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仍是我們認識中國的另一把鑰匙

——紀念魯迅先生誕辰130周年

李甲才

2011年10月26日

今年是魯迅先生誕辰130周年，在130年的社會演變中，潮起潮落，潮落潮起，不僅感慨萬千。毛主席評論“魯迅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他不僅是偉大的文學家，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革命家”，仍是我們認識現代中國的顯微鏡。先生一生涉獵廣泛，“讀書破萬卷”，著述豐碩量驚人。那些針砭時弊的語句驚世駭俗、珠光四射，讀來仍令人思緒震顫。

毛主席晚年把繼續革命理論全面深化到全社會的各個領域，提升到國際“共運”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和深度。要求“讀點魯迅”的著作，并在一封信中說“我的心和魯迅是相通的”，相通在哪里？相通在“文化革命”上。他們都是上世紀中國風云激蕩中涌現的最卓越的革命家、思想家和偉大的導師，在理論、思想和社會實踐上的建樹，至今仍是無人能望其項背的兩面旗幟，對目前中國的現實仍有普遍的指道意義。

一

魯迅生于1881年8月24日，比毛主席年齡大12歲。經歷了晚清，民國，袁世凱復辟，軍閥混戰，國共內戰，抗日戰爭。在“風雨如盤”的舊中國，對中國各類反動派、黑暗勢力，進行了最有力的鞭撻；對中國的舊文化、舊觀念、舊習慣、舊思想，一一進行了最深刻、最全面的揭露和批判。十分精湛的闡明中國舊的意識形態，包括孔孟之道是“慢性毒藥”，是殺人不見血的軟刀子，是吃人的社會。目前仍具有非常具體的針對性，其罕見的時空穿透力史無前例，仍然是我們認識現代社會的一把金鑰匙。他的文章，思想、理論仍是我們評判中國歷史和現實的準則和準繩。

魯迅先生文采飛揚，言簡意賅，文學語言寓意深刻。以獨特的雜文作匕首、投槍刺向黑暗社會。認為中國漫長的歷史是“想做奴隸做不成和做奴隸做穩了的時代”，又闡明統治階級一直在排著人肉宴席，并想永遠排下去。黑暗如龐大無比的監獄，將人窒息到死亡的程度。因此棄醫從文，救治國民的靈魂，在深刻揭示幾千年舊中國形成的國民劣根性方面空前絕后，最深邃、最有力、最全面也最形象化。寫出了《狂人日記》、《吶喊》、《論雷峰塔的倒掉》、《照相》等巨量的多卷多集戰斗檄文，在批判麻木不仁的看客，自私、迷信，目光短淺等方面，至今仍無人能出其右，戰斗力極其頑強烈。

他對中國巨量的小說、詩歌、史書、文學等歷史文化遺產進行了點評、批注、詮釋，“去偽存真”、“去粗取精”。正確評價秦皇的“焚書坑儒”，在《三閑集·流氓的變遷》一文中論《水滸》，“一部《水滸》，說得很分明：因為不反對天子，所以大軍一到，便受招安，替國家打別的強盜——不‘替天行道’的強盜去了。終于是奴才。”魯迅的評論同毛主席相似。運用階級分析方法，1934年3月24日致姚克的信中說：“（梁）山泊中人，是并不將一切人們都作兄弟看的。”

魯迅先生對中國的舊文化深惡痛絕，連中醫的缺陷也予以指正，包括文字改革，都有獨到的見解。“不錯，漢字是古代傳下來的寶貝，但我們的祖先，比漢字還要古，所以我們更是古代傳下來的寶貝。為漢字而犧牲我們，還是為我們而犧牲漢字呢？這是只要還沒有喪心病狂的人，都能夠馬上回答的”。（《花邊文學·漢字拉丁化》1934年8月23日）。論證情感真摯。筆畫那么多，不知耗費了多少人多少寶貴的時光。簡化字推行并不十分順利，還有一批簡化字，因人廢事被取消。

二

   他一貫站在時代的前列，時刻關注國家的前途命運，脈搏和時代前進的步伐共振。當長征到達延安，拍發的電報振奮人心，“你們的身上寄托著中國與人類的希望。”（《為中國工農紅軍長征勝利致中共中央電》1935年）。致電對革命處于低谷，幾乎陷于絕境的以毛主席為首的共產黨人和紅軍將士無疑是一個巨大的鼓舞。是的，當時的中國還有什么力量配享這樣名符其實的贊譽。

當中華民族處于危險之時，日本侵略者妄圖滅亡中國，毛主席提出抗日民族統一戰的主張。魯迅說“中國目前的革命的政黨向全國人民提出的抗日統一戰線的政策，我是看得見的，我是擁護的，我無條件的加入這戰線，那理由就因為我不但是一個作家，而且是一個中國人，所以這政策在我是認為非常正確的。”（《且介亭朵文未編·答徐懋庸并關于抗日統一戰問題》1936年8月3日~6日）。根據統一戰線的客觀需求，先生在“左翼作家聯盟”中提出“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口號，批判右傾機會主義的“國防文學”，在文學領域開辟了另一戰場，使新文化運動緊密結合現實革命戰爭。

魯迅先生把中國的社會現狀比作土壤，反復在文章中論證說明其中消極落后的、迷信的、陳舊的非常厚重。認為如不改變思想文化、意識形態等“土壤”條件的構成，什么也干成、搞不好。康梁搞英日式“君主立憲”行不通，孫中山主張美式資本主義干不成，蔣介石模仿法西斯也不行。他把中國的希望寄托在社會主義道路上，實踐證明也十分艱難。因而一生致力于更新社會基礎方面的“文化革命”，以筆當槍，著述批評、批判，揭露黑暗，“破舊立新”。圍繞這條紅線，夙興夜寐、至死不輟，“我以我血薦軒轅”。一再從各方面闡明如不努力改變“土壤”條件，中國不能強大，人民不能解放。閱讀魯著，就會有更清晰的理解。

毛主席和魯迅思想“相通”，為使社會主義有鞏固的社會基礎，持續前進不中斷，創造性的用文革的方式滌蕩一切舊世界的污泥濁水，具有極其深遠的革命意義。只要看看現在，任何人都可隨意舉出很多件使人憤怒的、口誅筆伐的壞人壞事，就可以認識領悟文革和魯迅著作的現實性、革命性、人民利益性和最基礎的治本的極端重要性。青年時期幾乎反復讀遍了先生的著作，前后比較幾十年，印象越發凸現。

中國什么時候干過公有制的社會主義？當左翼人員現在奮力爭取真正社會主義回歸時，無數的要人、文人學者紛紛為私有化大唱頌歌，更有甚者，無恥至極，高唱“老調子”，極力攻擊社會主義制度。

三

魯迅先生高舉打倒孔家店的旗幟，對幾千年的“孔孟之道”進行了全面的剖析，認為是毒害人民的鴉片。也把目前大興孔學的倒退性暴露在批判的鋒芒之下。他運用階級分析的方法，指明“孔夫子曾計劃過出色的治國方法”，但那都是為了治民命者，即權勢者設想的方法，為民眾本身的，卻一點也沒有。這就是‘禮不下庶人’，成為權勢者的圣人。”（《現代中國的孔夫子》1935年）。現在到處興辦孔子學院，絕不是好兆頭，是復古的典型表現，其有害人民的后果將不斷顯現。

先生論述“‘中庸’是奴才的卑怯”，“王道”和“仁政”是騙人的。“‘孔子和孟子確曾大大的宣傳過那王道’，好個王道，只消一個頑民，便將它弄得毫無根據了。”征服中國民族的心，這是胡適博士給中國之所謂王道下的定義”，“他自己恐怕也未必相信自己的話的罷”。“在中國的王道，看去雖然好像是和霸道對立的東西，其實卻是兄弟，這之前和之后，一定要有霸道跑出來的。”（《關于中國的兩三件事》1934年）。水平很高，幾句話就道破了天機。

就是因為有無數此類哲人、圣人、文人學者在為統治者出謀劃策，使“自有歷史以來，中國人是一向被同族和異族屠戮，奴隸、敲掠、刑辱、壓迫下來的，非人類所能忍受的楚毒，也都身受過，每一查考，真教人覺得不像活在人間。”（《且介亭雜文·病后雜談之余》1934年12月17日）。回眸歷史，百感交集。

中國在改朝換代中十多次人口被屠殺掉80%左右，把人民威壓得見官跪拜稱老爺。三國時代初，公元157年（漢桓帝永壽3年）的人口是5648萬，到公元220至265年的三國后期，人口為767萬，減少4881萬，戰亂屠殺死亡人口為86.4%。設身處地的想象，其時的人民就是“不像活在人間”。

唐時到解放初的西藏，上層僧俗統治階級喝人血、剝人皮司空見慣。為什么現在的藏民那么崇拜達賴喇嘛？是特殊的地域難以逃避，無數代誰敢反抗就殺誰的人命換來的威勢。千百年不變的慣性使偶有誰一時變動點，藏民也不信，相信了“還鄉團”回來咋辦？

用嘲諷的筆調，先生剝去御用孔孟之道的偽裝。“中國究竟是文明最古的地方，也是素重人道的國度，至于偶有凌辱誅戮，那是因為這些東西不是人的緣故。皇帝所誅者，‘逆’也，官軍所剿者，‘匪’也，劊子手所殺者，‘犯’也。滿洲人‘入主中夏’，不久也就染了這樣的淳風。”(《“抄靶子”》1933年)。一個“偶有”，一個“淳風”，正話反說、惟妙惟肖。

這“淳風”是血流成河、人頭如山體現的。明朝崇禎（1628年到1644）年間，后期人口達到20000萬。1644年滿清入關，1651年（清順治8年）中國人口銳減至1063萬。滿清取得統治權以1億多人口被屠殺為代價。思此常憤怒不已，又黯自涕泣。反抗“蓄發令”的揚州慘遭屠城，幾十萬人無一幸免。盡管已過去了幾百年，豈能抹得一干二凈，閻專家講清史美化統治者，遭不平青年掌摑也有自為的原因。清朝、袁世凱都是尊孔的，孔學對社會的毒害是多方面的。

魯迅先生是最有力的批判“男尊女卑”，提倡婦女解放的先驅，痛斥“‘唯女子與小人難養也，近之則不遜，運之則怨’。女子與小人歸在一類里，但不知道是否也包括了他的母親。”“中國的為母的女性，還受著自己兒子以外的一切男性的輕蔑。”

又進一步從經濟財富取得的途徑分析，“女子的一般的苦痛。在沒有消滅‘養’和‘被養’以前，這嘆息和苦痛是永遠不會消滅的。”（《關于婦女的解放》1933年）。并在早期《我之節烈觀》中對封建社會害人的“節烈“做法進行了鞭劈入里地深入揭露和批判，讀來仍是耳目一新。“宋以來，對付婦女的方法，只有這一個，直到現在，還是這一個。”（《堅塑清野主義》1925年）。

四

在繼續革命的思想精神上，魯迅先生和毛主席的思想是一致的，“革命無止境，倘使世上真有什么‘止于至善’，這人世間便同時變（成）了凝固的東西了”，（《而已集·黃花節的雜感》1927年3月24日）。他堅持永遠進擊，深刻正確的認識革命不可能一蹴而就，“對于舊社會和舊勢力的斗爭，必須堅決，持久不斷，而且注重實力。舊社會的根基原是非常堅固的，新運動非有更大的力不能動搖它什么。”（《二心集·對于左翼作家聯想的意見》1930年3月2日）。這是正確的遠見卓識。毛主席搞了十年文革，爾后的復辟證明其論斷的英明。

他又講，“即使艱難，也還要做，愈艱難，就愈要做。改革是向來沒有一帆風順的。”（《且介亭雜文·中國語文的新生》1934年9月24日）。這個改革是革新，當然不會是“分田單干、化公為私”的倒退式老調子。“凡有老舊的調子，一到有一個時候，是都應該唱完的，凡是有良心，有覺悟的人，到一個時候，自然知道老調子不該再唱，將它拋棄。但是一般以自己為中心的人們，卻決不肯以民眾為主體，而專圖自己的便利。總是三翻四復唱不完，而國家卻已被唱完了。”（《集外集拾遺·老調子已經唱完》1927年2月19日）。

“改革開放”發展私有制，不以“民眾為主體”，只顧資本家的利益，已被革命禁止的“老調子”：私有化，經濟一體化，同世界接軌，“三翻四復唱不完”，國家被唱成了殖民地。

魯迅先生具有革命的徹底性，堅持痛打落水狗的精神，抓住了往往革命失敗的要害。“老實人將它（狗）落水認作受洗，以為必已懺悔，不再出面咬人，實在是大錯特錯的事。總之，倘是咬人之狗，我覺得都在可打之列，無論它在岸上或在水中”（《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1925年12月29日）。毛主席的繼續革命精神和魯迅先生的正確認識并沒有引起人們的重視。

毛主席逝世之后，一批落水狗被認為成好人“上岸”得到了寬恕，后來的結果當然同人們的幻想大不相同，社會主義基本被全部咬死。如若是無人指教的印巴美俄工人階級，令人痛惜，中國完全相反，明明白白干錯事，只能總結自己為什么愚蠢到好話聽不進、壞話很贊成。但魯迅先生把繼續革命的精神堅持到生命的終點。“我的怨敵可謂多矣，倘有新式的人問起我來，怎么回答呢？讓他們怨恨去，我一個都不寬恕。”（《且介亭雜文未編·死》1936年9月5日）。革命到底。

面對黑暗的舊中國，他明確指出“戰斗正未有窮期，老譜將不斷襲用”。毛主席逝世后以“正本清源、撥亂反正”，“弘揚民族優秀文化”為名，什么老黃歷都翻出來通行無阻，“一夜退到解放前”，各種舊社會的弊端一一重現。毛主席當然被“難辭其咎”。

不放過毛澤東當然也就放不過魯迅。從毛主席時代的肯定到“改開”時代的否定，因而多篇文章被不斷“請出”了各類學校的課本，更有無數舊世界的衛道士挖空心思歪曲、誹謗，絞盡腦汁進行無害化無革命化處理，無中生有的向魯迅先生潑去誣蔑的臟水。

黨內的大小走資派、洋奴漢奸賣國賊們的確很“幸運”，連個共產黨員所應具備的一絲一毫都沒有，卻掌握了黨的大權，“明修棧道”，明“度陳倉”，走與共產黨目標理想相反的道路，連續多年竟能混下去，說明共產黨的許多東西確實要改進。對比分析，無神論者能混個主教、主持在教堂、寺院里講無神論照吃“貢獻”？還是他們把家門看的緊、看的好。

五

先生是激越奮進的文化革命的主將，解剖自己嚴于別人，沒有片面性。魯迅提倡白話文，拋棄文言文，反對八股文。翻譯、寫作嚴謹縝密，毫不留情的刪去多余的字句，經常為恰當的詞語費旬月之躊，是新文風的典范、楷模。

馬列主義傳入中國，他成為共產主義者。晚年用馬列主義分析中國，文字表達也實現了突破。“地球上不只一個世界，實際上的不同，比人們空想的陰陽兩界還厲害”。“被壓迫者對于壓迫者，不是奴隸，就是敵人，絕不能成為朋友，所以彼此的道德，并不相同。”（《且介亭雜文二集·后記》1935年12月31日）。他說煤炭大王不知揀媒渣的辛酸，階級不同，愛憎也不一樣，賈府的焦大不愛林妹妹。

愈是熱愛人民熱愛祖國，就對舊社會延續不斷的黑暗認識愈加深刻。“這歷史沒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葉上都寫著‘仁義道德’幾個字”，“仔細看了半夜，才從字縫里看出字來，滿本都寫著兩個字‘吃人’”！（《狂人日記》1918年）。130年以來，雖然歷史年月數字在積累加大，“吃人”者的臉譜和方式不斷變化，“吃人”的現實仍然未變。幾個社會主義的區域停止了一段，隨后又復原如初。大力發展私有制經濟，又同列強聯結在一起化公為私，“全個中國，就是這樣一席大宴會”（《馬上支日記》1926年）。

“尊孔讀經”，維穩穩定，強迫人們“等著”為非作歹、窮奢極欲階級“的‘多行不義，必自斃’”（《禮》1933年）。與此相連的是“依法治國、有法必依”，也是等著壞人把壞事干成有證據后“處理”。誰愿意有個讓惡人“捅一刀的證據”后，再依法找個說法？

現在仍然是魯迅先生論證的那樣，中國是這樣，美國也是這樣。資本家和工人始終處于尖銳對立的利益對抗中。“這人肉的筵宴現在還排著，許多人還想一直排下去。掃蕩這些食人者，掀掉這筵席，毀壞這廚房，則是現在的青年的使命”，也是全國人民的使命。

魯迅先生的著作是思想文化上的制高點，一篇紀念文章是掛一漏萬。過去和現在，魯迅先生的思想文化仍然是光芒萬丈的燈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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