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一晃，曹征路老師去世已經一年多了。
曹征路是一位勤奮深邃的作家，在他眾多的作品中，我最喜歡的是兩部中篇小說，一部《那兒》，一部《霓虹》。
也許，曹征路是最后一位可以被稱為“工人階級作家”的作家，他熟悉工人的生活，對他們充滿感情，他的整個身心都是屬于工人階級的。
小說《那兒》發表于2004年，描述了國企礦山機械廠改制過程中的矛盾和斗爭。
礦機廠五十年代從東北轉戰江南設廠，到七十年代末已經發展成為設備總噸位號稱江南第一的大廠，擁有三千多工人和五百多工程技術干部。
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雖然風大浪急，但礦機廠這條大船依然平穩。這是因為工人們多年來練就了十八般武藝，除了飛機，什么都能造，隨著改革深入，來自國家的指令性計劃沒有了，但工廠適應市場需要，成功地轉型生產農用機械。
盡管如此，到九十年代末，礦機廠還是不能逃脫改制的命運——莫須有的“產權不清晰”，成了國企的原罪，改制成了新的時代潮流，瓜分國有資產，是“最后的盛筵”，有資格分食一塊唐僧肉的人，都絕不想讓自己缺席。
男主角“我小舅”朱衛國是勞模出身的工會主席，屬于“廠領導”，但他寧愿和工人站在一起，為保住工廠而進行一場艱難的抗爭。
朱衛國是這樣一類人：被組織一手培養起來，對組織有深厚感情，面對工廠改制，工人下崗的巨大陰影，他最為大膽的懷疑也無非是“有壞人”，于是抱著尋找“正確領導”的心態不斷向上級反映，從省城一路告到北京，卻一律石沉大海。
飽經風霜的老廠長點撥他，“風向變了啊，小朱”，可是，朱衛國還是“執迷不悟”。
朱衛國的最后一搏，是利用允許職工集體購股的條款，發動全廠工人向銀行抵押房產證，用貸出來的款項取得絕對控股地位，以保住工人對工廠的所有權，但他萬萬沒有想到的是，這一條款居然是事先挖好的陷阱。
待到工人款項到位后，市里突然下發了29號文件，提出“經營者持大股”的原則，并且強調要確保核心經營者能持大股，“他們就是要把礦機廠界定為內部人所有，在內部人中又界定老板拿大頭，看你能怎么樣？”朱衛國并被告知，作為廠領導的一員，他至少可以獲得3%的股份，變成“大老板”。
朱衛國崩潰了！
——他最堅信不疑的東西垮塌了！
——他成了自己最憎惡的“盛筵”上的一員，他的面前也被擺上了一盤肥美的唐僧肉，這些肉是從他視為命運共同體的工友們身上割下來的；
——他對全廠工人所有的責任心、他為挽救工廠而進行的全部努力，都反過來證明他是一個騙子，因為他的欺騙，工人們失去了自己的房子；
……
朱衛國別無選擇，他只能躺在空氣錘下，按下開關，把腦袋砸得粉碎，只留下一具沒有頭顱的軀體。
朱衛國為什么選擇如此酷烈的方式自我了斷？
那是因為，他的腦海里正在發生一場持續的信仰崩潰，他無法面對又不得不面對的事實是：他和他的階級都被出賣了。這種痛苦，像一把鋼鋸正在鋸開他的頭顱，所以，他寧肯把頭砸碎，也不愿意把它帶到另一個世界。
《那兒》中，還有一位女工杜月梅，她是朱衛國的徒弟，與朱衛國有著朦朧的初戀，下崗后淪為站街女。朱衛國死后，萬念俱灰的杜月梅“信主”了，她“現在心里平靜得很”，但是，她真的能夠平靜嗎？
02
《那兒》問世兩年后，曹征路又發表了小說《霓虹》。
《霓虹》可以視為《那兒》的姊妹篇。小說由勘察報告、偵查日志、談話筆錄、日記構成，呈現了下崗女工倪紅梅的悲慘生活及其在絕望中的反抗。
倪紅梅的故事，實際上就是杜月梅的故事，也是《漫長的季節》中李巧云的故事，是許許多多下崗女工的故事。
下崗前，倪紅梅是紡織女工，下崗后，由于失去了收入來源，加上丈夫意外身亡和女兒重病，這位曾經意氣風發的市先進工作者，不得不靠賣淫為生。
雖然身為“下賤”，為了區區50元錢就任人蹂躪，但曾經身為國家主人的經歷，一直深深地銘刻在她內心深處。她與其他霓虹燈下的姐妹們一直在進行靈魂拷問：“我們是抹布，是下賤，為了多掙一點什么罪都得受。可我們天生是做抹布的嗎？我們愿意當抹布嗎？我們也曾經主人過。”
終于，她們迎來了重新當主人的一刻。
有一次，幾個姐妹被招去為一個機關大人物的壽宴陪酒，阿紅和阿月都被那變態的家伙用煙頭燙得渾身是傷。
她們決定到機關大門口聚集，為自己討個說法。最重要的，她們的行動得到了其他下崗工友的支持——
“他們來了也不說什么，就是站在馬路對面看。只是有一點很特別，他們都穿著工作服，是從前那種老式的印著廠標的工作服，有焦化廠的、鋼鐵廠的，也有絹紡廠的、棉紡廠的。劉師傅特意在工作服里面打著一條紅領帶，紅領巾似的特神氣。他把那輛自制的小車搖來搖去，特意對我揮了揮手。”
他們為什么要穿上工作服？那是在社會主義前史中，他們曾經身為國家主人的標識。
“這一刻，我（倪紅梅）突然明白了自己。熱淚就像被憋得太久，是那么突然地往外一噴！這就像猛然走進一部老電影里，我們迎著高壓水龍，迎著讓人窒息的無可訴說的悲痛，還有像鞭子一樣抽下來的暴風雨，勞苦人拉起了手，唱起了歌。這是孤雁追上了隊伍，是溺水者看見了海岸線。”
在這一刻，被割裂的歷史——風云激蕩的革命年代、乘風破浪的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時期，以及那句古老的格言“團結就是力量”…… 又熔鑄成了一個整體，令她們重新找回了做主人的感覺。
03
曹征路老師的創作，有浪漫主義的一面——《那兒》的結尾，礦機廠的改制被叫停了，《霓虹》的結尾，倪紅梅和姐妹們獲得了賠償和道歉——都體現了這一點。
但曹征路的創作，主要是現實主義的。他的作品，一反《東北一家人》式的自輕自賤、趙本山、黃宏小品式的油嘴滑舌，重構了下崗工人形象。通過自己的作品，曹征路真實地、歷史地、具體地記錄了下崗工人在改制過程中的痛苦、困惑、失落，也記錄了他們的抗爭。
我思，故我在！我抗爭，故我是主人！
要知道，主體性從來不是別人賜予的，要靠自己來爭取。
2015年2月1日，我在朝陽區文化館欣賞了一場“打工春晚”，參加演出的都是一線的打工者。他們的表演，真摯而又充滿感情，但他們的精神狀態——卑微、不安并且無助——卻讓我感到奇怪，因為這是一種類似戰俘的精神狀態。
新一代打工者，不是朱衛國、杜月梅、倪紅梅……，他們不是從原來的公有制企業工人代代相傳而來的，而是在原公有制企業被清空后的場地上重新出現的，他們沒有享有過朱衛國們曾經享有的權利，也沒有受過朱衛國們曾經受過的教育，當然也沒有朱衛國們的精神狀態，他們和朱衛國們之間，出現了一種引人注目的斷裂。
曹征路老師的創作，由此成為一座橋梁，通過這座橋梁，晚近三、四十年出現的打工者階層，可以同毛澤東時代的工人階級，完成精神上的會師，并在可以期待的未來，再次迸發出改天換地的力量。
夸父逐日，道渴而死，但臨死之前，他拋出了自己手中的木杖，化作一片桃林，以便后來的逐日者乘涼與解渴。
曹征路老師，生前，是一位奮力扛起鐵柵欄的人，身后則化為原工人階級與新一代打工者斷裂帶上的一座橋梁，他也是一位值得我們永遠紀念與緬懷的“夸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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