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名退休中學教師，60后，，年輕時喜歡文學，那時候學校閱覽室，訂了不少文學期刊，如《人民文學》《收獲》《十月》《當代》等等，每次新刊一到，我總是捷足先登借到手先睹為快。我印象中，當時文學雜志上登在顯著版面的都是傷痕文學，也就是描寫和控訴知識分子、老干部在反右和文革期間被迫害經歷的那些作品。影響較大的有古華的《芙蓉鎮》，魯彥周的《天云山傳奇》，張賢亮的《靈與肉》和叢維熙的《大墻下的紅玉蘭》等等，在這些作家筆下，從反右到文革這段歷史被描寫得昏天黑地，如同但丁《神曲》中的煉獄一般，跟我記憶中的毛澤東時代全然不是一碼事兒。我記憶中的那個時代雖然物質還不豐富，但絕對不像傷痕文學中寫的那樣都吃不飽肚子和“窮折騰”。整個社會陽光燦爛、欣欣向榮，人民樂觀向上、奮發圖強，就像一首歌唱的那樣，“沿著社會主義大道奔前方”。可到了傷痕作家筆下，一切都顛倒過來了，新社會簡直比國民黨時期的舊社會還要貧窮落后。我滿腹疑惑，卻又不敢對人說。因為所有人都在讀這些作品，漸漸也就信了。

　　在這種氛圍下，我對文學的興趣日漸淡漠。直到前幾年退休，有了足夠的閑工夫，才重新開始讀文學作品，可翻遍各大期刊，沒幾篇能讀下去的，作家們寫現實都是家長里短、男歡女愛、雞毛蒜皮，寫歷史仍然是八十年代傷痕文學的模式，網絡文學更不用說了，全是帝王將相公子少爺玄幻穿越那一套，實在讓人難以卒讀，看個開頭就放下了。我對文學的興趣再一次被破壞了。

　　直到前不久，我讀了著名作家劉繼明的長篇新作《黑與白》，感到了一種強烈的沖擊，我正在淡漠下去文學的興趣一下子提振起來。以前讀過劉繼明的《人境》，雖然覺得跟我讀到的大部分作品不一樣，但畢竟沒有讀《黑與白》時的感受那么強烈。我曾經看過一篇評論，說《人境》是“改革年代的精神史”，讀了《黑與白》之后，我覺得這是一部改革年代的“傷痕文學”。

　　傷痕文學描寫的是改革開放前三十年的歷史，主要是暴露和控訴那個時代的陰暗面。比如在莫言筆下，那時的中國人都過著饑寒交迫、牛馬不如的生活，在獲得茅盾文學獎的路遙《平凡的世界》和梁曉聲《人世間》里，人們也個個愁眉苦臉，一副苦大仇深的樣子，到了改革開放才變得精神抖擻、揚眉吐氣。《黑與白》這部小說卻不一樣。在劉繼明筆下，毛澤東時代的工人農民和干部愛勞動、愛集體，愛社會主義，有理想，有朝氣，充滿了主人翁的正義感和責任感，如老地下工作者出身的駱正、磚瓦廠廠長王勝利、軍工廠廠長路勝平、東江鋼鐵廠工程師顧致真等等，這些人都剛正不阿、嫉惡如仇，仿佛是從前三十年小說如浩然的《艷陽天》《金光大道》中走出來的一樣。可就是這么一些可敬可愛的人物，到了改革開放年代，命運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要么成了社會邊緣人物和弱勢群體，要么從改革家的位置上淪為了貪污犯，駱正因舉報上級領導和替群眾上訪，被人當成不可理喻的瘋子，王勝利退休后堅持同貪腐廠長巴光明斗爭，最后郁郁而死，顧致真退休后原本過著衣食無憂的生活，可東鋼的工人護廠運動，使他的兒子顧小樂鋃鐺入獄，兒媳離異，老伴氣急而亡。比老一輩更為不幸的是，在改革年代出生和長大的年青一代，如王勝利的兒子王晟因舉報偽氣功大師武伯仲方被告上法庭，獲刑三年，想當模特兒的美女盧佳誤入楚韻夜總會，成了實際上的賣淫女，夢菲被武伯仲以治療不孕不育為名誘奸生下了女兒安安，不僅給宗天一也給自己帶來了終生的恥辱。程國軍的女兒程蕾淪為了風塵女子，而國企高管的女兒栗紅則在父母雙亡后，成為了一個令人生畏的復仇女神……

　　如果說這些底層老百姓都是被侮辱和損害的人，那么，杜威、武伯仲、郎濤、宋乾坤、羅寶昌、洪太行、巴東等人，則是這個社會無可置疑的強者。他們一個個頭上戴著改革者的光環，要風得風、為所欲為，不可一世，他們一邊叫嚷著“殺開一條血路”，一面利用手中的權力將原本屬于全民的財富據為己有，成為既得利益階層，以前曾經作為主人翁的工人農民卻淪為了弱勢群體，被肆意凌辱和百般欺侮。

　　前一段時間，有人將那部火爆網絡反映東北老工業基地下崗工人命運的電視劇《漫長的季節》稱為工人階級的“傷痕文學”。二十年前，曹征路的《那兒》也曾經被稱為工人階級的“傷痕文學”。而《黑與白》可以說是改革年代的傷痕文學，它不僅寫出了工人階級的“傷痕”，也寫出了農民的傷痕，女性的“傷痕”，青年的“傷痕”，小說中郭文才因為一塊手表落得家破人亡的悲慘遭遇，也是改革年代廣大農民的命運的縮影。而淪落風塵的程蕾、盧佳和大學生田青青的命運，同樣是改革年代女性和青年命運的縮影。

　　我們要進一步追問的是：誰造成了工農群眾由曾經的主人翁變成了今天被侮辱與損害的弱勢群體？這個問題，可能也是作家劉繼明在作品里追問的，答案其實已經寫在作品里了。

　　從毛澤東時代過來的人都從電影中見過地主資本家記“變天賬”的場面，人們經常把“被消滅的地主剝削階級人還在心不死，時刻想著奪回他們失去的天堂”這句話掛在嘴邊。《黑與白》中有一個細節，已經被共產黨鎮壓的大土豪黃耀祖的小兒子裴少玉被打成右派后瘋了，成天扯著喉嚨高喊：“變天啦變天啦！”。幾年前，一部紀念改革開放四十周年的紀錄片中，把1949年新中國成立稱為“天翻地覆”，把1978年開始的改革開放命稱為“改天換地”，從詞義上看，這跟裴少玉嘴里喊的“變天”是同一個意思。用老百姓的話說就是：“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

　　現在，我們從《黑與白》這部改革年代的“傷痕文學”中，看到的不正是一個裴少玉們朝思暮想“變天” 或“改天換地”后的中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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