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李準的小說《耕云記》呈現了“大躍進”中的復雜樣貌。一方面,“大躍進”和人民公社提供的種種現實條件使得普通的農村青年蕭淑英能夠成為一名女氣象員;另一方面,在此背景下,蕭淑英的氣象工作受到了多方面的壓力,包括生產責任的壓力、群眾輿論的壓力和權威性不足的壓力。小說中的公社關書記和蕭淑英雖然試圖應對這些壓力,但其回應仍顯不足,特別是沒有正面面對輿論所反映的群眾意見。這是因為李準在1959年、1960年的特定觀念形成了對群眾意見的篩選和排斥機制。他所塑造的“為黨工作”的蕭淑英,由于缺乏“為群眾工作”的意識,沒有有效理解和化解群眾的不滿。透過蕭淑英的成長、壓力與限度,我們可以經由李準的視角,看到“大躍進”時期為科學引入農業生產所創造的條件,看到它為人發揮主觀能動性所開辟的可能,以及它在此時農村的現實結構中所受到的種種挑戰。

　　1960年,李準發表了短篇小說《耕云記》。小說講述了玉山人民公社的女青年蕭淑英如何在“大躍進”中成長為一名認真負責的氣象員,并克服了各種困難,通過準確預報天氣,為公社的農業生產做出了巨大的貢獻。這篇小說雖然篇幅不長,卻包含了相當復雜的歷史內容。從中既可以看到“大躍進”與人民公社為農村女青年的成長與發展所提供的條件,又可以看到氣象工作在當時的具體語境中被引入農村時所形成的特定局面,及其對女氣象員造成的巨大壓力。而蕭淑英和公社干部對此壓力的回應方式,也呈現出“反右傾”之后的氣氛如何影響了李準的相關思考。本文將圍繞這些線索展開對《耕云記》的討論。

一、“大躍進”、人民公社與女氣象員的生成

　　李準筆下的蕭淑英之所以能夠成為一名女氣象員,離不開“大躍進”及人民公社所提供的多方面條件。

　　首先,雖然對于農業生產而言,天氣向來都是重要的影響因素,但之所以此時氣象預報工作受到重視,與“大躍進”發展到這一階段的特定歷史脈絡緊密相關。

　　“大躍進”的高指標,要求基層的農業生產單位盡可能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充分挖掘潛力。在“大躍進”初期,挖掘潛力的重要方向在于興修水利、積肥和開展農田基本建設等工作。然而,一方面,雖然在開展這些工作的同時進行了廣泛的農具改良運動[1](PP89-98),但要完成這些工作仍然需要大量勞動力的高強度投入。群眾所能負荷的勞動強度和他們維持高強度勞動的時間都是有限的,如果長期對勞動力過度汲取,有可能引發群眾的倦怠乃至不滿。另一方面,當上述工作經過“大躍進”初期的努力取得初步成果之后,如何打破“生產到頂”的思想進一步尋找增產的可能,成為“大躍進”中后期在農業生產上亟待解決的問題。正是在此背景下,氣象工作受到了更多的關注。

　　在1957年10月25日發布的《一九五六到一九六七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修正草案)》中,雖然提到“加強氣象水文工作”,但篇幅較小,而且所強調的只是借此預防“水、旱、風、凍等自然災害”[2](PP648-649)。而到了1959年,國家則要求氣象工作和生產建設更加緊密地結合起來,比如在7月31日的《國務院關于加強氣象工作的通知》中明確指出:“氣象部門和生產建設部門應當密切聯系,加強協作。生產建設部門應當根據自己的需要,主動地向氣象部門提出具體要求;氣象部門應當積極地向生產建設部門提供氣象情報、氣象資料和氣象預報,并做好為生產建設服務的組織工作。”[3](P480)

　　小說《耕云記》中的玉山人民公社既位于省邊縣界,又處在氣候條件特殊的山區,縣里的氣象預報通常不適用于這里。對這樣一類位置特殊的地區而言,為了保證高指標的完成,在當地建立一個能準確預測天氣的氣象站就顯得尤為重要。

　　正是基于這些原因,在小說中,氣象預報工作受到了公社關書記的高度矚目:“今年咱們這幾萬畝小麥都是三水五肥,指標是四百斤!能不能保證豐收,氣象是個很重要的條件。”[4](P42)

　　與此同時,人民公社建立后形成的公共積累為在當地設置氣象員、建立氣象站提供了經濟基礎。掃盲的普遍開展及氣象培訓班的開設,則使得蕭淑英這樣的農村青年能夠以有限的教育成本獲得成為一名氣象員所需的基本知識。再加上“大躍進”期間黨和國家進一步強調“婦女能頂半邊天”、鼓勵婦女參與生產建設和公共事務,以及小說中同為女性的張社長的榜樣作用……這些都使得蕭淑英這樣一個“放羊的丫頭”,一個因體力上不如男性而往往在農村較受輕視的“小妮”,能夠得到公社的培養,并通過氣象預報這一受到相當重視的“腦力勞動”,為生產做出自己的貢獻。

　　此外,從蕭淑英個人來看,雖然她獲得了去省里氣象培訓班學習的機會,但這對僅僅為掃盲班畢業的她而言仍然是不小的挑戰。這時有兩個重要因素使得蕭淑英能夠堅持下來。一是“大躍進”中對“人的主觀能動性”的強調。這一氣氛鼓勵了蕭淑英,使她敢于接受挑戰,相信學習上的困難是可以通過努力來克服的。對此,蕭淑英提到,“各項工作都在大躍進,提困難也沒有用”;“玉山上石頭塊子都煉成鐵水,可見人的本事大著呢”;“種地能大躍進,煉鋼能大躍進,學文化為什么不能大躍進?”[4](P41)二是公社對她的培養使其產生的責任感。公社不僅給了蕭淑英去省里學習的機會,而且承擔了她在路途上和學習期間的開銷,再加上書記和父親的囑托,使得蕭淑英相當直接地感受到她對公社的責任。正是因為這樣,她才為自己在學習上遇到的困難而發愁,并逼迫自己想方設法克服困難。這兩個因素激發了蕭淑英的學習意志,訓練班黨支部也因而主動幫助她,最后文化基礎不如周圍同學的她在結業時考了第一。

　　可以看到,蕭淑英這樣的農村女青年要成長為一名氣象員會經歷重重阻礙,而“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則為消除這些障礙提供了重要條件。但是,下面我們將看到,在小說中,同樣與“大躍進”和人民公社有關的另一些因素又為蕭淑英帶來了非同一般的壓力。

二、“大躍進”中多重壓力交織下的氣象工作

　　《耕云記》的情節主要圍繞著蕭淑英進行的幾次預報來展開。第一次,蕭淑英預測到了冰雹,但她對自己的預報沒有把握,加上氣象站還未正式開始預報,所以并未向黨委匯報,結果冰雹打壞了公社林場的蘋果花、砸死了不少魚秧場里的小魚。第二次,蕭淑英預測當地將有大風和霜凍,公社據此安排大量人力半夜在小麥地里守候,準備燃燒柴禾以提高地面溫度。當霜凍快要到來時溫度突然回升,蕭淑英雖然及時阻止點火,省下了七八萬斤柴禾,但她仍因預報的不準確而受到不小的輿論壓力。第三次,蕭淑英預報將有大雨,公社據此布置各大隊停止收割麥子,連夜運麥、打麥,并突擊栽種六千畝紅薯且一律不澆水。蕭淑英的哥哥蕭銅錘,先是怕因此耽誤收麥子和勞力閑置,后來更是擔心紅薯秧苗被太陽曬死,故而對蕭淑英大發脾氣。所幸大雨如期而至,并從此改變了蕭銅錘的態度。第四次,全縣遭逢百日大旱,公社試圖依靠水庫所蓄的水,調動大量人力灌溉八萬畝稻田。此時縣里突然預報將有大雨和暴雨,為避免雨后的山洪淹了下游的縣城,縣水利局決定放掉全縣水庫的水。而蕭淑英預測公社境內不會有大雨,為了保住水庫里對抗旱至關重要的水,她勇敢地承擔起責任,將其預測匯報給縣委林書記。林書記接受了蕭淑英的判斷,并做好兩手安排。最后大雨果然沒有下到這里,而水庫的水則幫助公社在大旱之下仍然獲得了豐收。

　　可以看到,在小說中,這些預報的準與不準往往顯得事關重大。它不僅牽動著故事中的人物,也牽動著讀者的心,這就在閱讀上形成了一種緊張感。而蕭淑英如何頂住壓力盡可能準確地預報天氣,也成為李準設計小說情節的重要線索。但反過來需要追問的是,究竟為什么蕭淑英的氣象工作會承受如此巨大的壓力?這些壓力究竟來自何處?

　　順著這一追問,首先需要注意的是小說中反復表現出的人民公社“大兵團作戰”的生產方式與“大躍進”的高指標共同造成的影響。

　　在傳統的“小農經濟”中,農民應對冰雹、霜凍、大旱等自然災害的能力相對有限,甚至常常只能聽天由命。而人民公社能夠以“大兵團作戰”的方式調動大量人力物力,這就為人為地、大規模地抵御自然災害提供了條件。但與此同時,這也意味著,氣象預報的準與不準會使得依據這些預報所做的各方面布置有可能在整個公社范圍內帶來極好或極壞兩種后果。比如在防霜凍事件中,預報的準確與否,不僅關系到七八萬斤柴禾,還涉及許多人的勞動。廣播室的小蘭就提醒蕭淑英說:“淑英姐,你知道,這一廣播出去,就要出動幾萬人防霜凍啊!”[4](P44)

　　與此同時,在高指標之下,挖掘一切潛力,盡可能達到產量最大化、效益最大化的傾向,又使得公社要非常緊密地依據天氣的變化來安排生產,甚至有時顯得缺乏轉圜的余地。小說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關書記布置公社趁下雨前突擊栽種了六千畝紅薯,且一律不澆水。這樣的安排方式進一步增加了“大兵團作戰”的潛在風險,大大擠壓了氣象預報的容錯度,使得預報的準確與否極大程度地決定了大規模生產計劃的成敗。再加上公社同時需要兼顧“農林牧副漁”[4](P43),而這些多種經營之間又可能有連帶關系,一個環節的閃失可能會連累另一些環節,從而連鎖性地拖垮高指標的完成。

　　一方面是在生產上如此重大的責任,另一方面承擔這一責任的蕭淑英又是一個容易被輕視的、文化程度不高的青年女性。這兩方面的不對等,既讓蕭淑英自己在一開始缺少承擔這一責任的信心,也讓她易于受到周圍人基于各種原因的質疑。這些質疑聲在生產責任的壓力之外,又為蕭淑英增添了不小的輿論壓力。

　　小說中,除了戲份不多的許部長外,主要代表了這一輿論壓力的是蕭淑英的哥哥蕭銅錘和富裕中農范富興。

　　先來看蕭銅錘。李準筆下的青年隊隊長蕭銅錘是一個性格風風火火、積極關心和投入公社生產的青年。在小說中,他與蕭淑英主要發生了兩次爭吵。

　　蕭銅錘與蕭淑英的第一次爭吵發生在前述搶收麥子期間,蕭銅錘的青年隊只剩幾十畝麥子就能搶先第一個收完,但因蕭淑英預報天氣會有雨,關書記做出了停止收麥和突擊栽種紅薯苗的決定。在蕭銅錘看來,當時的天氣非常好,不可能下雨。因此這一系列安排,不但使蕭銅錘對放下手邊的工作、延后公社的收麥進程心有不甘,質問蕭淑英“這么多勞力,耽誤一天誰負責”[4](P49),而且他也為那么多紅薯苗可能會被曬死感到擔憂和焦慮,甚至打算自己去挑水澆灌紅薯苗。

　　可以看到,蕭銅錘的這些質疑看似針對蕭淑英,但其背后更多的是對如此緊密地依據她的天氣預報進行大規模生產安排的不安。更何況,在“大躍進”的高指標和追求“多、快、好、省”的氣氛中,像蕭銅錘這樣關心公社生產的人,對于可能的浪費和損失往往會更加敏感,因此也就會有更加激烈的反應。連親哥哥蕭銅錘都對蕭淑英有那么大的意見,可想而知,其他沒有血緣關系的公社社員,如果同樣有這些擔心和焦慮,就可能對氣象站的工作和黨委的安排存在更多不滿。

　　蕭銅錘與蕭淑英的另一次爭吵發生在第一次報霜凍“失誤”之后。他指責蕭淑英說:“你丟咱全家的人!人家說你怕出力!人家搗咱爹的脊梁骨!”[4](P46)這句短短的指責隱含著兩方面的問題。

　　第一,蕭淑英的氣象工作被認知為“怕出力”。顯然,這里的“出力”指的是體力勞動。從中可以看到,人民公社的建立使得農村形成了更為復雜的勞動分工,廣播員、氣象員就是這一分工的產物。但是這些新工作的價值不僅未得到傳統農業觀念的認可,而且在“大躍進”前期形成的高度鼓勵和頌揚體力勞動的氛圍下,這些“腦力勞動”有可能被視作“怕出力”而顯得缺乏正當性。蕭銅錘一登場,就帶出了這一觀念:“大躍進嘛,當個青年人還是大馬金刀地干點體力活。別坐到那屋子里,撇著北京腔,干那個腦力勞動!”[4](P42)也就是說,即便不考慮氣象預報的事關重大,僅僅作為一名氣象員本身,就已經使得當時的蕭淑英處在相對不利的觀念氛圍中。正是因為這樣,雖然在1959年之后,作為“腦力勞動”的氣象工作開始受到更多的強調,但小說還是特意設置了蕭淑英的勞動場面,以表現她愿意甚至熱愛參與體力勞動。

　　第二,對蕭銅錘而言,“怕出力”是“丟人”的。這不僅是因為體力勞動被賦予了較多的價值,還與公社化之后的集體分配狀況相關。如前所述,公社的公共積累使得其能夠騰挪出一些經費來培養和設置氣象員。但是,也正因如此,蕭淑英是否真的“怕出力”,她的“腦力勞動”究竟有沒有用,都不再只是她們一家一戶的私事,而是關系到了集體的利益,并會受到來自公社群眾自發的監督。在這個意義上,“怕出力”就成為一種道德指責,即通過干輕松的活來占集體的便宜,或者明明氣象報得不準,對公社的生產沒有幫助,卻還白白讓公社養著。這就意味著,蕭淑英的天氣預報工作能否得到公社群眾普遍的認可,也會影響她和她的家人在公社的聲譽和人際關系。

　　如果說蕭銅錘呈現出了蕭淑英從相對“進步”的群體那里受到的質疑,那么范富興則代表了一種“落后”輿論對她的挑戰。

　　在小說中,范富興被設定為一個愛說風涼話的富裕中農。特別是對于在農村運用的各種新技術,“他總要編一聯諷刺諷刺”。蕭淑英第一次公開預報時,范富興就來調侃她說:“蕭寬家的閨女,聽說你要當諸葛亮了,能掐會算,還說今天有風?”并引起了周圍“一群老頭”的應和——“天爺的事,人要知道,人不成神了”[4](P44)。作為“新生事物”,氣象預報一開始在農村中推行,難免會遭遇到許多群眾的不理解。范富興和他周圍的一群老頭就被李準用來呈現農民——特別是其中的老一代人——對于蕭淑英這樣的普通農村青年能準確預測天氣、駕馭自然的懷疑。

　　但是范富興的言論并非全是這樣無事生非的風涼話。比如,在防霜凍時,范富興說:“也不知道有霜凍沒有,把咱們弄到這里,覺也睡不成。看吧,準得撅著蹲坐到天明!”一個老頭也回應他說:“反正今天夜里你別打算睡了!”[4](P45)在這里,范富興看似在質疑蕭淑英的預報,可他實際上想要抱怨的很大程度上是整夜因防霜凍而無法睡覺。也正因如此,當霜凍警報解除,感到白忙一場的范富興才會對蕭淑英有那么大的意見。與之類似的情況是,在經過長期抗旱的辛苦勞動之后,當天色顯露出下雨的跡象時,雖然蕭淑英預測沒有雨,范富興卻吵著說:“天有雨了,天有雨了,該歇歇了。現在澆地是白費水,白出力。”[4](P51)

　　在這些時候,讓范富興真正感到不滿的是“大躍進”中為追求高產量而普遍提高了的勞動強度。同時,人民公社的制度使得他的具體勞動行為不是直接出自自己對豐收的渴望,而是出自公社的統一安排,并且他還不能隨意地拒絕這些安排,這就進一步加深了他由疲憊而產生的不滿。因此,當蕭淑英的預報會使公社做出令他疲憊的生產安排時,范富興就會以質疑蕭淑英的方式來發泄他的不滿,甚至可能試圖借此影響輿論和公社的決定。于是,部分群眾因高勞動強度而持續積累下來的怨氣就以這種方式轉嫁到了蕭淑英身上。如果蕭淑英的預報沒錯,他們也許無話可說,可一旦預報出現偏差,他們的怨氣就獲得了一個正當的出口,從而對蕭淑英形成不小的輿論壓力。

　　除了上述來自生產責任和公社輿論的壓力外,“土氣象”權威性的不足,也為蕭淑英增添了額外的壓力。

　　在防霜凍事件后,群眾中就出現了這樣的議論:“報錯了!報錯了!知道咱這土氣象不管事。”“鴨子要能叼魚,何必上陳州買魚鷹哩!”[4](P46)可以想象,假如出現失誤的是縣氣象站,群眾未必會有那么多針對預報的埋怨,但由于蕭淑英的“土氣象”缺乏權威性,相較而言會受到更加挑剔的審視,更容易不被信任。特別是當蕭淑英的預報與縣里的預報不符時,這種不信任尤其明顯。

　　這就帶來一個矛盾:本來,在玉山人民公社設立氣象站,就是因為這一地區氣候條件特殊,縣里的預報往往不適用于這里。也就是說,恰恰是在蕭淑英的預報與縣里的預報不符時,才最能夠體現出“土氣象”存在的意義。然而,也正是在這樣的時候,“土氣象”又最容易因權威性不足而受到質疑。

　　水庫放水的爭議就是如此。這段情節作為小說的高潮被安排在最后,是蕭淑英關系最為重大、影響范圍最廣的一次預報。

　　在這次爭議中,預報失誤可能帶來的高昂代價構成了這段情節基本的緊張氛圍。倘若公社選擇放水,而大雨并沒有來,那么公社幾個月來調動大量人力物力進行的抗旱努力就可能因缺水而宣告失敗,并造成整個公社的糧食危機;倘若公社選擇不放水,而大雨確實來了,那么大雨引發的山洪就有可能溢過大壩,甚至淹沒下游的縣城。

　　與此同時,“土氣象”與縣氣象站在權威性上的不對等使得相關人員又會引入責任歸屬的考慮,從而進一步增大了蕭淑英的壓力。畢竟,縣氣象站做出了有雨的預測,縣里又依據這一預測做出了水庫放水的決定。同時,水庫是否放水,不僅是公社內部的事,還影響到縣城的安危。在這樣的情況下,對于公社這一層級而言,相對安全的選擇是接受更權威的縣氣象站的判斷,執行來自上級的決定。這樣,即便事后證明縣里的判斷錯了,蕭淑英和公社領導也至少可以推卸一部分責任。正是基于這樣的心理,許部長和另外幾個公社干部傾向于放水——“要不就執行縣里的決定吧!這責任太大了”[4](P52)。而在此情況下,較缺少權威性的蕭淑英倘若要堅持自己的判斷,并進而影響公社的決定,那就實際意味著把更多的責任攬在了自己身上。

　　即便蕭淑英勇敢地承擔起這一責任,她的意見也并沒有那么容易被接受。假設縣委林書記沒聽到公社群眾不愿意放水的意見或不相信蕭淑英的判斷,假設水利局長王股長沒等林書記來便擅自決定放水,假設關書記選擇聽從了縣氣象站的預測……所有這些情況,都有可能使得蕭淑英更為準確的預測無法被吸收為公社決定的依據。

　　當然,需要說明的是,“土氣象”的權威性不足,也并非只是基于某種社會偏見。通過短期培訓班來培訓氣象員,雖然有利于快速、普遍、低成本地推動基層氣象工作,但其專業能力確實有可能不如基礎更為扎實的科班出身人員。在小說中,李準并沒有讓蕭淑英真的出現誤報的情況,就連在防霜凍事件當中,她的預測也基本準確。這表現出同處在“大躍進”氛圍中的李準對“土氣象”的樂觀和信心——相信人通過努力掌握科學的氣象規律是可以準確預測天氣的;相信通過吸收氣象知識和當地老農的經驗,進行“土洋結合”,能夠最大程度地確保“土氣象”的準確性。但是,他筆下人物不時流露出的對“土氣象”的懷疑,也仍然提示著我們“土氣象”可能會出現的誤報,以及這一可能性對蕭淑英造成的壓力。

　　正是在上述“大躍進”的特定歷史情境中,來自生產責任、輿論和權威性不足的多重壓力交織在一起,使得蕭淑英的氣象工作總是被一種緊張的氣氛所包圍。那么,蕭淑英及支持她的公社干部又如何回應這些壓力的挑戰呢?

三、群眾意見的邊緣化與蕭淑英的“為黨工作”

　　在防霜凍事件后,黨委圍繞氣象工作做了一系列安排,主要包括如下兩個方面。

　　一是關書記加強了對氣象站的領導,實行“書記掛帥”。他不僅會給蕭淑英的工作提出一些建議,而且當一些預報影響較大時,他也會親自帶著蕭淑英進行多方檢查、印證、核實。與此同時,在關書記的指導下,氣象站的工作實行“土洋結合”,即聘請一些社里的老農當顧問,從他們那里收集農諺,遇到拿不準的時候也向他們請教。這些做法不僅有利于提高預報的準確度,也一定程度上分散了蕭淑英個人所承擔的責任與壓力。

　　二是在群眾中廣泛宣傳氣象知識,對生產隊長的要求則更進一步——在學習氣象知識外,還要定期考試。這一方面有利于普及氣象知識,另一方面能夠讓普通群眾和生產隊長更理解蕭淑英的預報及其依據,也更容易接受她的判斷。這樣,面對公社以氣象預報為依據所布置的生產任務時,群眾和生產隊長在執行上能夠減少一部分阻力。此外,倘若蕭淑英發生誤報,群眾至少能夠意識到就算她錯了,但也有她的根據,這樣就能夠降低輿論對蕭淑英和氣象站的不滿或不信任。

　　但是這些措施的效果仍然是有限的,特別是在化解前述群眾輿論的壓力上尤顯不足。比如,群眾對過于緊密地依據天氣預報安排生產任務而不夠留有余地的擔憂,以及疲于長期高強度勞動而由此積累的怨氣,就并不會因此消除。而《耕云記》中頗為耐人尋味之處,也在于無論是關書記還是蕭淑英,實際上都沒有真正面對這些群眾的意見。這又是為什么呢?

　　先從關書記說起。在防霜凍事件之后,許部長說:“群眾對咱們這個氣象員報錯天氣,反應可大了,有人說還不如不要了,少找點麻煩!”剛從縣里開會回來的關書記聽罷便發脾氣地說:“這是哪些群眾說的!什么人說的,你調查了沒有?這次縣委開會,專門研究技術革新、大搞土機械化。縣委還表揚咱們建立了氣象站。叫群眾辯論辯論嘛!可見這個保守勁頭還不小哩。”[4](PP46-47)

　　關書記自己并沒有參與防霜凍的整個過程,他對于群眾意見的了解很可能還不如許部長。然而,他卻在自己也并沒有任何現實依據的情況下,立即質疑了許部長,批評他沒有調查是哪些人反對設置氣象員。可見,似乎關書記已經預設了大多數群眾應該是支持辦氣象站的,反對的聲音則主要來自范富興這樣政治立場可疑的富裕中農,或者其他本來就相對落后、保守、“成問題”的群眾。至于他提出的讓群眾辯論,在之后的情節中并沒有出現。但是在小說的敘述中,防霜凍事件之后,對這次預報的不滿相當普遍,連蕭淑英的好朋友小蘭和支持蕭淑英的張社長都一度對她的預報有意見,蕭銅錘更是氣憤地說“你什么工作干不了,要干這個報天氣”[4](P46)。因此,實際的情況與關書記的上述預設并不相符。在這樣的氣氛下如果真的進行辯論,恐怕結果也很難符合關書記的期待。

　　顯然,對關書記而言,在是否應該辦氣象站的問題上,聽取群眾的意見并沒有那么重要。相反,他是通過縣委的表揚確認了辦氣象站的正確性,并由此推論反對辦氣象站的群眾都是那些“成問題”的人,是“保守勁頭”的表現。

　　李準筆下的關書記之所以會呈現出這一狀態,可能與多方面的因素相關。

　　首先,就李準自己來看,隨著“大躍進”出現了一些問題,到1959年,李準形成了特定的看待群眾意見的方式:

　　比如在1959年春天,當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吹起一陣冷風的時候,在我住的登封縣金店公社里,也有少數人吵著我們把什么都搞糟了。當時我聽了這些話,雖則也有反感,但還認識不清。這天夜里,我們社里的勞動模范張廣義來找我談心事,他對這個事情非常氣憤,他說:“這些人真是不憑良心,要不是大躍進,咱能辦起這些工廠不能?誰要說農具修配廠辦壞了,我和他說理去。”這次談話,對我的教育非常大,它使我發現我自己還沒有他那樣強烈的感情,我還沒有完全站在維護新事物這一方面。那一夜里,我反復檢查著自己的思想,通過比較和檢查,使我弄清了對很多事物的看法,因此,在那次風浪中,我勇敢地站了起來,和群眾一道頂住了那股歪風。同時,把這些思想反映在以后的一些作品中。[5](P26)

　　可見,1959年春,李準在金店公社所直接感受到的群眾意見是紛雜的,他自己對于許多現實也一時難以作出明確的判斷。但是由于“大躍進”在勞動模范張廣義這類群眾中的積極分子那里獲得了堅定的支持,就使李準檢討了自己的猶疑,同時也隨之排除了其他群眾意見的干擾。這就是李準自己所說的:“拿自己的思想和群眾中最先進的人物思想作比較,反復來檢查自己的缺點和弱點,認真向勞動人民的優良品質學習。”[5](P26)這樣的結果,是只有積極分子的意見才被認為是“正確”的、能夠校正自己現實認識的群眾意見。于是,黨的政策和群眾中配合相關政策的積極分子之間就形成了相對封閉的回路。對李準而言,這就代表了“正確”的方向,成為他觀察和判斷“大躍進”期間種種現象時的依據。

　　其次,關書記所提到的“技術革新”和“土機械化”在當時被賦予了相當特殊的意義。“大躍進”從一開始就包含著工具改良運動等各種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嘗試。在1958年5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八屆全國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上,劉少奇提出:“現在已經是向全黨和全國人民提出新的革命任務的時候了,已經是提出技術革命以及同技術革命相輔而行的文化革命的時候了。”[6]1959年4月,為進一步挖掘潛力,李富春在報告中提出:“為了保證一九五九年計劃的完成和爭取超額完成,我們以為,在當前必須采取的各項措施中,最重要的一個環節,就是立即在國民經濟的各個戰線上,開展一個全民的以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為中心的增產節約運動。”[7](P251)在此過程中,“土機械化”——在有限的物質條件下,因陋就簡自制簡單的器械——因其能夠以較低的成本“自力更生”地提高勞動生產率,而受到普遍推廣。

　　此后,隨著“廬山會議”的召開,在“反右傾”的氣氛下,“是積極支持先進的新生的事物,還是輕視它,阻礙它,對它潑冷水”,被作為評判干部是否政治掛帥[8]、是否右傾的重要標準。于是,一方面是來自高層的指示,決定了干部應該支持和推動哪些“新生事物”;另一方面群眾則被認為是普遍支持這些“新生事物”的,甚至就是這些“新生事物”的創造者或積極的投入者,而反對的只是少數在思想傾向上有問題、右傾、保守的人。因此干部也就不需要認真理解這些不同意見,可以選擇無視它,或批判它、與它斗爭。

　　小說中的氣象站正是這樣一種受到了特別支持的“新生事物”。它不僅把氣象工作引入了生產規劃,從而具有技術革新的意義,而且李準還特別強調了氣象站所需的百葉箱、風向儀等設備都是公社自己制作的,因而又符合“土機械化”自力更生的精神。正因為如此,對于在“反右傾”的氣氛中書寫《耕云記》的李準以及他筆下的關書記來說,設立氣象站就更加具有了無可爭辯的正當性。

　　在李準構造《耕云記》時,這些因素共同形成了對群眾意見的篩選和排斥機制,使得那些不完全支持氣象站工作的群眾意見無法被正面面對。因此,李準在如此塑造關書記時,并不覺得他對待群眾意見的態度有欠妥當,而小說對“落后”人物范富興及其身邊幾個“老頭”的刻畫也頗為抽象和漫畫化。

　　李準對蕭淑英的塑造,同樣受到上述狀態的影響。通過蕭淑英這個人物,李準想要寫出一個“富有毅力,有堅定的信心,有心計的、沉靜的青年”,認為這是“農村青年一種新的性格”[9](PP108-109)。她的原型是1959年上半年李準在一個公社見到的氣象員。在當時,她給李準最為突出的印象是驚人的記憶力——背后是對工作的鉆勁——和她的責任心。在小說里,李準將這種鉆勁和責任心背后的動力與“為黨工作”聯系了起來。

　　在防霜凍事件之后,蕭淑英明確形成了“為黨工作”的意識。當面對眾人的埋怨,蕭淑英雖然覺得問心無愧,但還是感到委屈,甚至產生了放棄預報氣象、回隊里干活的念頭。這時候蕭淑英偶然聽到了關書記對氣象站和她自己的肯定,感受到來自黨的支持和理解并深為感動,于是覺得“思想上什么問題也沒有了,只想著一句話”,即“天塌下來,也要為黨工作”。

　　值得注意的是,“為黨工作”之前的“天塌下來”,雖然在表述上意指各種極端困難的局面,但在此時它所實際對應的正是來自群眾的輿論壓力。所以,這句話其實包含了這樣一層意思:“就算群眾再怎么不理解我,埋怨我,我也要為黨工作,堅持預報。”也就是說,當蕭淑英遭遇到“天”塌下來的時候,她要做的不是去“補天”,即化解群眾的不滿,而是自己承受或無視這一切,一心看著黨,只要這是黨的要求,她就要咬牙堅持。在這里,群眾的意見被她視為做好氣象工作的干擾性因素,需要盡量將之排除出視野。

　　之后,關書記的話又進一步鞏固了蕭淑英的這一傾向。關書記讓蕭淑英在工作上發揮“纏磨頭勁兒”,專注于提升預報的準確度,“昨天沒有報準確,以后努力!爭取百分之百準確嘛”。至于群眾的意見,關書記則說道:“有些落后群眾的話,不要去聽它。”[4](P47)

　　本來,如前所述,作為氣象員的蕭淑英之所以會面臨那么大的壓力,很大程度上正是與黨在農村推動和運用這一“新生事物”的許多具體做法有關。而當這些做法帶來的壓力籠罩蕭淑英之時,陷入孤立的她又因為從黨那里獲得了支持,變得更加依賴黨。與此同時,黨也確實為她緩解了部分壓力,并幫助她通過“土洋結合”等辦法提升了預報的準確度,從而使她進一步確認了“堅決依靠黨的領導,聽黨的話”[4](P50)的必要性。

　　“為黨工作”的意識,一方面固然幫助蕭淑英頂住壓力,甚至讓她在水庫放水的爭議中敢于主動承擔起重大的責任——“黨培養自己就是叫報情況,情況報不準還管什么用”[4](P52);另一方面,由于此時代表了黨的關書記處在上述特定狀態中,這就使得蕭淑英的“為黨工作”沒有充分地包含“為群眾工作”的意識,而僅僅把自己的任務限縮在準確預報天氣上。

　　作為參照,在李準1955年的小說《農忙五月天》中,主人公東英雖然是按縣里的布置為合作社辦托兒所,但是她并沒有把不愿送孩子上托兒所的母親簡單地視作“落后群眾”,而是始終在意怎么把托兒所辦得令母親們滿意。這一意識使得東英在托兒所的具體工作上形成了許多不同以往的安排,而這些努力也使她從婦女們那里獲得了認可和積極的反饋。

　　反觀《耕云記》,蕭淑英雖然也關心公社群眾的利益,但是這種關心是以“為黨工作”為中介的,也即對她來說,做好黨所交辦的氣象工作就會對群眾有益。所以,蕭淑英只是一味在預報的準確度上下功夫。她并不直接把她的關心投注到一個個具體的群眾身上,不注意群眾的意見,于是也就不會進一步思考自己的氣象工作究竟怎么調整才能夠讓更多群眾滿意。

　　比如,在防霜凍事件后,蕭淑英更多的是為受到群眾的抱怨而感到委屈。即便她預報得不準,但因為自己有根有據,所以仍然是“問問心,沒有愧”[4](P46)。在這里,她也沒有考慮到,自己的預報造成了那么多群眾在熬夜防霜凍過程中的辛苦和疲憊。不然,她就會因為更加體諒群眾的抱怨而不那么委屈,也更能由此考慮如何在當下緩和群眾的不滿,以及在未來減少群眾如此白白折騰的可能。

　　再如,當蕭銅錘因為擔心紅薯苗被太陽曬死而萬分焦慮的時候,蕭淑英卻并不理會他,只等著用下雨的事實來證明自己預報的正確。她既沒有就近對蕭銅錘做一些說明,也沒有想到社里還有別人會像蕭銅錘一樣,因而需要一些額外的工作來緩解大家的焦慮。

　　當然,固然可以說,蕭淑英所做的氣象工作與東英辦托兒所畢竟不同。她的職責并非直接面向群眾的服務工作,而是為公社黨委提供準確的天氣信息,只要她把這一點做好,也可說是盡職盡責了。但是,需要指出的是,缺乏充分的“為群眾工作”的意識,不僅使得她不能在更多層面上“為黨工作”,如讓公社黨委基于氣象預報所做的安排更容易被群眾接受,而且把一切都系于預報的準確,任由群眾的擔憂和怨氣積聚在那里,沒有得到充分的緩和與化解,這對蕭淑英自己而言也是頗為不利的。因為他們會始終對蕭淑英形成潛在的威脅,一旦預報失誤便會向她施加巨大的壓力。

四、結語

　　小說最后,李準寫到蕭淑英爬上玉山觀察風云變幻的感受:“電閃著,雷打著,風卷著云,雨乘著風,整個天空上呀,就像個唱戲大舞臺。那時我也忘記害怕啦!只覺得好看。另外,那天夜里,我可真得到不少寶貴氣象資料。”[4](P53)一個普通的農村姑娘,在“大躍進”中成長為一名女氣象員,在大自然的電閃雷鳴面前,竟顯得那么自信、篤定、從容,甚至還想著要駕馭自然——這是李準在《耕云記》中反復想要表現的主題之一。在這里,顯然內含了“大躍進”所帶來的一種相當激進的認識,即相信只要掌握了科學,人就可以充分地發揮出自己的主觀能動性,甚至能“比神還厲害”[4](P45)。

　　在蕭淑英身上,李準把通過科學來發揮主觀能動性,與“踏踏實實”的工作態度結合起來。因此,他在小說中特別凸顯了蕭淑英為求預報準確所做的努力。甚至在小說開頭,李準就以蕭淑英對天氣記錄的熟稔——她連一年前的天氣都能夠記得清清楚楚——來給讀者強烈的第一印象,并讓“我”與關書記接觸后不禁感嘆說:“他說話也是那么準確、認真,使我們立刻想起來路上碰到的那個小姑娘。好像這里的干部、群眾都有那么一股踏踏實實的勁頭。”[4](P40)在1960年,李準如此來塑造蕭淑英這個人物,似乎包含了這樣一層意圖:以她的上述品質,來校正“大躍進”在強調主觀能動性時所帶來的一些問題,如“缺乏實事求是、具體分析、踏踏實實的工作態度”[10](P177)。

　　但是,如同本文所呈現的,對蕭淑英而言,真正的威脅不在天上,而在人間。當李準把氣象員蕭淑英放入“大躍進”中后期的農村時,她所遭遇的種種困難映照出了一個充滿張力的現實結構——其中包含了為達到高指標而必須盡可能挖掘潛力的、緊張的勞動狀態,人民公社的某些制度和安排生產的方式,“先進”和“落后”群眾的特定心理,以及“反右傾”之后黨的干部對“新生事物”的全力支持和對“群眾意見”的篩選機制,等等,氣象工作作為一種科學,正是在這一結構中被運用的,因此它就有可能在這個結構方方面面的作用力下發生變形,甚至在結果上偏離了科學。

　　在“反右傾”氣氛的影響下,李準為蕭淑英所設計的回應這一結構的方式,是通過“為黨工作”的意識讓自己無視一切干擾,只專注于預報工作本身。但是,這樣的安排并不會化解結構中的壓力,而是使她總是置身于潛在壓力的籠罩之下。這不僅使氣象員個人承受了過多的負擔,并容易陷入緊張的人際關系之中,而且也不利于使氣象預報這樣的科學工作在“大躍進”時期的農村獲得更多的理解和接受,并發揮出更為積極的作用。

　　透過蕭淑英的成長、壓力與限度,我們可以經由李準的視角,看到“大躍進”時期為將科學引入農業生產所創造的條件,看到它為人發揮主觀能動性所開辟的可能,以及它在此時農村的現實結構中所受到的種種挑戰。這也為我們理解科學在“大躍進”當中開展出的頗為復雜的形態,提供了重要的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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