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翼文藝的發展方向思考——到群眾中去

陳安平

　　想到工廠、農村去體驗生活、收集創作素材，對我是幾年來一直有的一個愿望。但現在說要到工廠去，一般企業門都不會讓你進。而對農民，現在因為信息技術的進步，一般接觸應該比以前容易。有幾年我專門在QQ上加了幾個農村的好友，通過跟他們的交流，確實也了解到一些我不知道的事情。后來還跟我們群一個曾經在鄉村務農的群員提到，想通過他介紹，也去農村住一兩年，但都沒能成行。在QQ上跟人交流的方式確實也有局限，我自身也有些事情，讓我沒法離開城市。所以這次群員夢樓在群里邀請群員跟他們一起去某工地搞公益活動，我馬上就表示愿意去看看。

　　那天下午我到了約定的地方，夢樓還沒來，我就用微信跟紅河、石頭議論了一番“丑書”。現在有了微信息，也不耽誤什么事。然后夢樓來了才把我接到工地。那兒離我小時住地不遠，不算陌生，現在是正在開發的商住小區。

　　80年代和90年代，我都曾在那邊租賃過住房。雖然并沒在那里居住，但當時偶然遇到的人，也給我留下很深印象。比如一個村領導，穿得跟港商一樣，當時我還覺得這個太象港商的領導似不那么值得信任。而當地村民的精明，也讓我感到驚訝。那時我基本上沒跟他們有什么接觸，但后來有人找我攀談，竟然也知道我的一些“底細”。估計當前城里的人——尤其我們這一代人，對身邊的人很少關心。這個算不算我們生活的進步我不知道，但這樣“獨立”的生活姿態比較過去的鄉村生活，有沒有缺陷呢?現在我們了解我們自己的鄰居嗎?當時我還偶爾聽到村民對他們領導的議論，正面的很少。這里主要是郊城鄉結合部，過去有不少老工廠間雜在農田和村落之間。在我搞攝影的那兩年，還徒步到這邊來漫游拍過不少照片。

　　這些個別經驗對我，只能算真正了解當地情況的一個認識背景。我們身處社會底層，常常以為對底層的事情都自然應該是“知道的”。但只有拿起筆來想寫這些事情的時候，我們才知道即使對身邊的好多人和事，其實我們知道也非常有限。因為，對我們應該了解的特定事務，恐怕觀察的角度也很關鍵。我們很多人家里都有農村的親戚，但親戚之間常常也就聊點家務，各自的其他事情就基本不大提及。通過網絡交流、閱讀，又能了解多少也難說。近來我加入了不少農村、農民的群，宣泄性的話語偶爾能夠聽到一些，但底層工農群眾現在好象都不太關心各自生活當中具體的事務。我在花鳥字群呆了快兩年了，見到那些藝人常常就相互客套、展示作品、打趣逗樂一下，有內容的交流也極少。這個網絡交流的狀況，大概也屬于階段性的吧。我們底層勞動者的思想、文化生活正處于開啟階段，真正要具備充實的內容，也還需要時間。

　　——因此，作為熱愛文藝的作者個人，在這個底層勞動大眾文藝生活開始的階段，有更重要的任務，既有的那點經驗對我們在這個階段的文藝創作，顯然也是不夠的。

　　工地很大，新建的大路上空曠無人。興建的大樓已經封頂，大約工人都在樓里裝水電管線，也聽不到在建小區有施工機械的噪音。我們在施工部大院門口下車，夢樓去找人，然后在跟看大院門的保安搭話。他們一直在這邊做公益，應該也認識幾個工地的人。接著他又給當地小區領導打電話，忙著在安排晚上的會議和放電影的事。我站路邊百無聊賴，看到那些新建大樓手腳架上蒙著的綠色沙網，心里在想它是為隔飛濺的沙石吧?但它正規名稱、或者工人習慣上怎么叫，估計要問一下學建筑的紅河才知道。前年我們群另外一個搞建筑的群員，還跟我大致講過一下工程質量一般怎么評審的事情，但我個人的生活離這些具體的事情太遠，偶爾聽人說說我也記不住。那么，我想，去農村體驗生活，是不是稍微容易記住一些具體的人和事呢?老作家柳青就這樣，他不僅長期駐扎在鄉村，為了解那些村民吵架的語言，還故意去惹一個村婦來罵他。后來的作家，比如莫言和陳忠實，大概就無需那么費事吧。他們本來就從農村出來的，對農村生活——尤其是農民的內心世界，應該更加了解。這些社會文化演進的邏輯，確實令人深思!

　　我隨意跟開車來接我們的司機打聽這里民工的情況。他告訴我民工大約每天有200以上的收入。建筑施工的收入在工薪族當中還算比較高的。只是農民工通常很節儉，有的看病也不愿意上醫院。農民的開支節儉，固然跟他們總的經濟壓力較大，家庭拖累較重有關，但我也知道另外一個情況，就是他們的生活方式，還基本沿襲傳統農村特別崇尚積蓄的習俗有關系。以前我在報社策劃報紙發行的時候就注意到這個問題，一般農民即使有了足夠的收入，要改變他們的生活方式——比如增加文化開支等，也還需要其他的一些基礎建設，改變既有的傳統觀念。現在從文藝作者的角度去看，這個確實是農村文化建設面臨的一個問題。我還知道以前本地有個作者，比較熱心寫農民工的具體生活，記得有一則文章就寫某些農民工晚上沒事，在路邊劃拳互煽耳光。我知道農民工的文化生活極度貧乏，但現在想來，粗陋到無聊的程度，恐怕也屬特例。但真實的情況怎么樣的呢?我也只能看點資料。不過如果認真思考，這些大致情況也確實可以糾正我此前的一些設想，比如我曾經特別想做點幫助農民提升藝術創作意識的事情，在花鳥字群里談我的審美思考，就以此為出發點。但要想農民自己具備更新傳統藝術的能力，現在看起來還需要做很多基礎工作。

　　夢樓離開了一下。他們的其他人好象還沒來。

　　這時，大路邊來了個做小買賣的當地婦女，我隨便跟她聊幾句。她用三輪載的布襪子、鞋墊、適合民工上班穿的迷彩服之類，都很便宜，十塊錢買五雙、十雙布襪，迷彩服二十五塊一件。那個門衛游蕩過來看看，也沒說什么又走回去。施工部出來一個穿拖鞋的女的，一手拿雙筷子，一手拿個空碗，象邊在作飯，又邊出來跟門衛說什么事。那樣子讓我想到鄉村的鄰里交往。我想象，我們要真正理解農民工之間的交往，如果按常理，許多是輕易能想到的，因為我們對一般農民工常態的交往還是有認識的。但假如反過來想，我們不用去想象他們人際關系跟我們相似的一面，而去體察他們跟我們很不一樣的地方，恐怕就非得具體接觸他們才有可能了。很久以前，我曾經在一個通訊社辦公樓見到他們的員工穿著背心和拖鞋，用搪瓷盆裝著毛巾、牙膏牙刷去水槽洗漱，知道他們就住辦公樓里。當時我想到他們跟一般工廠的人不一樣。有的行業，到了90年代，還常常帶點軍隊的風氣，是我此前大約也沒想到過的。進城務工的農民跟城里人當然也有很多各自遵循的風習，對這些差異的發現，大約才堪稱文藝的發現吧?不然我們只能寫一些誰都能輕易想到的“大路貨”。農民的窮困和某些基層的官僚作風引起的干群矛盾等等，當然也應該是新左翼文藝關心的事情，但文藝的職責并非執法，不能僅僅局限在簡單的是非辨析上，而應該探究導致這些是非的社會根源。作為對務工農民的生活境遇和精神狀態體會最深的人，應該只能是他們自己。其他人很難通過短暫的接觸就把自己改造成具備主訴資格的文藝作者，真正從他們的處境和立場來“代表”農民講述他們的故事。這個目前面臨的是整個社會應該幫助農民開始自主的講述，尤其對新大眾文藝作者的我來說，大約也只能出于個人的愿望關心一下農民，在具體寫作當中“非虛構”一把，作為一個非農民工的文藝愛好者寫寫自己的具體體驗。我們無論從個人的情況或者社會提供的條件，都無法真正把我們自己“改造”成農民或者其他什么身份，更無法去“代表”他們。作為一個底層勞動者，這個真誠的愿望，就今天社會的迅猛變化來說，大約也只能達到盡可能與其他勞動群眾相互幫助和相互支持的程度。這個，從我們的文藝史來看，似也值得今天的新左翼作者反思。

　　就新大眾文藝來說，對底層工農的代表和關心，具體區別是巨大的。這在農民自身的創作尚且沒有興起的時候，或許也是需要我們自省的地方。我作為一個沒有具體和長期的農村生活體驗的人，只能出于個人的真誠和理想去關心他們，并在這個基礎上根據個人能力幫助和引導他們慢慢起來自行講述。這個對非主流的底層文藝來說，應該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底線。我們要真愿意真誠的關心底層勞動者，為此做出一定成就，那么我們也可以贏得深入了解很多不屬于我們自然有的個體經驗的那些社會事務的機會。這個當然不是尋常工人憑借個人的才干就能做到的，得靠更加廣泛的社會認可和支持。從這個思考來反思我們能看到的前期那些新左翼文藝的視角，恐怕還是有它的局限的。曹征路的小說《那兒》從工人角度對改革的反思，其實也留下一些問題，比如工人之間相互的冷漠在改革前后的不同狀況，就缺少應有的深入思考，因此無力對這個工人階級面臨的實際問題的演變過程有適當的對比;《那兒》里提到的那幅反映工人辛勤勞動的油畫，如果要把它放到時代變遷的過程當中去，用聯系實際的方式加以闡釋，我們對工人階級自身的成長又會得到哪些認識也面臨問題?這些大概也是知識分子對工人這個集體、階層或者階級的認識受到間接經驗局限造成的。

　　——非打工者的底層文藝作者，只能做很少的一點事情，這個最終的答案應該出自工人作者自己。如果這個思考成立，那么我們這些底層文藝愛好者應該怎么“到群眾中去”，又能具體做些什么，也就特別值得思考。

　　下班時間到了，我隔著大路遠遠看見工人們戴著紅安全帽，三三兩兩從樓群走過來，路過三輪攤位也沒興趣看看，只是漠然的往各自的住處去。有三五個已經換下工作服的工人相距很遠的默默站那兒，也沒什么交流。這讓我想起以前一部科幻電影，地面的指揮員就特別在意宇航員相互間的距離。這個新的行為科學的視角，可以用來解釋農民工群體相互間離得很遠這個事情嗎?由于社會分化和歷史原因，農民很難真正融入城市生活，這個邊緣狀態，可能讓他們更加熱心觀察這個城市本身，而個人之間的交流興趣被抑制而相對減少。這個與我以前接觸過的空乘人員在自己的社交當中幾乎不關心其他領域的自我封閉狀態頗有點“相映成趣”。而中國農民歷來依托親緣關系建立的人際交往，在他們背井離鄉以后，恐怕也很難在陌生人之間自然建立起來。走近陌生人需要克服的不確定風險，可能也只有他們有更加具體的體會。這個體會，在若干年間越來越多的城市流動人口當中，也非常相似。這個是不是也是在社會劇烈變遷當中農民的人際關系面臨的一個問題呢?近來我看關于當前農民文化生活現狀的文章，里面提到，農民的文化娛樂生活主要還是聊天、打牌、看電視，當然現在農村的年輕人也開始玩微信。這個也似在形象的呈現農民的社會地位、社交狀況和文化生活的變遷脈絡。從這個講，社會變化這么迅猛，將來農民的人際交往會變成什么樣，也應該是值得關注的一個事情。但我們這些底層的文藝作者，跟上時代了嗎?

　　以前我不知道對基層農民和農民工的工作都怎么在做，大致也主要依靠行政的組織形式，無非就領導出面招集開會動員，由縣鄉村相關部門逐級安排去作。現在的“文化三下鄉”大約也差不多這樣在搞吧?我聽說過，但知之不詳。社會性的工作應該怎么去作，我在約20年以前知道有飼料企業安排車隊拉著放映設備去給農村村民放電影，借以給自己的飼料做宣傳。當時聽省委機關的人說，他們對這個方式還是很支持的。現在，各個涉農企業好象也經常有去農村搞“文化搭臺、經濟唱戲”的，也是符合當前農村實際的一個作法。夢樓他們也每次給民工們放電影。那個工作人員介紹說，他們已經在這個工地放映過幾次電影，這次事前還征得當地領導的支持，并邀請到他們參與這次的會議，同時也請一個工地施工員小伙子通知工人參加會議，然后大家一起看電影。但那時候還沒人真的來。結果我們就一起想辦法怎么把人招集起來。我建議他們把音箱放施工部院子門口，先制造點聲音，讓工地的人知道。

　　音箱就放大院門前的凳子上，放著孫恒唱的“想起那一年，離別故鄉，離別生我養我的地方……”。孫恒說CCTV邀請他前去做節目他也沒去，他的歌現在也就在底層新工人(也即農民工)當中流傳。我覺得這個扎實的做基層工作的方法真的非常高明。現在自以為聰明的人多了，熱鬧的高級事情也多了，但就注定沒一樣真能夠扎地生根的。當工農文藝熱鬧起來的時候，那些自以為聰明的“藝術家”、“才子”還是只好去跟風的，他們現在熱心追捧西洋的藝術、古典的藝術，煞費苦心，但這些東西本來不是文藝的根，這樣簡單跟風而脫離實際，就注定不可能扎地生根。

　　沒一會兒，幾個四十來歲的女的來了。她們把自己騎的電動摩托車鎖在門衛室邊，夢樓就過去跟她們打招呼，然后商量事情怎么安排，我才知道她們就是社區的領導。這個時候，工地下班的工人都還沒吃飯，有的手里拿著吃飯用的搪瓷盆和筷子，也開始走進施工部會議室。我身邊一個沒事的工人，邊跟游蕩出來的門衛聊天，一邊告訴我，那些民工一般不會住工棚，而通常是租房子自住。吃飯大都也自己做，很少去食堂開伙。十多年以前，我去社科院一個朋友家里，他們兩口子就不自己做飯，平常都在食堂吃。我干記者那時候，還曾經見到有工地食堂把一些進入工地售賣熟食的小攤販打出來的事。他們工地食堂在承包商那里，也是一個賺錢的事項，容不得外人插手。這里工程承包商是一個大型國營企業，現在的農民工大約也有新的想法，對食堂也沒多大興趣似的了。

　　這時，新來的兩個工作人員出來把我招呼進施工部的會議室，那里準備開個小會。我見里面拉的橫幅上寫著“城鄉和諧，互助互利”的標語。可能是此前會議留下的橫幅，因為后來夢樓主持說今天談的什么安全問題。但是他們邀請到的主講人——工地的施工員吧，一個小伙子——后來害羞沒有來。會議室里已經坐了十來個人，有夢樓他們開始都忙前忙后的工作人員，六七個農民工拘謹的坐在桌邊等聽講或者發言，還有兩三個當地居委會的老太太，不時催促開會了，她們還忙著去跳廣場舞呢。我這樣“不明身份的人”除我之外，還有后來才到的C城紅色網友“新長征”。兩個社區領導入座以后，會議開始。

　　領導發言說了些什么我記不住，雖然當時還是比較認真在聽。后來是夢樓他們的人發言，都“剛踏上社會”的年輕人，具體都講了些什么，我轉眼也忘記了，但記得其中一個講到自己就出生在建筑行業家庭，對工地非常有感情;一個應邀來的理工大學生講到他們學生把學校戲稱為“十里店大學”。開始我真的誤會了這個會議的主題，以為還是談“城鄉和諧”呢，但見那些農民工和氣的微笑著安靜的聽，卻沒有發言的機會，我就提醒夢樓也請人家說幾句嘛。然后我很不得當的插話，說到我看過的關于農民文化生活的文章里提到的一些問題，又提到我對農具的陌生，以及曾經想自己在陽臺上種菜，結果大費周章，竟然還是種不出來等等，那幾個農民工一下就議論開了。我又問那個社區書記，他們轄區城鄉隔膜的問題都有哪些事情反映出來。結果或者她還沒有遇到過這樣的問題，或者講的角度跟我的思考相去較遠，加上當時農民工正興致勃勃的開始議論，結果我也沒聽明白那個廖書記具體說了些什么。后來又東扯西扯，夢樓不耐煩的打斷我，說我說的“太學術”了。

　　我說過，對這次到工地“體驗生活”，我希望用“非虛構”的手法來記述，就是希望把我自己的具體感受也寫出來。這樣我覺得有特殊的好處，就是可以引導我們稍微全面和深入的去思考現場的所見、所感。比如我聽不明白領導介紹他們知道的某些情況，過去也遇到過。領導和我個人的這個差異，我覺得也是特別值得認真的事，它的問題出在哪兒呢?其次，我本身非常不喜歡說話“學術”腔或者“官腔”，但我的日常生活確實主要在不自覺的做“準理論思考”，這個對我們的話語當然會造成影響。這個是不是也屬于我們沒有在具體群眾當中生活的人、熱心思考的人自然有的一個“現象”。麥家說，作家整天在構思，一般群眾往往無從理解某些文藝家的這個“冷漠”，對左翼作家來說，它當然也不應該僅僅是要求他們自我改造的方面，也有爭取群眾理解的方面。現在我遇到不少身邊的群眾，確實還對這樣的人另眼相看，這個誰該主動理解對方呢?我想起張賢亮之于海喜喜，甚至流沙河之于他當年欺辱他的那些鄰居，也不免暗自感嘆。對熱心新大眾文藝、要真正走向群眾的人，這個對我們又該怎么做?想起過去有群員嘲諷我說，你成天不出門，對社會根本不了解，我覺得也受到一定觸動。想想那些熱心枯守書齋自我迷醉的文人、假文人，除了偶爾站在巨大的書櫥前拍拍照片，炫耀一下自己學問大之外，他們對社會真的了解嗎?

　　新大眾文藝作者確實不能走那條路。我近來反思我們群走過的這五年，我覺得我們曾經發生過的那些分歧、爭執等等，主要原因就是我們對現實社會的了解——見識乃至認識其實都還很不夠，根本不具備參與公共事務的主觀條件。對我們五年的經歷，也只能放到我們作為一個公民在今天開始參與自主的公共思想和文化生活的范疇去加以反思才有意義。我們事實上就不可能具備參與那些高層思想斗的條件。這個才是我們的實際。那兩年，有人提議我們重讀《共產黨宣言》、《資本論》，但更加具體的問題是，對我們現實的社會了解基礎都還缺乏，讀了這些經典著作就能真的全面深刻的理解嗎?陳寅恪三十年代就讀過《資本論》，但他跟毛澤東對《資本論》的領會一樣嗎?一切來源于實踐，沒有對中國社會的深入了解和認識，我們就很難正確理解我們讀過的那些著作，而地文藝來說，了解我們面對的現實更加重要。

　　會議期間，我決定以后要經常去那個工地，真正跟那些農民工交朋友。這個事情起始于我這次接觸農民工有了身份的變換，方便我真正從一個文藝作者的角度去重新認識我們工農勞動者。其次，一個報紙正在約我給他們畫漫畫。就這個事情，我已經有了比較多的思考，也想借多對農民工的持續了解收集相關素材。我覺得這個對我這個文藝愛好者，是非常有意義的事情。后來我就跟在座的農民工提出這個事情，當即就跟其中一個比較愛說話的人交換了手機號。然后他們社區領導聽說我畫畫，也提出想約我給他們社區一個美術輔導班講講課，另外幫他們正在籌辦的社區雜志畫點插圖、設計個封面什么的。那個社區書記也跟我交換了手機號，現在已經成了我的微信好友。

　　大家從會議室出來，院子里已經開始在放映電影了。那里沒凳子，三十來個民工站在那兒“看壩壩電影”。現在我們大都在家里電腦上看電影，我對這個“壩壩電影”早沒興趣了，同時也確實不太習慣湊農民工里看什么電影，那樣沒法跟他們交流什么。接觸農民工應該跟他們以朋友的身份多具體接觸才行。這時我忽然覺得我還很容易陷入那些幼稚可笑的形式主義里去，心里就暗自覺得好笑。我可以深入的體會自己“在場”感受，但那些農民工里有沒有人覺察到我們的離開里也包含了個人的 “不習慣”呢?如果有，他自己又會怎么看?我想起我在我們群議論農民的落后一面時，農民詩人大根也不高興。可惜，這些非常值得思考的事例，在我們搞寫作的時候，卻往往都被忘記了。底層的普通工人、街道的一般居民對那些“公仆”乃至“公知”們不愿意跟他們在一張桌子上吃飯，不會留在他們家里喝茶等等，通常也就說幾句風涼話。實際上任何人都能感覺到這些風涼話下面隱含著更深的底層情緒。這個就是我們的社會不平等給我們帶來的問題。若干年以前，陳必紅就曾經從這個“底層情緒”的角度為當年紅衛兵砸孔廟辯護。我覺得從這個角度，也可以為當年好多類似的事情辯護。雖然我也知道，那些打砸總的是錯的，但是受壓迫和剝削的人自然有的這個情緒，后來沒人在意，因為話語權不在他們那里，藍領階層——包括那些“臟領”和“無領”階層，又有多少人注意過呢?所以，他們成為時代的主訴方才那么重要。

　　我跟“新長征”一塊兒離開。他比我熟悉這邊的環境，帶我從一個岔道走出工地。在開會的時候，我轉過頭專門跟他聊了一下，提到C城這邊毛派圈子的情況。他大致說了一下，總的很渙散。我告訴他我們這邊的情況和我對“毛派”群眾目前消沉的看法。我覺得新左翼思潮興起以來的宣傳，總的提高了我們的思想認識，但客觀上確實也導致底層群眾陰謀論思維泛濫，這個，我覺得不太好。因此有條件的人應該到群眾中去，幫助群眾提高思想認識，促進廣大老百姓逐漸積極參與到底層文化建設當中來。在回家的路上，我們也議論到智能化對就業的影響，我認為智能化會促進生產率提高，對大家都好。他反問：那個錢是老百姓賺去了唆?我說那些公司賺了錢，國家的稅收也應該增加，提高社會福利也就有基礎了嘛。我心里嘿嘿的笑，知道他們對我的認識歷來不認同，當然我也只有心里嘿嘿嘿的笑笑。我們剛開始從自己的小生活圈子走向公共領域，開始有點誤會、分歧很自然。

　　同“新長征”告別以后，我在出租車上回想起我對會議主題的誤解之外另一個更大的誤解，就是他們社區已經不是農業村鎮，而是城市小區。他們書記還告訴我，那里是CH區一個重點開發區，這里原來農民也很多，居民和農民之間的關系將會怎么改變，可能也值得觀察的一個事情。我們需要的素材總是掩蔽在諸多細節里。開篇我提到的那位衣裝“太香港”的村干部，他穿的那身港商服飾，現在想來，其實也不過表明當年他們確實對生活品質的提高有強烈的向往。這個在我們不也一樣嗎?上高中時我就因為穿喇叭褲被老師批評，可后來走上社會，看到了更多的人和事，自己的看法慢慢也就變了。現在那些老“港商”、甚至說不定還有某些“一夜美國人”，也會變回來，開始認識到我們是中國人，我們應該守護我們自己的文化。而那些曾經當過知青，現在可忙著自己去跳廣場舞的居委會老太太，實際上對接觸農民還沒多大興趣，因為他們的日常生活還沒有促使他們感覺到關心農民和農民工的必要。這些現象下面蘊涵著我們社會進步過程的豐富細節，也是我們新大眾文藝特別關心的。

　　(2017-9-13 C城)

　　(新大眾文藝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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