職工醫院的回憶及雜感　　

  郭潤祥　　

我廠職工醫院建立于上世紀70年代初期。位于960廠和955廠之間，醫院前臨滔滔的白河，旁邊是一條潺潺的小溪。延慶到我廠的戰備公路從門前經過。　　

醫院有內科、外科、中醫科和婦產科幾個科室，基本能夠滿足兩廠職工的就醫需要。一般的頭疼腦熱小病和外傷，廠醫務室就可解決。稍微復雜的病，職工醫院負責。嚴重的病情再由職工醫院轉送合同醫院——北京同仁醫院。　　

到職工醫院有兩條路：一條是大路，即走戰備公路；另一條是走小路，從曹家窯村迤邐直上，翻過一座土山，前面是兩山夾著的一片谷地。山邊，一條小溪歡快的流淌，清可見底。春天，滿山的杏花開放，落英繽飛。空氣都透著杏花的清香。順谷前行幾百米，兩山之間，有一豁口，寬僅丈余，小溪到此更是湍急。出豁口，豁然開朗。真像陶淵明老先生桃花源記中所說：“土地平曠、房屋儼然。阡陌交通，雞犬相聞。”男女耕作，其樂融融。職工醫院就在此處。多少年過去了，我感覺真是桃源仙境。　　

職工醫院的山美、水美，人更美。多少年過去了，我越發懷念哪些醫院的白衣天使和那個時代人們之間的崇高感情。職工醫院的硬件配置不低于近郊的縣醫院，但是最大的缺陷是沒有血庫（當時好像縣醫院也無血庫），但這并不影響她治病救人。塞外的深夜我不止一次聽到廠區大喇叭的緊急呼叫“同志們，我們的階級兄弟（妹）手術急需輸血，請大家立即到醫務室門前集合。”沒有任何人動員，也不知道給誰人輸血。幾分鐘之內，幾十人齊刷刷匯集到醫務室門前，兩輛卡車風馳電掣駛向五華里之外的職工醫院。冬天甚至冒著塞外零下20多度的嚴寒。在現今我們這個講究“報酬”的世界，他們的回報是什么呢？一碗荷包雞蛋面條，三天休假，十幾元錢，多數人人半夜獻完血，第二天還繼續上班，從來沒有人想過回報。　　

對我印象最深的是季玉媛同志的病情，季玉媛同志當時在二車間工具室工作，每天下班時，將用過的銑工刀具送到前方麼刀站。我當時在麼刀站工作。好長時間不見季玉媛同志送刀。我們就問：“小季呢？怎么好久不見了”與小季一起送刀的老翟說：“小季住院了，病得很重，輸了2000多CC的血，現在好多了。不久就可以出院了。”過不了幾天，小季又給我們送刀了，一見面，我驚呆了。只見小季臉色粉嫩，紅中透白，白中透紅，一副青春的靚麗。看起來就像十幾歲的少女，比實際年齡年輕了七八歲以上。事后我回想；這也難怪啊，當時獻的血都是十七八歲小伙子的血，根據當時的社會環境，血液中絕不會出現血脂、血糖超標，更不會有艾滋病和肝炎病毒。前幾年，我國艾滋病感染者70%以上都是通過獻血感染的。輸血已經成為傳染性疾病的最重大環節。即使這樣，最近我國各醫院血庫已經全面告急，許多城市只能滿足手術需求血量的百分之幾。原因是網上有人報道，血站有人用無償獻血盈利。（到目前為止，沒有看見官方的辟謠）所以近年來國內一些有錢人也建立起自己的流動血庫，找一些身體健康、沒有不良嗜好的年輕人，經過嚴格體檢和遺傳篩選，每月（或每季度）付給報酬（幾百元或近千元），嚴格按期支付。一旦需要，每人最低抽取200CC以上血液。如果無事就算免費贈與了。　　

職工醫院大夫的醫德也深深讓我感動。1973年，由于加班太累，休息不好。我感覺食欲不振、渾身無力，懷疑自己得了肝炎。廣東籍的鄧世文大夫，對我進行了詳細的檢查，把耳朵放在肝區，一邊扣，一邊聽。告訴我：“沒事，絕對不是肝炎。”我疑惑的問道：“不化驗肝功指標，您怎么就能最后確定呢？”　　

“憑我的經驗和判斷。你如果不相信，不吝惜你的鮮血，我可以立即給你開化驗單。你看，我的花正需要肥料呢。”　　

我向窗臺望去，只見一盆玻璃翠郁郁蔥蔥，青翠欲滴。我喜歡花，但是到目前為止，第一次看見如此充滿活力的玻璃翠。我不由得想起了魯迅先生“血沃中原肥勁草”的詩句。　　

哪天由于天氣不好，只有我一個病人，我們閑聊了起來。他說：“許多病人迷信化驗結果，這是不對的。醫生看病80%甚至90%靠長期積累的經驗和判斷，儀器和化驗只是一種輔助診療手段。化驗結果受情緒、環境、飲食多種因素影響，有時，化驗結果正常，不見得沒病; 化驗結果不正常，不見得有病。”　　

“你是960廠的吧？認得李斌環嗎？”　　

我說：“她是我們車間的”。　　

“她的化驗指標就波動性很大，我們靠體征和病情初步判斷，為高度疑似紅斑狼瘡。轉送同仁醫院后立即確診為紅斑狼瘡。醫生診病一是靠經驗積累，二是靠高度的責任心。”　　

李斌環同志是當時夾模具車間徒工，住進同仁醫院后，使用了當時最先進的藥品和醫療器械。一年多后，疾病大有起色。出院后還繼續上班，不幸不久疾病復發，十七八歲就離開了我們。據說當時她的醫療費前后就花費二十多萬，相當于現在二三百萬不止。　　

我們還談到了病人用藥物問題。　　

他問我：“你是否認為好醫生就是藥到病除啊？我回答：“是啊”。　　

他告訴我：“錯了。醫生的首要任務是充分調動病人體內的抵抗力。我雖然學的是西醫，但我非常欣賞中醫理論。根據中醫理論首先對病人應當強身健體，比如像你這樣二十來歲，發燒38度左右，挺一挺對調動全身免疫力是大有好處的。我最反對不分青紅皂白給病人服用抗菌素。你知道嗎？四十、五十年代青霉素20萬單位就搞定了。現在最低劑量也得80萬單位。過去只有青霉素一種抗菌素，現在發展到氯霉素、紅霉素、卡那霉素等多種，這就是病菌的抗藥性所致。濫用抗菌素藥物會不會造成將來無藥可用的局面，我現在說不好。我們開藥一般來說只要你對磺胺類藥無反應，先開這種藥試試，主要是避免抗菌素的濫用。（三十多年前，鄧大夫說得多好啊。再看看西方國家出現的超級細菌，有40%以上的死亡率，這不是對濫用抗菌素的報應嗎。據最近的報道，我國已經成為濫用抗菌素最嚴重的國家。我想一個以經濟效益為中心的醫院或醫療體系，甚至國家，是不可能做到科學發展的。）　　

返京后，一直到今天，我再也沒有碰到過對病人如此負責任的醫生了。　　

記得90年代初期，我腦門上長了一個小包。開始幾年不疼不癢，也沒有把它當回事。后來越長遠大，還有些漲疼。找了幾個熟人大夫，告訴我“皮脂腺堵塞，是脂肪纖維瘤。沒事。”有同事開玩笑說，“你怎么頭上還長角了，該不會變成當時日本動畫中的小龍人吧？”我決定做手術拿掉它。　　

我們的合同醫院是全國著名的三甲醫院，有一批名聲卓著的專家教授。在門診我挨個相面，找了一位面相善良，頭發花白的老教授，花了十幾元，掛了他的號。　　

他用手摸了摸我腦門上的小包，神色莊重的說：“不好。”　　

我大吃一驚，連忙說：“不就是脂肪纖維瘤嗎？”　　

“不對。病灶位置位于面部神經三角區，血管和神經都非常豐富，要檢驗才能確診。這么辦把，你去做一個腦CT，我再給你開些藥。”這次看病一共花了800多元。　　

幾天后，我取了腦CT的片子，找到了這位大夫。他端詳了半天片子，最后說：“還是無法辨別瘤子是否變性，只有手術了。我親自為你主刀，不知你是公費還是自費？”　　

“公費”我回答說。　　

“醫院現在已經沒有病床了，我介紹你到我們的分院吧。回去開一張5000元的支票。”　　

幾天后，我找了這個醫院的另一位大夫，連掛號費只花了38.75元，就成功的做了手術摘除。　　

有一次在職工醫院看病，忽然聽到吵吵嚷嚷的聲音，還聽到老母雞嘎嘎的叫聲。我一看才知道是后城公社的一個老大媽，為了感激職工醫院治好了她兒子的病，特意走了幾十里的山路，給主治大夫送來兩只老母雞和一筐雞蛋。大夫說什么也不要，因而爭執起來。當時的職工醫院真正執行了毛主席的“救死扶傷，實行革命的人道主義”精神，全心全意的為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服務。職工醫院的醫術和服務，很快就傳遍了四方，連赤城縣、延慶縣周圍的河北諸縣的縣太爺也到職工醫院看病。職工醫院真是造福一方啊，每到瓜果成熟的季節或新糧上市，老農們就把新鮮的瓜果李桃和新鮮的糧食送給醫院的大夫和護士。他們的工作也獲得了兩個廠職工的極大尊重。當時我從來沒有聽說過什么醫患矛盾。這幾年不斷聽說某某醫院大夫被打了，甚至被殺了。患者家屬聚眾鬧事，搞得醫院無法就醫了。去年甚至出現了遼寧省有人向人大提議醫院應當設立警察副院長，以便“維穩”“化解矛盾。”　　

還有一次.我坐公交車,某醫院門口上來幾個人,單從他們的氣味就能判斷出是醫生。看起來他們正沉浸在一場成功手術的興奮中，其中一個小個子說：“這種手術我也做了幾十次了，資料的研讀也有一禮拜了，怎么手術位置到現場一判斷就不對了呢？咱們六七個人為何沒有一個判斷準確的啊？人家丁導為何一刀就找準了呢？”　　

有人說：“要不怎叫丁一刀呢”　　

 我馬上上插言：“你們所說的丁一刀，是否就是丁謙，丁大夫。”　　

“對啊。你怎么認得我們丁導呢”　　

“十幾年前我們就認得。請向他表示960廠職工的衷心問候。”　　

在當時那個年代，黨和政府不會講什么執政為民啊、人民高興不高興，擁護不擁護漂亮的言辭，踏踏實實動員了一大批有真才實學的醫務人員，為三線建設服務，切實解決了職工們的看病難問題。　　

寫到此處，一首優美的歌曲旋律在我心中激蕩：　　

“天大地大不入黨的恩情大，　　

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　　

千好萬好不如社會主義好，　　

河深海深不如階級友愛深”-------　　

謹依此文向廠職工醫院和廠醫務室的全體同志表示深深的謝意。　　

     寫于　2010年12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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