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韓國工人小說《客地》

作者　龔義哲

　　黃皙暎的小說《客地》發表于嚴肅文學季刊《創作與批評》1971年春季號，它的篇幅不長（中譯文只有五萬三千余字），卻生動、細致地描寫了一次工人斗爭從開始到結束的整個經過，而這樣的作品，在中國現代文學里是非常少見的（如果不說幾乎沒有的話），所以，這篇小說對于中文世界的讀者而言，也就具有獨特的價值——不僅是文學價值。

　　小說的情節并不復雜：某地政府把圍海造田工程交給某建筑公司承包，而該公司為了節省成本，在工地上大量使用了來自外地的民工，這些民工是公司通過包工頭招聘的，民工的管理統統被公司分包給了各級工頭，所以，民工們不僅要冒著危險的作業條件，承擔長時間的、繁重的勞動，卻領不到最低工資，還要忍受從公司到包工頭的層層盤剝，原本指望著能掙點本錢做些小生意，卻陷入了精心設置的圈套，干得越久，欠的錢反而越多；除此之外，公司還雇用了一批流氓，名為“監工”，實為鎮壓民工的打手，民工只要稍有不滿，打手就會動輒打罵。然而，惡劣的生活與勞動條件、連法定最低水平都達不到的工資、囂張跋扈的打手，時時刻刻都在把仇恨注入民工們的心里，終于有一天，這股仇恨爆發了……

　　《客地》的優點，首先就是它真實可信而又細致入微地描寫了民工們的勞動與生活：低賤的、低于法定最低水平的工資（一天一百三十元韓圓，而法定最低工資是一百五十元圓，就連這么低賤的工資還不是用現金、而是用代金券發放的，只相當于一百二十元圓現金）、簡陋的住所（“所謂宿舍的房頂就是幾條交叉的木棍上面，蓋了一層用柏油漆的又黑又厚的油紙，四周的土墻上馬馬虎虎地糊了一層報紙。鋪著營草席的地上總是堆著潮乎乎的軍用薄被，由于在地炕的炕腳上脫鞋，整個被子都沾滿了土和沙子”，就是這么糟糕的地方，一天住宿費都要四十塊，而一頓飯要二十塊）、危險而又單調、繁重的勞動（民工只能在毫無任何安全措施的情況下施工，很容易受傷，而一旦受傷，只能在醫院里等死）……作者充分發揮了自己的才華，僅用很短的篇幅，就描繪出了工人的艱苦生活，把一幅充滿了血汗和淚水的畫卷生動地呈現在讀者眼前。

　　但是，作者并沒有停留在這一層次上，他更深入地描繪了民工的精神狀態：大多數民工在精神上和肉體上的深重壓迫下變得麻木了，他們目光呆滯，逆來順受，比如老張：“懶得管別人的閑事……什么改選、請愿書、署名，他在工地上滾了十幾年，可沒見過一次成功的”；在勞累了一天之后，只能從小賣部里賣來燒酒麻醉自己，結果染上酒癮，債越欠越多。最后，他們要么被徹底榨干勞動力，要么就由于傷病而離開了工地。

　　但是，惡劣的勞動與生存條件，也催生了一批具有初步的反抗意識的工人，他們意識到自己必須尋找出路，帶領大家起來反抗。小說開頭，就介紹了上一次罷工在持續了四天之后終告失敗，參加罷工的民工被解雇，連行李都拿不回，就被趕出了工地，還要走六十里地才能走到鐵路。為了填補這些民工被趕走后留下的空缺，包工頭又招了一批人，小說的主角之一、剛從海軍退伍不久的李東赫就是在這次招工中來到工地的。

　　李東赫來到工地后，很快就與上次罷工的組織者之一、綽號“大尉”的老民工意氣相投，不久就加入了新一次罷工的組織活動。兩人的脾氣正好互補：“大尉”嗓門大、性子急，好打抱不平、勇往直前，卻又死板、容易沖動，而李東赫則思維縝密、冷靜、善于組織。“大尉”雖然參加了上次罷工的組織工作，但在罷工失敗后沒有暴露，所以繼續留了下來，遇到李東赫后，兩人又成了新一次罷工的核心組織者。在吸取了上一次罷工失敗的教訓后，罷工的組織者在各個工棚勸說工人，征集簽名，準備發起請愿，他們無意中又得知國會議員過幾天就要來工地視察的消息，便準備在視察當日向公司發難。

　　然而，就在這時，發生了一個意外：監工組故意少算民工的工作量，趁機克扣工錢，一個綽號啞巴的青年民工小吳氣不過，打了一個監工，結果遭到監工組報復，被打得很慘。就在小吳被毒打時，“大尉”本想保護小吳，但李東赫以“就是炸彈也得有引火的”為由，說服了“大尉”，讓“大尉”不要出頭。然后，李東赫又和“大尉”背著被打得奄奄一息的小吳，經過工棚前的空地，利用小吳的慘狀來發動民工，罷工就這樣被激發起來了。但在接下來的爭執中，“大尉”也被監工組打成重傷，于是，領導罷工的重任就落在了李東赫身上。

　　李東赫利用民工們因為小吳和“大尉”被打傷而群情激憤的機會，率領民工殺向工地辦公室，向工地領導提交了請愿書，要求提高工資、縮短勞動時間和解散監工組。工地領導一面敷衍，一面請求警察出動。當警察趕到工地后，民工們的怒火再也壓抑不住了，罷工演變成了暴動，不愿屈服的民工在警察和監工組的聯合打擊下，撤到了工地后面的小山上。

　　國會議員后天就要來視察，為了盡快平息罷工，工地領導裝出全盤接受民工要求的姿態，還派了幾個奸細上山勸說民工下山。在資方和奸細的里應外合之下，缺乏組織和經驗的民工上了當，絕大多數民工都要下山了，只有李東赫根本不相信資方的承諾，在小說的結尾，他一個人留了下來，拿起一根炸藥，點燃了導火索，故事到這里戛然而止，留下了一個開放式的結局。

　　這篇小說只有百來頁，但就在這么短的篇幅內，它卻完整地展示了一次階級斗爭的全貌，還對斗爭雙方的心理進行了簡短卻不失準確的刻畫，這是非常難能可貴的。

　　通過這篇小說，我們看到看到一次斗爭從開始到結束的整個過程：在艱苦的、甚至可以說是非人的勞動與生活的折磨下，大多數民工只能借助酒精來麻醉自己，但就在這么困難的環境中，依然有一些先進分子決心改變這種狀況，他們經過長期的、耐心的準備，反復衡量了各方面的因素，選好了一個時機發動進攻，但是，他們畢竟缺乏經驗，沒有不具備能夠對付長時間艱苦斗爭的組織，在經驗老到的資方的反擊下，很快就敗下陣來。

　　這篇小說還準確地把握了各方在斗爭中的微妙心理，比如，當民工剛起來斗爭時，資方驚慌失措，讓民工感到終于出了一口惡氣，也感到了自己身上的力量；工地領導與由流氓地痞構成的監工組之間的傾軋；當工地領導向警察求援時，警察卻不太情愿出動……這其中有幾個地方值得詳細地講一下。

　　當小吳被監工組毒打時，好打抱不平的“大尉”要挺身保護小吳，而李東赫卻想趁這個機會，發動更多的民工參加罷工，于是他便冷血地勸說大尉不要插手，放任監工組毆打小吳，等到小吳被打得奄奄一息后，再背著小吳從各個工棚前經過，借此喚起民工們的同仇敵愾的心情，動員更多的民工參加斗爭。但我覺得，這樣的做法并不妥當。以犧牲一個階級兄弟為代價（后來得知小吳雖然保住了一條命，卻再也不能干重活了），發動更多的人，單純從交換比來看，是值得的，然而，人并不是冰冷的統計數字，而是有感情、有自己想法的。李東赫的這種做法，說得難聽點，就是在“玩兒人”，既然是“玩兒人”，那就總會遭到苦果的。后來，當民工們看見警車趕到時，他們便覺得自己上了當，憤怒的感情就像洪水一樣，完全不受控制地爆發了出來，連李東赫也控制不住，罷工變成了暴動騷暴亂，完全打亂了原先的整個計劃。所以，就算有一百個理由去搞這種“玩兒人”的把戲，就有一百零一個理由不這么做。

　　還有，當警察趕到工地時，帶頭的小頭目說了一句耐人尋味的話：“只要往外趕一下就得了。要是以后落下警察和現場合伙鎮壓民工的話柄就壞了……”，結合上下文來看，警方并不太情愿配合資方鎮壓罷工，為什么呢？后面有一個情節或許能夠解答這個問題：工地領導在指責警察小頭目不愿果斷鎮壓時，警察小頭目說了這樣一句話：“……國會要來視察，要是拖到那時候的話，最后不利的是誰？說不定四處都吵著說警察濫用職權呢。”從這里可以看出，警方配合資方鎮壓罷工，在當時仍是一件很不光彩的事情，在輿論上可能是要吃虧的。

　　《客地》充滿了工人斗爭的各種細節，其中的大量細節，甚至使我覺得，它只需要改動幾個詞（比如把“國會議員”改成“人大代表”），就可以直接照搬到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和二十一世紀頭幾年的中國，這大概是因為，六七十年代的韓國和世紀之交的中國，都處于資本主義高速發展的時期，因此有許多共同之處吧。

　　然而，這個時期的韓國，留下了以黃皙暎為代表的一大批描寫工人階級的生活與斗爭的文藝作品，而中國在這方面卻是一片空白（至少沒有出現流傳至今的作品），這恐怕是因為兩個時期的心理狀態完全不一樣吧：黃皙暎等人在創作的時候，不管他們的具體想法是怎么樣的，他們的出發點還是“顛覆秩序”，而中國社會在世紀之交以及隨后的若干年里，“顛覆”的思想連一個幽靈都算不上。

　　無論怎樣，希望中國也能出現像《客地》這樣優秀的小說，希望出現有“顛覆”思想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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