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察與思考——文化大革命自感—（待續）　　

文化大革命我也是參加者，那時我是在空軍某院校工作。開始我也是造反派，參加過串聯，寫過大家報，當過專案組組長，參加了“支左”。但不管干什么，我都堅持按中央指示、毛主席的指示辦事，要文斗，不要武斗，理性地對待我所領導的部門的各種派系斗爭，并堅持運用毛澤東思想的武器化解派系之間的矛盾。對戴高帽子游街、打、砸、搶我看不慣，就解散了我所領導的造反派戰斗隊。　　

毛澤東第八次接見紅衛兵，我受命接待了來自全國各地的500多名小紅衛兵（最大的十四、五歲，最小的只有七、八歲）編成五個連（為一個營）連排干部、炊事班、醫務人員都是部隊出的，我為營長參加了接見。　　

有人問我對文化大革命的看法時，自始至終我都說文化大革命搞得好，搞得及時，只是毛主席逝世的太早了，沒有來得急完全徹底地鏟除黨內外走資本主義的頑固分子。　　

我堅定地認為，毛主席是深思熟慮、完全相信人民群眾，才發動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也是讓敵人充分暴露，讓人民群眾充分鍛煉的一個歷史大舞臺。也訓練了人民群眾辨別認識偽裝的階級敵人的能力。是一場“亂了敵人，鍛煉了群眾”的政治大革命。全世界除了毛澤東，再沒有哪個國家領導人能這樣相信群眾，依靠群眾，敢發動這樣的大革命，讓全國人民參加“四大”（大嗚、大放、大字報、大辯論），而且將權力交給群眾，讓群眾可以互相串聯，讓全國人民給共產黨和共產黨的各級領導人（包括中央領導人和毛主席自己）用文字的形式提意見。現在有的人怕群眾上訪，（相信上級黨和領導是好事，不相信才是壞事）我認為這種人肯定有不可告人的問題。　　

文化大革命主要是以反修、防修，整黨內那些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是全國全民性政治、震憾了整個世界、也是一場具有強烈國際影響力的運動。讓一切帝國主義膽戰心驚，手握先進武器，站著發抖。這能說不好嗎？　　

文化大革命也讓我深深地看清楚了許多人，懂得了毛主席：“了解人熟悉人是第一位的工作”這句話的深刻含意。我也真是了解一些人和熟悉了一些人。　　

如：校長顧XX，開始群眾還保了他，后來調到廣空去了，最后不知道怎么跑到林彪集團里去了。聽說后來判刑了。　　

副校長張X，也被關押審查。審查他的專案組組長是一位級別比我高的馬X，由于他用殘忍打罵的手段，把張副校長折磨得實在受不了，就編造了一套所謂的“陰謀活動” 、“二月逆流”黨校的配合活動。 馬X信以為真，如獲之寶，以挖出了個的大案、要案向上級部門邀功。馬X還以此為譽，到處“傳經送寶”，宣傳他審案的經驗。　　

政委謝XX出身小地主、知識分子，還是北京作家協會會員，寫過不少書，平時對部下態度較為嚴厲，又有點官架子，有不大講理事，有些人有意見。文革一開始，有些群眾在書里發現有“問題”，對他進行批斗，并被戴高帽子游街，后被關押審查。審查初始，我任他的專案組長，專案組副組長是一位有大學學歷的知識分子。我們審案時，馬X也來到我們專案組“傳經送寶”，因我不同意馬X的審案辦法，發生了激烈的爭吵，后被支持馬X和李X的領導把我派去某研究所“支左”。聽說我走后，專案組的人為從謝XX身上挖出個大案，把他打得鼻青臉腫，讓他做“噴氣式”，還在他脖子上掛個裝有煤渣的桶，審案時常常攪動煤桶里面的煤灰，嗆得他喘不過氣來。可他是個硬漢，就是挺著，只是實事求是地交待自己的思想認識問題，沒有殃及任何人。他案結出來后，有一次他對我說：“你走后，他們在我脖子上掛個很重的煤桶，我只得大口大口的喘氣，他們攪動煤灰時，被我吸進嘴里，一個禮拜口咀里都是煤灰味。”我問他“你恨他們嗎？”他說：“恨什么，群眾運動嘛，也難免呀，這點委曲都受不了還算什么共產黨人！”還玩笑地對我說：“他們這樣整我，還使我因禍得福呢，把我長年腰疼病給治好了，現在我的腰一點也不疼了。”又到處說：“我過去看不起工農兵，總認為他們是大老粗，沒文化。通過那次審查，讓我改變了看法，關鍵的時候還是他們勇于堅持正義呀！”　　

還有個政治部的副主任錢X，戰爭時期因受傷摘除了一個腎，平時總說身體不好，出門就要專車（他們這級當時就有公用專車）。有一天他隨造反派去有關單位串聯，一天步行了七、八十里路。讓我們許多同志都大吃一驚，簡直和他一往的表現完全變了一個人。　　

還有位副校長王X，一貫為人處事謙和，群眾關系非常好，大家都說他平易近人，文革運動中始終和群眾站一起，群眾對他沒有怨氣，所以也沒人給他提意見，更沒人整他。　　

“九一三后”，這些被審查的人都解放了出來，有的正常分配了工作了，謝政委提為蘭州空軍的副政委，離休后他還在寫書，現在九十多歲了，仍然頭腦清析。　　

文革前，我部下有兩個室的領導，工作積極肯干，年年被評為“五好”。可文革時這兩個人六親不認似的“跳得很高”聯合起來把我的科長權給奪了，大部群眾都反對他倆的作法，三天后他倆又主動把權交給了我。我的態度是，群眾運動隨著群眾走，支持群眾。要我的權就拿走，送回一我就接。　　

還有我管理的職工中還有兩個人，一個人，群眾揭發說他舊社會當過偽軍（我當科長的從未聽說過）。另一個人群眾揭發曾經殺過人，有人命案子，后來都一一調查清楚，并做了相應的處理。　　

所以我說，文化大革命也是一個大舞臺，每一個跳上舞臺的人，都如戲曲演員“生、旦、凈、末、丑”一樣，在這個政治大舞臺上進行著充分地表演，讓觀眾們充分了解和認識了他們的演技。從中也教育了不少人，改造了不少人。搞清了不少人的問題。　　

我們這樣個師級單位是這樣，我想別的單位也基本如此。全國自上而下都在運動，有些地方搞得好一點，也會有些地方搞得過火點，但基本情況也許都差不多吧。　　

這樣大的運動也是很難掌握的。中共中央1966年5月16日《通知》中是這樣說的：‘毛澤東承認搞政治思想戰線的階級斗爭，困難在于敵我難辨，他在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上說：“過去我們搞南征北戰、解放戰爭，那種戰爭好打，容易打。那種戰爭，敵人清楚……這回這個文化大革命啦，比那個戰爭困難得多。”“問題就是把思想錯誤的，同敵我矛盾的，混合在一起，一時搞不清楚。”(轉引自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下，第1531頁。)’　　

文化大革命既亂敵人，又鍛煉群眾，又能真正認識人，有什么不好。奇怪的是，中央哪么多人參加定的決議，實施起來發現問題了，把錯誤都推到一個人身上，這是為什么？現在如果出現這樣的事，是不是也應該這樣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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