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0日上午，《文學評論》創刊六十周年紀念大會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成功召開。本日推送的是紀念大會主題發言系列之八，為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教授羅崗的大會致辭。

　　當代文學研究：重新召喚“失落的視野”

　　——在《文學評論》創刊六十周年紀念會上的發言

　　羅 崗

　　很榮幸受到文學所的邀請，能夠在《文學評論》創刊60周年的紀念會——這也是當代中國文學研究的歷史性時刻——說上幾句。我想我在這兒發言，并不僅僅代表我個人，背后站著的應該是1960年代——特別是1960年代后半期——出生的一代學人。之所以要強調“1960年代后半期”這個時間段，是因為我們這一代在1980年代早中期進入大學，無論是知識結構還是精神氣質，都深受那個時代的哺育和影響，稱得上是經典的“1980年代人”;而具體到當代文學研究，則可以說在智識和思想上，是讀著《文學評論》等雜志成長起來的。

　　1985年，我進大學，當年第5期的《文學評論》上發表了黃子平、陳平原和錢理群三位老師的《論“二十世紀中國文學”》，文中提出“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構想，在這一構想中，“二十世紀”不是一個物理意義上的時間概念，“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并不必然地包含“二十世紀中國”這一特定時空下所有的文學，它是一個具有鮮明價值取向的“文學史敘事”，并根據特定的價值標準對文學進行取舍和褒貶：“這并不是為了把目前存在著的‘近代文學’、‘現代文學’和‘當代文學’這樣的研究格局加以打通，也不只是研究領域的擴大，而是要把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作為一個有機整體來把握”。

　　具體而言，“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構想屬于1980年代“重寫文學史”研究思潮的重要一環。盡管“重寫文學史”這一說法源自1988-1989年間由王曉明、陳思和兩位老師在《上海文論》雜志上所主持的專欄，不過應該說，自“新時期”現代文學學科調整與重建時期開始，這一“重寫”過程就發生了。從1980年代前期的作家作品重評，到80年代中期新文學“整體觀”的提出，再到1980年代后期的“重寫文學史”專欄，構成了一個連續的文學史重寫過程。而“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提出，在很大程度上則標志著這一過程中一種新話語形態的出現。正如陳平原老師(《陳平原訪談：關于八十年代》，2005)所概括的，主導“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是一種“現代化敘事”：“光打通近代、現代、當代還不夠，關鍵是背后的文化理想。說白了，就是用‘現代化敘事’來取代此前一直沿用的階級斗爭眼光”。應該說，“二十世紀中國文學”這一構想的提出，突破了日趨僵化和教條的文學史框架，為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開拓了極大的空間，至今我們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受惠于這一構想。

　　值得注意的是，“二十世紀中國文學”論是1980年代諸多有關“現代化”的論述當中，較早也較為完整地采用了傳統/現代、中國/世界這一現代化理論敘述結構的文本之一。它將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現代化進程，同構地納入中國文學如何在“走向世界文學”的過程中獲取現代民族意識的過程，并提供了有關“世界市場”、“世界文學”與“中國”主體想像等頗具1980年代“時代特征”的典型敘事。

　　由此可能帶來的問題是，這一文學史構想的“整體觀”在突顯某些特征的同時，也遮蔽了另一部分歷史：“在談到20世紀的中國文學時，我們首先會遇到‘新文學’、‘現代文學’、‘當代文學’等概念。這些概念及分期方法，在80年代中期以來受到許多質疑和批評。另一些‘整體地’把握這個世紀中國文學的概念(或視角)，如‘20 世紀中國文學’、‘晚清以來的中國文學’、‘近百年中國文學’等，被陸續提出，并好像被越來越多的人所接受。許多以這些概念、提法命名的文學史、作品選、研究叢書，已經或將要問世。這似乎在表明一種信息：‘新文學’、‘現代文學’、‘當代文學’等概念，以及其標示的分期方法，將會很快地成為歷史的陳跡。”(洪子誠：《“當代文學”的概念》，1998)我們不難發現，“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在1980年代的中心位置，是與曾經作為1950-1960年代“顯學”的“當代文學”在1980年代出現的危機，直接聯系在一起的。

　　其實早在1986年，在北京大學的一次會議上，木山英雄先生便曾相對隱晦地提出，“20世紀中國文學”用馬克思的“世界市場”來定義中國的20世紀歷史，忽略了“文化主體的形成”這一問題，因為“從東方民族的立場來看，這(指20世紀)并不是像馬克思所說的世界市場的成立。馬克思是完全站在西方立場上說的”。而丸山升先生則直截了當地提出，“20世紀文學”的“中心問題”應當是“社會主義”，但在“20世紀中國文學”論述中，這一“中心問題”卻并沒有出現 。到了1990年代，《文學評論》發表了錢理群老師的《矛盾與困惑中的寫作》(1999)。錢老師在回顧提出“二十世紀中國文學”這一概念的經過時，也曾提及王瑤先生的質疑：“你們講二十世紀為什么不講殖民帝國的瓦解，第三世界的興起，不講(或少講，或只從消極方面講)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運動，俄國與俄國的影響?” ——這些“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不講”的內容，概而言之，便是遮蔽二十世紀“現代性”的內在矛盾與沖突，將其視為一個統一的因而也是“單一現代性”的過程，也因此抹去了以“革命中國”代表的在資本主義內部批判現代性的“社會主義(第三世界)現代性”。

　　如何才能重新召喚這一“失落的視野”，洪子誠老師發表在《文學評論》上的《關于50—70 年代的中國文學》(1998)以及他撰寫的《中國當代文學史》(1999/2007)，對這個問題有比較明顯的自覺。他不斷強調“當代文學”這一文學史概念所蘊含的深刻的歷史含義，“‘當代文學’這一文學時間，是‘五四’以后的新文學‘一體化’傾向的全面實現，到這種‘一體化’的解體的文學時期。中國的‘左翼文學’(‘革命文學’)，經由40 年代解放區文學的‘改造’，它的文學形態和相應的文學規范(文學發展的方向、路線，文學創作、出版、閱讀的規則等)，在50 至70 年代，憑借其時代的影響力，也憑借政治權力控制的力量，成為惟一可以合法存在的形態和規范。只是到了80 年代，這一文學格局才發生了變化。”

　　這也是為什么蔡翔老師的《革命/敘述：社會主義文學文化想象(1949-1966)》(2010)，要以《“革命中國”及其相關的文學表述》作為全書的導論。如果要突破“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限制，在更高層次上重新召喚回“失落的視野”，就需要在復雜變動的歷史過程中把握“革命中國”與“現代中國”相互之間的關系。就像蔡翔老師指出的，“革命中國”只是一個比喻性的說法，使用這一說法，目的在于劃出一條它和“傳統中國”與“現代中國”之間的必要的邊界，盡管，這一邊界在許多時候或者許多地方都會顯得模糊不清。所謂“傳統中國”，指的是古代帝國以及在這一帝國內部所生長出來的各種想象的方式和形態;所謂“現代中國”則主要指稱晚清以后，中國在被動地進入現代化過程中的時候，對西方經典現代性的追逐、模仿和想象。當然，這也是兩種比喻性的說法――而“革命中國”毫無疑問的是指在中國共產黨人的領導之下，所展開的整個20世紀的社會主義的理論思考、社會革命和文化實踐。

　　但是，強調“革命中國”在“二十世紀中國”的重要地位，并非否定“革命”與“現代”之間的歷史性聯系，無論從哪一個方面，中國革命都可看作是“五四”這一政治/文化符號的更為激進的繼承者，或者說，中國革命本身就是“現代之子”。將中國革命視之為一場“農民革命”，無非是因為論述者察覺到了這一革命的主要參加者的經驗形態，但卻忽視了領導這一革命的政黨政治的現代性質，包括這一政黨核心的現代知識分子團體。這一政黨政治的現代性質不僅因為它本身是一個國際性的政黨組織，還因為“現代”已經成為這一“革命”最為主要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等等的目的訴求，無論是大工業的社會形態，還是民族國家的現代組織模式，乃至文化上激進的個性解放——即便在文學形式的激烈的辯論中，追求一種內在的有深度的個人描寫，也曾經是中國當代文學一度共同追尋的敘事目的，無論這一有深度的個人以何種形態被表征出來——“社會主義新人”或者“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更關鍵的是，“革命中國”不是一個靜態的敘事，而是一個動態的過程。正如越來越多的研究者意識到，這個過程的動態性體現在“革命中國”對“革命之后”的深刻關切，即使要“告別革命”，“革命”也構成了各種“告別”論述的歷史前提和現實出發點。

　　在這兒對“當代文學研究”做一個極其粗略的學術史回顧，不只是因為《文學評論》以其杰出的敏感與熱誠記錄下了這一學術變遷的軌跡，更重要的是透過《文學評論》，作為“1980年代人”的我們這一代學人得以形成某種新的歷史感覺與問題意識，進而能夠在繼承前輩學者學術貢獻的基礎上，不斷地給“當代文學研究”注入活力與動力：面對“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挑戰，如果說“近代文學”和“現代文學”因為自我的完成和封閉而有可能“自洽”，那么“當代文學”的危機恰恰來自它的“未完成性”：不僅作為起點的“1949 年”遭到挑戰，而且內在包含著的“1979 年”成為了另一套歷史敘述的“新起點”，一套取代“革命階段論”、試圖整體上把握“二十世紀中國”的“現代化階段論”的“新起點”。這樣一來，“當代文學”就要在雙重意義上為自我的存在辯護：一方面要站在“1949 年”的立場上強調“當代文學”的“歷史規定性”，也即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實踐”規定了“當代文學”的歷史走向;另一方面則要包含“1979 年”的變化來整合“當代文學”的“內在沖突”，也即如何將“前三十年”(1949—1979)和“后三十年”(1979—2009)作為一個“有機整體”來把握。在某種程度上，我們似乎又回到了“1980年代”那個經典的問題，即如何“把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作為一個有機整體來把握”?但“二十世紀中國”的意涵已經發生了深刻的變化，由于“失落的視野”的回歸，“當代文學研究”必然要承擔起在“當代意識”的高度上重新想象歷史深入刻劃現實的責任與使命。

　　回想起來，在《文學評論》上發表第一篇文章，我那時還是20來歲的小伙子，在江西贛南師范學院中文系任助教，感謝《文學評論》，給一個無名小輩如此重要的機會!那還是一個沒有什么學術項目，也不存在核心期刊，更沒有奇奇怪怪教授頭銜的時代。不知不覺，二十多年過去了，我也已經兩鬢斑白，在年輕人眼中變成了“老同志”。但我希望并深深地祝愿《文學評論》在急劇變動的時代中能永葆學術青春，始終站立在文學研究和思想潮流的前沿。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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