中的一些過激化現象與中國共產黨推動土地改革的指導思想并不一致。”14因而，某些歷史悲劇產生的根源，并不在于表征偏離了“客觀現實”，而在于某些土改的具體實踐沒有深刻地把握革命的辯證法，對敵我矛盾或階級矛盾進行了僵化的本質化的理解。革命對現實的表征行動并不必然以死硬的客觀性現實為尺度，從根本上說，“農民階級及其革命性與其說源自一種結構性的階級關系，毋寧說源自一種導致這一結構性關系變動的廣闊的歷史形勢，一種能夠將農民轉化為階級的政治力量、政治意識和政治過程”15。換言之，表征作為政治行動的一個前提和環節，是能動地創造歷史主體和打開歷史的過程，而不是被動地依賴于“客觀現實”提供的條件，將階級概念置于客觀性的框架之下。在確認敵友的過程中，過度暴力恰恰是政治失敗的標志。在這個意義上，身份論和出身論正是對中國革命所包含的主觀的、能動的政治觀的背叛。

　　應該說，“鄉土革命文學”基本完成了歷史任務，它催生了階級意識，創造了革命的主體，重建了想象性關系。黃宗智所說的“表達性”也不是虛假的，它源于普遍貧困的社會狀況中蘊藏的結構性矛盾，一種真實存在的客觀革命形勢。通過表征實踐，這種形勢被召喚出來，社會固有的政治矛盾因而被強化和賦形，并從間接和潛在的狀態上升到直接的、可感的層面。

　　但這并不是說“鄉土革命文學”的表征就沒有問題。只不過，它的問題并不是過于偏離客觀性現實，恰恰相反，是過于受限于客觀性現實。更準確地說，是本質化地把握階級身份和階級矛盾，試圖教條主義地和權威文件保持表述上的一致，于是，生硬地以客觀性現實為基礎，進行簡單的修辭轉譯，這就或導致對真實歷史經驗的刻意回避，或導致對其進行不適當地強調。因此，表征無法消化完整的客觀性現實，從而產生了大量的剩余。鄉土革命的文學敘述近乎笨拙地和客觀性現實進行糾斗，試圖擺脫又無法脫身。這造成了革命文學內部的張力甚至矛盾。

　　03

　　鄉土革命敘事內部的張力

　　鄉土革命敘事涉及的基本都是華北農村，核心區域主要是陜北、山西、河北、山東等地，即晉察冀和晉冀魯豫等老根據地。故事大多以華北鄉村的生活經驗為基礎，如歌劇《白毛女》（后被改編為芭蕾舞劇、電影等多種藝術形式，但核心內容未變）、長篇小說《紅旗譜》《太陽照在桑干河上》，以及中篇小說《邪不壓正》等。代表性作品中只有《暴風驟雨》這一部講述東北的故事，比較特殊。16本文以《白毛女》和《紅旗譜》這兩部最具標志性的作品為例探討鄉土革命敘事在轉譯正統理論時產生的矛盾，并分析這種矛盾在文本內部的體現。

　?。ㄒ唬┘≠|與框架之間的沖突

　　與其他同類作品相比，《白毛女》和《紅旗譜》最為典型地描寫了華北小農所面對的生存挑戰，它們也表現了20世紀三四十年代華北農村最主要的兩種社會矛盾類型。這兩部作品在內容上無疑呈現了客觀的社會真實，但是，在作家試圖用權威理論框架對這種客觀性真實加以解釋時，卻產生了矛盾，從而使文本處于一種持續性的張力結構之中。

　　1.《白毛女》：鄉村商品化與小農破產

　　《白毛女》中楊白勞的命運反映了小農生產的內卷化困境以及貧困化的長期趨勢。從作品的框架或整體邏輯上來看，黃世仁和楊白勞之間的關系被看作地主與貧農之間的階級矛盾。但是，從敘事肌質上看，逼死楊白勞的罪魁禍首，至少直接的或主要的力量，卻并非租佃關系之上的階級壓迫，而是鄉村的商品化，以及由此導致的債務陷阱。

1950版《白毛女》電影海報

　　在劇作中，楊白勞家中勞動力短缺（只有一個女兒，自己又年老體衰），勞動力配置不佳，在小農家庭普遍破產的脆弱狀態中，一有家庭變故（妻子長期生病而死），就會失去土地，淪為佃農，并欠下高利貸無法翻身。這種描寫，是符合華北小農的普遍命運的。

　　作品強調的重心是債務。這并不是說地租剝削不重要，而是說，它已經不是“階級矛盾”的主要方面，至少不是最為緊迫的壓力來源。

　　那么，我們該如何理解黃世仁的階級性質呢？

　　我們需要注意20世紀30年代（即《白毛女》故事原型生活的時代）華北農村的一個基本現實：隨著農業生產的劇烈內卷化和商品化，“地主”（更準確地說是富戶）已經開始脫離鄉村和傳統經營方式，成為“不在村地主”。正如黃宗智所說，“現有的資料表明，在華北平原很多村莊根本沒有地主。華北地主主要是居住在城市之中的不在村地主”17。在某種程度上，他們的身份已經資本主義化了，其中一部分甚至具有了金融資本家的色彩。

　　事實上，地租也已經充分商品化，不再是傳統的形態。近代以來的總體趨勢，是經濟理性原則開始在鄉村占據越來越重要的地位，土地作為商業資本，越來越緊俏，傳統倫理關系趨于崩潰，即使在宗族內部，土地租賃的優惠也不表現為低租金，而只是表現為某種優先承租權。同樣，在資本稀缺的鄉村金融市場，借貸優惠最多也只是體現為優先借貸權，利息仍須按市場計價。18

　　以《白毛女》電影版為例，大春對抗黃家，于是，作為懲罰，黃世仁中止租約，穆仁智宣布自下一年開始，不再租地給大春家。這令大春憤恨不已，他參加八路軍，和生計受到影響也有一定關系。但是，這一情節具有內在的矛盾。按劇作邏輯，撕毀租約顯然是地主迫害貧農的罪狀?？墒?，中止租約也意味著中止地租剝削，如果從正統理論角度講，這即使不是好事，本身也不應算是封建壓迫吧？在這里，文本肌質與正統理論發生了潛在沖突。歷史的真實邏輯是，在充分內卷化的華北鄉村，土地作為越來越緊俏的生產資本，成為徹底的租方市場，從黃世仁的角度看，承租權本身已經是一種優惠。

　　商品化的地租市場，使城鄉市場逐漸一體化，富戶的投資已經多元化，不在村地主增多，他們可能已經移居城市，或隨經營需要交替居住在城鄉之間，更多地通過“職業經理人”打理在村事務。黃世仁可能正是這樣的不在村地主，或已經處在向不在村過渡的狀態之中。

　　電影開頭的情節值得注意，乘馬車回村的黃世仁正好碰見喜兒，驚奇地發現她已出落得楚楚動人，于是對隨行人說，喜兒越來越漂亮了。這或許表明，黃世仁大概長期處于半不在村狀態，他可能早就把在村的業務交由穆仁智來處理了。由于不在村，宗族或地緣的禮法義務自然就淡弱了，更不要說穆仁智這樣的師爺或“經理人”，他們對佃戶更談不上有什么道德責任。于是，商品化進一步沖毀了鄉土原始共同體的倫理關系。

　　文學敘事極力強化北方地主的封建性和階級壓迫的一面，把代理人表現為地主階級的狗腿子，并刻意回避了黃世仁不在村的事實。但是，作品肌質不經意間透露的現實主義信息，仍然顯現了文本內部的張力。由于要和權威理論保持一致，文學敘事壓抑了部分客觀性現實，鄉村中的資本主義商品化關系在相當程度上被淡化了。

　　2.《紅旗譜》：劣紳侵害鄉村與自耕農的抗爭

　　華北地主和貧農、雇農偏少，中農或自耕農是主體，主要社會矛盾不是租佃關系之上的階級矛盾，而是自耕農和贏利型經紀人或“劣紳”之間的政治沖突。這正是《紅旗譜》所要表達的主題。如果說《白毛女》講述了破產貧農的絕望命運，還不太具備典型性，那么《紅旗譜》則充分體現了華北農村的一般狀況。

　　《紅旗譜》起始于晚清新政之后，自此以后，國家的代理人劣紳集體登上鄉村政治舞臺。19開場大戲“大鬧柳樹林”，就是一場朱老鞏代表廣大自耕農反對贏利型經紀人馮蘭池侵吞集體資產的斗爭。

　　自耕農所要反對的是國家入侵，之所以反對馮家，是因為他是國家力量的代理人，并以這種身份和權勢魚肉鄉里，并不因為他是地主。

　　日益商品化的鄉土世界，已經深刻地卷入全球市場體系。自耕農，作為華北農村的主體部分，是充分“理性”的。朱老忠父子身上表現出的俠義之氣和抗爭精神，是要靠經濟基礎支撐的。在小說中，朱、嚴兩家勞動力配置合理，家長正當盛年，兩家各有兩個年輕力壯的兒子。嚴志和精于盤算，朱老忠眼界不凡，他們具有鄉村中產階級的抱負再自然不過。對于朱、嚴兩家來說，最高的訴求就是發家，最低目標也是保住現有地位，不墜入楊白勞的境地。

　　從小說的敘述語氣上，我們不難感受到中農的進取意志。這是符合華北主體階層自耕農的政治性格的。但是，根據土地革命的正統理論，中農是個動搖的、缺乏革命性的階級，貧雇農才是革命主體。所以，小說把朱、嚴兩家的階級身份處理得很含糊，尤其是刻意回避了朱家是否自有土地，或是否具有租傭身份這個問題。從小說顯性敘述來看，嚴家有賣地情節，說明至少在賣地前是中農之家，而朱家則一筆帶過，處理得非常含糊，暗示了無地的事實，但從小說內容中又看不到租佃關系。不過，頻繁出現的田間和菜園場景又似乎顯示了自耕農的勞作方式。盡管嚴運濤外出打短工，但這并不能證明其貧農身份，因為對于內卷化農業狀況中的自耕農來說，這原本是常態。20所以，從小說敘述來看，我們唯一能辨識朱家貧農階級身份的只是作品的敘事人的交代。但從性格、作派和思想方式上，朱、嚴兩家都分明具有自耕農的特征。

　　小說中展現出來的中農的抗爭精神，指向的對象是劣紳化的國家代理人，而不是權威理論中的封建地主階級。應該說，小說的敘述是符合歷史的客觀真實的。但根據權威的革命理論，自耕農抗爭劣紳的矛盾必須被改寫為貧農對抗地主的階級斗爭，于是，小說刻意淡化朱、嚴的中農身份，強化了地主的階級壓迫。但小說中所描述的所謂階級壓迫的情節，都不具備“封建的”典型性。比如，馮蘭池征收割頭稅是包稅人代表國家進行的；抓丁，雖帶有挾私報復之意，但從性質上講仍然屬于“公務”范疇，甚至最后朱老忠也能接受；買“紅脯”，最多是仗勢強買，仍可算是市場行為；覬覦春蘭，試圖納小，也還是按民間規矩辦，被拒也沒用強，挑撥“老驢頭”打春蘭，只能算是道德問題。這些都難以歸攏到階級斗爭上去。所以，小說講階級壓迫其實缺乏具體內容。至于小說中一再宣傳的反帝，對于當時的農民來說，恐怕更是相當遙遠的事情，無法形成有效的斗爭動員，實際上在小說中也沒有落實。小說中的賈湘農，作為縣委書記，充當了正統理論的發言人。他依據一般革命理論，對農民運動和學生運動做出了解釋。比如，他把發動抗稅的成功歸結為從階級觀點出發，并極力把學生運動提升到反帝的政治高度，顯然是表征過度了。

　?。ǘ┬∞r政治訴求

　　華北農村的小農，不管是自耕農還是貧農或佃雇農，普遍訴求都是重建鄉村共同體，重建被商品化或劣紳破壞的倫理秩序，但鄉村革命的正統理論強調的是打破舊秩序，建立均平的新社會。于是，鄉土革命敘事和正統理論發生了某種微妙的沖突。

　　近代以前，北方農村自身的傳統禮法和道德秩序一直具有保護性和救助性的社會功能。但20世紀二三十年代以來，傳統鄉村共同體在劣紳和商品化的雙重沖擊下趨于解體，貧苦的破產小農失去了來自共同體最后的庇護，公平的交易規則和競爭氛圍也被劣紳破壞。于是，華北小農的普遍政治訴求是重新恢復舊有的鄉村共同體。對于楊白勞這樣的破產小農來說，要求的是來自傳統共同體的救助，而對于朱老忠這樣的自耕農來說，要求的是免于國家入侵和劣紳敗壞鄉土公平規則。

　　楊白勞要的是傳統的“禮”，這是內卷化農業之中破產小農最后的救命稻草。但在現代時期，鄉村充分市場化和商品化，倫理共同體瓦解，禮崩樂壞，冷冰冰的商品化理性徹底驅逐了宗法性的“禮”。對于這套市場化的“理”，楊白勞在理性上也是認可的，欠債還錢，似乎也是沒辦法否認的義務。他唯一要求的只是債主緩一緩，好讓他有個喘息的機會。在早期歌劇版本中，拿喜兒抵債，也是楊白勞無奈之下最終接受的。他最后選擇自殺，并非抗拒這套“理性法則”，而是因為自責和對女兒的負疚。

　　在歌劇《白毛女》的早期版本中，喜兒被搶到黃家之后，還存有被正娶的幻想，也就是說，在當時的創作者看來，二者之間的矛盾還不是純粹的階級對立，還有機會在鄉村共同體內部加以解決。這顯然是過于遷就現實邏輯和民間思維的想法，當然，在內戰爆發之前，創作者的觀念仍在延續著統戰政策的某種慣性，這也影響了政策尺度的把握。因而，最初版本中的階級斗爭意味并不強烈，戲劇結束時，對黃世仁的批斗也比較溫和——我們所熟悉的結尾是被批評之后根據中央辦公廳傳達的中央領導的意見和群眾意見修改的。在最早的版本中，黃世仁之壞，與其說在于強搶喜兒抵債，還不如說是始亂終棄，并在喜兒懷孕后不給名分，且蓄意加害。對于20世紀30年代的鄉村道德來說，這才是跌穿底線的惡行。試想，如果黃世仁“痛改前非”，將喜兒明媒正娶，從民間道德標準來看，甚至在當時的某些延安干部看來，似乎還不失為一個可以接受的悲情故事。這種情節安排遵從的是30年代破產小農的邏輯，也是傳統鄉村共同體的邏輯。按這種邏輯，在黃世仁對喜兒痛下殺手之前，黃世仁仍然和喜兒分享同一個道德空間，雖然他觸犯了共同體的道德戒律。

　　其實，不是喜兒對黃世仁心存幻想，而是小農對傳統共同體一直心存幻想。從最終的意義上，楊白勞的自殺，正是緣于對共同體的幻滅。把破壞共同體的壞人置換為階級敵人，這正是孟悅所說的《白毛女》的倫理化修辭。21

　　朱老忠比楊白勞境遇要好得多，他所要求的并非共同體的救助，而是公平競爭的規則。但在劣紳把持村政的狀態下，自耕農的抱負顯然無法實現。于是，他把目光投向了那個想象中的“此前的”“平等聯合”的地緣共同體。在小說中，對街坊鄰里情誼的強調，對世風民俗的動情描繪，以及對燕趙俠義傳統的弘揚，都是有意地突顯舊有鄉村世界的理想精神和倫理意義。歷史上看，自耕農或中農，在對抗社群外部威脅時并不乏團結精神和氣義之勇，但這種斗爭精神并沒有階級斗爭上的革命性，也不傾向于改變鄉村秩序。22

　　在“土改文學”中，將共同體內部的“壞人”指認為階級敵人，更是常規的處理方式。在土改實踐中，某些村莊由于現實中階級矛盾并不突出，有時不太容易找到符合正統理論的地主，只好進行修辭上的替換，把那些破壞共同體道德秩序的壞人“表達”為階級敵人。比如，在丁玲的長篇小說《太陽照在桑干河上》中，地主被置換成了惡霸。如果嚴格參照正統理論劃分，錢文貴不過只是個中農——他和兩個成年兒子共耕60余畝土地。錢文貴激怒村民并被斗爭，并非因為他是地主，而是因為他損人利己，破壞共同體生活規則，是個道德意義上的壞人，即惡霸。

　　小農的核心政治訴求是重建鄉村共同體。無論對于破產的底層佃農楊白勞們，還是對于野心尚存的自耕農朱老忠們，他們對現實的抗議并不尋求對現實的改變，而是恢復曾有的現實。說到底，貧農和中農都是保守的，向后看的；而不是革命的，向前看的。當然，其中具有歷史的辯證法或“倒置的烏托邦”，但要把這種辯證法寫出來，并不容易。而革命文學往往依據正統理論采取了簡單化的處理方式，直接把這種落后性和保守性提高為斗爭性。20世紀40—70年代，革命文學大體上也呈現為在理念上逐漸激進化的傾向，它在《白毛女》的不斷改編和重寫中得到了生動的體現。早期歌劇中較為豐富復雜的真實歷史內容逐漸被抽空，越來越符合政治正確的要求。終于，在樣板戲芭蕾舞劇中，表達性現實掙脫了客觀性現實的束縛，楊白勞被塑造為挺身對抗階級壓迫的革命英雄，悲壯地犧牲在陰險的階級敵人黃世仁的手杖之下。

　　04

　　歷史與美學的評價

　?。ㄒ唬┱y理論和“表達性現實”的正當性

　　總體而言，鄉村革命，包括土改具有無可置疑的政治合法性。因為：首先，就全國總體而言，土地的分化和封建性剝削仍是主導性的政治經濟現象，土地革命完成了民主革命的歷史任務，為下一步向集體化過渡準備了條件。其次，通過土地革命，消滅了各種形式的壓迫性的政治結構，不管是劣紳還是黑惡勢力，無論在表達性現實的意義上如何被命名，這些自近代以來就根植鄉土世界的種種壓迫性力量被連根拔除，使農民獲得了解放。

　　為了完成這一政治目標和歷史任務，“鄉土革命文學”把普遍存在的社會矛盾改寫成了封建性階級矛盾，完成了革命動員，塑造了新的革命主體，為新的革命實踐創造了契機和時勢。這種歷史貢獻應該肯定。

　?。ǘ└锩鼣⑹轮械?ldquo;表達性”危機

　　但也不應忽略，“鄉土革命文學”的表征還存在對權威理論甚至政策的教條主義闡釋。

　　拋開政治評價，僅就文學藝術而言，“表達性現實”的修辭也造成了美學上的缺陷。“鄉土革命文學”對歷史的理解失于簡單化，沒有呈現歷史本身的復雜性和矛盾性，因而也無法在這種復雜性和矛盾性中提取出深刻的戲劇性內核，并最終體現為具有歷史和美學深度的敘事結構和人物形象。雖然作家、藝術家們普遍并不缺乏真切的生活經驗，但他們只是有限度地對歷史進行了呈現，并盡力把它納入既定的觀念框架之中。相對于革命歷史的真實經驗所包含的豐富與蕪雜——解放與代價、善與惡、仁愛與暴力、不可阻擋的歷史大勢與渾水摸魚的泥沙俱下……革命文學過于輕易地回避了這種豐富的糾纏狀態，不愿正視權威理論之外的灰色地帶，并做出真正歷史的也是美學的深刻回應。在我看來，這倒是真正的左翼文學或革命文學的工作倫理。

　　由于缺乏勇氣和信心面對革命歷史的灰面，并對它做出富于歷史和美學深度的批判性回應，限制了革命文學所能達到的“總體性”的高度，也沒能更高地實現汪暉所說的“政治化”的深度。它顯然還無力克服和消化整體的革命歷史經驗。對于土地革命中的過激現象、痞子問題等，由于刻意回避甚至美化，導致了后來“去革命化”的報復性敘述，如張愛玲的某些小說，如20世紀80年代以后張煒的《古船》和嚴歌苓的《第九個寡婦》等，更不必說大量的新歷史小說。它們同樣是另一種形式的片面化的講述，但也自有其合理性的內容。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哪種文學可以對這種歷史敘述的分裂進行真正的總體化，而這原本是“鄉土革命文學”的題中應有之義。

　　盡管20世紀40—70年代的創作者可能面對著現實的壓力，但是，我們倒是不必懷疑，作家、藝術家主要還是基于真誠的政治信仰和創作責任感自覺進行創作上的取舍的。對現實政治的信賴生成了一種創作裝置，使他們放棄了文學自身的批判性立場。23

　　當然，不必誤解，我所謂批判性立場，并不是指文學從“自由”的政治立場或非歷史的人道主義角度對革命進行指責或否定。其實，從一種貌似超然的高度來否定革命的正當性，并不意味著真正的批判性，恰恰可能是喪失批判性的表現。革命文學，必須時刻保持警醒，獨立于一時的政治實踐和具體的條文，以真正的“政治化”的立場，秉持更高的判斷尺度，來創造真正革命性的表征。這才是我理解的批判性，在我看來，這才是真正的革命文學的本質特征。“鄉土革命文學”，作為“新穎”的社會主義文學，我們有理由對它寄予更高的要求和期待。我的批評也正是基于這個前提進行的。

　　1    梁斌：《我怎樣創作了〈紅旗譜〉》，《梁斌文集》第6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254—255頁。

　　2    本文所說的“鄉土革命文學”特指20世紀40—70年代以鄉村革命為內容的小說和戲劇創作，既包括“革命歷史小說”中以農村為背景的創作，也包括“土改小說”。

　　3    關于“中國社會性質論戰”中各派的觀點和正統派理論的形成過程，參見阿里夫·德里克：《革命與歷史：中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的起源，1919—1937》，翁賀凱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4    社會學意義上的華南是個特定概念，根據土地分化狀況和社會結構的差異，一般將農耕區劃分為華南、華北和華中地區。按賀雪峰的說法，華南指江西、福建、廣東、廣西、海南、鄂東南、湘南等；華北指河北、河南、山東、陜西、皖北、蘇北等；華中主要指長江流域（以及西南，東北地區）。下文討論的華北正是依此劃分。參見賀雪峰等：《南北中國：中國農村區域差異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年版。需要特別注意的是，東北自成格局，截然不同于華北，因此在社會學上屬于華中。

　　5    郭德宏：《中國近現代農民土地問題研究》，青島出版社1993年版，第78頁。

　　6    杜贊奇：《文化、權力與國家：1900—1942年的華北農村》，王福明譯，江蘇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8頁。

　　7    黃宗智：《明清以來的鄉村社會經濟變遷：歷史、理論與現實（卷一·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52—53頁。

　　8    參見于建嶸：《岳村政治：轉型期中國鄉村政治結構的變遷》，商務印書館2001年版。

　　9    上述差別只是相對而言。和租佃關系一樣，宗族關系或封建權力，在南北中國內部各自差異也很大，比如陜西的關中地區就不同于華北的一般情況，參見秦暉的相關研究。

　　10  參見黃宗智：《明清以來的鄉村社會經濟變遷：歷史、理論與現實（卷一·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

　　11  參見杜贊奇：《文化、權力與國家：1900—1942年的華北農村》。

　　12  參見馬若孟執筆的《劍橋中華民國史》下卷第5章“土地制度”，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版。城山智子對全球經濟危機沖擊下的中國農業經濟進行了細致研究，參見其《大蕭條時期的中國：市場、國家與世界經濟（1929—1937）》，孟凡禮、尚國敏譯，唐磊校，江蘇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

　　13  參見黃宗智：《中國革命中的農村階級斗爭——從土改到“文革”時期的表達性現實與客觀性現實》，《實踐與理論：中國社會、經濟與法律的歷史與現實研究》，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

　　14  汪暉：《去政治化的政治、霸權的多重構成與60年代的消逝》，《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紀的終結與90年代》，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年版，第29頁。

　　15  同上，第30頁。

　　16  東北的社會階級狀況和華北差異較大。由于歷史的原因，相對來說，東北土地集中度更高，階級分化明顯，且黑惡勢力突出，矛盾比較尖銳，因而總體情況與華中甚至華南更為相近。因其特殊性和非典型性，本文不做討論。

　　17  黃宗智：《實踐與理論：中國社會、經濟與法律的歷史與現實研究》，第144頁。

　　18  參見黃宗智《明清以來的鄉村社會經濟變遷：歷史、理論與現實（卷一·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中的相關內容。

　　19  所謂劣紳，并不一定是地主，和傳統鄉紳更沒有關系，他已經地痞流氓化了。

　　20  參見黃宗智《明清以來的鄉村社會經濟變遷：歷史、理論與現實（卷一·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中的相關內容。

　　21  參見孟悅《〈白毛女〉演變的啟示——兼論延安文藝的歷史多質性》，《人、歷史、家園：文化批評三調》，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年版。

　　22  裴宜理的研究表明，紅槍會的成員（由中農階層或自耕農構成）在顯要人物的領導下，政治上傾向保守，他們甚至成為阻礙共產黨領導的階級斗爭運動的力量。參見裴宜理：《華北的叛亂者與革命者，1845—1945》，池子華、劉平譯，商務印書館2007年版。

　　23     關于“土改小說”“真實性”和歷史評價等問題，陳思和曾有細致深入的討論，他的這篇文章也是與本文議題相關的最有分量的一篇論文。文章的一個重要觀點是，作家出于政治壓力和現實顧慮而放棄了現實主義原則，對此我略有保留。陳思和認為，“可以說，在現實主義的創作原則和黨的文藝原則之間，他們基本上是按照后者來進行創作，所以創作可以不忠實現實的本來面貌，只按照文件內容來編造故事情節和人物命運；但是，對于文件中不同取向的內容的選擇，還是表現了作家的態度和立場。”陳思和：《六十年文學話土改》，王德威、陳思和、許子東：《一九四九以后——當代文學六十年》，上海文藝出版社2011年版，第3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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