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活雷鋒”已過時，“錢串子”才是王道。在這個對集體的感情逐漸消逝，對美好的贊揚已成笑談的時代，馮小剛的《芳華》用富有個性的筆法重新書寫那段紅色記憶。那段遺失的美好，或許如芳華易逝，卻值得我們懷念和記憶。

　　《芳華》是馮小剛的《陽光燦爛的日子》。在經歷了那么多年的對紅色記憶的商業化和戲謔化之后，他終于直面了銘刻入他的身體和情感中的社會主義印痕。

　　《芳華》里，那青春的理想、昂揚的歌聲、活潑的舞步、懵懂的情緒和友愛的集體，與鮮紅的旗幟、嚴肅的標語、冰冷的斗爭和殘酷的戰爭，這一切都混合為那個時代的獨特記憶。無數人一直拒絕坦誠地懷念它，無數人激烈地痛斥它，更有人希望我們從記憶和知識上，甚至從美學和情感上，都要永遠遺忘它，遺忘它曾經所飽含的青春、理想、美好，以及殘酷。這就是當代的記憶政治和美學政治。馮小剛起碼重新讓我們看見、聽見，更重要的是，他讓我們感官性地、美學性地體悟它，讓我們重新記憶。

　　的確，馮小剛或許更愿意感傷主義地懷舊，以致他似乎本能地曲解他所要描述的那段歷史所內含的悲愴，將這種悲愴潛移默化為感傷和無奈。縱然如此，我們也應該對這種感傷和無奈致敬，因為正是這種感傷和無奈，隱蔽地同時又是直觀地，打開了塵封的歷史大門，發掘出遺忘的記憶，激蕩起壓抑的情感，并額外地允許我們賦予別樣的訴說，允許我們在馮小剛那感傷的、模糊的、去政治化的處理中，重新把握或者強行把握住別樣的東西。

　　馮小剛通過《芳華》無意中發現了一種美學，把那個紅色年代所特有的美，從血與火之中，從貧窮與匱乏之中，從當下那些無窮的痛楚的回憶、激烈的抨擊和虛構的誹謗之中，頑強地嘗試拯救。他讓我們感受到，那個年代同樣也飽含著生機、理想，飽含著一種獨特的美。

　　“活雷鋒”劉峰

　　這種獨特的美，首先表現為一種人格，一種主體形象。這個形象就是“活雷鋒”劉峰，在他身上，我們終于能夠再次隱約地感受到一種“社會主義新人”的主體形象由內而外所散發的人格美。劉峰是那樣地善良、正直，那樣地富于集體獻身精神，與文工團的集體成員是那樣地友愛。同時，他又是那樣地有血有肉，那樣地可觀可感，那樣地可親可敬，那樣地激發出我們內心的情感沖動和精神向往，促使我們如何小萍一樣，渴求著與這樣高尚的人相擁抱。

　　我們或許還曾記得，在人民群眾中普遍地造就道德高尚、集體主義和理想主義的“社會主義新人”，曾經是毛澤東時代的社會主義最為重要的理想。而雷鋒，在剝離了這個人物身上所涂抹的一切標語、符號、色彩和口水之后，他其實就是“社會主義新人”的最高典范。從原理上說，“社會主義新人”既具備了傳統英雄的主觀熱情，又具備了社會主義所要求的集體主義和理想主義精神。同時我們應當說，“新人”與“英雄”的界限似乎極為模糊，甚至于帶有排斥世俗性欲望的類宗教性的“圣徒”氣息，并最終，帶來了拒斥世俗性的危險。而雷鋒，作為一個象征，甚至超越了“新人”與“英雄”，更為強烈地攜帶著這樣的“共產主義圣徒”的氣息?；蛟S正是由于這種圣徒氣息，讓林丁丁從生理上生出了排斥，她哭喊著，誰都可以抱她，但就是深愛著她的“活雷鋒”劉峰，不能抱她。在她的這種拒絕里，潛藏著一個世俗個體對“社會主義新人”所蘊含的道德理想的深深疑懼乃至恐懼。

　　的確，這種疑懼和恐懼，本身也是毛澤東時代的美學實踐的后果。也許，從當下開始回溯，自1959年《創業史》發表以來，社會主義文藝作品已經越來越難以勝任“社會主義新人”的塑造了，由于越來越苛求一種“高大全”的美學形象，不知不覺，一種能夠由內而外地散發出人格美的“社會主義新人”形象，日益地在美學上斷送了前途。如果說改革開放初期，我們還能夠借助那些遺留的形式、詞語、情緒積淀和人物塑造模式，勉為其難地創造些許仍有美學感召力的“改革者”形象，那么自那而后，無論我們如何努力，這種“社會主義新人”都不再可感了，都不再美了，不再能夠激發我們的情感沖動和精神向往了，我們甚至已經從美學上、最后從精神上，決絕地放棄了對“社會主義新人”的創造。

　　冷戰終結之后的當代文化語境里，“雷鋒”的確是不可理解的。這種不可理解的根源，正在于我們早已經懷疑和拒斥了“社會主義新人”的人格理想。一個集體主義的奉獻者，是如何可能的呢?必然是“假大空”，必然是“偽君子”，而歷史的確也為此提供了無數例證。從此，我們只能理解自由個體，個人主義者，甚至我們竟然必須去把自私自利的“理性人”視為當然的人性假設。

　　然而《芳華》重新激活了這一“社會主義新人”的人格理想。劉峰是“活雷鋒”，然而他絕不“假大空”，絕不虛偽，他有血有肉，鮮明高大，他擁有雷鋒的高尚人格，獻身于集體，但同時又不墮入到那種禁欲的夸張中，他的高尚扎根于日常生活，扎根于他所身處的文工團集體，他的高尚是順著人情物理向前延伸的。

　　因此，一場戰爭順理成章地使他成就為“英雄”，但戰爭之后，他也順理成章地復歸于一個道德高尚的平凡人。劉峰的塑造是一次飽滿充實的美學實踐，特別是相對于嚴歌苓的原著來說，更是如此?？v然這種美學實踐不得不借助當代文化中的審美時尚(對當紅偶像黃軒的選擇)、流行趣味(售賣情懷)乃至情愛悲歡的基本模式，甚至有將這種人格美轉化為一般意義的“好人”之善良的嫌疑。但無論如何，馮小剛讓我們在當代這種殘酷而迥異的文化氛圍里，不但是從美學上，而且是從情感上，重新體悟到早已逝去的“社會主義新人”的人格美，以及其中所內含的社會主義理想、價值和信念的美好。

　　一旦我們事先理解了劉峰的前史，理解了劉峰之為劉峰的時代條件，他所散發的人格美，便還能在深深感動我們、溫暖我們、鼓舞我們之余，讓我們不由自主地去追思那早已逝去的“社會主義新人”的道德理想和美學理想。也正是這種激活，迫使我們再次醒悟曾經的失敗：社會主義政治如果不同時是美學的和情感的，它又如何能夠賦予自身以正當性呢？也正是這種激活，讓我們不得不喟然感慨：如今，“社會主義新人”的人格理想，終于是未竟的了。的確，在經歷了毛澤東時代那自我損耗的激烈實驗、改革時代的訴苦性回憶、市場時代的調侃消費之后，那些“社會主義新人”不是已經“假大空”，就是已然塵封于歷史，這種主體形象所內含的理想、價值和信念，都已經如芳華一樣，隨著歲月而流逝，直至今天，甚至連懷舊都要鼓起莫大勇氣。

　　文工團

　　不過，劉峰的高尚之所以那樣可親可感，不還在于馮小剛營造了他心中的夢，他心中的烏托邦，他心中的那個短暫而美好的文工團嗎?這個文工團，像是火紅而殘酷的革命氛圍中的飛地，雖然與轟轟烈烈的歷史緊密交織，但又在歷史的罅隙中自在自足。

　　文工團太美好了，在這里，燦爛的陽光、明麗的色彩、健朗的藝術、青春的男女、懵懂的情感，這一切都令人陶醉，令人懷念。而那最令人陶醉和懷念之處，正是因了文工團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共同體。馮小剛總是用懷舊的、溫暖的影像風格來呈現文工團的集體性：集體空間的不斷切換，整齊劃一的舞蹈動作，齊聲的歌唱，而在這一共同體中，是一個個活潑潑的青年男女，他們都信靠、依賴和熱愛這個共同體，但同時又都張揚著生命熱情，散發著青春活力。正是在這樣活潑潑的共同體中，劉峰的高尚形象才獲得了實在性，而不再是漂浮在空中的象征符號。事實上，這個活潑友愛的共同體已被劉峰所象征、所奉獻、所維系，劉峰與文工團的集體性，是互為象征的。而那些無時無刻不贊頌著集體主義的革命歌舞，即使是文工團散伙的終曲《沂蒙頌》，也都被調用來贊頌著、象征著、烘托著乃至營造著文工團的集體情感。于是，因了這種集體感情的維系，因了每一個青春男女所張揚的活力和熱情，因了劉峰作為共同體的化身，文工團更像是一個烏托邦。

　　在個體化乃至原子化的當代文化氛圍和情感氛圍里，馮小剛飽含深情地重新讓我們追思那曾經逝去的集體和集體主義。正是今天深入每個人肺腑的孤獨和憂郁，讓他愿意冒險并使我們為之感動。身處當下的我們，如同馮小剛一樣，在個體自由和市場經濟之外，還渴慕著一個集體，渴慕著一種相濡以沫的集體感情。

　　但我們其實會發現，《芳華》中的文工團和劉峰，其實凝聚了毛澤東時代那些最為美好的東西。這個時代的社會理想具象化為文工團，道德理想則肉身化為劉峰。而這最美好的東西的核心，就是那種集體主義，這正是毛澤東時代的社會主義理想的要素，也是“社會主義新人”的要素。盡管我們明知，馮小剛并不愿意或不敢挑破這一層歷史關系，他更愿意感傷地、無奈地懷念它，在美學上直觀地呈現它。但是，他果真就那樣地對文工團和劉峰的歷史性一無所知嗎?

　　事實上，文工團并沒有解散于毛澤東的逝世的1976年，甚至也沒有解散于對越自衛反擊戰的1979年，只有當鄧麗君的歌聲代替《沂蒙頌》，悄然在女兵寢室唱響，當可口可樂的廣告牌代替毛澤東畫像，張揚地懸掛于文工團門口，才注定了文工團所象征的那種文化和理想的終結。當時間倉促而急速地向1980年代、1990年代趨近，當文工團骨干林丁丁移民澳洲，身材臃腫早已不復當年風采，當“活雷鋒”、“戰斗英雄”劉峰在市場經濟的前哨陣地窮困潦倒，文工團、劉峰與毛澤東時代的社會主義文化和政治的關系，便反向地獲得證明。即便馮小剛或許只想感傷地、懷舊地對“一代人的芳華”進行遲到的追悼，也無可避免地揭露了這層歷史關系，揭露了曾經的集體、曾經的集體主義與那個特定年代的歷史關系。

　　馮小剛當然也沒有回避文工團作為烏托邦、劉峰作為道德理想所內含的脆弱。在文工團里，也有欺壓，正如何小萍所時刻感受到的，也有階級分化，正如平民子弟蕭穗子和紅二代郝淑雯的關系，也有陰謀詭計，正如林丁丁污蔑劉峰耍流氓。所有這一切，損害著文工團這一共同體，損害著滲透其中的集體感情。然而，意識到所有這些殘缺后，馮小剛還是深情地懷念文工團的美好，用心地塑造著“活雷鋒”劉峰，因為他知道，在時代劇變之前，那的確仍然潛藏著市場經濟新時代所沒有的美好。《芳華》中的文工團是一個有現實感的烏托邦，也是一個臨時性的烏托邦，它如毛澤東時代的烏托邦實踐一樣，孕育、激發但同時又能夠暫時地遮蔽、壓制那些脆弱、殘缺、陰暗乃至殘酷。例如階級分野。文工團中的小號手、紅二代陳燦，曾經竭盡全力隱瞞自己的出身，并且瞧不上同為紅二代的郝淑雯，然而，在文工團解散的那一天，對陳燦滿懷情愫的蕭穗子忽然發現郝淑雯與陳燦“門當戶對地”好上了。在新時代，在文工團的集體性不復存在的那一刻，階級便突然露出它的猙獰面貌。

　　新時代滾滾而至。在這個時代，紅二代依舊順風順水，活成了“錢串子”，而“活雷鋒”、“戰斗英雄”劉峰，卻捉襟見肘窮困潦倒。當郝淑雯面對訛錢的聯防隊哭喊道：“你們就這樣欺負一個戰斗英雄嗎!”這一聲哭喊盡管真誠，但除了反證她的階級優勢之外，難道就足以將劉峰從階級分化的殘酷和時代劇變的動蕩中拯救出來嗎?當劉峰的高尚人格不再有任何集體主義的空間作為依托之所時，無論是“活雷鋒”，還是“戰斗英雄”，都注定是驚濤駭浪中的一葉扁舟。只有在這時，我們才明白，何以文工團只有在那個年代，才可能臨時性地被緬懷為烏托邦，何以“活雷鋒”劉峰，只有在那個年代和那樣的文工團集體中，才可能從精神上、情感上乃至美學上打動我們。盡管我們明知，這個答案混雜著太多的疑惑、不安和痛苦，但如果我們需要真正理解芳華之為芳華，我們也只好直面這個不算答案的答案。

　　或許，我們可以不把這部電影僅僅看作是為了消費情懷、緬懷青春和感慨時光，它能夠承載更深的理解。在當下嚴苛的文化環境里，馮小剛已然盡力，其余的，只能依靠我們的觀看、我們的理解、我們的闡釋，來使它獲得別樣的意義。如馮小剛那樣，我們也意識到芳華早已逝去無法挽回，但我們還能意識到，伴隨著這種消逝的，還有一種美、一種理想。值得懷念和記憶的，遠遠不只是一代人的芳華。

　　作者：戍安

　　編輯：默默然

　　美編：黃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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