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編者按

　　2017年4月24日《我是范雨素》在微信公號“正午故事”首發，24小時內閱讀量迅速10萬+，“我是范雨素”成為重要社會文化現象。從十天內被媒體圍堵，到現在無人問津，“我是范雨素”完成了一個媒體事件的所有流程，但其中蘊含的文學思想、文化意義、社會啟示卻沒有得到很好的呈現。為了范雨素的文化與現實意義不被新媒體時代的輕薄、浮躁裹挾而去;為了范雨素不被新媒體塑造成一個純粹的網紅;為了范雨素不至于在海量的傳播中變成遮蔽范雨素、馬雨素、李雨素(范雨素們)生存境況及其訴求的空洞能指，批評家魯太光以如椽之筆著道義文章，談論范雨素和“范雨素們”的文化與現實意義，亦與當下文壇及純文學觀念對話。

　　本文于2017年5月揮就，發表略經坎坷，最終在《紅豆》雜志2017年第12期以專欄隨筆的形式發表。希冀有更多的研究者關注這個問題!　　

　　感謝作者魯太光、《紅豆》雜志授權文藝批評發表！

撕開時代的沉默

　　自2017年4月24日《我是范雨素》在微信公號“正午故事”首發并在24小時內迅速10萬+，到“我是范雨素”成為重要社會文化現象，范雨素本人也成為高光人物，十多天內遭遇媒體圍堵，到一個月后喧嘩不再，兩個月后少有人談，再到現在的完全沉寂，“我是范雨素”完成了一個媒體事件的所有流程，但其中蘊含的文學思想、文化意義、社會啟示卻沒有得到很好的呈現。或許，現在才是談論這個問題的好時機，因為，周圍是那么的安靜，那么的宜于思考、寫作。

　　——題記

　　1

　　范雨素火了，而且，火大了，不僅她的非虛構文本《我是范雨素》自4月24日在“界面”發表后迅速刷圈，迅速10萬+，而且與她和她的《我是范雨素》相關的諸多網絡文字/評論，也跟著走紅、刷圈。

　　范雨素火了，而且，火大了，她的《我是范雨素》引發廣泛關注，但這關注卻又如此的雜糅，如此的糾結，甚至如此的分裂。對她和她的作品，有人愛，有人恨;有人贊，有人妒;有人褒，有人貶;有人說她真誠，有人說她矯情;有人說她低調，有人說她張揚;有人說她有才華，也有人說她缺乏文學性;有人說她是“老天爺賞飯吃”，也有人懷疑她為人所代筆，甚至懷疑她是某個團體的“提線木偶”;有人將其原子化，說她只代表她自己，不代表任何團體、群體或階層;也有人認為她是某個團體、群體或階層的一個代表，一個佼佼者……

　　范雨素火了，而且火大了，不僅她本人成為媒體追逐/追獵的對象，讓她的社交恐懼癥轉成抑郁癥，她也不得不躲進“附近深山的古廟里”逃避[1]，甚至有幾十家媒體去了她的老家，想在那里證明她文中事件的真偽，以至于擔心自己八十多歲的老母親會被媒體的圍追堵截驚嚇到的她，在朋友圈中寫下這樣的話：“我從不在乎別人說我，我從小到大都是獨來獨往的人。我現在在乎的是我的母親，我的母親80多歲了，如果被媒體圍追堵截生了病，那么我將無顏活下去。我的母親已經吃夠了人世間所有的苦，而我又是如此的不成器。如果發生了什么，我何以求生。我的母親不愿意接受任何媒體的采訪，她和媒體說話，只是因為人和人之間，應該的，應有的尊重。”并懇請朋友圈里的朋友“截圖轉發”，以阻止媒體去“圍追堵截”她的母親……

　　這該有多火啊!不僅城門失火，而且都要殃及“池魚”了。不過，我們都知道，火只是暫時的，在這個追新與棄舊同樣迅疾的時代，對于范雨素們來說，平淡、疏離、冷清，乃至冷漠，才是常態。相信用不了多久，范雨素就會變成別的名字，《我是范雨素》也會被別的話題取代，就像這幾天她搶了《人民的名義》和“達康書記”的戲一樣。

　　不過，必須明確的是，范雨素的火與一般網紅的火很不一樣，其中蘊含著極其重要的文化與現實意義，需要嚴肅的思考，認真的探究。遺憾的是，在火熱的跟帖與評論中，這樣的思考與探究卻少之又少。為了范雨素的文化與現實意義不被新媒體時代的輕薄、浮躁裹挾而去，為了范雨素不被新媒體塑造成一個純粹的網紅，為了范雨素不至于在海量的傳播中變成遮蔽范雨素、馬雨素、李雨素(范雨素們)生存境況及其訴求的空洞能指，筆者愿意就此落筆，談談范雨素的文化與現實意義，也希望有更多的研究者關注這個問題。畢竟，這里邊隱含著太多復雜的情感，太多嚴肅的問題，還有，太過沉重的意義。

　　我們應該阻擋語詞的洪水;我們應該彰顯意義的巖石。

　　2

　　就讓我們從一首詩開始尋找這意義的巖石吧。

　　2013年9月17日，“打工詩人”許立志寫下了這樣一首詩：

　　“

　　我談到血

　　我談到血，也是出于無奈

　　我也想談談風花雪月

　　談談前朝的歷史，酒中的詩詞

　　可現實讓我只能談到血

　　血源自火柴盒般的出租屋

　　這里狹窄，逼仄，終年不見天日

　　擠壓著打工仔打工妹

　　失足婦女異地丈夫

　　賣麻辣燙的四川小伙

　　擺地攤的河南老人

　　以及白天為生活而奔波

　　黑夜里睜著眼睛寫詩的我

　　我向你們談到這些人，談到我們

　　一只只在生活的泥沼中掙扎的螞蟻

　　一滴滴在打工路上走動的血

　　被城管追趕或者機臺絞滅的血

　　沿途撒下失眠，疾病，下崗，自殺

　　一個個爆炸的詞匯

　　在珠三角，在祖國的腹部

　　被介錯刀一樣的訂單解剖著

　　我向你們談到這些

　　縱然聲音喑啞，舌頭斷裂

　　也要撕開這時代的沉默

　　我談到血，天空破碎

　　我談到血，滿嘴鮮紅[2]

　　”

　　在這首令人讀之淚落的詩中，隱藏著詩人的詩歌宣言：撕開時代的沉默——“縱然聲音喑啞，舌頭斷裂/也要撕開這時代的沉默。”

　　而這，也正是范雨素及其作品的意義之所在。

　　不過，在一個高度消費主義的時代中，在一個高度原子化的社會中，在一個高度名利化、個體化、犬儒化的文化語境中，要想理解范雨素及其創作的意義，并不容易，因為，這需要正確的打開方式，而打開范雨素及其創作的正確方式首先要從“我不是范雨素”開始，可對范雨素的諸多解讀卻偏偏都固執地盯在一個點上：我是范雨素!

　　關于范雨素的個體化/個性化問題，淡豹應該是較早的闡釋者。她在《關于范雨素的手記》[3]中如是說：“我喜歡范雨素的文章，因為她個性化的語言和觀察，因為她性別的視角，因為她‘閱讀者-作家’的語言和思考風格。”她還進一步解釋說：“說個性化，是因為，她不是現在流行的分類‘工人文學’‘打工文學’下的寫法。她的長篇中，大哥哥是不認命的農民，小哥哥是少年早慧的神童，小姐姐是提筆成詩的女詩人，都不是常見的農民形象和農村生活經驗。她不是直接描述血淚和喚起反抗，不是以命運和不公為中心，是一些博大慈悲的、有涼意的、有距離感的人世觀察，一些多情的詩意，語言中有很多的反諷雜義，有流暢輕盈的幽默感。”應該說，淡豹對范雨素作品的把握相當到位，她把范雨素舉重若輕的文風、流暢輕盈的文筆、黑色幽默的感覺等都很好地提煉了出來，并由此得出“她不是現在流行的分類‘工人文學’‘打工文學’下的寫法”這樣的結論。但淡豹并沒有否定范雨素的寫作是“工人文學”或“打工文學”。如果非要說淡豹否定了什么的話，那也只能說淡豹否定了范雨素的寫作是“流行的分類”“工人文學”或“打工文學”。如果更進一步的話，我們還可以說，淡豹否定的是時下人們對新工人及其寫作的刻板印象——在這樣的印象中，這些流動在社會底層的人們不是木訥愚蠢的，就是焦躁不安的;不是膽小怕事的，就是膽大包天的;不是面目可憎的，就是舉止乏味的;不是哭泣抱怨的，就是嘶吼鬧騰的……在這樣的印象中，這些流動在社會底層的人們，似乎與詩意無關，與文學無關，與幽默無關，與溫情無關，與輕盈無關……在這樣的印象中，“新工人文學”或“打工文學”自然與人類豐富的情感無關，自然是單調的、乏味的、暗黑的、喑啞的、不文學的……然而，抱持這樣觀點的人恰恰忽視了一個最為重要的前提：這些打工者/新工人和我們一樣，他們首先是人，然后才是其階層或職業分別——打工者/新工人;抱持這樣觀點的人還忽視了另一個重要的前提：文學是人學。“打工文學”或“新工人文學”同樣是“人學”，他們首先需要發出的是“人”的聲音：父親的聲音，母親的聲音，兒子的聲音，女兒的聲音，親人的聲音，朋友的聲音……歡樂的聲音，悲傷的聲音，憤怒的聲音，幽默的聲音……沉重的聲音，輕盈的聲音，粗重的聲音，纖細的聲音……而后，才是他們作為具體的階層或職業分別者的聲音——打工者/新工人的聲音。而且，需要特別提醒的一點是，由于與一般人相比，他們處于更為沉重、艱難的生存條件下，甚至處于極端的生存條件下，這使他們有可能發出更為豐富多元的聲音，有可能發出更為敏感多維的聲音，甚至有可能發出為一般人所發不出，并且不能聽、識的聲音——這當然是真切的“人”聲，但卻由于承載、擠壓了太過沉重、駁雜的壓力，而有所扭曲、變形，甚至失真了，因而需要更為細膩、寬容的耳朵和心靈才能諦聽、識別。明白了這一點，我們就不會因為范雨素的幽默與輕盈而驚訝，也不會因為她高度個性化的文風而否認她的新工人/打工者身份。因為，這其中并沒有什么矛盾與乖離。

　　然而，偏偏就有人愛在范雨素的諸種身份之間做文章，試圖以其中的一種身份遮蔽、抹除另一種身份——最為突出的，就是以其文學身份遮蔽、抹除其新工人/打工者身份。比如，2017年4月26日“中國新聞周刊”微信號發表了一篇題為《試圖從范雨素身上發掘底層聲音，不僅不公平，也是投機的》[4]的文章，就試圖將范雨素“純文學”化。作者要求人們評價范雨素，“最好將她視為一個有獨立思考能力的個體。一個對文學擁有熱愛和才華的寫作者，一個真正領會了文學力量的女性，只不過剛好出生于不怎么優越的環境”。作者還語重心長地告誡我們說：“中國社會的改革任重道遠，輿論當然應該批判現實、發出呼聲，但如果媒體將發掘底層聲音的一個突破點，放在了范雨素這樣一個具有鮮明文學標簽的個體身上，是不公平的，甚至是投機的。”好像怕這樣的告誡還不夠，作者又“希望”人們“不要去追問一個心中住著馬爾克斯的人，到底希望通過文學改變什么”，“不要反復引導一個早就理解了平等為何物的人，就階層固化、社會不公等問題提出她的解決辦法”。這樣的言論看似公允，可只要往深處想一想，就會發現發出這樣言論的人是何其無知。我們無法理解，如果范雨素的文章中沒有底層——底層生活、底層情感、底層意識、底層認同——人們怎么會從中“發掘”出“底層聲音”來?我們無法理解，如果對文學無所寄托、無所希望，范雨素為什么會寫下“我的命運是一本不忍卒讀的書，命運把我裝訂得極為拙劣”這樣的文字?即使我們百分之百地認同她說自己之所以寫作只是因為想“滿足一下自己的精神欲望”，我們也不應該以為她的“精神欲望”就是要與自己立身其間的階層隔離，就是要做一個與世無爭的所謂“作家”。與其這樣說，毋寧說她對寫作更不信任。在朋友圈中，她告訴朋友們，如果因為《我是范雨素》自己無法再做家政工的話，那自己還可以做寫字樓的保潔，而不是做什么作家——在這短短的對話中，她對自己所身處階層的認同感躍然紙上，他對所謂空頭文學(家)的不認同感同樣躍然紙上。“周刊君”還告訴我們他能想到的“訪談范雨素最恰當的方式就是‘與范雨素對話’”，而且是“一個普通人與普通人之間的對話，一個從文學的視角切入與一個寫作者的對話，一個萍水相逢交換一下生活意見的對話”，“一個關于‘我們都要直面苦難又該如何隨時抽離’的對話”。這樣的話，看似平易、平實，可實際上又是多么的高蹈、空虛啊!因為，我們無法想象，如果離開了范雨素的具體處境，即她的新工人身份與生活，我們該如何與她“對話”?即使有所對話，我們也無法確認這對話在什么程度上有效。而且，離開了她所身處的環境，我們更無法知道該怎樣“直面苦難”，該如何從這苦難中“隨時抽離”。或許，我們在文字中可以從苦難中隨時抽離，但在現實中呢?

　　實際上，所有只是將范雨素當作單數的“范雨素”而不是復數的“范雨素們”的人都犯了一個不大不小的錯誤——一個文學愛好者常犯的錯誤，那就是放大了《我是范雨素》中的幽默或輕松。在一個輕浮的時代，我們已經把幽默當做了輕松，當做了滑稽，當做了段子，而無法理解其背后的辛酸與沉重。可實際上，這辛酸與沉重卻無處不在，無時不在，有時候，比直陳的辛酸還要辛酸，比直陳的沉重還要沉重。在范雨素的冷幽默背后，就蘊含著這樣的辛酸與沉重，就蘊含著一種深深的無力感。非如此，我們不能理解她為什么將自己的人生比作一本裝訂拙劣的書——又有誰愿意自己的人生是一本裝訂拙劣的書呢?非如此，我們不能理解她為什么將自己的母親、哥哥、姐姐比作天賦異稟的“奇人”——就是這樣的“奇人”，在泥淖般的生活中也不得超脫，因此，她只好讓他們在紙上神奇。非如此，我們不能理解她為什么在半夜三更哄著雇主的小女嬰睡覺時禁不住潸然淚下——因為她想起了自己在皮村的兩個女兒：“晚上，沒有媽媽陪著睡覺，她倆會做噩夢嗎?會哭?”非如此，我們不能理解她看到漂亮的女雇主“像宮斗劇里的娘娘一樣，刻意奉承男雇主，不要尊嚴，伏地求食”時的“恍惚”感——她“不知道自己是活在大唐盛世，還是大清帝國，還是社會主義新中國”。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她沒有“特異功能”來解放自己，來解放自己的親人——自己年邁的母親，自己年幼的女兒，自己落魄的哥哥，自己失意的姐姐，自己隕落的弟弟。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她沒有“特異功能”來解放自己，來解放自己的工友、同伴、同類，所以只能冷幽默自己，冷幽默他人，冷幽默過去，冷幽默現實，以化解生活中茫無涯際的沉重與無奈。而后，再重啟生活的按鈕。坦白地講，《我不是范雨素》之所以走紅，除了淡豹在《關于范雨素的手記》中提到的她獨特的文學稟賦、性別意識等因素之外，她文章背后深深的無力感也是一個極其重要的原因——可以說，正是這種無力感，吸引了一大批人，引發了情感的共鳴、共振。而這共鳴、共振又反過來證明：范雨素不只是“范雨素”，還是“范雨素們”。

　　如果說，在《我是范雨素》中，她的寫作動機是因心疼而思念母親，因而私密性較強，公共性因素較為隱秘的話，那么，她在2017年打工春晚上朗誦的《家政女工》這首詩，公共意識則極為明顯。讓我們讀一讀其中的三節，共同感受下作者的心靈溫度與頻率：

　　“

　　我思念遙遠的家鄉

　　我的還不到一歲的幼女

　　頂層設計的玉米棒子

　　三十年沒變

　　都是六毛錢一斤呀

　　地里掙不出來奶粉錢

　　我的孩子

　　為了養活你

　　我做了城里人的保姆

　　我的孩子

　　成了有媽的孤兒

　　白天

　　我假裝幸福快樂地抱著別人的孩子

　　只有無人看見的夜晚

　　我才悄悄的哭泣[5]

　　”

　　在這首詩中，不僅給人作保姆的母親對自己孩子的思念之情催人淚下，而且都市霧霾、股災、糧食價格低賤等公共議題也適時出現，成為母女分離的背景。范雨素告訴我們，她寫這首詩，起因于2010年春節正月初五在位于北京三元橋的一個家政公司遇到的一位哭泣的母親：“這位哭泣的年輕媽媽來自甘肅，是一位有兩個孩子的年輕媽媽，為了能找到活干，她正月初三就從家里出發，來到北京。她雖然是八零后，可沒有上過一天學。是跟著她的妹妹來的北京。”由于識字太少，雖有年齡優勢，但找工作的難度依然很大，“一想到找工作不容易，孩子那么小，媽媽就離開了。小孩吵鬧時，還會被脾氣火爆的爸爸暴打。甘肅媽媽只有難受的嗚嗚咽咽哭。”令人悲傷的是，“坐在宿舍里的每個農婦都是母親，每個人都經歷過這種剜心剜肺的思念之痛。為了自我保護每個人都戴著一副麻木、冷漠的面具。用麻木、冷漠來織就成堅硬的鎧甲，來保護自己柔軟、滴血的心。”對此，她反思道：“大文學家總是深情地贊美：母親是家庭的靈魂。可當今的社會，每個農家的靈魂都來到城市艱難求生。鄉村沒有靈魂了，城市的血盆大口把鄉村的靈魂吞進肚子里。鄉村凋零破敗，無法求生。鄉下的孩子沒有了母親的呵護，孩子們身上還被掛上了丑陋的標簽，叫‘留守兒童’。”她繼續追問道：“媽媽在外掛念孩子，孩子在老家哭著想媽媽。可是什么時候能改變這種局面呢?”[6]面對著這樣的詩歌，面對著這樣的直陳，面對著這樣的追問，我們還能簡單地說范雨素就是范雨素嗎?我們還能說采訪范雨素的最好方式就是與她進行文學對話嗎?我們還能理直氣壯地批評從范雨素身上發掘底層聲音不僅不公平而且投機嗎?而她2015年6月有感于畢節市留守兒童自殺事件而寫下的《一個農民工母親的自白》一詩，集體意識更為突出，在詩中她這樣追問：“為什么?/我們的孩子，/孤獨迷茫，/在高樓上，/在絕望中跳下，/為什么?/我們的孩子，/燃起篝火，/在寒夜中死去!/為什么?/我們的孩子，/簞食瓢飲，/篳路藍縷，/在絕望中自殺。/為什么?/我們的小小姑娘，/鄉野里，/無人保護的，/帶著露珠的小小雛菊，/被魔鬼無情地掐斷花瓣，/小小的雛菊，/過早的凋亡。/為什么，為什么，/我的孩子問我，/為什么?/我戴著，/農民工二代，/這頂受歧視的帽子。/我的孩子問我，為什么?/我只讀了五年書，/就找不到，/一張沒有拆遷的課桌。……”面對這樣的連綿追問，我們還能說這只是她一個人的心聲與訴求?他還在“曠野無人的深夜”哭泣、祈求：“祈求大地我是一個農民工，/我的孩子也是一個農民工。/所有的苦，/我都能夠吃掉，/我想讓我的孩子享點福。”祈求：“我的孩子，/畢節的孩子們，農民工的孩子們，/都有來生。”祈求：“在來生，/所有母親的孩子，/不叫留守兒童，/不叫流浪兒童/他們都叫做，/六十年前，/毛爺爺起的名字，/祖國的花朵。”[7]面對這杜鵑啼血般連綿的哀告與祈求，我們還能說這只是她一個人的心聲與意愿?!

　　如果不是別有用心，那么，只要稍微認真一點，多讀范雨素幾篇作品，就會發現這樣的“評論”是多么的無知;如果再走走心，從網上搜一搜、查一查有關留守兒童的數據，我們就會知道這樣的“評論”是多么的輕飄，是多么的不負責任。為了讓我們能夠記住范雨素所“代表”的群體，我把從網上查到的數據記錄在此：據2013年全國婦聯發布的《我國農村留守兒童、城鄉流動兒童狀況研究報告》顯示，我國有6102.55萬農村留守兒童;而在對統計口徑進行調整之后，民政部2016年11月9日發布的數據顯示，我國的留守兒童數量是902萬。即使采用902萬這個數據，我們也可以看到，范雨素的詩歌有著多么廣泛的人口與情感基礎。再加上那些留守老人、留守婦女——那些因打工而“名存實亡”的家庭，則范雨素作品的人口及情感基礎將更為廣大：這就是底層意識的來源。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說理解《我是范雨素》必須從“我不是范雨素”開始，因為，離開了這個前提，必然失之毫厘，謬以千里。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說“范雨素”撕開了時代的沉默，因為，這不是一個人的沉默，而是一個集體、一個群體、一個階層的沉默。

　　3

　　在談完“我不是范雨素”之后，我們才能更好地談“我是范雨素”，即更好地談范雨素的個性，談其《我是范雨素》等作品的文學性。

　　在這個問題上，隨著《我是范雨素》走紅，也遭到不少質疑。最刺眼的是自媒體人和菜頭戲仿《我是范雨素》的《我是和菜頭》[8]。如果濾除其中的油滑和下作，這篇文章其實提出了一個值得認真對待的問題，即和菜頭認為《我是范雨素》之所以走紅，并不是因為范雨素有文學才華，而是因為她展示苦難、悲情、弱勢，而這又與我們這個時代需要不定期炫耀同情、溫情、眼淚形成合謀。而一篇題為《夾帶私貨的范雨素和她的背后推手》[9]的網絡原創文章則更加徹底——徹底的下作。這篇文章的作者除對范雨素進行侮辱與攻擊外，還推斷范雨素“夾帶私貨”：“跟建設高鐵干上啦!”還“建議有關部門進行查證，給出一個準確的說法”。他甚至質疑《我是范雨素》一文作者的真實性——“文章并不是她寫的，她很可能只是通過口述提供了一些信息”，猜測她是“某組織”的“提線木偶”。簡而言之，這篇文章同樣以陰暗的方式質疑范雨素的文學才華與個性。

　　這兩位作者，字里行間，洋洋自得，以為自己發現了新大陸。然而，這并非什么新現象，不過是沉渣泛起——這樣的沉渣以后還會泛起。其實，早在2004年“底層文學”浮出地表時，一些人就曾以這樣的方式質疑過，認為底層文學展示苦難、炫耀暴力，毫無文學性。對這樣的質疑，我們的回答也是一貫的——即我們首先要請質疑者回答這樣一個問題：作為一個階層，打工者/新工人的生活中是不是有苦難?更進一步說，在他們的生活中是不是苦難的因素、煩惱的因素、沉重的因素、暗黑的因素大于歡樂的因素、舒心的因素、輕松的因素、明亮的因素?如果我們承認這是事實的話——恐怕沒有人能夠否認得了這是事實——那么我們需要再回答這樣一個問題：既然他們的生活中有這么多的不如意，那么他們寫一寫自己的不如意，寫一寫自己的痛苦，寫一寫自己的“煩惱人生”，又有什么不可以?難道這不是正常的嗎?我們的一些“正人君子”不也經常在文字中展示自己的“煩惱人生”嗎?最后，我們還需要回答這樣一個問題：你們憑什么理由指責范雨素展示苦難呢?事實上，僅《我是范雨素》一文就可以將這樣的指責駁斥得體無完膚——讀過文章的人都看得出來，盡管在生活中遭遇了太多的不如意，但范雨素卻沒有以牙還牙，而是相反，盡量在自己并不光明的生命中凝聚光明，并將之投射到身邊的人，尤其是弱者身上：“我在北京的街頭，擁抱每一個身體有殘疾的流浪者;擁抱每一個精神有問題的病患者。我用擁抱傳遞母親的愛，回報母親的愛。”我猜測，對范雨素而言，這或許是實際的行動，也或許是文學的吁請，可無論這是實際行動還是文學吁請，我們都應該為她寫下這樣的文字點贊——許多比范雨素學歷高、職位高、知識多、財富多的人，不僅在現實中沒有這樣的舉動，就是在文字中也沒有這樣的吁請。相反，他們中的一些人不僅毫無正心誠意，反而將文字當成污水到處潑灑——和菜頭和王小鈺潑在范雨素身上的，不就是這樣的污水嗎?

　　跟和菜頭和王小鈺的陰暗質疑不同，一些“純文學”作家也或公開或私下地發問：《我是范雨素》是文學嗎?有文學性嗎?這樣的發問不乏真誠，因而我也愿意真誠地回答：這樣的發問同樣是錯誤的!1936年3月11日，魯迅在為白莽的《孩兒塔》作的序中說：“這《孩兒塔》的出世并非要和現在一般的詩人爭一日之長，是有別一種意義在。這是東方的微光，是林中的響箭，是冬末的萌芽，是進軍的第一步，是對于前驅者的愛的大纛，也是對于摧殘者的憎的豐碑。一切所謂圓熟簡練，靜穆幽遠之作，都無須來作比方，因為這詩屬于別一世界。”[10]魯迅的這段話，用在范雨素身上，用在新工人作家身上，用在打工詩人身上，同樣恰切，因為他們所寫的，正是“別一世界”的詩。

　　我們的一些“純文學”作家經常念口訣一樣念叨“文學是人學”，可卻又往往在念叨中忘記了這話的真髓。文學固然是“人學”，但這里的“人學”并非一般意義上的“人性”，即人的七情六欲。“人學”所關注的，除了這樣的問題外，應該還有更高的層次，即人的生存問題，甚至是人的生死問題。偉大的文學所要處理的，往往是極致的情感，甚至是極端的情感，也就是我們所說的更高層次的“人學”問題。上文已經說過，跟一般人相比，新工人的生存處境相對艱難乃至極端，因而他們的情感往往也處于極端/極致狀態，只要他們有能力將這種狀態“記錄”下來，他們的“文學”就比我們口中的文學更是“人學”——這就是打工詩歌或新工人文學最原初也最可寶貴的價值之所在。想一想打工詩人陳年喜的《炸裂志》，想一想他“身體里有三噸炸藥”，“他們是引信部分/就在昨夜/我巖石一樣  炸裂一地”[11]，這是怎樣的“文學”，又是怎樣的“人學”?想一想打工詩人許立志，想一想他咽下的那枚“鐵做的月亮”，想一想他像一顆“螺絲”一樣“掉在地上”，這是怎樣的“文學”，又是怎樣的“人學”?想一想新工人詩人小海“每顆心都有世界，每個人都是江河”的詩歌宣言，這是怎樣的“文學”，又是怎樣的“人學”?想一想范雨素疾風驟雨般的追問，想一想她的祈求，想一想她“所有母親的孩子”在來生“不叫留守兒童，不叫流浪兒童”，都叫“六十年前毛爺爺起的名字——祖國的花朵”的心愿，這是怎樣的“文學”，又是怎樣的“人學”?!

　　實話實說，通過范雨素的創作，通過新工人藝術，我看到了某些所謂“純文學”作家、批評家的自以為是與故步自封。我們的一些“純文學”作家，要么將“文學性”掛在口頭上，像禮贊上帝一樣禮贊這個詞匯，以為這樣“文學性”就會靈魂附體，賦予他/她無盡的文思與才華，豈不知，這不過是一個徹頭徹尾的理論上的錯誤——哪里有上帝一樣的文學性呢?當然，文學性還是存在著的，但這個文學性只存在于作品中——我們可以說魯迅的作品有文學性，可以說張承志的作品有文學性，可以說阿城的作品有文學性，可以說范雨素的作品有文學性，但我們卻不能說有一個本體論意義上的文學性上帝一樣存在著，只要我們虔誠地跪拜它，它就會顯靈、附體。實際上，對作為主體的作家來說，與其相信文學性的神秘，不如相信才華的可靠——是的，那些大作家作品中的文學性，不是來自于他們對“神祇”的忠誠，而主要地來自于他們的才華，來自于他們對自己才華的挖掘、打磨與升華。具體地說，一方面來自于他們對文學技巧的研究與學習，另一方面來自于他們對生活的突入、吸收與消化。切記，這生活不僅是作家個人的生活，還是一個時代的整體生活，是所有人的生活，用魯迅的話說就是“無窮的遠方，無數的人們，都與我有關”。我們的一些作家往往在對文學性的禮贊中忘卻了“無窮的遠方”和“無數的人們”。

　　而這，正是范雨素警醒我們的地方，也是范雨素的意義之一種。

　　而這，正是我們說“范雨素”是撕破時代的沉默的原因之一種。

　　4

　　最后，我還想再談談范雨素及新工人寫作的文學史意義。

　　中國現代文學自創立以來，就確立了一個偉大的傳統，那就是，每當中國社會遭遇沉重的壓抑、遮蔽而萬馬齊喑之時，文學就會充當時代的號角，以自己獨特的聲音，喊破時代的沉默。在這一傳統中，一個最為可貴的支脈就是每當這個社會的弱者、被侮辱與被損害者遭遇不公與不義，呼吸不能順暢，聲音不得張揚，生命不堪其重時，文學總是及時給予道義的支持，總是滿懷熱情地為其鼓與呼：魯迅的《故鄉》《祝福》等就是為閏土、祥林嫂們的悲慘遭際鳴不平的力作;艾青的《大堰河，我的保姆》等則喊出了中國詩人對于勞動者“母親”的同情、理解與愛;歌劇《白毛女》既讓觀眾目睹了“舊社會把人變成鬼”的人間慘劇，因而流下了辛酸的淚水，更讓觀眾欣賞了“新社會把鬼變成人”的壯麗正劇，因而發出了響亮的笑聲，而且讓觀眾在笑與淚的轉換中，尋回了為人的尊嚴，確立了生命的意義。進入“當代”，這一傳統得到了更為明顯的張揚：柳青的《創業史》、趙樹理的《三里灣》、周立波的《山鄉巨變》等“人民文學”的經典之作不僅寫出了中國農民建設新農村的辛勞與榮耀，而且也畫出了他們走向未來的多樣身姿——這不僅僅是一種吁請，一種召喚，更是一種提醒，一種鞭策——一種對于精英階層的提醒與鞭策，提醒他們中國農民為新中國的建立、建設付出了怎樣的犧牲，鞭策他們為中國農民進入明亮的未來而鼓與呼;進入“新時期”之后，雖然隨著中國大轉型，“人民”漸漸隱退，但以高曉聲為代表的一批作家則重啟了哀民生之多艱的敘事傳統，繼續為農民書寫，為農民陳情;更為感人的是，當“人民”在文學與社會中幾乎同步隱去，漸行漸遠時，仍有作家在為其爭取作為主體的權利與尊嚴，比如張承志，自1978年發表《騎手為什么歌唱母親》起，他就把對人民的禮贊，作為自己文學的重要母題……

　　然而，進入新世紀，當中國社會在巨大的變動中形成一個龐大的底層——打工者/新工人是其主要組成者，這個階層在經濟、政治、文化等諸多方面遭遇普遍壓抑、壓榨乃至剝奪，需要全方位關注時，尤其是需要文學的光亮時，我們那原本有著感時憂國傳統的文學，我們那原本有著吶喊傳統的文學，我們那原本愿意為弱者發聲的文學，卻變得日益萎縮、日益犬儒、日益功利了，在這個沉重而尖銳的現實面前，保持了可鄙的沉默——這可真是我們的悲哀，真是文學的悲哀。

　　就是在這普遍的漠視中，這個龐大的社會群體開始學著為自己發聲，開始學著以文藝的方式為自己發聲——開始叫“打工文學”，后來叫“新工人文藝”。客觀地看，僅此一點，無需其他，這一事件就足以載入中國當代文藝史，而且應成為其中最濃墨重彩的一頁。一開始，這樣的發聲還是凌亂的，微弱的，此起彼伏的，不自覺的，但漸漸的，這聲音越來越響亮，越來越鮮明，也越來越敏銳，越來越犀利。在唐以洪、陳年喜、謝湘南、鄭小瓊、烏鳥鳥、鄔霞、許立志等“新工人”的詩歌中，我們不僅看到了故鄉的沉淪、都市的冷硬、勞動的異化，不僅看到了前進之無望、撤退之艱難、活著之沉重，不僅看到了無窮的訂單、無邊的流水線、無盡的勞作，也看到了疲憊、掙扎與呻吟，看到了世態的炎涼、人心的冷硬，看到了沉默的濃重與可怕……直到許立志以其行為藝術般的縱身一躍發出一聲“絕望的回響”，直到他以其血肉在“祖國的領土上鋪成一首”“恥辱的詩”，我們才聽到，那濃重的沉默，那無邊的沉默，那死一般的沉默，被撕開了一道口子。

　　這樣的寫作，固然犀利、固然刺目，固然震撼，但卻是有限的，因為這太過悲情，太過“恥辱”，也太過缺乏有機性。與之相比，新工人藝術團已經持續了十五年，而且還要持續下去的社會與藝術探索與實踐更值得重視與褒揚，因為，這是更加自覺、更加有力、更加有機，也更有持續性的藝術實踐。十五年來，隨著中國社會現實變化，新工人藝術團在不同的維度與層面上展開持續探索，不僅發起了諸如創辦同心實驗學校、同心互惠商店、打工文化藝術博物館、工人大學、同心農園等一系列社會實踐，以及打工春晚、文學小組、新工人影像小組、新工人戲劇工作坊等一系列文藝實踐，而且在文藝創作中始終秉持“為勞動者歌唱——用歌聲吶喊、以文藝維權”的宗旨，創作了許多反映新工人生存狀態及其社會訴求的文藝作品，在一個流行“自己的歌”的時代唱響了“我們的歌”，其文藝實績，其文藝價值，無論怎樣肯定，都不為過。因為，他們以其艱苦卓絕的努力持續撕開著時代的沉默。范雨素的“走紅”，不過是新工人藝術團實績之最新一種。正是在這個維度上，我說“范雨素”的意義是：撕開時代的沉默!

　　在《生活就是一場戰斗》這首歌中，有這樣幾句歌詞：

　　“

　　雄關漫道真如鐵

　　而今邁步從頭越

　　聚在一起是一團火

　　散開之后是漫天的星星[12]

　　”

　　聚是一團火，散是滿天星。說得多好呀。

　　范雨素就是這一團火中的一顆星，又是這滿天星中的一團火。

　　她的火紅，她的閃耀，告訴我們，這時代的沉默已經被撕開了，而且還要被撕開得越來越大，直到他們的生活中不缺光明，不乏歡笑。

　　2017年5月4日初稿

　　2017年9月4日二稿

　　(本文原刊于《紅豆》2017年12期)

　　注釋

　　[1] 這并非真實情況，這句話除了表達對媒體圍堵的不適感之外，更多的是自我解嘲和自我紓解。

　　[2] 許立志：《新的一天》，作家出版社，2015年3月，第160-161頁。

　　[3] http://weixin.niurenqushi.com/article/2017-04-25/4831346.html。

　　[4] http://www.weixinnu.com/article/590878490379b00f1f2b476f。

　　[5] http://www.paigu.com/a/963045/49264459.html。

　　[6] http://www.paigu.com/a/963045/49264459.html。

　　[7] http://www.paigu.com/a/963045/49264459.html。

　　[8]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7/0426/13/68780_648788662.shtml。

　　[9] 王小鈺微信號：wangpingbuyi。

　　[10] 魯迅：《白莽作<孩兒塔>序》，《魯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11月，第512頁。

　　[11] 陳年喜：《炸裂志》，秦曉宇選編：《我的詩篇》，作家出版社，2015年8月，第194-195頁。

　　[12] 新工人藝術團：《勞動與尊嚴——新工人藝術團吶喊十年精選專輯》。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