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毛澤東思想研究》2017年第4期

　　摘 要

　　毛澤東詩歌中的地域文化因子，比較容易發(fā)現和理解的是進入到詩歌意象中的地域文化符號，這典型地反映在湖湘文化對毛澤東的影響當中;而另外一些屬于文化基因性的則不一定這么直接，更多地已經內化為精神或潛意識狀態(tài)，這表現在齊魯文化對毛澤東詩歌的影響。毛澤東的精神—毛澤東詩歌的精神—中國共產黨的精神，這是一條聲勢浩大的河流，它奔流不息于現代中國的大地之上。毛澤東詩歌不僅僅存在于中國的文學史，更存在于中華民族的奮斗史和精神發(fā)展史。毛澤東詩歌的精神與中國共產黨的精神之間具有內在的必然聯系。

　　20世紀初誕生的中國共產黨，其所代表的是時代最先進的文化與精神，毛澤東詩歌作為時代的產物，作為毛澤東個人和中國共產黨成長歷程的形象、生動的記錄，深深浸透著這種先進的文化與精神。

　　文化是精神的母體，精神則是文化升華之后的碩果。有生命力的精神一定是建立在深厚的文化根基之上的。文化與精神在毛澤東詩歌中交相輝映。

　　在構成中華文化的諸多地域文化中，湖湘文化與齊魯文化極具典型性，因為齊魯文化是中國文化中影響力最持久的品種，滲透到中華文明的范圍最廣也最深遠;湖湘文化則是在中華傳統(tǒng)文化的土壤上，經過廣泛地吸納和長期地醞釀，在近代大行其道，最終由湖湘巨子毛澤東在徹底改造傳統(tǒng)文化，融合古今文明之后形成的，決定了中國的再造與復興走向，湖湘文化已不只是湖湘的文化，毛澤東所創(chuàng)造的文化也不再只是一種文化，而是文化與精神的合體。

　　雖然我們以地域來界定文化與精神的品類，實際上，我們關注的是文化與精神的源地、影響時間和力度，尤其關注彼此的融合和融合之后與時代精神碰撞產生的活力。

　　本文將從文化與精神的載體毛澤東詩歌的視角來觀察這一切，也將通過毛澤東的詩歌來觀察代表當代最先進的文化與精神的中國共產黨。

　　一、湖湘文化與齊魯文化的平行線與交叉線

　　在中國歷史相當長的時間里，作為孔子和儒家學說的誕生地齊魯大地的文化與精神一直處于主流地位，就像泰山一樣高矗，如同東海一般寬闊，處于“五岳之尊”。

　　齊魯文化是指先秦齊國和魯國以東夷文化和周文化為淵源而發(fā)展建構起來的地域文化。齊魯文化是秦漢以來中國大一統(tǒng)文化的主要源頭。兩漢時期所實行的禮儀制度與作為意識形態(tài)和學術思想的“禮學”基本上都是承源于齊魯之學。

　　漢王朝開國伊始，魯人叔孫通就根據儒家學說制定了一套規(guī)范社會政治生活的禮儀制度，并編撰《儀品》十六篇與《漢禮器制度》，不僅奠定了漢一代的禮制基礎，而且為其后約兩千年的封建社會的禮制確立了基本模式。漢代的“封禪”與“明堂”制度也主要是在齊魯文化的影響下形成和確立的。此外，漢代的《儀禮》之學、二戴《禮記》之學與《周禮》之學也都與齊魯之學有著直接或間接的關系。

　　齊魯文化對中華文化的形成與發(fā)展產生過重要影響。齊魯大地，人杰地靈，群星璀璨，數千年來，涌現出孔子、孟子、墨子、孫武、孫臏、諸葛亮、李清照、辛棄疾、蒲松齡等一大批推動中華文化發(fā)展的杰出人物。還有眾多文化名人客居山東，流下不少傳世佳作。

　　“齊魯”一名，因于先秦齊、魯兩國。到戰(zhàn)國末年，隨著民族融合和人文同化的基本完成，齊、魯兩國文化也逐漸融合為一體。因為文化的一體，“齊魯”形成一個統(tǒng)一的文化圈，由統(tǒng)一的文化圈形成了“齊魯”的地域概念。這一地域與后來的山東省區(qū)范圍大體相當，故成為山東的代稱。

　　湖湘文化，也是指一種具有鮮明特征、相對穩(wěn)定并有傳承關系的地域文化形態(tài)。先秦、兩漢時期湖南的文化應該納入到另外一個歷史文化形態(tài)———楚文化中。屈原的詩歌藝術、馬王堆的歷史文物，均具有鮮明的楚文化特征，而南北朝及唐宋以來，由于歷史的變遷發(fā)展，特別是經歷了宋、元、明的幾次大規(guī)模的移民，使湖湘士民在人口、習俗、風尚、思想觀念上均發(fā)生了重要變化，先后產生了理學鼻祖周子，主張經世致用而反對程朱理學的王夫之，以及“睜眼看世界”的魏源等一系列思想家，從而組合、建構出一種新的區(qū)域文化形態(tài)，稱之為湖湘文化。先秦、兩漢的楚文化對兩宋以后建構的湖湘文化有著重要的影響，是湖湘文化的源頭之一。湖湘文化在歷經先秦湘楚文化的孕育，宋明中原文化等的洗練之后，在近代造就了“湖南人材半國中”、“中興將相，什九湖湘”、“半部中國近代史由湘人寫就”、“無湘不成軍”等盛譽。

　　應該說，齊魯文化與湖湘文化在漢代之前是兩條平行線，前者是一條粗線、主線，后者則是一條細線、隱線，它們各自以自己的特色，沿著歷史的發(fā)展曲線延伸，但前者的延伸漸漸打破地域，形成分叉，如同一條河流，不過它不是向東而是向西向北向南，到漢代以后便在全國形成網狀，與其它地域文化形成交匯，并有同化之勢，以齊魯之人孔、孟為代表人物的文化，即成為中國的主流文化。湖湘文化卻長期在本土發(fā)酵，向本土扎根，而當中國的主流文化影響及于湖湘時，湖湘文化的廣度深度大大拓展，至于近代特別是現代，終于橫空出世，邁步走出湖湘，向東向西向北向南，中華文化與精神在近代湖南人曾國藩、左宗棠這些人影響下，在現代湖南人毛澤東、劉少奇這些人引領下，活力迸發(fā)，最終，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所創(chuàng)造的文化成為現代的主流文化，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創(chuàng)造的精神，成為主要精神。至此，齊魯文化早已不只是齊魯大地的文化，湖湘文化也不再僅僅是湖湘大地的文化，它們完成了引領或激活中華文化與精神的使命。

　　二、毛澤東生命與詩歌中的湖湘與齊魯因子

　　毛澤東詩歌中的地域文化因子，比較容易發(fā)現和理解的是進入到詩歌意象中的地域文化符號，包括景物或者直接用相關的地名，還有語言的表達方式，尤其是地域沉淀的神話、傳說、典故，等等，這種表征，典型地反映在湖湘文化對毛澤東的影響當中;而另外一些屬于文化基因性的則不一定這么直接，更多地已經內化為精神或潛意識狀態(tài)，這表現在齊魯文化對毛澤東詩歌的影響，因為這種文化經幾千年的發(fā)酵，已化為中國的文化與精神，例如，擁有至尊之譽的泰山的崇高之美，又如齊魯文化中的圣賢理想，再如日出東方的太陽與光明崇拜以及大海的廣闊與包容(東海與黃海的交相融合)等等。這些自然、文化與精神符號，已內化為中國文化的圖騰，也成為毛澤東詩歌中最本質性的精神內核。

　　值得注意的是，毛澤東生于湖湘，長于湖湘，他的詩歌有大量地直接化入詩歌的湖湘因子，而齊魯的精神則是不著痕跡地融入到他的詩歌之中，成為他詩歌的精神，也成為極大地影響現代中國的精神。由于毛澤東乃是中國共產黨的創(chuàng)始人和以后長時期里的領導者，特別是這個黨最終成為執(zhí)政黨，毛澤東的精神和他詩歌的精神也成為中國共產黨的精神的源細胞。

　　毛澤東詩歌中的齊魯因子與湖湘因子，有時表現為各自平行，有時又表現為相互交叉，而最終則如黃河與長江一同匯入浩瀚的太平洋一樣，最終匯合成中國精神。

　　湖湘是毛澤東的故鄉(xiāng)，不管從肉體孕育還是從文化哺養(yǎng)的意義上來說都是如此，因此，它對毛澤東詩歌中精神因素的注入來得更加自然，而齊魯文化與精神則主要是通過兩個途徑即文化典籍的學習和對齊魯大地的親歷。文化典籍，主要是儒家典籍，但并不只是如此，還有諸如《山海經》甚至《水滸傳》、《聊齋志異》這些非正統(tǒng)的典籍。少年毛澤東癡愛的水泊梁山就位于山東省西南部，隸屬濟寧市，可以說，毛澤東一生的事業(yè)也好，詩歌也好都深受梁山這個意象的影響，梁山與其說是毛澤東的一個文化圖騰，不如說是毛澤東的一個精神圖騰，因為這個圖騰蘊含的精神含義深遠地影響著從少年到晚年的毛澤東。《山海經》里對光明的東方世界和大海的向往，包括追日和創(chuàng)世的傳說，都始于山東，在毛澤東詩歌中或顯形或隱形，也有大量的精神狀態(tài)的存在。至于為毛澤東多次談到的秦王掃平六合后著人尋找東方海上仙山的種種記載，與其說是秦始皇意圖求長生不老，不如說是他渴盼征服大海。這些都作為大的意象進入到毛澤東的精神領域包括詩文的領域。

　　一生有著打鬼情結(有時又謳歌正面的“鬼”)的毛澤東，對鬼的關注和時時把鬼的意象與精神化入自己的作品包括詩歌中，一生也以打鬼為己任的毛澤東，與一部《聊齋志異》絕對頗有聯系，而這部奇書的作者正是山東人。蒲松齡(1640年6月5日-1715年2月25日)，字留仙，又字劍臣，別號柳泉居士，世稱聊齋先生，鬼圣。自稱異史氏。出生于淄川(今山東省淄博市淄川區(qū))城外蒲家莊。他聽來和大量采入書中的鬼故事，毫無疑問主要來自山東，而這些故事對毛澤東精神的影響也是非常之大。

　　如此等等，我們就不難理解毛澤東為何對齊魯這片熱土那么地神往，多次地前往，青年時如此，當政后更如此。

　　毛澤東對山東的關注，可能還有另一個內在的現實原因:近代以來，面向黃海和東海的山東經歷了太多的外敵入侵!那是近代中國一系列恥辱的象征，尤其是發(fā)生在毛澤東出生第二年的甲午戰(zhàn)爭的恥辱，深深地烙在中國最早看到日出的這個地方，后來德國又把在山東的所有特權，全盤轉讓給了狼子野心的日本，毛澤東在《明恥篇》封面上曾寫下這樣憤怒的詩句:

　　五月七日，民國奇恥；

　　何以報仇？在我學子!

　　此詩寫于1915年5月7日，時隔4年，1919年，掀開了中國現代歷史嶄新篇章的五四運動，其導火線正是發(fā)生在山東的國恥，毛澤東也從這個時候開始正式走上改造中國與世界之路，也一步步走上為國雪恥之路。

　　一方面，毛澤東對山東有著對泰山和孔子的仰望，一方面卻又深藏著改造舊文化，締造新文化的憧憬，近代史則讓他有一洗百年恥辱的決心，對山東的情感因此而讓他五味雜陳。

　　1920年6月7日，毛澤東在《寫給黎錦熙的信》中說:“京別以來，在天津、濟南、泰山、曲阜、南京等處游覽一晌，二十五天才到上海，寓哈同路民厚南里二十九號，同住連我四人。”1936年，他與美國著名記者埃德加·斯諾在保安長談。毛澤東回憶1919年初，他從北京去上海送留法學生出國，途徑山東時，瞻仰了孔子、孟子故里，他說:“在這次旅行中，我登上山東的神岳泰山，馮玉祥將軍曾在這里隱居，并且寫了些愛國的對聯。”

　　他自豪地說我登了泰山，看了孔墓。這些事情，我在那時看來，是可以同步行游歷湖南相比美的。

　　泰山情結在毛澤東從少年時代即開始的大量閱讀中，更在他親歷過齊魯大地之后日益濃厚，漸漸成為他人生與事業(yè)的一個顯形或潛形的焦點(精神與審美上的“崇高”點)。在延安窯洞的油燈下，他引用司馬遷的《報任安書》中的話說:“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輕于鴻毛”，這句話正是《為人民服務》的核心。

　　由于有著泰山和齊魯情結，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多次去山東。僅在1952至1963年的12年間，毛澤東專程親臨山東視察即達10次之多;他的專列在南下北上途經山東的時日，更是不計其數。

　　最耐人尋味的是，1952年10月26日，毛澤東在新中國成立后第一次踏上濟南這片熱土;27日，他游覽了千佛山、大明湖、趵突泉、珍珠泉、黑虎泉、四里山(今英雄山)，隨后參觀了黃河濼口大橋。28日，他途經泰安到曲阜、徐州視察。在曲阜，曲阜縣委書記兼縣長孔子玉為他導游，毛澤東參觀了“三孔”。在大成殿前，毛澤東駐足觀瞻了大殿正上方康熙題寫的“萬世師表”和光緒題寫的“斯文在茲”匾額并興致勃勃地來到詩禮堂，看蒼勁挺拔的唐槐，碩果累累的宋代銀杏。

　　毛澤東與天津市委書記黃火青、著名民主人士李燭塵等人途徑泰安車站，下車短時間逗留，仰視泰山良久，并合影留念，此后，毛澤東又到過泰安3次。

　　湖湘與齊魯地域給予毛澤東巨大的精神財富。首先，她們教給毛澤東立足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的精神。湖湘所代表的楚文化，以祝融崇尚火德、神農氏以身試藥救民、三苗強悍勇猛、屈原舍身報國等為原始底色，后來由為國嘔心瀝血的賈誼、忠孝廉節(jié)的朱熹、張栻等將儒家精神傳入，周敦頤的廉潔、王船山的氣節(jié)，曾國藩的家國情懷、左宗棠的經略邊疆、譚嗣同的勇猛血性……這中間蘊藏的深厚的精神與浩氣，對毛澤東發(fā)生了最初的和最深厚的原生態(tài)的影響，這些精神營養(yǎng)都融入到了毛澤東的事業(yè)與人生，也融入到毛澤東的詩歌中。

　　齊魯精神相對來說，影響毛澤東要間接和較晚，前期主要是通過中國傳統(tǒng)典籍特別是孔孟學說的道德與精神，而后，則有毛澤東對齊魯大地的許多次親歷，尤其是五四運動之前的親歷和晚年的許多次親歷。

　　齊魯精神對毛澤東的影響最大的方面，應當是對以泰山為代表的自然的崇高和以孔、孟為代表的人文的崇高的交互影響，同時又有立于泰山觀東海所能體會到的山之崇高與海之雄闊特別是海上日出的光明峻偉。

　　無論是價值取向還是審美取向，由湖湘文化生根，而由齊魯文化壯大的理想主義與浪漫色彩，對于毛澤東的人生與詩歌，也通過他的人生與詩歌，對于他所在的和所引領的團隊的精神凝聚，毫無疑問是至關重要的，而這正是中國共產黨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即傳統(tǒng)的部分，即我們常說的中國精神與中國氣派、中國特色。當然，中國精神與中國氣派、中國特色并不能簡單地等同于湖湘精神加齊魯精神，但這兩種地域的文化與精神確實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代表了中國精神;中國共產黨的精神當然還有另一個重要的來源，即西方的精神與氣派，核心是在對西方文化與精神加以消化、吸收與批判、改造之后形成的馬克思主義。

　　毛澤東的精神—毛澤東詩歌的精神—中國共產黨的精神，這是一條聲勢浩大的河流，它奔流不息于現代中國的大地之上。

　　三、毛澤東詩歌:中國共產黨精神的重要載體

　　毛澤東詩歌所承載的精神被人概括為“自信，堅韌，浪漫，務實”。此雖未必完全，卻也揭示出毛澤東詩歌精神的原質。毛澤東詩歌中蘊藏的精神，無疑是中國當代精神的一座富礦。

　　毛澤東詩歌是中國共產黨精神的載體和觀照。中國共產黨在長期的奮斗歷程中，形成了一系列彰顯政黨性質、反映民族精神、體現時代要求、凝聚各方力量的偉大精神，其中包含了理想主義、國際主義、實事求是和為人民服務等等。中國共產黨的精神當然是在1921年黨誕生之后才產生、成長、成熟的，但它無疑地也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傳統(tǒng)精神與20世紀的新時代、新潮流、新思想、新文化、新精神相激蕩的產物(這個“新”主要地來自西方)，同時，更是組成該團隊的成員在經歷多方摸索、挫折、失敗之后從正反兩方面的累積的結晶，毛澤東詩歌即是這種結晶之一。毛澤東詩歌伴隨著中國共產黨成長的歷程，雖然并不完全等同于這個歷程，卻是這個歷程當中奏出的一個強音;毛澤東詩歌的精神與中國共產黨的精神一樣，在開始或者在一定的時候，可能表現出地域性、個體性，但最終卻形成了國家性、人民性，原有的個體性與地域性則退到其次。這是一個不斷融合不斷提煉與成熟的過程;在完成對個體性、地域性突破的同時，毛澤東詩歌的精神也完成了對時空的突破。中國共產黨的精神，我們可以從內容上去解讀，也可以從時空上去解讀，例如我們可以將其根據時空劃分出井岡山精神、長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或者以更多更細的時空符號(包括英雄符號)來命名這些精神。毛澤東的詩歌也能夠大致地根據毛澤東人生與革命的足跡分出不同的時期，在不同的時期里，我們會看到，毛澤東詩歌的精神也表現出不同形態(tài)，隨著時空的轉換，呈現著階段性或地域性。當然，在時空的種種轉換中，詩的精神與黨的精神發(fā)生著關聯，有平行，有同步，有交匯，但其根本性的精神原質并沒有改變。

　　2012年11月30日，習近平同志在參觀國家博物館《復興之路》展覽時指出:“中華民族的昨天，可以說是‘雄關漫道真如鐵’。”習近平同志又說，中華民族的今天，正可謂“人間正道是滄桑”。他強調，回首過去，全黨同志必須牢記，落后就要挨打，發(fā)展才能自強。審視現在，全黨同志必須牢記，道路決定命運，找到一條正確的道路多么不容易，我們必須堅定不移走下去。展望未來，全黨同志必須牢記，要把藍圖變?yōu)楝F實，還有很長的路要走，需要我們付出長期艱苦的努力。參觀同一個展覽，兩次引用毛澤東的詩歌，意義深遠。習近平同志與毛澤東主席從年齡上看，屬于隔代的人物，但從他們所擔負著的中華民族復興大業(yè)的光榮使命上來看，卻是一脈相承的。毛澤東從中華民族的深重苦難中走來，又從中國共產黨所帶領的人民進行過的浴血奮戰(zhàn)中走來，終于迎來新中國的橫空出世;習近平同志生在紅旗下長在新社會，雖然他不必再為中國人民站起來而奮斗，但他歷史性地擔當起繼續(xù)實現中國夢的偉大使命。顯然，習近平同志對毛澤東時代有他特別深刻的理解，他對毛澤東詩歌的引用和解讀也就是從精神的傳承上進行的，從他的解讀中，我們能夠感覺到中國共產黨精神的血脈依然在向前奔流不息，直到現在和未來。

　　2013年1月1日，習近平同志在全國政協新年茶話會上講話結束的時候，又一次引用毛澤東的詩歌，他帶著感情色彩地說:“這里，我想起毛澤東同志當年寫下的詞句:‘東方欲曉，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風景這邊獨好。’輝煌成就已載入民族史冊，美好未來正召喚著我們去開拓創(chuàng)造。”為什么在中國改革開放已經取得重大成果，中國正在闊步走向復興之夢的時候，習近平同志要引用中國革命經歷重大挫折之時毛澤東寫下的詩句呢?毛澤東曾對自己的詩歌注曰:“一九三四年，形勢危急，準備長征，心情又是郁悶的。”時隔差不多80年，習近平同志鄭重其事、滿懷激情地引用毛澤東的“風景這邊獨好”，這難道不是基于對現實的深刻思考和對新的使命的厚重擔當?毛澤東詩歌成為了歷史，但在現實的大樹上依然郁郁蔥蔥;毛澤東的詩歌，早已不只是毛澤東個人的詩歌，也早已超越詩歌本身!毛澤東的詩歌屬于個人，更屬于一個團隊，屬于一個民族;毛澤東詩歌不僅僅存在于中國的文學史更存在于中華民族的奮斗史和精神發(fā)展史!毛澤東詩歌的精神與中國共產黨的精神之間的內在的必然聯系，值得我們更深入地去發(fā)掘與研究。

　　（作者簡介：龍劍宇——韶山毛澤東同志紀念館副館長，研究員，研究方向:毛澤東生平、思想、詩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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