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如獲至寶似地拿了從網站上下載的、大陸作家曹征路先生(以下禮稱略)寫的中篇《那兒》來。后來又取得李云雷先生(以下禮稱略)新寫的論文〈轉變中的中國和中國知識分子—《那兒》討論評析〉。

　　1937年，我生于日帝竊占為殖民地的臺灣。1945年，日本戰(zhàn)敗，臺灣才結束了五十年與大陸分斷的歷史，重歸于故國。但1950年韓戰(zhàn)(編者注：即朝鮮戰(zhàn)爭)爆發(fā)，美國強以它所操控的《舊金山(對日)和約》和《日臺和約》，以“臺灣地位未定論”再次將臺灣與解放后的大陸分斷。1979年，美國干涉主義又以它的國內法《與臺灣關系法》，強行干涉臺灣與大陸的民族統(tǒng)合。

　　在外來勢力干預下，雖然不曾完全阻隔兩岸政治上、文化（文學）上、思想上相求互應，但民族長期分裂的構造，畢竟不免于產生彼此的生疏與理解上的差異。

　　讀完《那兒》，心情很激動。讀完云雷的大論，也讓人思潮起伏。《那兒》在祖國大陸的讀書界討論，已閱兩年許。為了免于狗尾續(xù)貂，想從一個半生生活在臺灣的老作家的視角，說一說一些不成熟的感想。

一、關于“左翼文學”的表現藝術性問題

　　讀云雷的文章，發(fā)現大陸對《那兒》的廣泛討論中，對其“藝術性”的質疑之聲很不少。

　　我的少年時代是在嚴苛的反共戒嚴體制下的臺灣偷偷搜讀魯迅、茅盾等“左翼作家”的書成長的。及長，也涉獵了1930年代“文藝自由”、“第三種人”論爭的不完整的內容，知道反對“左翼文學”的人最常質問的是“左翼文學”的“藝術性”，指責其粗糲、教條主義、刻板描寫。

　　但事實上，左派內部對革命文學的革命加戀愛、刻板形象和教條化是進行過多次自我反省與批判的。

　　然而魯迅、茅盾、高爾基、布來希特、蕭霍洛夫這些世界“左翼文學”家及音樂家蕭斯塔科維奇在文學與音樂藝術上偉大的成就，既便在資產階級的世界，也絕難于抹殺，也不能不承認他們有異于資產階級的獨特審美和思想上的成就。

　　曹征路的《那兒》引起長達兩、三個月、遍及全中國的閱讀、討論、正反評價的爭論本身，絕不是僅僅因為單純的題材——當下國企改革過程中資本對直接生產勞動者的掠奪——云雷的大論，已經為人們整理出了《那兒》現象的廣闊復雜的政治、社會和思想原因，但如果不是作品本身以它不同于當下趨附市場，只顧孜孜于描寫個人生活和感情、或苦心揣摩進口的文論所寫的，回避歷史與生活中逼人而來的矛盾的作品之獨自的藝術和審美，就絕不能成為小說的擁護者和反對者熱烈討論的焦點。

　　我讀《那兒》，深受感動。

　　對于我而言，《那兒》在思想和審美上的成就是顯而易見，完全不必在文論上多所辭費。但云雷的大論告訴我們，有不少大陸文評界或從否定《那兒》的“藝術性”而低度評價作品，或雖然低度評價作品的“藝術性”，確有條件地對小說《那兒》的現實意義加以肯定。

　　從臺灣看來，大陸文學研究界——包括廣泛的思想界，對于“左翼”、對于和馬克斯主義有關的東西，似乎普遍表現出明顯又強烈的、病理意義上的過敏癥(allergy)。

　　1943年，在日本法西斯最囂狂的時代，日本皇民文學在臺灣的大總管西川滿，發(fā)表了題為《狗屎現實主義》的文章，百般抨擊自1920年代發(fā)韌，以反帝反封建、民主與科學為言，以現實主義為創(chuàng)作方法的臺灣新文學粗鄙不文，題材上在(“決戰(zhàn)”時期)看不見“圣戰(zhàn)”的主題，卻凈寫臺灣封建大家族的頹廢與葛藤，而諷刺之為“狗屎現實主義”的文學，不像日本文學之纖巧唯美。

　　這在骨子里其實也是臺灣左翼現實主義文學缺少“藝術性”的詆毀。

　　著名作家楊逵立刻寫了《擁護狗屎現實主義》，對西川滿的臺灣左翼、現實主義文學沒有藝術性論以靈活的辯證邏輯深刻而從容地提出了針鋒相對的駁論。

　　1947年2月，臺灣爆發(fā)了民眾的民主抗爭事件，在3月初遭到國府鐵血鎮(zhèn)壓。但同年秋到1949年4月間，臺灣進步作家(以楊逵為首)和大陸東渡來臺進步文化人在臺灣新生報《橋》副刊上熱情共話建設戰(zhàn)后臺灣新文學。

　　大陸來臺的文評家開始比較全面地介紹了1930年代以降大陸左翼文論;比較全面地介紹了“新現實主義”、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的辯證統(tǒng)一等論述，豐富了臺灣左翼新文學理論的向度。

　　不料1949年4月，楊逵和當時進步學生同時被捕，文學議論嘎然中挫，接踵而至的是國府在臺灣全面性的反共肅清，臺灣優(yōu)秀的小說家呂赫若和朱點人，戲劇運動家簡國賢等人潛入地下，最終犧牲。

　　1950年到1970年間，在反共肅清后的不毛之地，輸入了極端強調“藝術性”和脫社會、脫政治的美國的現代主義和超現實主義，和反共國策文學孿生并存至1970年。

　　受北美保衛(wèi)釣魚臺運動間接影響，臺灣在1970年至1973年間展開批判現代主義和超現實主義詩的運動，強調了文學的人民性和民族風格。

　　1977年，國府官方發(fā)動大批判，反對主張文學為大眾、寫大眾，反對“晦澀、脫離生活和民眾的、舶來的現代主義和超現實主義，強調文學復歸民族特色的”臺灣鄉(xiāng)土文學。而當時以彭歌、余光中為代表的官方論客，即以鄉(xiāng)土文學寫社會低層，別有用心，“沒有人性，何來文學”，而況又包藏著工農兵文學的左翼之禍心！他們咬定鄉(xiāng)土文學是左翼文學有“危險的政治目的”，背叛了藝術對純粹審美的要求。

　　這樣的邏輯，其實也是另外一種左翼現實主義文學在藝術性上過不了關論。

　　在臺灣讀《那兒》和相關聯的討論，不免想起臺灣文學思潮史上的種種。而揆諸大陸從1920年代發(fā)韌，勃然繁榮于1930和1940年代的中國左翼文學思潮和創(chuàng)作實踐的偉大遺產，今日大陸對《那兒》的“文學性”議論，說明了不少難于思議的思想意識形態(tài)上的巨大變化。

　　而事實上左翼文論自始就特別注重文學藝術的藝術性，強調文藝有其相對的自主性，要求更多表現上的民主和自由，反對左翼文學的刻板教條化，又力言革命的文藝要有“更多的莎士比亞”(藝術性)，少一些席勒(教條和刻板化的意識形態(tài))。

　　既然大家似乎忘了這些左翼文論先行者的反思與叮嚀，則借著細讀《那兒》后的議論中重新溫故以知新，也不是無益吧。

二、 工人階級意識

　　討論《那兒》時，有人指出小說“表現了一種無產階級意識”。在臺灣讀《那兒》這一點更覺鮮明。

　　臺灣的工人運動最初勃發(fā)于日據時的1930年代，在“臺灣共產黨”和“民眾黨”領導下形成。由于殖民地臺灣的現代產業(yè)勞動者數量和力量單薄，也由于臺共和民眾黨有分派矛盾，加上日帝于1931年發(fā)動“九一八”侵華戰(zhàn)爭而全面鎮(zhèn)壓島內社會和政治運動，臺灣第一波工人階級運動潰滅。

　　1946年后，中共在臺地下黨在林場、“國營企業(yè)”(如郵電、鐵路)布置黨組，但都在1950年代的反共大肅清中潰折。及至迎來全面反共戒嚴體制，臺灣的工人運動遂寢。

　　1989年戒嚴體制解除后，曾爆發(fā)過遠東化學纖維公司的規(guī)模較大的罷工事件，但由于歷史傳統(tǒng)的單薄、組織的弱質而失敗。

　　1960年代后中小企業(yè)成為臺灣經濟發(fā)展的尖兵，但由于工廠規(guī)模小，工人流動性大，很難于培養(yǎng)階級自覺。臺灣產業(yè)工人對自己社會地位和命運多半持有消極態(tài)度，也有不少人在大眾消費體制中自己欺罔地與中產階級認同。

　　另外，1980年代的統(tǒng)、獨矛盾中，臺灣工人被臺獨反民族的政治所分化，對階級意識的形成，雪上加霜。

　　1950年代后，臺灣文壇被舶來的“現代主義”和“超現實主義”所統(tǒng)治，工人階級與文學的距離遙遠。

　　只有在1970年代出現了一個“國企”廠出身的作家楊青矗，可惜受到自己思想知識的限制，作品中表現以改良主義——老板多體恤工人，不要過份扣克工人。而工人多體諒工廠主，雙方妥協合作—來解決勞資矛盾，這當然對于使工人階級從自在的階級向積極自為的階級進行意識化沒有幫助。

　　《那兒》的成功，顯然和作者曹征路在工廠生產勞動的實際經驗有關，但更重要的是，大陸工人階級在歷史上參加過革命斗爭，取得勝利，經驗了自己解放與翻身，曾經“作為……一個強大的歷史主體”(陳曉明)，也曾經做為中國工農聯盟的一員成為黨和國家的基礎。這一集體的記憶，盡管在近二十年中不斷的風化，卻無可置疑的成為一代人難以忘懷的生命信念與回憶。

　　曹征路寫的小舅，是一個極平凡的工人，但潛在于他心頭的信念——堅不相信工人階級集體的聯署斗爭喚不回正義與公平——使朱衛(wèi)國從一個平常工人變成倫理上“高于常人”的人物。而正是他“高于常人”的執(zhí)念，像希臘古典悲劇中之英雄，一步步在殘酷的現實與宿命中走向毀滅，從而震動了無數犬儒化了的讀者的心。

　　我自己寫過一篇受到外國人跨國企業(yè)主的改良主義所欺騙的女工組織獨立工會失敗的小說《云》，但材料只是從事后的采訪來，自己完全沒有下廠直接勞動的經驗。作家和工人階級的生活方式與勞動的巨大距離，和臺灣工人集體記憶中缺少斗爭與勝利的記憶，使臺灣產生不了像《那兒》的作品，也產生不了像曹征路的作家。

　　而眾所周知，無產階級文學離不開無產階級自求解放的運動。在可預期的一段時間內，不要說臺灣，連有過1960年代工運的日本，有過1970、1980年代的軍事獨裁下崛起的韓國工運，如今都已沈寂。大陸的情況我很不熟悉，不能說。但把工人階級的歷史主體地位公開，顯著地寫進黨綱和國家憲法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無論如何總令人寄予一線希望吧！

　　另外，曹征路在小說開頭就寫杜月梅因下崗生活困窘下淪為私娼，但在工人小區(qū)中卻不見有人因而對他訕笑，譏諷、歧視。偌大的工人小區(qū)只有對她寄予理解與同情，仍然平等待之。這在臺灣看來是很不能思議的。這是不是中國工人集體對階級姊妹的、源于階級意識的支持和同情呢？我很受感動，但不能充分認識與理解。

三、事有必至

　　讀《那兒》后的激動中，也有“這樣得作品終究出現了”的感覺，覺得事有必至，理所當然。

　　1990年代初，大陸的改革深刻地改變了1949年以后推動的生產方式，自然也改變了社會的下層建筑，而社會上層建筑也不可避免地發(fā)生相應的巨大變化。

　　隔著遙遠的海峽，我雖然關心這些變化，卻無力掌握具體的資料，僅僅朦朧地知道有影響深遠的新自由主義和“新左派”的爭論，“告別革命”論和承認革命的合理性論的爭論;反對重返1950、1960年代極“左”文學和對于中國左翼文學和現實主義創(chuàng)作方法進行再認識，重新評論文學與社會、與政治的關連的爭論……

　　《那兒》的出現和相關的討論，在少數的文脈中，《那兒》激動人心地、藝術地表現了當下中國生活中最搶眼的矛盾，促使人們沈思問題的解答。

　　究其原因，曹征路恐怕是最后一代懷抱過模糊的理想主義下廠下鄉(xiāng)勞動過的一代。這一代人要打倒資本主義，卻在資本主義太少而不是太多的社會中從來未真正見識過資本的貪婪和殘酷。而1990年代初以后的巨大社會變化，既催促一批作家隨商品化、市場化的大潮寫作，也促使像曹征路這樣的作家反思資本邏輯與人的輒鑠。

　　而在臺灣，1977年鄉(xiāng)土文學派呼喚作家寫農村、漁村、寫勞動人民，關懷社會低層人物，但198-年代中期掀起的“臺獨”反民族思潮卷走了不少作家和文學研究者，鼓吹沒有階級的“臺灣意識”，制造同民族間的憎惡。臺灣社會的階級矛盾被地方主義激情掩蓋，“次文化”層次的“臺獨”取代科學性的研究。而在創(chuàng)作實踐和學術理論發(fā)展上，“臺獨”派文壇卻久久乏善可陳。

四、外來文論的失效

　　從云雷的大論看出，兩年多來圍繞著《那兒》的討論和爭論顯示了，上世紀90年代以來支配兩岸文論界的諸主義——現代主義、后現代主義、結構主義和解構主義等都失去了理論分析的效力。這似乎暴露了這些外來論述基本上不具備解決和評說當下中國最突出、最具體、最急需解答的諸問題的能力。

　　早在上世紀50年代開始，臺灣的文論就受到主要來自美國保守學園輸入的諸“理論”所統(tǒng)治，至今依然。然而我期待不久的將來，大陸思想界能在熟知外來諸“理論”的基礎上，宣告外來流行理論在大陸的失效，激發(fā)大陸思想理論界的“自立更生”，建設獨立自主的文學和發(fā)展社會學體系，解釋和解決自己的問題，并提供給和我們一樣受到列強為自己打造的世界秩序服務的思想文化理論體系統(tǒng)治的諸民族做為參考。

五、光明與希望之必要

　　對國企改革過程中所發(fā)生的陰暗面，以尖銳的筆觸和火熱的心加以表現的《那兒》，非但能公開發(fā)表，而且還能在全國范圍內開展犀利深刻的討論，從臺灣望去，是十分激勵人心的。

　　臺灣一貫宣傳大陸“沒有言論自由”但從準許刊出小說、準許自由討論圍繞《那兒》的諸問題(類似的事在1987年解除戒嚴以前的臺灣是絕無可能的)，也從1980年代以來大陸極少因干犯政治而禁止作品或文章的公開發(fā)表和討論看來，思想言論的民主主義有相對的寬松。

　　對于《那兒》的評說，有人直截地說是新的無產階級文字的出現，有人不無憎惡地說反對把文藝“倒退”到1950、1960年代的極“左”道路(對詩劇《切?蓋瓦拉》的公演，也有人感到類似的惶恐);當然有人以“以深化改革解決改革過程中產生的問題”為言;有人以否定《那兒》的“藝術性”和“文學性”而全面否定了作品。而有人從更根本(radical)的角度批評小舅朱衛(wèi)國的抗爭“沒有上升為一個階級的自覺”。從右到左，準許自由發(fā)言。這對于可能繼之而發(fā)表的新的“無產階級文學”的產生和發(fā)展，是一個有力的鼓舞，值得珍惜和贊揚。

　　據臺灣一位著名的評論家南方朔指出，在“全球化”行程中，隨著媒體“扒糞”功夫的增進，銀行保密制度的松解，司法獨立辦案力度增加，揭發(fā)了先進“民主”國家權力高層驚人的腐敗。其手法也是將國家資本主義大企業(yè)依新自由主義的理論民營私有化過程中，權錢交易、化公為私、掠占厚利據為己有，或挪用為一黨所有。

　　1980年代歐洲的國家本主義企業(yè)私有民營化過程產生的貧腐掠占事件，多到了不可勝計。1990年初，俄國葉利欽主持下變賣前蘇聯國有企業(yè)風潮中，制造了葉利欽身邊親信十幾二十個新興大款。此外國家巨額采購的委外承包過程中巨額回扣的疏通，不是落入私囊就是成為政黨的庫銀。

　　比起西方媒體經常渲染的“貧困”、“落后”、“共產主義”政權的貪瀆，現代經濟發(fā)達，號稱民主公正的西方國家的貪腐更為黑暗與貪婪。

　　1992年，意大利爆發(fā)集體貪瀆丑聞，涉案大小官員商人多達三千人，位階擴及總理二人，三個黨的黨主席，三分之一的國會議員。有十個官商畏罪自殺。然而其中就沒有產生過一個從工人階級出身，以工人階級立場揭發(fā)和批判這些“先進”“民主”“自由”國家權力和資本高層的黑暗與腐敗的文學作品。

　　《那兒》的結局以朱衛(wèi)國悲壯的自殘結束。以這沉重的代價，換來盤據在礦機廠無法無天掠占剝削的團伙因東窗事發(fā)而潰滅。我們不以為曹征路的安排是妥協性的“光明的尾巴”。手邊有今年(編者注：2006年)1月8日出刊的《亞洲周刊》，就刊出河南省上蔡縣文樓村——中國農村艾滋病重災區(qū)——縣委書記楊松泉放肆大膽私吞中央撥給醫(yī)治艾滋病的各種公款而被罷官候審的記事。貪官不絕是現實，人民糾舉貪官而促成罷官也是現實。

　　但曹征路在故事結尾處丟下了上面來查案辦案的人兩句“沒想到”的話。他們一“沒想到”、“停廠九年的工廠保養(yǎng)得那么好”;二“沒想到”“礦機廠的隊伍還這么的整齊”。這兩句令人震動的話，簡潔生動地表現了被私有化行程拋棄了幾年的中國勞動階級在集體所有制下的崇高質量和工作紀律，也反駁了工人階級沒有能力治廠辦廠的的謊言。

　　在我讀來，這兩句話更是苦斗中的中國工人的自覺與自尊的宣言，又豈能以簡單化的、犬儒主義的“光明尾巴”盡之？

二○○六年一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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