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編者按

　　今年10月7日，巴以沖突的火藥桶在加沙地帶再度點燃。從22日夜晚以色列對加沙地帶發動空襲開始，本次沖突的烈度持續升級，沙加地區的巴勒斯坦普通民眾的死傷人數也在以軍的轟炸下不斷上升。當前局勢下我們重新回看2005年藍博洲對巴勒斯坦作家穆罕默德．舒卡爾的訪談，或許對我們理解巴勒斯坦人民爭取自由與國家主權的斗爭有所幫助。

　　穆罕默德·舒卡爾來自長期受到戰爭蹂躪的地區，他的作品反映了伊斯蘭文化和西方現代文化的沖突矛盾，也從不同的角度深刻反省、關懷國家、民族、宗教、戰爭及生命等復雜的課題。作為一名巴勒斯坦人，穆罕默德·舒卡爾個人身份的復雜性，恰恰反映了巴勒斯坦復雜的歷史。他的寫作不僅僅反映了他個人的經歷和祖國人民的痛苦，是他發現自己，表達自己的方式，更是為巴勒斯坦民族發聲，追求巴勒斯坦的身份認同和以巴和平的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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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年，創立于1956年的香港浸會大學成立了國際作家工作坊，由鄭敏、鄭樹森、馬悅然、葛浩文、白先勇、聶華苓、鐘玲、黃春明等著名詩人、漢學家、作家和學者組成顧問委員會，浸會大學文學院院長鐘玲擔任工作坊主任兼活動策劃委員會召集人。每年，工作坊除了邀請一至二位卓越的華文作家擔任「駐校作家」（已經先后邀請陳映真與李渝），另外邀請六至九位內地、臺灣及世界各地的作家，擔任「訪問作家」。活動期間，工作坊除了為這些作家舉辦公開演講、座談會及作品朗誦會，還會安排各種媒體的記者專訪作家；與此同時，工作坊在活動展開之前已經組織該校師生，將應邀作家的作品由英文譯成中文，或者從中文譯成英文。

　　國際作家工作坊第一屆「訪問作家」的主題為「后殖民地英語國家的作家」，邀請分別來自印度、南非、加納、加勒比海圣馬丁和特立尼達的六位英語作家，以及來自大陸、臺灣、馬來西亞的三位華語作家。

　　2005年11月14日至12月13日，國際作家工作坊第二屆「訪問作家」以「了解伊斯蘭世界及其作家」為主題，邀請來自伊斯蘭世界的七位作家和兩位中國作家做「訪問作家」，駐港一個月；12月4日至8日，工作坊又安排所有「訪問作家」前往北京師范大學，與國內作家、評論家和北師大師生進行文學交流。通過《印刻文學生活》雜志總編輯初安民先生和鄭樹森教授的推薦，我也有幸受邀，和來自山西黃土高原的小說家曹乃謙先生，一起參與了這次「了解伊斯蘭世界及其作家」的活動。

　　了解伊斯蘭世界及其作家

　　眾所周知，伊斯蘭教向來與基督教、佛教并列為世界三大宗教。全球的伊斯蘭信徒，也就是所謂的「穆斯林」超過了12億人口；「伊斯蘭文明」（Islamic Civilization）和「伊斯蘭文化」（Islamic Culture）一直是人類重要的精神文明遺產之一。然而，2001年的「9．11」事件后，「伊斯蘭」已被一些西方國家及媒體曲解，把它和少數主張恐怖主義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劃上等號，加深了其他地區的人們對「伊斯蘭」的誤解和恐懼。

　　「面對伊斯蘭文化和西方現代文化的沖突，文學或可成為交流的一種平臺，一種對話的方式。」鐘玲教授在工作坊開幕朗誦會上說明主題的構想。「因此，今年的國際作家工作坊就以『了解伊斯蘭世界及其作家』為主題，展開一系列文學及文化方面的交流活動；主要思考伊斯蘭文明和當今世界的關系，突顯伊斯蘭作家及其文學作品的特色。」

　　這次受邀的七位來自伊斯蘭世界的作家，其中六位來自阿拉伯世界：埃及的艾哈邁德．埃拉迪（Ahmed Alaidy，1974-）、黎巴嫩的哈桑．達歐德（Hassan Daoud，1950-）、伊拉克女詩人敦雅．米卡埃爾（Dunya Mikhail，1965-）、約旦的兒童文學作家泰格蕾德．納賈爾（Taghreed Naijar，1951-）、巴勒斯坦的穆罕默德．舒卡爾（Mahmoud Shukair，1941-）和加桑．察灘（Ghassan Zaqtan，1954-），另一位則是來自印度尼西亞的西多克．司雷格奇（Sitok Srengenge，1965-）。

　　不論來自何處，這幾位伊斯蘭作家大都有許多共同的經歷，例如：流放、作品不被允許自由出版、甚至因參與政治活動而入獄等等，這些經歷也都成了他們寫作的重要題材。抱著學習的心情，一個月的期間，通過在香港、北京和珠海的幾場座談、訪問及平時的閑聊，我終于能夠初步「了解」這七位來自「伊斯蘭世界」的作家了。來自長期受到戰爭蹂躪的地區，這些伊斯蘭文學創作者的作品自然反映了伊斯蘭文化和西方現代文化的沖突矛盾，也從不同角度深刻反省、關懷國家、民族、宗教、戰爭及生命等復雜的課題。

　　基于讓更多的朋友「了解伊斯蘭世界及其作家」的考慮，我首先把受到年輕一代阿拉伯作家尊敬的老大哥穆罕默德．舒卡爾的采訪筆記整理出來，跟大家分享。

　　我的故事，就是整個中東的故事

　　「我的故事，就是整個中東的故事。」在每一場公開座談會上的發言，來自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作家穆罕默德．舒卡爾幾乎都是這樣開場的。事實，顯然也是如此。

　　「幾百年來，我的家族一直生于巴勒斯坦的耶路撒冷，也死于耶路撒冷。」穆罕默德．舒卡爾一臉堅毅地說，「1941年，我也像我的祖祖輩輩們一樣，在耶路撒冷出生。所以，我當然是巴勒斯坦人。」然而，麻煩的是，在申請赴港簽證時，穆罕默德．舒卡爾的身份卻遭到香港移民局的置疑。從耶路撒冷前往香港的路上，他又因為手上拿的那本護照，在海關出入境處遭到比一般人還要繁復的盤問。「你是巴勒斯坦人，」氣質優雅的穆罕默德．舒卡爾嘲諷地笑著解釋他所遭遇的麻煩。「但是，為什么你的護照卻是以色列核發的，而護照上的國籍卻又注明是約旦呢？」「你究竟是哪里人呢？」對紛擾復雜的中東政局完全沒有概念的香港移民局官員不解地要求穆罕默德．舒卡爾解釋他的身份。「我出生于1941年，可為我簽發護照的以色列1948年才建國；」穆罕默德．舒卡爾微笑著耐心解釋，然后堅定地說：「我當然是巴勒斯坦人。」

　　大部分東耶路撒冷的阿拉伯居民不具有以色列國籍，也不持有以色列護照。他們持有的身份卡片是一張10年有效期的“永久居留卡”，上有希伯來語“?????? ?????? ???”，即“永久居留許可”字樣

　　的確，穆罕默德．舒卡爾個人身份的復雜性，恰恰反映了巴勒斯坦復雜的歷史。

　　巴勒斯坦問題

　　巴勒斯坦位于地中海東岸，靠近蘇伊士運河，扼亞、歐、非三洲交通要道。因為具有重要的戰略和經濟地位，歷來是大國角逐的地區。

　　據載，巴勒斯坦最早的居民是迦南人。公元前12-11世紀，猶太人進入并建立國家。此后，巴勒斯坦屢遭周圍大國侵占，幾經變遷。猶太王國滅亡后，在羅馬帝國統治時期的公元一世紀前后，猶太人被趕出巴勒斯坦，流散世界各地。公元7世紀后，巴勒斯坦成為阿拉伯帝國的一部份，絕大部分居民也都是阿拉伯人。16世紀后，巴勒斯坦又成為以伊斯蘭教為國教的土耳其奧斯曼帝國的一部份。

　　19世紀80年代初，在奧地利、俄羅斯、德意志等地的猶太資產階級發起「猶太復國主義運動」。所謂「猶太復國主義」又稱「錫安主義」。錫安就是耶路撒冷附近的一座山。由于《圣經》有一段猶太人將回到錫安山聚居的情節，「猶太復國主義運動」于是利用這段情節聲稱：「猶太復國主義的目標是在巴勒斯坦為猶太民族建立一個由公共法律所保障的猶太人之家。」

　　這樣，隨著「猶太復國主義運動」的發展，巴勒斯坦問題成為中東問題的核心，突出表現為阿拉伯人和猶太人的矛盾。

　　1895年維也納猶太人記者西奧多·赫茨爾撰寫《猶太國》一書，進一步提出了猶太復國主義的理論和綱領。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英國勢力侵入了巴勒斯坦。為了保持它在巴勒斯坦和整個中東的統治，英國竭力利用和扶植猶太復國主義，挑撥阿猶之間的關系，以達到「分而治之」的目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后，英國取得巴勒斯坦的委任統治權，繼續推行分而治之政策。因此，大批猶太人遷入巴勒斯坦。阿猶之間不斷發生沖突和流血事件。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越來越深地卷入了中東事務。在巴勒斯坦問題上，英美競爭日益尖銳。美國逐步取代英國，成為「猶太復國主義運動」的主要支持者。大戰結束后，美國政府推行利用阿猶矛盾、支猶制阿、排英反蘇、爭霸巴勒斯坦和中東的政策，進一步卷入巴勒斯坦和中東事務。

　　1946年1月，英國被迫與美國組成解決巴勒斯坦問題的英美聯合調查委員會。同年4月，該委員會提出一份「建議」，主張巴勒斯坦由聯合國托管，并要求1946年內批準十萬名猶太人遷入巴勒斯坦；遭到阿拉伯人的反對。7月，英美專家又炮制了一個把巴勒斯坦分為四個省---猶太自治省、阿拉伯自治省，以及耶路撒冷和內格夫直轄省---的「分省自治計劃」（《莫里森-格雷迪計劃》）；遭到阿猶雙方的反對。猶太人希望分治后建立猶太國；阿拉伯人則要求建立一個獨立的巴勒斯坦國家。

　　1947年2月，英國認識到它已經很難維持在巴勒斯坦的委任統治了，于是宣布把巴勒斯坦問題提交聯合國處理。9月，第二屆聯合國大會開幕。會議決定設立專門委員會進行研究。11月29日，大會對專門委員會提出的方案進行表決；最后以美、蘇等國33票贊成，阿拉伯等國13票反對，英國等10票棄權的結果，通過了《巴勒斯坦將來治理（分治計劃）問題的決議（第181＜2＞號決議）。決議規定：英國在巴勒斯坦的委任統治最遲于1948年8月1日結束；此后兩個月內成立阿拉伯國（包括北部加利利、約旦河以西地區、加沙地帶和雅法市的阿拉伯區，面積約一萬一千多平方公里。）和猶太國（面積一萬五千八百五十平方公里，占總面積的55%。），兩國在經濟上實行一些聯合；耶路撒冷及其近郊區（計158平方公里）則是一個「在特殊國際政權下的獨立主權國家，并由聯合國管理」。

　　這個明顯有利于猶太復國主義者的分治方案通過后，立即遭到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和阿拉伯各國的強烈反對。耶路撒冷城和一些阿猶混居的村鎮爆發了阿猶雙方的武裝沖突。1947年12月，阿拉伯聯盟七國發表聲明，宣布「決心為反對聯合國分裂巴勒斯坦的決議而戰。」英國企圖維護自己在巴勒斯坦的權益而支持阿盟反對聯大決議。猶太復國主義者則在美國的支持下加緊籌劃建國的工作。

　　1948年5月14日，英國結束在巴勒斯坦的委任統治。當天晚上，猶太復國主義者就在特拉維夫宣布成立「以色列國」。十一分鐘后，美國政府宣布承認；緊接著蘇聯也表示承認。第二天，以色列國便與埃及、約旦、敘利亞、伊拉客和黎巴嫩等五個阿拉伯國家爆發了戰爭，史稱第一次中東戰爭。這場戰爭雖然實際只打了61天，卻斷斷續續進行了15個月。戰爭使得將近百萬的巴勒斯坦人民被以色列侵略者逐出家園，淪為難民，流落在約旦河西岸、加沙和附近的阿拉伯國家。

　　那年，穆罕默德．舒卡爾只有七歲。因為戰爭，父親只好帶領全家離開故鄉。因此，1960年，當20歲的舒卡爾開始寫作的時候，那個被迫離開家園的晚上所發生的故事，自然就成為他所寫的第一部小說的情節。

　　巴勒斯坦人的身份認同

　　通過第一次中東戰爭，以色列霸占了大量的阿拉伯領土，控制了巴勒斯坦兩萬零七百平方公里的土地，比聯合國分治決議中規定的還要多六千七百平方公里。聯合國分治決議規定要建立的「阿拉伯國」不但沒有建立，分治決議劃歸「阿拉伯國」的三個地區---沿地中海的雅法港和連接黎巴嫩的地區及中部一部份領土被以色列侵占；西南連接埃及的加沙地帶由埃及控制；中部則由外約旦兼并。聯大關于耶路撒冷國際化的決議也沒有實施；耶路撒冷舊城為外約旦控制，新城由以色列占領。到了1950年1月23日，以色列議會更悍然宣布「遷都」耶路撒冷。

　　1949年12月以色列總理大衛·本·古里安（右二）向以色列議會提請遷都耶路撒冷

　　第一次中東戰爭結束后，為了生活，穆罕默德．舒卡爾的父親又帶著家人，回到耶路撒冷的殘破家園。然而，就在這樣的歷史情境下，世世代代都居住在耶路撒冷、比剛建國的以色列老七歲的穆罕默德．舒卡爾，就在以色列占領下喪失了巴勒斯坦人的法定身份。

　　「他們不愿意承認有巴勒斯坦的存在，于是就說我是『約旦人』。」穆罕默德．舒卡爾面帶苦笑感傷地說。「巴勒斯坦就這樣逐漸消失了！」

　　穆罕默德．舒卡爾舉了一個四年前剛過世的巴勒斯坦女詩人的一首詩來說明這種處境。女詩人的詩描寫了她在倫敦和當地人的一段日常生活性的對話——

　　倫敦人和作為鄰居的女詩人在門口寒喧。

　　唉！倫敦人望著陰冷有霧的天氣抱怨說：

　　倫敦的天氣總是像這樣愁雲慘霧的！

　　在我的家鄉，女詩人善意地回應說，總是充滿耀眼的陽光！

　　倫敦人：妳的家鄉在哪裡？

　　女詩人：耶路撒冷。

　　倫敦人：那麼，妳是以色列人。

　　女詩人：你說這話，好像一把刀子插進我的胸口！

　　雖然阿拉伯國家在第一次中東戰爭失敗了，戰爭卻教育了人民，推動了阿拉伯民族解放運動的不斷發展。以色列入侵巴勒斯坦國土后，一方面大量移入猶太人，同時也在邊防設哨，限制離境的巴勒斯坦人回返祖國，企圖將耶路撒冷的人口一步步猶太化。成長中的少年穆罕默德．舒卡爾也隨著歷史的前進，苦苦地思索著自己作為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身份認同問題，進而以寫作及實際的政治行動，為巴勒斯坦民族解放運動獻身。

　　穆罕默德．舒卡爾在耶路撒冷念完中學后，進入敘利亞大馬士革大學學習，并于1965年獲得哲學與社會學學士學位。大學畢業后，他當過幾年教師，也在新聞界工作過。更重要的是，他在就讀大學期間，展開了他的寫作事業。

　　以色列蠶食巴勒斯坦領土

　　古代的阿拉伯文學作品，例如《一千零一夜》，有很多是敘事性的文學，或是藉由動物說話的政治寓言小說；穆罕默德．舒卡爾說，在他開始寫作之前，他讀過很多西方的文學作品，也受到諸如海明威、史坦貝克、契訶夫……等作家的影響，學會了怎么寫現代的短篇小說和戲劇。然而，他強調，真正在寫作的主題思想上影響他的，主要還是阿拉伯作家，特別是榮獲1988年諾貝爾文學獎的埃及小說家納吉姆．馬哈福茲。大約在二十年前，他開始閱讀拉美作家的作品，也很喜歡。到目前為止，穆罕默德．舒卡爾已經出版了十部小說和十四部兒童文學；有些小說已被譯成英語、法語和西班牙語等數種語言。

　　「為什么要寫作？」在訪談中，我問了舒卡爾先生一個最基本的問題。

　　「我寫作，」穆罕默德．舒卡爾深邃的目光柔和地看了看我然后說，「因為我內心里頭一直有一股發出聲音的渴望。」接著他轉述了一個巴勒斯坦作家Garsas所寫的小說《人與太陽》（Man and the Sun）的故事：

　　有三個巴勒斯坦人躲藏在一輛坦克車里，準備偷渡，越過以色列占領區邊境。穿過科威特的沙漠時，駕駛員有事下車，久久未歸。這三個沒有護照、沒有身份的巴勒斯坦人，如果被哨兵發現就會被逮捕、槍斃，進退兩難，只好靜靜躲在悶熱的坦克車，不敢發出聲音。結果，當坦克車駕駛員回到現場時卻發現他們三人已經在悶熱的坦克車里活活悶死了。「你們真笨死了！」坦克車駕駛員對著三具死尸咒罵道：「為什么不敲敲坦克？為什么不說話？為什么不發聲呢？」

　　「我把這篇小說看成是巴勒斯坦民族的寓言。」舒卡爾說：「小說中的三個巴勒斯坦人因為沒有護照，所以就沒有身份；因為沒有身份，他們不能發出聲音，也發不出聲音來；結果，他們的聲音就完全被消滅掉了。其實，沒有身份的焦慮就是巴勒斯坦人民的焦慮。」

　　穆罕默德．舒卡爾又說，因為以色列的占領，巴勒斯坦本地作家的作品很難發表，流亡在外的巴勒斯坦作家的書也不容易帶進來；他是通過薩義德（Edward W.Said，1935-2003）的介紹才知道并且閱讀了《人與太陽》這篇小說。但是，1992年，這位作家卻像他心儀的西班牙詩人洛卡（1898-1936）一樣遭到謀殺。

　　薩義德回憶錄《Out of Place: A Memoir》

　　「以色列當局先是承認后來又否認謀殺了這個作家，」舒卡爾臉神憂傷，靜靜地回憶著，然后說。「我認為，他們殺他的原因是要讓巴勒斯坦人對未來感到絕望。」

　　「一個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在西方---特別是美國---的生活是令人泄氣的。」薩義德曾經在《東方學》（Orientalism）緒論中這樣看待自己的巴勒斯坦人身份。「在這里有一個幾乎得到普遍認同的看法：在政治上他是不存在的；即使他獲得了存在的權利，也是要么作為一個令人討厭的累贅，要么作為一個『東方人』而存在。種族主義、文化定見、政治帝國主義、喪心病狂的意識形態之網壓得阿拉伯人或穆斯林人喘不過氣來，也正是這張網使每位巴勒斯坦人逐漸意識到這是他生命中難以解脫的魔孽。」

　　「薩義德生于巴勒斯坦耶路撒冷，但他是美國公民。」舒卡爾熱愛作為思想家的巴勒斯坦同胞薩義德。他簡單地評介了薩義德。「在1967年前，他是遠離政治的。但是，1967年6月5日，以色列發動了戰爭；從那一天開始，他變成了政治家。他開始深切感受到他是巴勒斯坦人。他既在美國又不在美國，既在巴勒斯坦又不在巴勒斯坦。但是對自己這種猶疑不定的身份，他是很滿意的。他認為，人的身份并不是不變的，身份認同不斷在發生變化，人能夠不斷豐富自己的身份認同。他相信美國的民主，但同時也強烈反對美國所領導的暴行；他贊同中東的和平，支持巴勒斯坦建立一個民主國家。」

　　薩義德說，就在他寫《東方學》幾年之前，高達．梅爾（Golda Meir，）說出了「巴勒斯坦民族不存在」的這一臭名昭著并且極具東方學特色的言論，因此，《東方學》的寫作產生于「個人喪失、民族瓦解」這一非常具體的歷史語境。

　　高達．梅爾，就是臺灣通稱的梅爾夫人。1898年生于俄國基輔的她，1921年才跟隨丈夫從美國遷居巴勒斯坦。1928年任猶太女工理事會執行秘書，后來成為猶太工黨領導人之一。以色列成立后，擔任首任駐蘇聯公使；此后，歷任勞工、外交部長；1969年3月到1974年4月擔任以色列總理。

　　「從作為以色列總理的梅爾夫人所講的那句話，」舒卡爾進一步解釋他的寫作主題。「你就會知道，對我們巴勒斯坦作家來說，沒有什么會比表達巴勒斯坦民族的存在更重要了。在我學習寫作的5、60年代，我就看到我們巴勒斯坦前輩作家們無日無休地強調這點。當我開始寫作的時候，我當然也是繼承這樣的使命。」

　　面對暴行，我們依然能夠微笑

　　穆罕默德．舒卡爾的作品相當多，題材也很廣。早期，除了寫為了自己的身份認同而掙扎的巴勒斯坦人的故事之外，也寫過探討人類情感和兩性關系的作品。其中，描述以色列進入耶路撒冷后，巴勒斯坦人所遭受的悲慘及屈辱的小說《夏卡拉》（Shakira），以及另外一部名為《我阿姨的女兒康朵．奈莉莎》的小說，是他自己最滿意的作品。

　　「我的作品基本上反映了我個人的經歷和祖國人民生活的痛苦。」舒卡爾強調。

　　穆罕默德·舒卡爾的小說《Praise for the Women of the Family》

　　作為一個作家，除了關于巴勒斯坦的政治問題之外，在長期的寫作生涯中，穆罕默德．舒卡爾的作品常常以巴勒斯坦的農民、勞工、難民營及流亡中的巴勒斯坦人為主人公，書寫他們的故事。

　　「有些文學評論家說我是『新寫實』或『社會寫實』作家，」舒卡爾笑了笑，不以為然地說：「其實，我并不在意人家怎么說，我就是喜歡寫關于農民、工人和巴勒斯坦人身份認同的題材。至于難民營，這也沒什么可奇怪的，因為巴勒斯坦有兩代人幾乎都是在難民營中長大的，我自然寫了很多反映難民營生活的作品。」

　　可以理解，舒卡爾會去寫「流亡中的巴勒斯坦人的故事」，其實也是現實政治的反映。

　　「大部分的巴勒斯坦作家都有被驅逐出境的經歷，有很多人甚至被關進監獄。」穆罕默德．舒卡爾說：「因為參與政治運動，抗議以色列的占領，我個人也曾兩度被以色列當局逮捕入獄；第一次是1969年，關了一年；第二次是1974年。到了1975年，我就被押解出境，從此流亡在外了。」

　　1993年，隨著中東局勢的變化，年過半百的穆罕默德．舒卡爾終于結束了長達18年之久的流亡生涯，重返巴勒斯坦，定居耶路撒冷。

　　從1975年到1993年，中東局勢的動蕩變化，也許可以通過薩義德寫于1994年3月的《東方學》后記中的一段話來概括理解吧！

　　我根本無法預見，本書出版之后一年【1979年】，伊朗會發生一場具有不同尋常的深遠意義的伊斯蘭革命【推翻巴列維政權】，同樣無法預見的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間的戰爭會如此殘酷、如此曠日持久，從1982年以色列對黎巴嫩的入侵直到1987年底開始的巴勒斯坦暴動（intifada）。冷戰的結束并沒有緩和——更不必說結束——阿拉伯和伊斯蘭東方與基督教西方之間顯然永無止歇的沖突。更近但激烈程度絲毫未減的是由蘇聯入侵阿富汗所引發的沖突；由阿爾及利亞、約旦、黎巴嫩、埃及和所謂「被占領土」等國家和地區的伊斯蘭群體對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社會現實所提出的挑戰，以及美國和歐洲對此所做出的反應：在巴勒斯坦組織的反俄國的伊斯蘭特遣隊；海灣戰爭；對以色列一如既往的支持；作為新聞界和學術界醒人視聽的話題的「伊斯蘭」——如果它并不總是一種準確且能使人增長見聞的知識的話——的出現。所有這些極大地加劇了那些在日常生活中被迫宣稱自己屬于西方人或東方人心中的受迫害感。似乎沒有人能夠擺脫「我們」與「他們」的這一對立，這使人們對自我身份的感覺進一步得到強化深化和僵化，于是事情越弄越糟。

　　巴勒斯坦問題果真在穆罕默德．舒卡爾流亡的這段期間「越弄越糟」了嗎？相較于流亡之前，歸鄉以后的舒卡爾心境是否有所變化？他「心中的受迫害感」是否也「加劇了」呢？

　　薩義德就人們對阿拉伯人形象的表述嘲諷地寫道：1973年阿以戰爭【第四次中東戰爭（十月戰爭）】之后，阿拉伯人的形象顯得更具威脅性。在卡通中不斷出現的阿拉伯人顯然都具有「顯眼的鷹勾鼻」和「邪惡的斜睨神情」的特征。

　　1973年“贖罪日戰爭”中敘利亞第7機械化步兵師在裝備落后的情況下重創以色列第7裝甲旅

　　穆罕默德．舒卡爾果然也有「顯眼的鷹勾鼻」，可他舉止優雅、待人誠懇、謙恭有禮，看起來不但沒有「邪惡的斜睨神情」，反而在他深邃柔和的目光中透露著一股正直的堅毅神情。面對眼前這個來自巴勒斯坦的老人，我實在很難從外表看出他是一個歷經戰亂、監禁與流亡的迫害的具有「威脅性」的阿拉伯人。難道，我好奇地想，隨著年歲的漸增，歷練的豐富，作為一個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他「心中的受迫害感」也逐漸減輕了嗎？

　　通過翻譯，我迂回委婉地提了這么一個似乎不該問的問題。

　　「我的創傷在內心，不在外部。」舒卡爾坦率地回答了我的問題，態度是溫和平靜的。「歷經西方殖民帝國的統治及以色列的侵占，巴勒斯坦人民一直生活在被占的領土上，長久以來不曾有過自主、自由的生活。對我們巴勒斯坦人民來說，每一天的生活都要忍受各種各樣的折磨和痛苦。這樣的痛苦實在太多了。以前的不講，就講最近這五年的情況吧！整個加沙地區幾乎每天都會有槍戰發生。巴勒斯坦人要離開以色列占領區，到別的地方，從城與城之間，從一個地區到另一個地區，都要檢查。這種檢查包括車輛檢查，包括身體檢查。每個過境的人都會被檢查看看身上有沒有什么炸彈。為了應付檢查，有一個巴勒斯坦的畫家干脆把自己的衣服挖了幾個大洞，讓人一眼就能看到他的肚皮，那樣他就不用接受檢查了。我不是畫家，也不會用自己的身體對抗；針對以色列在以巴邊界大舉設立檢查站的現象，我的反抗還是要通過我的文字書寫來實踐，所以我正在寫一部諷刺的喜劇小說，反映長期面對供電短缺和邊境檢查的耶路撒冷境內的巴勒斯坦人的生活。」 「那么，您最近的寫作跟過去有沒有什么不同？」我試著通過作品來體會作者思想心境的變化。

　　10月24日，在加沙地帶南部城市汗尤尼斯，一名男子手持一名兒童的照片在遭以色列襲擊的建筑廢墟進行搜救。以色列對加沙地帶的空襲造成大量婦女兒童的傷亡。

　　「是有些不同。」穆罕默德．舒卡爾想了一下才回答。「過去，我只表現『我們』與『他們』的對立。歸鄉以后，看到當地一些人們在國土被占領下所表現的頹廢生活，我又在原有的基礎上進一步反省『我們』和『我們』的對立。所以，最近五年，我開始寫一些嘲諷現實的小說，筆調也有了一些黑色幽默的意味。在這些小說里面，一些在巴勒斯坦人日常生活上經常議論的世界性的政客或體育、音樂界明星，也被我寫進了虛構的巴勒斯坦平民生活；他們以各種方式和巴勒斯坦人發生關系，從而產生種種令人啼笑皆非的荒謬情景，并且卷入巴勒斯坦問題里頭。」他舉例說，例如短篇〈麥可．杰克遜來到我們的街區〉（Michel Jackson in Our Neighborhood）的美國流行歌星麥克·杰克遜與美國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短篇〈留給羅訥爾多的座位〉（Ronaldo’s Seat）短篇〈留給羅訥爾多的座位〉（Ronaldo’s Seat）的巴西足球明星羅訥爾多與聯合國秘書長安南，短篇〈夏卡拉的照片〉（Shakira’s Picture）的黎巴嫩著名的女歌手夏卡拉等等。

　　「為什么想到把西方世界的名人帶入自己的小說中呢？」我問。

　　舒卡爾回答說：「這是因為巴勒斯坦人一直在被占領的土地上艱難地生活著，沒有自己的私人生活。藉由這些名人前來巴勒斯坦的虛構情節，我想反映的還是被占領區人民渴望過上正常生活的愿望和復雜的恥辱感。因此，這些帶給人苦澀微笑的黑色幽默小說，本質上還是嚴肅的政治小說。」

　　「生活在這樣一個充滿苦難的社會中怎么還能用幽默的態度來看待呢？」我又問。

　　「其實，幽默也是我們巴勒斯坦人處于困境的一個反應。」穆罕默德．舒卡爾有點自嘲地笑了笑。「阿拉伯有一句諺語：『更糟糕的事情反而會讓你發笑。』巴勒斯坦社會是嚴肅和沉重的，暴行、苦難太多，整整百年的痛苦終于讓我們在近二、三十年來孕育出了玩笑和幽默的生活態度。」

　　舒卡爾指出，巴勒斯坦的傳統文學本來就有這種嘲諷的作品。例如，一個作家的小說中有一段鄰居向一個叫做Guha的人借騾子的情節，其中有這樣的對話：

　　鄰居：Guha，你的騾子可不可以借我？我要拉貨到城裡。Guha：我剛剛把它賣掉，沒了。（就在這時，Guha藏起來的騾子叫了幾聲。）鄰居：那不是你的騾子在叫嗎？Guha：唉！我的好鄰居，你怎麼寧可相信騾子而不相信我呢？

　　大約就在上個世紀70年代，一個叫做Habiby的巴勒斯坦小說家，首先把悲觀主義和樂觀主義的生活態度揉合，創造了「悲喜觀」的新字，同時以這種新的人生觀描寫以色列占領下巴勒斯坦人民的痛苦，從此帶動了許多巴勒斯坦作家以幽默諷刺的手法寫詩、寫小說反映現狀的風潮。

　　例如，流亡巴黎的詩人馬慕德．達維許（Mahmoud Darvich）勸誡以色列士兵不要濫殺巴勒斯坦孩童的一首詩寫道：這個男孩以后會長大，長大以后他會到歐洲留學；在歐洲，他可能會邂逅你那同樣在歐洲留學的女兒，然后兩人相戀，生下小孩；所以，你如果殺了巴勒斯坦男孩，不就是把生你外孫的男孩殺掉了嗎？

　　舒卡爾強調，這樣的書寫策略既是政治的，又超越了向來的政治局陷性，是巴勒斯坦文學前所未見的。無論是在現實生活或文學作品中，我們巴勒斯坦人都可以把幽默作為武器，反擊統治者的壓迫與暴行。我們以幽默告訴他們：面對暴行，我們依然能夠微笑。

　　追求和平的世俗作家

　　穆罕默德．舒卡爾自認為是一個「世俗的作家」。

　　「我們有基督徒作家，也有穆斯林作家，」面對我們一副不解的表情，舒卡爾進一步解釋說。「比如，我雖然是穆斯林，但我是個不信教的世俗作家。當代許多阿拉伯知識分子都是世俗作家，有些作家甚至是左傾的無神論者。我個人認為，現代伊斯蘭文化在本質上是世俗文化，不是宗教文化，宗教式的作家反而比較少。但是，在巴勒斯坦人的日常生活中，宗教活動（例如到清真寺祈禱）還是主要的傳統。所以，像我這樣的世俗作家在生活中還是有壓力的，許多親友老是會問：你為什么不去清真寺祈禱？可在以前左翼思潮大行其道時，人們是不敢這樣問我們的。」

　　「盡管如此，」穆罕默德．舒卡爾強調，「一般民眾傳統的伊斯蘭宗教信仰是和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完全不同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是政治的，不是宗教的；它只是把宗教作為政治斗爭的武器。」

　　舒卡爾先生接著應我的要求進一步說明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興起的歷史過程。他說：

　　「上個世紀的50年代后半期，隨著埃及共和國總統納塞爾領導的收回蘇伊士運河的斗爭贏得勝利，中東形勢發生了巨大變化。一方面是英法勢力急劇衰落，美國以新殖民者的面目出現在中東的政治舞臺；另一方面是阿拉伯民族解放運動的空前高漲，以及蘇聯在中東勢力的發展。也就在此時，左翼思潮大行其道，西方現代化的觀念也深得知識分子和年輕人的認同。但是，阿以矛盾和美蘇勢力在中東激烈爭奪的加劇，終于在1967年6月爆發了第三次中東戰爭【六．五戰爭】；這場戰爭前后只打了六天，以軍就侵占了包括約旦河西岸和耶路撒冷舊城的六萬五千多平方公里的巴勒斯坦土地，使得近五十萬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淪為難民。

　　「從此以后，左翼思潮倒退；一般阿拉伯人認為，西方世界向來對阿拉伯人不友善，尤其是支持以色列武裝侵略阿拉伯的美國，因此所有的罪惡都是來自西方，也因此西方的現代化觀念也受到質疑；為了保持自己阿拉伯人的身份認同，不受西方勢力的沖擊，于是就有許多人退回到宗教的世界。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就是在這樣的歷史情境下抬頭的。1979年初，伊朗發生伊斯蘭革命時，政教合一的組織獲得巨大支持；后來，美國為了對抗蘇聯在阿富汗的勢力，大力資助在阿富汗的宗教組織，包括賓拉登在內的許多穆斯林于是紛紛來到阿富汗。盡管他們當時都是與CIA合作的，可今日卻與美國反目成仇了。因此，我相信，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勢力不會持久下去。只要中東局勢，尤其是巴勒斯坦問題，有了正面的變化，事情就會有正面的結果。所以我說一旦有了和平，世俗主義和現代主義的思想還是會在巴勒斯坦重新興起的。」

　　正因為飽嘗了戰爭所帶來的痛苦，所以穆罕默德．舒卡爾是一個堅定的和平主義者。

　　「我和不少以色列人都是朋友，我過去的一位辯護律師便是以色列人。」舒卡爾先是笑著透露，然后又感慨地說：「戰爭帶給發動戰爭的人是利益、金錢、土地和權力，但帶給人民的苦難卻是深遠的。我痛恨戰爭；因為身處戰地，作品難免會帶有怒火，可我深刻體會到：人的生活是不能沒有和平的，人們也應以和平為最終的追求目標。所以，我始終認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并非兩個對立的個體，我極力主張以色列猶太人與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應該和平共存。但是，只要以色列當局一天不終止摧毀巴勒斯坦人身分的作為，我就一天不會終止我重建巴勒斯坦人身分認同的努力。因為我還沒有巴勒斯坦人的身分證，所以我還是把全世界當作我的家。」

　　舒卡爾是左翼的巴勒斯坦人民黨（共產黨）黨員。流亡在外的1991年，他曾經以該黨中央委員之一的身份隨團到中國訪問十二天。

　　「第一次，我是以政治家的身份訪問中國。這次的身份卻是文學家。可我覺得兩者沒有太大的分別。」2004年12月6日，在北京師大的座談會上，舒卡爾談到了自己對中國的觀感。「從那時到現在，時間已經過了十三年，我為中國、中國共產黨感到驕傲！在香港街頭，我看到一句標語：『中國復興起來了』！的確，不論是在香港看電視，或是在北京汽車經過的地方，我都很高興看到中國正在以他自己的能力富強起來。我認為，中國不但改變了自己，也改變了世界。全球化，尤其是美式的全球化，是想要主宰、竊奪全世界的不公正的全球化；中東人民愛好和平，卻因為它的帝國主義政策而深受痛苦。我相信，中國自力更生、不插手其他國家事務的做法，是維護世界和平需要的方式；只要中國繼續以它人道主義的方向前進，中國將對未來的世界和平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中國和世界，當然也包括巴勒斯坦，一定會有更美好的未來！」

　　繼續寫下去

　　穆罕默德·舒卡爾曾于1991年獲得約旦作家協會短篇小說獎。2004年，除了在約旦安曼舉行的第六屆書展獲獎之外，舒卡爾還應邀前往美國愛荷華大學國際作家工作坊，擔任為期三個月的訪問作家。2005年，在巴勒斯坦的拉馬拉舉行的第十屆書展，再度獲獎。

　　「在巴勒斯坦，能不能靠寫作來謀生？」有人好奇地問了最基本的問題。

　　「在巴勒斯坦，作家不能夠靠寫作來維持基本的生活，」穆罕默德·舒卡爾坦率地回答說：「他們必須另找其他生計，當教師，做記者，或者作為巴勒斯坦當局的雇員。我現在還是每周給約旦一家報紙撰寫專欄。一般說來，我們的生活過得非常艱難；我們也會感到很多焦慮，缺乏安全感。盡管如此，我們仍然要認真生活，堅持寫作。」

　　「寫作對您個人意味著什么？」有人再問，「除了追求巴勒斯坦的身份認同和以巴和平之外。」

　　「寫作對我意味著什么？」舒卡爾先生笑了。「通過寫作，至少我能夠發現自己，表達自己。寫作能夠使我內心平靜，感到滿足；不寫作，我就會感到內心不安，很難生活。我已經寫了四十五年了。現在，我大部分的時間還是寫作和閱讀；每天閱讀兩到三個小時，然后坐在計算機旁寫一到兩個小時，想停下來也不容易啊！停下來后，我的生命怎么辦呢？」（2006年2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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