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羅齊曾說：“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在某種程度上，有時文學史的書寫成了在當代思想觀念下的文學寫作。一部文學史不單純是作家和作品評論，肯定是體現了某種思想的文學史觀指導下的文學發展的邏輯安排。不管文學觀念如何影響文學史的寫作，也不管文學史是挖掘出張愛玲、沈從文，還是遮蔽了趙樹理、周立波，一個基本的學術共識是文學史首先應該是一個歷史，其次才是文學的歷史。換句話說，文學史的寫作首先要建立在歷史的真實基礎上，如果否定了歷史的真實和基本事實，那就不叫“文學史”了，只能叫“文學”。但是，有些文學史的某些論斷“似乎”是用概念去過度闡釋文本，從而得出了超越作家和文本本義的結論。

（一）　　

1959年《文藝報》第7期發表了武養的評論文章《一篇歪曲現實的小說——<“鍛煉鍛煉”>讀后感》，批評趙樹理“歪曲社會主義農村的現實，誣蔑農村婦女和社干部”。接著，《文藝報》以“如何反映人民內部矛盾”為題組織了對《“鍛煉鍛煉”》的專題討論。[1]《文藝報》編輯部發表了11篇討論文章，其中2篇直接反駁武養的批評“脫離了作品的具體內容”，并以王西彥的《<“鍛煉鍛煉”>和反映人民內部矛盾》支持了趙樹理，肯定這篇小說“按照生活實際去刻畫有個性的活人”。 接著，趙樹理在中國作協“反右傾”整風運動中受到了批判。1962年，中國作協在大連召開的“農村題材短篇小說創作座談會”。茅盾、邵荃麟在會上說，前一段時間對趙樹理的創作“評價低了，這次要給以翻案”，稱之為“現實主義的深化”、寫農村生活的“鐵筆圣手”。文革前夕，又推翻了大連會議對趙樹理的評價，批判趙樹理《“鍛煉鍛煉”》是“歪曲和誣蔑農村干部和群眾的大毒草”。　　

1978年文革結束，撥亂反正，文學史上的“新時期”開始了。對于趙樹理及其短篇小說的評價有了新的改變。1980年，周揚為《趙樹理文集》做序言時說，以前的評論文章寫得不深刻、不充分，現在看來“趙樹理在作品中描繪了農村基層但組織的嚴重不純，描繪了有些基層干部是混入黨內的壞分子，是化裝的地主惡霸”；而這一點是趙樹理深入生活的發現。作家康濯側重從趙樹理與農民的血肉至親關系出發，指出他的小說“一貫敢于和善于大膽、尖銳揭露和批評我們隊伍中的陰暗面和落后”，1958年“不合時宜”的《“鍛煉鍛煉”》這樣“光輝”的作品。當時，除了從“暴露文學”角度重新評價趙樹理，還有一種思路認為他的作品貫穿始終的一條紅線就是“反封建”。現在看來，反封建主題的挖掘無疑與當時主流意識形態對文化大革命是封建主義復辟的基本定論有關。黃修己認為，“《“鍛煉鍛煉”》在描寫個人與集體的矛盾同時，再次描繪了舊的婚姻、家庭對造成婦女思想愚昧落后的重要影響，這些內容說明趙樹理觀察到了社會主義時期反封建仍然是關系到農村社會進步的重大問題，一項必須認真對待的任務。”楊志杰、彭運清進一步指出，《“鍛煉鍛煉”》寫出了“小腿疼”、“吃不飽”頭腦中的封建思想殘余和王聚海身上的家長制作風是社會主義發展的阻力。趙樹理的創作不是“歪曲了我國社會主要農村的現實”，而是“為我們提供了社會主義文學肅清封建殘余的成功經驗。”與此同時，劉再復認為，趙樹理的創作并沒有越出當時的主流政治，輕輕放過了封建主義這個最危險的敵人，也沒有如實發現我們社會制度的嚴重不足，這一點與1957年的“右派”作家比，“趙樹理又稍遜一籌了。”由于趙樹理沒有達到“我們1980年對社會主義社會的認識水平”，因而《“鍛煉鍛煉”》不過是趙樹理憑借其敏銳的生活嗅覺“批判了小生產自私自利的落后消極的積習”而已。在八十年代后期，隨著文學性、藝術自律思潮對文學的政治性、社會性的排斥，趙樹理小說的評價再度陷入“低評”。一些學者認為，趙樹理小說過多地適應當時的政治形勢和任務，因此人物形象單薄、缺乏現代藝術手法，尤其中后期小說屬于就事論事要達到某種宣傳效果的“小兒科”。　　

1990年代，中國社會再次發生了巨大的結構性轉型，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成為建設現代性國家的必經之路。現代性的要求在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鋪開。當代多元文化格局中的重要一極就是新啟蒙主義，隨著新啟蒙文學觀念對文學史的解讀，對趙樹理的重評出現了新的“氣象”和新的論爭。新時期以來，批評界對趙樹理《“鍛煉鍛煉”》的“肯定”評價進入了文學史。陳思和認為，在五六十年代，主流意識形態與民間文化形態發生激烈沖突或者后者被否定的時，民間立場才會曲折地表達歷史的真實。因此，他說：“我覺得趙樹理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上的地位無法抹殺，因為唯有他，才典型地表達了那一時期新文化傳統以外的民間文化傳統與政治意識形態的齟齬。”[2] 不過，有一些學者對此持不同看法，認為應該把趙樹理的創作放在現代性的視域下重新認識其歷史地位與意義。曠新年認為，“不論趙樹理是怎樣一個鄉土作家，不論他怎樣站在鄉土民間和農民立場上；然而他的內心仍然經歷了現代的洗禮和革命的風暴。……是經歷了現代洗禮的新知識分子。”[3]　　

對趙樹理的不斷重評，說明趙樹理已經超越了單純的文學評論，而變成了一個當代的政治、文化和思想糾葛的話語空間。這正印證了克羅齊的話：“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盡管我們承認這種新歷史主義的建構可能性，但是歷史畢竟是已經發生過的事情。如果說歷史是一堵銹跡斑斑的殘垣斷壁，那么考古家或歷史家在某種程度上希望去還原一段完整的墻壁，而思想家可能更多地給它涂上更加色彩斑斕的染料。那么，這樣情況下，文學、文學史的真實性與歷史的真實性關系如何，以及在其中我們如何理解和闡釋，恐怕一個途徑還是要尊重歷史基本事實和堅持不同聲音之間的對話吧。　　

（二）　　

陳思和的《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是八十年代以來“重寫文學史”的重要成果，也是用民間立場和民間文化形態貫穿文學史發展的典型著作。這部教材把民間文化形態看做文學史發展的主要脈絡，當代作家和作品都在這條或顯或隱的標準下找到自己的位置。陳思和認為，本世紀中下葉以來民間文藝不是“民間文化”本身，而是國家意識形態倚重民間文化來溝通信息的工具，這就引出了一組矛盾：“政治意識形態對民間文化滲透和改造以及引起的一系列沖突”。沖突的第一階段是延安時代對舊秧歌劇和舊戲曲的改造。政治意識形態讓民間文化承擔政治宣傳使命，不允許民間自在的文化形態放任。第二階段是“趙樹理道路”，從趙樹理直到文革。“五六十年代的文學創作強烈地體現著國家意志和時代共名合流的意識形態，民間文化形態并不是作為這些意識形態的對立面，而只是作為一種藝術補充出現，只有當兩者發生激烈沖突、民間的立場遭到全面否定的時候，它才會被迫以破碎的或隱形的方式曲曲折折地表達自己的聲音。在這個意義上，趙樹理的創作在當代文學史上有著重要的地位。”[4] 因此，“我覺得趙樹理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上的地位無法抹殺，因為唯有他，才典型地表達了那一時期新文化傳統以外的民間文化傳統與政治意識形態的齟齬。”[5]　　

如果說趙樹理的文學史意義在于體現了民間文化傳統與政治意識形態的“齟齬”，那么，陳思和認為，趙樹理在1958年一片頌揚大躍進聲中的《“鍛煉鍛煉”》則頑強而曲折地表達了民間的立場。陳思和說：“……結果用極其曲折的筆調寫出了欲哭無淚的《鍛煉鍛煉》。這是一篇趙樹理晚年絕唱。他正話反說，反話正說，明眼人都能看出，他揭露的仍然是農村基層干部中的‘壞人’。那些為了強化集體勞動和割資本主義尾巴的基層干部，不但作風粗暴專橫，無視法律和人權，而且為了整人不惜誘民入罪，把普通的農村婦女當作勞改犯來對待。像‘小腿疼’和‘吃不飽’，這些可憐的農村婦女形象，即使用丑化的白粉涂在她們臉上，仍然擋不住讀者對她們真正遭遇的同情。這篇小說從表面文本上看，等于是把西門慶寫成了英雄，把武大寫成了自私者，但從文本潛在的話語里，真實地流露了民間藝人趙樹理悲憤的心理。”[6] 陳思和在《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中詳細分析了《“鍛煉鍛煉”》文本之后，得出結論：“這篇作品即使在今天讀來，仍然真實得讓人讀了感到心酸，‘天聾地啞’也就落到了實處。……干部就是這樣橫行霸道地欺侮農民，農民就是這樣消極怠工和自私自利，農業社‘大躍進’并沒有提高農民的勞動積極性，只能用強制性的手段對付農民……藝術的真實，就這樣給后人留下了歷史的真實性。”[7]　　

     為了追問歷史真實與文學的藝術真實、文學史的“藝術真實”之間的關系，我們也像陳思和教授那樣對《“鍛煉鍛煉”》做了文本細讀。在討論中，問題逐漸集中在幾個方面：第一，“小腿疼”、“吃不飽”是什么樣的農民？她們到底代表不代表廣大農村的農民？第二，楊小四、王聚海是什么樣的干部？他們是不是橫行霸道地欺侮農民的“西門慶”？第三，作家在《“鍛煉鍛煉”》到底反映了農業合作化運動中的什么主題？是不是寫“混入黨內的壞分子”的基層干部不公平地整治社員的問題？第四，創作于　1958年7月14日　的《“鍛煉鍛煉”》，它的內容寫的是1957年秋的農業合作社的生活與生產狀況，怎么樣把趙樹理的“1960年情況是天聾地啞”“落到了實處”？第五，趙樹理為何寫作《“鍛煉鍛煉”》？換句話說，趙樹理是不是一位繞過新文藝傳統的代表民間立場的民間藝人？即他的寫作立場和身份認同問題。　　

一、“小腿疼”、“吃不飽”是什么樣的農民？——啟蒙農民主題的再續　　

   “小腿疼”與“吃不飽”兩個形象是農村落后農民的形象。“小腿疼”對他兒媳婦的態度很明顯的就是一個封建婆婆的做派：“她一定要讓兒媳婦照住她當日伺候婆婆那個樣子伺候她——給她打洗臉水、送尿盆、掃地、抹灰塵、做飯、端飯······”。“吃不飽”她一心想要找個干部丈夫，迫于無奈才嫁給了現在的“過渡時期”的丈夫，“等什么時候找下了最理想的人在和他離婚”。“在結婚以后，李寶珠有一個時期還在給她寫大字報這位副主任楊小四身上打過主意”，后來打消了念頭。這也是一種封建思想的體現，認為女人嫁給一個當官的才是自身價值的最好的體現。她們兩個身上好吃懶做、貪圖小便宜、投機取巧、自私自利的性格是農民所固有的頑疾的體現。“小腿疼”說“拾東西全憑偷，光憑拾能有多大出息”。“吃不飽”從來不拿自己的丈夫當做“自己人”，自己掌握著經濟權，吃面條、火燒干餅，而張信只能吃糊糊粥。這樣兩個落后的人物，無論什么時候什么地點都是應該收批判和改造的對象，何況是在新中國？　　

“小腿疼”和“吃不飽”是農民中落后的、自私自利的形象，是農村中真實存在的投機取巧的分子。她們只是農民中落后的分子，并不代表更普遍存在的積極的農民的要求與利益。趙樹理是站在“群眾的、人民的政治立場”上對“小腿疼”和“吃不飽”進行了農民式的嘲笑和批評，其意在促進農村中具有封建思想、自私自利的落后農民的社會改造。“小腿疼”和“吃不飽”形象的定位是明確的，她們是中國農村當時存在的落后典型，她們驕橫霸道，好逸惡勞，是亟待整治的對象，在小說中扮演了可惡可笑的“二諸葛”“三仙姑”式的角色。　　

對于“小腿疼”、“吃不飽”形象的定位在評論史上也有一定爭議。1959年，武養的《一篇歪曲現實的小說——<“鍛煉鍛煉”>讀后感》，批評趙樹理“歪曲社會主義農村的現實，誣蔑農村婦女和社干部”。1964年，方欲曉在《趙樹理的小說》中認為，“小腿疼”、“吃不飽”就是入了社的“常有理”、“惹不起”，反映了新時期的農村階級斗爭，在農業合作化道路上要走回頭路，企圖占集體生產的便宜，剝削集體勞動。1980年，李國濤在《且說“山藥蛋派”》中指出：“《‘鍛煉鍛煉’》對農民身上的自私心理和落后方面做了批評”。同期，劉再復認為：“作者在《‘鍛煉鍛煉’》中批判了下生產自私自利的落后消極的積習……。”黃修己認為，趙樹理的創作主要意義在于寫出了反封建的長期性和艱巨性，他建國后小說的內容“說明趙樹理觀察到了社會主義時期反封建仍然是關系到農村社會進步的重大問題，一項必須認真對待的任務。后來的《‘鍛煉鍛煉’》在描寫個人與集體的矛盾時，再次描繪了舊的婚姻家庭對造成婦女思想愚昧落后的重要影響。”不過，到了2000年代，　陳思和　教授有了與以前批評家完全不同的看法，并為小腿疼和吃不飽徹底“翻案”。他承認“小腿疼”和“吃不飽”是“落后的農業社員”，消極怠工和自私自利，不過“這兩個外號似乎暗示了農民生產積極性低下和生活待遇的低下”。換言之，她們的形象不單純是她們表現出來的個性特征，更重要地她們代表了當時農村的一般的“可憐的、普通的農村婦女”。那些基層干部不該為了整人“誘民入罪”，還應該為她們的“真正遭遇”拋一把同情的心酸淚。　　

不過，在我看來，小腿疼的人物形象的三個特點決定了她代表不了勤勞、善良、樸實的農村勞動婦女：第一，家庭生活。不讓兒媳婦去勞動，要兒媳婦像她伺候婆婆那樣伺候她，端屎端尿，做飯端飯。就是楊小四大字報上說的：“有說小腿疼，床也下不了，要留兒媳婦，給她送屎尿”。這實際上是從解放前遺留下來的封建惡婆婆形象和封建宗族思想。對于這種自己能生活自理還要兒媳婦像奴隸一樣伺候的婆婆，不僅在趙樹理那個時代是一種落后的封建思想，就是在現在的農村依然是被群眾看不起的壞做派。第二，生產勞動。在農村集體勞動中，巧算工分，只挑揀爭工分多的農活干，爭夠了工分也不管這個農活是不是緊急重要。比如，麥子沒有割完的時候去拾麥子，說法是“拾東西全憑偷”。棉桃盛開每天摘的能超過定額一倍的時候，她也能出動好幾天。入社以后是活兒能大量超過定額時候不疼，超不過定額或者超過的少了就又疼。第三，為人處事。“誰給提意見，馬上跟誰鬧，沒理占三分，吵得天塌了。”小腿疼和吃不飽不是農村中可憐的任意受人欺辱的軟弱人物，也不是一般的普通勞動婦女。普通的勞動婦女不會看到帖自己的大字報就“聽說有人敢罵她好像還是第一次”，不會闖村干部“碰頭會”“一進門一句話也沒有說，就伸開兩條胳膊去撲楊小四，楊小四從座上跳起來閃過一邊。”，不會破口大罵“誰給我出大字報叫他死絕了根！叫狼吃得他不剩個血盤兒，叫……”，不會逼問村主任“什么解釋解釋！一定得說個過來過去！事情是你承擔著的！”，不會晚上開社員大會的時候直奔主席臺，說“先得把小四罵我的事說清楚，要不今天晚上的會開不好！”。為什么這樣一個“普通”的、“可憐”的勞動婦女面對“粗暴專橫、無視法律和人權的西門慶”會這樣的“猖狂”呢？“吃不飽”給我們大家交了個底：“她只是有時候想借重一下小腿疼的硬牌子。小腿疼比她年紀大、闖蕩得早，又是正主任王聚海、支書王鎮海、第一隊隊長王盈海的本家嫂子，有理沒理常常敢去社房去鬧，所以比吃不飽的牌子硬。”原來小腿疼的牌子硬是有“官家”撐腰啊！這樣一個耍滑使潑、不事生產、投機取巧的農村二流子形象怎么能代表廣大的“可憐”的普通勞動婦女呢？對此，張志忠說：“像‘吃不飽’和‘小腿疼’這樣的刁鉆刻薄、自私自利而又不容他人置喙的人物，恐怕到什么時候都無法為其言行進行辯護吧。”　　

對于創作“小腿疼”“吃不飽”這樣的人物形象以及由此引發的論爭、“上綱上線”式的評論，趙樹理自己兩次做了說明：“關于《‘鍛煉鍛煉’》的爭論，基本觀點是兩種，一種是實事求是，一種是用概念。從概念出發，他就會提出‘這像社會主義的新農村嗎？’這樣的問題。其實這不是像不像的問題。你跑去看一看吧，你跟我到一個大隊去住幾個月吧，你就不會這樣提問題了。……因為從概念出發和從事實出發，結論不常是一樣的。一九五五年以前，農村一半還是單干戶，合作化到今天，才五年多時間，怎么會沒有‘小腿疼’、‘吃不飽’呢？所以，這種爭論首先得有根據，沒有根據就是瞎說。”[8]“我是在生活中有了體會才寫，我看小腿疼、吃不飽這種人就存在的。……，農村反封建是個長期的任務，不要以為進入社會主義了，就小看這個問題。例如一些老頭，就認為我的家就是這么個家，我對媳婦就是這樣的要求。……老人思想也分封建時代的和資本主義時代的兩種。”[9] 也就是說，趙樹理認為，小腿疼和吃不飽的確是真實存在的落后于社會主義農業建設的的農民，即使在努力拔高社會主義新農民的積極性的評論家面前和氣勢洶洶的紅衛兵面前也是如此。那么，他寫這兩個落后農民形象的目的是什么呢？第一，反封建主義，反對進入社會主義之后還存在于農村農民身上的封建殘余思想和封建積習。第二，站在合作社立場上，批評小腿疼、吃不飽身上殘存的資本主義式的自私自利、好逸惡勞。從文本的字里行間和趙樹理的自白，可以看出他認為小腿疼和吃不飽是好逸惡勞、自私自利、橫行霸道的，但是這不是什么階級斗爭，也不是什么大惡，對于這樣的人物“狠狠地整治他們一頓，犯不著”；但這并不是要對之聽之任之，而是要對她們的封建主義殘余思想、自私自利做思想教育工作，給他們來個“思想展覽會”以促進他們的思想改造，變成一個自食其力的愛好勞動的社會主義新農民。　　

對于“小腿疼”和“吃不飽”等落后農民的思想改造，是趙樹理文學中一貫反封建、啟蒙農民主題的再續，同時也是1940年代延安文藝以來的新中國文學的改造舊人、塑造新社會的新勞動者主題的延伸。趙樹理出生于貧困而迷信的農民家庭，自己也曾加入太陽教，對封建迷信的一套深信不疑。1925年，他考入長治山西省立第四師范學校，認識了共產黨員王春，在他的指導下大量閱讀了魯迅、郭沫若、易卜生等中外文學著作，成為新文藝的愛好者。與此同時，他開始學習馬克思主義，逐漸拋棄了封建迷信的思想，致力于反封建、反迷信。1927年趙樹理在常文郁、王春介紹下加入中國共產黨，積極參加反帝反封活動，并參與領導了四師的“驅姚”學生運動。1930年，趙樹理把自己的名字從“樹禮”改成了“樹理”，意思是要“破封建社會的‘禮’，立馬克思主義的‘理’”。趙樹理把在四師獲得的新知識、新文化要迫不及待地傳播給農民，但是始料不及的是農村里像他父親那樣的農村知識分子和農民根本就不感興趣，因此趙樹理才立志要通過文藝通俗化運動來逐漸地占領那些農村封建文化的陣地。他認為，通俗化是新啟蒙運動的一個組成部分，“新啟蒙運動，一方面應該首先從事拆除文學對大眾的障礙；另一方面是改造群眾的舊的意識，使他們能夠接受新的世界觀。”[10]1941年，黎城反動會道門離卦道攻打抗日縣政府之后，趙樹理寫了反封建、反迷信的上黨梆子劇《萬象樓》，受到了群眾的歡迎，起了廣泛的教育作用。其后，《小二黑結婚》反對封建迷信、反對包辦婚姻，提倡婚姻自由。《孟祥英翻身》并沒有寫孟祥英如何帶領群眾開荒生產，而是寫了孟祥英如何由一個“哭不得”、“活不了”的被壓榨的封建童養媳翻身成為新社會的勞動英雄的過程。這一批判封建惡婆婆、農村封建習慣勢力和婚姻觀念的主題在《登記》、《傳家寶》中得以延續和發展。建國后，趙樹理認為，“在今天這個制度下的人們，盡管有些人還受著舊制度遺留下來的不良影響，但在這過渡時期的繼續改造中會把它們逐漸改掉，而社會主義制度則是肯定了的，……。在社會主義改造中，舊思想要算很難改造的一種對象。”[11] 因此，在《“鍛煉鍛煉”》中寫了“小腿疼”“吃不飽”作為封建惡婆婆和受封建婚姻觀影響的婦女進行了諷刺和批評，并通過楊小四安排的“斗爭會”讓她們的封建習慣和封建思想在群眾中暴露，促使其改正。　　

趙樹理在文本中除了針對小腿疼和吃不飽的封建家庭觀和封建習俗進行批評之外，他批評的另一個重要的方面是投機取巧、不勞而獲、好逸惡勞的“懶漢”思想和行為。在資本主義社會，勞動者從事自身不占有生產資料的雇傭勞動，受到了資本家的階級剝削和個體剝削。勞動者幾乎在赤貧的狀態下被迫加入到勞動秩序之中，他們不是勞動過程的主體。勞動不再是一種體現人的創造性的本質力量的實踐，而成了被迫獲取生活資料以維系自身存在的異化活動。但是，在社會主義社會，勞動者成了勞動的主體，勞動不再是為自己的生活資料，更重要地是為了比自己更大的集體和國家，也就是勞動變成了實現人生價值的實踐活動。因而，勞動者變成了社會的主人翁，“人人愛勞動、能勞動、會勞動”成就了一種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勞動倫理學。與之相對，“不勞而獲”在新的社會倫理中是一種剝削者的罪惡，而“好逸惡勞”就是一種剝削制度影響下的錯誤思想，這兩種思想和行為無一不是與社會主義的“勞動最光榮” 的社會倫理尖銳對立。因此，提倡勞動光榮、不勞動可恥，就成為新民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中的重要的意識形態政策和社會倫理。社會主義現代性實踐的途徑之一就是全面地、徹底地改造人，“由改造人而改造社會，由重新塑造人生而重新塑造理想社會”。改造人而再造理想社會的活動在農村就表現為“如何將自由自在、懶惰散漫的農民改造和重新塑造為積極生產的勞動力。”[12] 在這一過程中，改造農村的“二流子”就成為塑造新農民運動中的重要一環。　　

1943年，為了開墾荒地、增加糧食、生產自救，延安發起了聲勢浩大的軍民大生產運動，這勢必要增加勞動力。這樣農村那些不務正業、不事生產、裝神弄鬼、為非作歹的“二流子”就不能再游離于生產之外，需要把他們改造成自食其力的勞動者。改造二流子運動的基本過程，是議定二流子，開群眾大會發言揭發、二流子表態宣誓改過自新、尋出保人制訂生產計劃；對于宣誓改過的二流子，有政府安排分配或租借種子、土地和農具，幫助監督農業勞動；而對于一般宣傳教育改正不了的頑固二流子，則采取大會訓斥、當眾恥辱和強制改造。　1943年4月16日　，陜甘寧邊區甘泉縣六里廟鄉“改造二流子大會”中對道佐鋪街女二流子馮老婆的改造就是一個典型的事例。現在看來，這一運動達到了三重目的：第一，為農村生產提供了勞動力，推進大生產運動的勝利；第二，還提供了通過農業生產來改造人、塑造人的經驗。1943年，《解放日報》說：“舊社會遺留給我們的渣滓——二流子，大部分都改換了原來的面貌，變成了健康勤勞的農民。”第三，樹立了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勞動倫理規范。1944年，中外記者采訪團在延安發現：“那里沒有頹唐的現象，人們相互督促地生活，所以大都是被稱為‘突擊隊員’‘勞動英雄’的青年，和這些名詞對峙的是二流子，這批人則到處遭到白眼，受人鄙視。”1949年之后，農業合作化運動的開啟，“勞動光榮、不勞動可恥”的社會主義勞動倫理學在社會主義改造過程得到了進一步強化和發展。　　

對于出生于貧困農民家庭的趙樹理，對于農業勞動有一種天然的熱愛。他在農村生產中是一把好手，各種農活樣樣精通。他的“體驗生活”就是作為一個農民與農民“共事”，同吃、同住、同勞動。作為一名忠誠的共產黨員，他自覺地接受了社會主義的勞動倫理。他認為“只有勞動才能創造價值”，甚至認為農民的勞動具有最高的社會價值：“不論一般知識分子，不論專門人才，都是由勞動人民花錢培養的——現在的青年知識分子，更是由國家直接從勞動人民手里拿過錢來培養成的。”對于通過農業勞動改造人的思想的社會主義模式，他認為是天經地義的，“人民花錢培養人材，為的是叫給自己辦事，因此在沒有托付你辦事之前，就須先考查一下你是否和他們自己一條心。……想要考查你的心，最簡便而可靠的辦法就是請你到他們的隊伍中過過日子，看你和他們是否一家人……。我所理解的‘知識分子要經過勞動鍛煉”的基本道理就這樣簡單。”[13]與此相反，對于不熱愛農業勞動的思想和行為，趙樹理是不能容忍的。1957年9月，他給自己的女兒趙廣建寫了一封信《愿你決心做一個勞動者》。他要求高中畢業的女兒作為一名農民回到合作社參加勞動，但是女兒根本不愿意考慮，因此他寫信說：“認為參加生產和服務業的人是干粗活的，俗人。這種與社會主義極不相容的舊觀點，偷偷地流傳到很多學生和干部子弟的頭腦中，而你不幸也是接受了這份壞遺產的一個人。”克服這種舊有的勞動觀的方法，趙樹理建議“最好是參加農業社直接生產，……參加進去就是鍛煉的開始。”[14] 由此可知，對于那些不參加勞動或者好逸惡勞的人，不論是知識分子還是農村二流子式的人物，不論是自己的親生女兒，還是小腿疼、吃不飽，趙樹理的回答是“直接參加生產勞動，鍛煉鍛煉！”正是在這一點上，趙樹理強調他的問題小說是為了政治上起作用。“比如山西，每村總有那么幾個落后的人，但比較消沉。這些人也沒有什么威信，農民也不聽他們。”[15] “農村大隊是把‘吃不飽’‘小腿疼’當做諷刺教育的對象，說自己隊里哪些人是‘小腿疼’等等，說明這樣寫還是有作用的。”1958年劉少奇視察江蘇時和平公社說：“全體人民都養成了這樣的勞動習慣和勞動態度，個別懶人就會完全孤立，會被大家看成是很沒有道德的人，大家都瞧不起他，他也就勢必會改造過來，參加集體勞動。”[16] “對于那些游手好閑、不務勞動的人，群眾也主張給予必要的約束”。因此，1958年創作的《“鍛煉鍛煉”》正是體現了社會主義勞動倫理的改造農村二流子運動在新歷史條件下的再發展。　　

二、王聚海、楊小四是什么樣的干部？——真實的基層干部　　

誰需要“鍛煉鍛煉”？王聚海、楊小四是什么樣的干部？是金旺兄弟、閻恒元那樣“混入基層政權中的流氓惡霸”還是在基層執行黨的農村政策、領導農民走集體化道路的基層干部？這些問題在討論中引起了同學們的興趣。　　

（一）西門慶新論？　　

　陳思和　教授認為，楊小四是“混入基層政權中的壞分子”。他與金旺兄弟一樣是農村的西門慶式的地主惡霸。得出這樣結論的依據之一：“小腿疼大鬧社辦公室，但終于被干部利用法律和政權的力量所治服。”“‘大字報’‘大辯論’在整風時期是群眾發揚民主的武器，利用它們向領導提意見，但在‘反右運動’以后則變成了領導干部整治群眾的工具，而且干部嘴里口口聲聲掛著‘法院’、‘鄉政府’，他們對群眾的蠻橫態度就是仗了國家機器的后臺。辯論中干部句句逼人，不斷上綱上線，甚至把‘毛主席’的大帽子也拿出來，逼得農民無話好說。農村干部……只會用‘罰款’、‘坐牢’和‘送鄉政府’來欺侮人。”[17]簡言之，　陳思和　教授的結論是村干部（還不止是楊小四一個人，而是村干部）利用國家和政權力量蠻橫地威逼和欺侮農民（不再是小腿疼，而是普通農民）。那么，我們重新回到文本來讀讀這段“小腿疼大鬧社辦公會”的離奇文字，正如趙樹理所說，農村很復雜，不要聽人家說什么就是什么，應該好好看看，理一理才能明白這事情到底誰對誰錯。　　

“這時候，主任王聚海、副主任楊小四、支書王鎮海三個人都正端著碗開碰頭會，研究整風與當前生產怎樣配合的問題，小腿疼一跑進去就把個小會給他們攪亂了。在門外看大字報的人們，見小腿疼的來頭有點不平常，也有些人跟進去看。小腿疼一進門一句話也沒有說，就伸開兩條胳膊去撲楊小四，楊小四從座上跳起來閃過一邊，主任王聚海趁勢把小腿疼攔住。楊小四料定是大字報引起來的事，就向小腿疼說：“你是不是想打架？政府有規定，不準打架。打架是犯法的。不怕罰款、不怕坐牢你就打吧！只要你敢打一下，我就把你請得到法院！”又向王聚海說：“不要攔她！放開叫她打吧！”小腿疼一聽說要出罰款要坐牢，手就軟下來，不過嘴還不軟。她說：“我不是要打你！我是要問問你政府規定過叫你罵人沒有？”“我什么時候罵過你？”“白紙黑字貼在墻上你還昧得了？”王聚海說：“這老嫂！人家提你的名來沒有？”小腿疼馬上頂回來說：“只要不提名就該罵是不是？要可以罵我可就天天罵哩！”楊小四說：“問題不在提名不提名，要說清楚的是罵你來沒有！我寫的有哪一句不實，就算我是罵你！你舉出來！我寫的是有個缺點，那就是不該沒有提你們的名字。我本來提著的，主任建議叫我去了。你要嫌我寫的不全，我給你把名字加上好了！”“你還嫌罵得不痛快呀？加吧！你又是副主任，你又會寫，還有我這不識字的老百姓活的哩？”支書王鎮海站起來說：“老嫂你是說理不說理？要說理，等到辯論會上找個人把大字報一句一句念給你聽，你認為哪里寫得不對許你駁他！不能這樣滿腦一把抓來派人家的不是！誰不叫你活了？”“你們都是官官相衛，我跟你們說什么哩”我要罵！誰給我出大字報叫他死絕了根！叫狼吃得他不剩個血盤兒，叫……”支書認真地說：“大字報是毛主席叫貼的！你實在要不說理要這樣發瘋，這么大個社也不是沒有辦法治你！”回頭向大家說：“來兩個人把她送鄉政府！”看的人們早有幾個人忍不住了，聽支書一說，馬上跳出五六個人來把她圍上，其中有兩個人拉住她兩條胳膊就要走。這時候，主任王聚海卻攔住說：“等一等！這么一點事哪里值得去麻煩鄉政府一趟？”大家早就想讓小腿疼去受點教訓，見王聚海一攔，都覺得泄氣，不過他是主任，也只好聽他的。小腿疼見真要送她走，已經有點膽怯，后來經主任這么一攔就放了心。她定了定神，看到局勢穩定了，就強鼓著氣說了幾句似乎是光榮退兵的話：“不要攔他們！讓他們送吧！看鄉政府能不能拔了我的舌頭！”王聚海認為已經到了收場的時候，就拉長了調子向小腿疼說：“老嫂！你且回去吧！沒有到不了底的事！我們現在要布置明天的生產工作，等過兩天再給你們解釋解釋！”“什么解釋解釋？一定得說個過來過去！”“好好好！就說個過來過去！”楊小四說：“主任你的話是怎么說著的？人家鬧到咱的會場來了，還要給人家陪情是不是？”小腿疼怕楊小四和支書王鎮海再把王聚海說倒了弄得自己不得退場，就趕緊搶了個空子和王聚海說：“我可走了！事情是你承擔著的！可不許平白白地拉倒啊！”說完了抽身就走，跑出門去才想起來沒有裝腿疼。[18]　　

之所以把《“鍛煉鍛煉“》中這么長一段引用過來，我怕犯“掐頭去尾、斷章取義”的毛病。在“小腿疼鬧社房”一事中細分為四件事：打架、罵人、貼大字報、送鄉政府。小腿疼因為聽吃不飽說有人敢貼大字報罵她，她也沒有去看楊小四的大字報內容，就“挺挺挺挺跑到社房去找楊小四。這正是吃不飽靠著她的原因：“仗著年紀大、闖蕩早，又三個本家兄弟都是村干部，有理沒理常常敢到社房去鬧。”小腿疼到社房之后，并不是為了大字報罵她的事情找楊小四論理，而是“小腿疼一進門一句話也沒有說，就伸開兩條胳膊去撲楊小四，楊小四從座上跳起來閃過一邊”也就是說小腿疼是去打楊小四的，不是說理。從趙樹理的描寫看，要不是楊小四從座上跳起來閃過一邊，就被小腿疼打著了。當然，一個五十歲的老太太能打多狠，那另當別論。不過，作為社里干部的臉面在農村就蕩然無存了，恐怕他作為干部基層工作也就難做了。如果楊小四不閃到一邊，跟小腿疼扭打的話，恐怕“農村基層干部無故毆打五十歲　農村老　太太”就成了當代網絡的頭條新聞了。楊小四閃開之后，小腿疼并沒有罷休，而是被社主任王聚海、小腿疼的本家兄弟“趁勢把小腿疼攔住”。在小腿疼突然闖進了社房，找楊小四打架、楊小四客觀和主觀上有不能還手的情況下，（客觀上小腿疼是在場的支書王鎮海、主任王聚海的本家嫂子，在農村怎么樣都不會讓一個年青的外人打自己的嫂子，主觀上楊小四是為了思想教育和說服小腿疼，與小腿疼沒有私人恩怨，不需要打擊報復她。）楊小四只能機智地保護自己說：“你是不是想打架？政府有規定，不準打架。打架是犯法的。不怕罰款、不怕坐牢你就打吧！只要你敢打一下，我就把你請得到法院！”這里有幾層意思：第一，打架不對。小腿疼她不開會，不知道現在的法律，因此要說明“政府有規定，不準打架。打架是犯法的。”第二，打架后果。如果王聚海攔不住你，還要打我的話，那好告訴你結果是“罰款、坐牢”。第三，再打法院處理。保護自己，要是再打的話，楊小四就會運用法律的手段把小腿疼告到法院。在這里，恐怕　陳思和　教授有點誤讀，“罰款、坐牢”也不是對小腿疼的欺侮和威脅，而是楊小四在不能打架的情況下對自己的自我保護和政策說明。“把你請到法院”不是說楊小四有直接把村民送到法院的權力，這也與法律制度實際不符合，而是說楊小四作為村民社員有權利向法院告狀，維護自己的正當權益。在這種情況下，小腿疼明白了如果打楊小四就會訴諸法律，好漢不吃眼前虧，就不打了。　　

第二件事“罵人”。小腿疼馬上質問楊小四“政府規定叫你罵人沒有？”因為她聽吃不飽說“楊小四那個小死材貼黑帖子罵咱們吶”。罵人，在農村也是一個很嚴重的事情。不管是過去農村還是現在農村，只要不是家庭里的訓斥和罵人，一旦進入村子里特別是在公共場合家庭與家庭、社員與社員之間開始罵人的話，一般情況下那就意味著兩家或者兩人徹底“撕破臉了”，就變成了嚴重不和的敵對雙方。因此，楊小四也很驚訝，說“我什么時候罵過你？”因為他的大字報里并沒有罵人的內容。王聚海不明事理說：楊小四的大字報沒有提名，因此不能說罵的就是你。小腿疼馬上頂了回去，不提名就不是罵啊，那我可以天天罵。這樣楊小四解釋說：“不在于提名不提名，關鍵在于你說我的大字報上哪個內容說的不是事實，雖然我沒有罵你，但只要有一條不是事實，那就算我罵你了。”楊小四的大字報所說的四條：不讓媳婦下地要伺候她，干便宜活，敢偷敢搶，誰提意見跟誰鬧，無一不是事實，因此，小腿疼在內容上無話可說，只能胡攪蠻纏地說“你又是副主任，你又會寫，還有我這不識字的老百姓活的哩？”。這時候，也是小腿疼本家兄弟的正支書（爭先社的最高領導）王鎮海說出來“罵人”事件的結癥所在：“老嫂你是說理不說理？要說理，等到辯論會上找個人把大字報一句一句念給你聽，你認為哪里寫得不對許你駁他！不能這樣滿腦一把抓來派人家的不是！誰不叫你活了？”他的話有說明了幾個問題：第一，在這篇小說中，被　陳思和　教授稱之為“大辯論成了干部整治群眾的工具”論斷不成成立。如果辯論會也像斗爭地主惡霸那樣的斗爭會的話，支書王鎮海就不會說在辯論會上說理，“那一句話不對你可以反駁他”。可見，辯論會上群眾和干部都可以發言，也可以相互辯論。《“鍛煉鍛煉”》中1957年秋末的爭先農業社的整風“辯論會”有其歷史上的事實。也就是，始于1957年8月8日中共中央《指示》，結束于1957年10月27日《人民日報》社論的“農村兩條道路”的大辯論。1957年8月8日，為了辨明農村走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道路問題，中共中央發出《關于向全體農村人口進行一次大規模的社會主義教育的指示》。[19]文件指出，要以合作社的優越性、糧食統購統銷、工農關系等問題在全體農村人口中舉行大辯論，提問題、擺事實、講道理，同時《指示》還提出，“這種辯論會必須吸收包括單干戶在內的全體農村居民參加，辯論時要讓要讓群眾暢所欲言，讓群眾在辯論中，在交換意見中，辨別出哪些是正確的和那些是錯誤的；除了對地、富、反、壞等反動的煽動言論予以回擊之外，對于群眾、富裕中農的誤解或錯誤意見，必須采取很好的態度加以解釋和說服。”通知發出后，農村采取“大鳴、大放、大爭”的方式掀起了億萬農民的大辯論。在這場大辯論中，湖北黃岡的劉介梅聲稱“取消統購統銷，看不到合作社的一點優越性”，后來群眾與之辯論，回憶其翻身前后的境況，悔悟自己是翻身忘了本，堅定了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決心。這是一個典型的反對合作化的例子。當然個別地方運動中難免有過火之處，不過絕大多數辯論都是“動口不動手”“不亂扣右派帽子”。[20]1957年10月-1958年1月，趙樹理到山西沁水、高平兩地參觀農業社，一度回到老家尉遲村參加這一時期的辯論會和村里的工作。可以說，他就是當時村里輔助領導辯論會的，深受農民愛戴，農民反映說“趙樹理早就是農業社的自己人”。他正是根據這一段時間的生活經歷，寫了《“鍛煉鍛煉”》。以趙樹理耿直的個性，如果尉遲村真的出現像陳思和所說的“大辯論成了干部整治群眾的工具”、“干部只會用罰款、坐牢、送鄉政府來欺侮農民”現象的話，這位自稱“通天徹地式”中央干部的趙樹理估計不會坐視不理，也不會不直接向上級領導反映的，因為他歷來對真正混入基層的壞分子警惕性非常高的。　　

第二，　陳思和　教授所說的“文革中的批斗會變成了變相的刑場，群眾都失去了人性，變成了盲從暴力的幫兇。從情節來看，是干部們誘民入罪，然后利用群眾的盲目性來整治落后的農民。”在這里，誤置了兩個概念和場景。文革中的批斗會是什么樣子暫存不論，但是1957年秋季農村整風辯論會與1966年開始的文革中的群眾批斗會不是一回事，兩者不僅在時間上相差8年，而且在性質上也完全不同，不能簡單劃上等號。由此，說《“鍛煉鍛煉”》中對小腿疼的處理，也不能簡單地得出“利用群眾的盲目性整治農民”。更何況，即使在文革中的群眾批斗會，城市與農村也有很大的不同。　　

第三件事“貼大字報”。小腿疼一看作為本家兄弟的支書王鎮海要她詳細和楊小四論論道理，因為她自己沒有理，見支書也頂她，就開始撒潑謾罵。“你們都是官官相衛，我跟你們說什么理？我要罵！誰給我出大字報叫他死絕了根！叫狼吃得他不剩個血盤兒，叫……”這時候，支書也發火了，因為小腿疼不僅要打楊小四，頂回去了主任王聚海，就是連支書要她說理的話都不聽，已經沒有辦法制止她罵街了。這時王鎮海才“認真”地說，“大字報是毛主席叫貼的！……”在后面楊小四開全村生產會上，小腿疼再度想大鬧會場，被本家兄弟、第一隊隊長王盈海攔住批評了一頓：“你的興還沒有敗透？人家什么地方屈說了你？……人家給你寫了張大字報，你就跟蝎子蟄了一下一樣，唧唧喳喳亂叫喊！叫吧！越叫越多！再要不改造，大字報會把你的大門上也貼滿了！”這一頂，小腿疼才慢慢退出場外。在這里，為什么支書王鎮海要把“毛主席”這個大帽子拿出來呢？因為王盈海雖然也是小腿疼本家兄弟，但是敢于管她，而且說話“尖刻”，怕他二分，反之王鎮海則礙于面子，一般的事不出頭管，而且為人敦厚些，這些性格特點從文末對王聚海“鍛煉鍛煉”的批評也可以看出來。如此以來，被小腿疼逼急了的王鎮海就抬出“毛主席”了。況且，王鎮海抬出“毛主席”，只是為了說明貼大字報一事是符合政策的、合情合理的，但同是也說明王鎮海不如楊小四、王盈海那樣善于言辭。大辯論中，楊小四貼小腿疼的大字報，高秀蘭還貼了主任王聚海的大字報，小說開頭寫道楊小四這張大字報一出來，大家都不看其他的大字報了，說明當時貼大字報相對是大量的、自由的、平等的、說理的。就文本內容看，并不如　陳思和　教授所說：“辯論中干部句句逼人，不斷上綱上線，甚至把‘毛主席’的大帽子也拿出來，逼得農民無話好說。”　　

第四件事“送鄉政府”。支書王鎮海說：“大字報是毛主席叫貼的！你實在要不說理要這樣發瘋，這么大個社也不是沒有辦法治你！”回頭對大家說：“來兩個人把她送鄉政府！”看的人們早就有幾個忍不住了，聽支書一說，馬上有人要把她送走。這時候，主任王聚海卻攔住說：“等一等，這么一點事情哪里值得去麻煩鄉政府一趟？”大家想讓小腿疼去受到教訓，見王聚海一攔，都覺得泄了氣，不過他是主任，也只好聽他的。這里說明，第一，支書的“送鄉政府”的話沒有執行。第二，王聚海在，群眾也沒有辦法教育小腿疼。第三，群眾對小腿疼的意見很大，可見這樣得理不讓人、無理攪三分的人在群眾中影響很壞。　　

　陳思和　教授說：“于是引起小腿疼大鬧社辦公室，但終于被干部利用法律和政權的力量所治服。”那么，在這一大鬧社房中，小腿疼到底被治服了沒有？　陳思和　教授在《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中可能礙于篇幅太長，沒有引用這一節的結局。引用如下，就可以看出小腿疼是否“被干部利用法律和政權的力量所治服”：　　

小腿疼見真要送她走，已經有點膽怯，后來經主任這么一攔就放了心。她定了定神，看到局勢穩定了，就強鼓著氣說了幾句似乎是光榮退兵的話：“不要攔他們！讓他們送吧！看鄉政府能不能拔了我的舌頭！”王聚海認為已經到了收場的時候，就拉長了調子向小腿疼說：“老嫂！你且回去吧！沒有到不了底的事！我們現在要布置明天的生產工作，等過兩天再給你們解釋解釋！”“什么解釋解釋？一定得說個過來過去！”“好好好！就說個過來過去！”楊小四說：“主任你的話是怎么說著的？人家鬧到咱的會場來了，還要給人家陪情是不是？”小腿疼怕楊小四和支書王鎮海再把王聚海說倒了弄得自己不得退場，就趕緊搶了個空子和王聚海說：“我可走了！事情是你承擔著的！可不許平白白地拉倒啊！”說完了抽身就走，跑出門去才想起來沒有裝腿疼。[21]　　

（二）“誘民入罪”否？　　

　陳思和　教授認為，楊小四是混入基層政權的西門慶，其論據之二是支書和主任因為臨時到鄉政府參觀整風辯論會，生產和整風的任務就由副主任楊小四、副支書和高秀蘭共同負責安排了。“楊小四頭一天晚上開社員大會宣布第二天集中拾自由花，等到第二天本來不愿意出工的婦女都上工了，他突然宣布改為集體摘棉花，……小腿疼她們原來以為第二天是自由拾棉花，于是就自己單獨去拾棉花，結果變成了‘偷棉花’，當做犯罪接受群眾的批斗。……從小說的情節發展來看，是干部們誘民入罪，然后利用群眾的盲目性來整治了落后的農民。可是，小腿疼等人究竟犯了什么罪？……可是，在小說里小腿疼不正是讓村干部當作罪犯（是上圈套被當作罪犯）狠狠整治了一頓嗎？這樣寫干部整治社員，公平嗎？”[22]在此，第一問題：楊小四對待小腿疼與吃不飽是設置圈套“誘民入罪”嗎？第二個問題：小腿疼、吃不飽到底有沒有“犯罪”？　　

楊小四在社員大會上宣布自由拾棉花，第二天臨時改為集體摘棉花，讓本來想自由拾棉花的落后婦女都去摘棉花了。這里有個細節，楊小四宣布的“自由拾棉花”是歸個人所有還是歸集體所有。換言之，自由拾棉花是為個人干活還是為了集體干活？細讀文本發現，自由拾棉花也是為了集體干活。楊小四說，“由各隊的婦女副隊長帶領各隊婦女，有組織地自由拾花，各隊婦女只準到指定地點拾花，不許亂跑。”高秀蘭逮著小腿疼偷花后說：“三隊的婦女是在給社里拾花”。楊小四客觀上和主觀上都沒有單獨給小腿疼和吃不飽設置“圈套”。如果小腿疼等按時到南池邊集合，就會知道不自由拾花了改為集體摘棉花，也就不會出現偷花的事。如果小腿疼聽了集體自由拾花而沒有去參加，那也就沒有偷花的事了。那她為什么要去呢？楊小四一語道破秘密：“你們真是想拾花嗎？一個人一天拾不到一斤籽棉，值上兩三毛錢，五天賺不夠一個勞動日，誰有那么傻瓜？老實說：愿意拾花的根本就是想偷花！”。小腿疼知道自由拾花就單獨去了杏樹底北面地里了，這樣一來按照楊小四頭天社員大會上宣布的紀律：“誰要不到南池邊集合，或者不往指定地點，拾的花就算偷”。為什么這樣規定呢？因為個別社員如果不到南池邊集合，就不知道分配給自己哪個地塊自由拾花，不知道地塊就不能和集體在一起拾花，也就是說那就是自己個人自由拾花了，就是沒有其他集體社員看見，拾了棉花歸自己，這不是偷嗎？楊小四宣布開會后，準備偷花的婦女們也是如此商議的：“一分開隊咱們就散開，看誰管得住誰？分給咱們好地方就去，分到沒出息的地方，干脆都不要跟上隊長走”。而小腿疼根本就沒有去南池邊集合，而是像吃不飽說的“咱們叫上幾個人天不明就走，趕到她們到地，咱們就能弄上他好幾斤！她們到南池邊集合，咱們到村北杏樹底去，誰也碰不上誰；趕她們也到杏樹底下咱們跟她們一塊拾。拾東西誰也不能不偷，她們一偷，就不敢去告咱們的狀了！”　　

所以說，楊小四不是設置圈套整治小腿疼，一、楊小四社員大會有宣布紀律，小腿疼她們知道得很清楚：不到指定地點拾花就算偷。二、南池邊集合宣布改變工作，小腿疼沒去。高秀蘭說：“不告說為什么還叫到南池邊集合？告你說你不去聽，別人有什么辦法？……我們一點也沒有變卦！昨天晚上楊小四同志給大家說得明白：‘誰要不到南池邊集合，拾的花即都算偷的’，何況你們明明白白在沒有摘過的地里來搶哩？這是妨害全社利益的事”。　　

第二個問題，小腿疼到底是“偷花”嗎？到底有沒有“罪”？第一，小腿疼沒有到指定地塊跟集體一起拾花，那假如真的是拾花，因為沒有集體看見就歸了個人，這也是偷花。另外，假如小腿疼真到在杏樹底地里拾棉花，也不能到北面沒有摘過三遍花的地里摘棉花。第二，小腿疼根本就沒到南池邊集合，而是避開了集體一大早就到了杏樹底才摘過二遍棉花的北面地里摘棉花，這是基本事實“她們正在五六畝大的沒有摘過三遍花的地里偷得起勁”。第三，三隊婦女來北面地里為集體摘棉花，小腿疼以為跟她一樣也是來“拾花變偷花的”說：“笑什么？許你們偷不許我們偷？”第四，墊背的同伙交代了事實：“小腿疼約她去就去了，去到杏樹底見地里沒人，根部沒有到已經摘盡了的地里去拾，四個人一去，就跑到北頭沒有摘過的地里去了。”第五，吃不飽自述明知故犯：“有人追問她拉墊背的有什么用處，她說根據主任處理問題的習慣，犯案的人越多了處理得越輕，有時候不處理；不過人越多了，每個人偷到的東西太少，所以最好是少拉幾個，既不孤單又能落下東西。”　　

這樣，“小腿疼偷花案”應該可以判決了吧：犯罪事實：以小腿疼為首四個婦女單獨到杏樹底北面沒摘過三遍棉花的地里偷摘棉花。同伙交代：小腿疼約她根本沒有拾花，直接去北頭沒摘過的棉花地里摘了。犯罪動機：拉人墊背，既要事情敗露處理輕些，又要落下棉花。罪犯自述：小腿疼“許你們偷不許我們偷？”犯罪后果：多數人種地讓少數人偷，妨害全農業社利益。判決：小腿疼伙同吃不飽教唆他人到杏樹底北面地偷棉花。根據《“鍛煉鍛煉”》文本中的事實，我們應該宣布犯罪事實，同時為楊小四恢復名譽。首先楊小四做法不是為小腿疼設置圈套的“誘民入罪”。其次，小腿疼也裝作受委屈的樣子說：“說什么？算我偷了花還不行？”　陳思和　教授問：“可是，小腿疼等人究竟犯了什么罪？”答曰：“偷盜罪”。　　

綜上所述，第一，楊小四并沒有利用政權、國家機器和法律威逼和欺侮農民，反而是在小腿疼闖社房撲打楊小四、頂主任頂支書撒潑辱罵楊小四的情況下，楊小四理智、適度地利用法律自我保護。從楊小四不長的話里，我們看到了他的聰明靈活，對小腿疼的步步緊逼做到了“有理有利有節”，既維護了自己作為干部的尊嚴，又堅持了原則。第二，楊小四并沒有設置“圈套”“誘民入罪”，而小腿疼的確犯有偷盜棉花罪。社員大會對真的偷棉花的小腿疼有惡意的“整治”嗎？從文本中我們最后對小腿疼的處理：“她說完了，大家決定也按一斤籽棉五個勞動日處理，不過也跟給吃不飽規定的條件一樣，說這工一定得她做，不許用孩子的工分來頂。”如此以來，可見楊小四不是一個欺辱普通勞動婦女、利用權力和法律來整治落后農民的“西門慶”了，也不是如同金旺兄弟一樣混入基層政權的壞分子，反而是一個盡心為集體、辦事靠群眾、作風民主化、堅持原則又比較靈活的農村基層干部。　　

（三）“誰需要鍛煉鍛煉？”　　

在搞清楚了小腿疼偷花的事實和還了楊小四清白之后，我們再來看看著力刻畫的兩個基層干部形象：主任王聚海與副主任楊小四到底是怎么樣的農村干部。趙樹理到底贊成哪一邊？　　

王聚海是爭先農業社的老主任，是個中農出身的干部。他的行政理念是“和事不表理，只求了事算了”；用人思想是主張研究性格、按照性格用人；對待下屬“只信自己有本事，常說別人欠鍛煉”。對于他在農業社的工作情況，他一再動員婦女們下地摘棉花，就是沒人去，棉花摘不了，花桿拔不了，地犁不了，種播不了。在《“鍛煉鍛煉”》中，王聚海的性格主要通過處理小腿疼與楊小四之間的矛盾體現出來。第一，他庇護縱容小腿疼，為人只求八面圓。在楊小四準備給小腿疼寫大字報促進她改正缺點的時候，他怕惹事上身，堅決反對楊小四貼大字報；寫出之后，他又要求楊小四把名字去掉。小腿疼大鬧社辦公室，撲打楊小四，他攔住了，支書要把小腿疼送鄉政府，他又攔住了；最后還要楊小四給小腿疼“賠情”“解釋解釋”。在處理小腿疼偷花一事的社員大會上，他不明事情因果就要讓小腿疼回去，回頭再給她解釋。因此，小腿疼視這為農業社主任、自己的本家兄弟為靠山，比如在處理偷花會上一見王聚海回來就說：“老弟啊！你走了一天，人家就快把你這沒出息嫂嫂擺弄死了！”。第二，處事不公正，群眾意見大。由于仗著本家有三個當官的小叔子，小腿疼作風封建、投機取巧、偷盜集體、橫行霸道，群眾意見很大。當她辱罵楊小四、頂撞支書的時候，眾人早就看不慣了，想送她到鄉政府受點教訓，“見王聚海一攔，都覺得泄了氣，不過他是主任，也只好聽他的”。小腿疼偷花事件后，群眾差不多都要求推遲整風處理這件事，因為多數人想等王聚海回來前處理了，免得他回來再來個“八面圓”把問題平放了。吃不飽找墊背的，是因為她琢磨透了王聚海的性格“法不責眾”“人多也許就不處理了”。第四，官僚作風，壓制新人。事情不交給年輕人做，也不依靠群眾，只靠自己按照各個人的性格說好話，工作展不開，生產都誤了。楊小四1955年黨內外提名做副主任，他不同意；1957年輩民選為副主任，他什么事也不給小四做。常說年輕干部欠鍛煉鍛煉。至于婦女干部，他認為不過是擺設，連鍛煉鍛煉的機會也沒有。事實證明，楊小四與高秀蘭都是嚴肅認真、精明能干的好干部。第五，方法不對頭，生產整風兩耽誤。他推進農業社的生產和工作，只靠兩個辦法，一個是給落后社員說好話，二是降低定額。事實證明這兩個方法都不行，正如支書所說：“要仍用你那‘摸性格’的老辦法，恐怕十天也摘不完，……全社婦女你連一半也沒有領導起來。”因此，老支書王鎮海在小說的結尾說：“要不是你的認識給他們撐腰，她們早就不敢那么猖狂了！所以我說你還是得‘鍛煉鍛煉’！”老支書不過是說出來了趙樹理的初衷：“再如《‘鍛煉鍛煉’》這篇小說，也是因為有這么個問題，就是我想批評中農干部中的和事佬的思想問題。中農當了領導干部，不解決他們這種是非不明的思想問題，就會對落后思想的人進行庇護，對新生力量進行壓制。”[23] 有人認為，這種和事佬式的農村干部不會跟著激進的傾向走，只是采取比較溫和的傳統的對待農民的行政方式，這比起楊小四來還是被廣大農民所接受的。在這里，其實是對農村傳統的權力-倫理秩序有點誤解，每個農村調解集體與個人、家族與家族、個人與個人的矛盾和糾紛的人，一般都是一個民間的既又知識能力方面權威又具有個人道德倫理權威的“權威人士”，否則根本調解不了。就好像路遙在《平凡的世界》中所說的一樣，作為傳統的調解民間糾紛和矛盾的人，至少也是個農村農民公認的“能人”，而不是像王聚海這樣是非不分、公私不明、和事不表理、生產夠不上去的干部。那么，王聚海式的干部，就實際上在農村是領導不了樸實而狡猾、勤勞而耍懶的農民的。趙樹理曾說：“有那么三五人，對農民出身的隊長也不尊重。支書也不認識這種階級矛盾，不給撐腰，為了三個工分就把隊長打了。還是我去那里，公社司法人員來了，有幾個人代打熱的人作證，被打的，不會講話的反而不站起來講話。后來我建議仔細調查才搞清楚。這種斗爭，集體與個人是有的。”[24] 可見，小腿疼好像就屬于“那么四五個落后的人”，而王聚海則是“不給生產隊長撐腰的支書”，那么這樣的農業社工作怎么做的，只好像大字報中所說“正氣碰了墻，邪氣遮了天”“棉花摘不了，花桿沒人拔，牲口閑站著，地又不能犁”。　　

那么，作為新生力量的楊小四、高秀蘭到底又是什么樣的干部呢？經過小腿疼大鬧社房、開群眾會布置生產、處理小腿疼偷花事件，我們對楊小四可以得出如下幾點特征。第一，“說理不認人，不怕不了事”。這是王聚海總結支書王鎮海的性格特征，不過在我看來更符合楊小四的個性特點。他明知小腿疼會鬧事，但沒有退縮，針鋒相對；他也不怕得罪主任和支書。小腿疼要撲打他，利用法律和政府維護自己安全；貼大字報，擺事實，講道理，以是非道理服人。第三，領導靠民主，辦事靠群眾。在給小腿疼貼大字報之前，他給領導班子里的正主任王聚海、正支書王鎮海商量過，并尊重了他們的意見。如何布置生產和整風，他又去找高秀蘭和副支書商量，并召開社員大會。小腿疼等偷棉花之后，并沒有開支部會處理，更沒有直接送鄉政府，而是尊重大多數群眾意見和要求推遲整風馬上召開處理偷花的社員大會。小腿疼在大會上公開辱罵他，他沒有發火過激，最后依然尊重群眾的意見，按照先前的處理辦法罰一斤籽棉五個勞動日，并沒有趁機報復，處理問題公平得當。第四，工作肯動腦筋，善于發現問題。在落后婦女不下地，棉花摘不了，地犁不了的嚴峻形勢下，王聚海提出降低定額的老辦法，楊小四一語道破其中問題：“那樣也就對不住人家進步的婦女！明天要減了定額，這幾天的工分你怎么給人家算？”這正是涉及了高級農業社生產勞動中社員與社員之間平均主義問題，也就是影響農民勞動積極性發揮的一個重要原因：勞動公平。第五，熟悉生產情況，工作認真務實，布置任務周密，落實工作心細。在布置生產任務時，楊小四說：“棉花摘不下來，花桿拔不了，牲口閑站著，地不能犁，再過幾天地一凍，秋殺地就算誤了”就這樣的生產情況，對農村農活不熟悉的人不會真正的了解生產的急迫性。他在南池邊地里布置生產任務和安排，指令明確、職責分明，也充分說明他具有統籌布置和安排生產的能力。這種對于生產業務的精當，既是農民又是基層干部的趙樹理非常推崇，他說：“干部者，群眾之骨干也。干部一定要比群眾堅強，要有生產斗爭和階級斗爭的鍛煉。”“以一個隊長為例，至少要做下列一些事：決定種植、估工估產、調配人才、調配畜力、調配肥料、調配農具、安排耕作順序、檢查耕作質量、檢查牲畜喂養情況、會議匯報、解決隊內糾紛、收藏、分配、審核隊內開支、評定和審查各種定額、評定獎懲、帶頭勞動等。這些事絕大部分與每個隊員都有關系，因此隊員懂什么隊長也就得懂什么。例如，檢查耕作質量一項，就包括每一個糧種從耕地到收獲的一系列技術。”[25] 這是一生產隊長所必須的農業生產和工作的基本要求。如果這個隊長或者主任達不到這樣的要求，那在農村估計社員沒有人會聽他的。趙樹理說：“要把這些社的主任讓一個出來叫我這個知識分子來當，不但我自己不敢領盤，而且群眾也不敢把這個事交給我。……只是光憑一條心也不行，還得有那種領導生產的本領，否則他們會跟著我餓肚子。”在小說中，楊小四在1955年黨內外都要把他選為副主任，王聚海不同意；1957年通過農業社選舉，被大家選為副主任，得票跟老主任王聚海一樣多，而且“大多數人都說楊小四比他強”。這說明楊小四作為民選干部符合黨的干部標準和群眾的根本利益，在群眾中有威信。也就是說，楊小四符合趙樹理所說的“干部者，群眾之骨干也。”的基本要求，同時也說明他是農業生產的行家里手，不然群眾不會服氣，不會支持他的。同時，《“鍛煉鍛煉”》是由楊小四的一張貼小腿疼的大字報引起的故事。那楊小四明明知道小腿疼是闖蕩早、牌子硬、有后臺、誰提意見給誰鬧，他為什么還非要捅了這個馬蜂窩呢？因為他要解決爭先農業社地多勞力少，落后婦女不下地干活的問題，那就必須首先批評改造兩個自私自利的頭子小腿疼和吃不飽，因為一半婦女受她們影響讓她們“領導著”。可見，他寫小腿疼和吃不飽的大字報，不是為了個人恩怨打擊報復，而是立心為民，盡心為公，急集體所急、想農業社所想，如果“過幾天地一凍，秋殺地就算誤了”，那全部農業社的社員可能就會餓肚子，這才是楊小四工作的出發點和歸宿點。　　

由此也可以看出，趙樹理的《“鍛煉鍛煉”》哪里是文學，分明是一個常年工作在基層的農村干部的年度報告。因此，我們還是像趙樹理一樣務實地去學習認識農村實際工作，務實地去評論他的“工作報告”，還是不要過多地用概念去推演情節、給人物無限地“上綱上線”，他的人物甚至都不是什么文學形象，而是真實地在那個時代農村中的田間地頭勞動的農民和基層干部。通過分析可以看出，趙樹理不是“從當時可能表達的方式來說，他只能站在楊小四等所謂新生力量的一邊，但從趙樹理的藝術畫廊里看，這篇作品分明是與描寫農村‘有些基層干部是混入了黨內的壞分子’的藝術精神一脈相承的。”恕我直言，趙樹理好像是堅定地站在楊小四之類的新生力量一邊的，而且沒有“所謂”。從趙樹理的藝術畫廊里看，這篇作品還真不是描寫“有些基層干部是混入黨內的壞分子”，倒是楊小四屬于小二黑、《李有才板話》中的小字輩、《孟祥英翻身》中的孟祥英之類的有理想、有正氣、有辦法的勞動英雄之列。恍然間發現，　陳思和　教授對楊小四等基層干部的批評和對小腿疼等形象的評價倒是與1959年《文藝報》發表的第一篇評論趙樹理《“鍛煉鍛煉”》的文章——武養的《一篇歪曲現實的小說——<“鍛煉鍛煉”>讀后感》有異曲同工之妙。　　

三、趙樹理到底反映了什么問題？——農業現代化中的矛盾　　

　陳思和　教授在《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中認為，趙樹理這樣一個真正的現實主義作家，實實在在地寫出了農村出現的真實情況——“干部就是這樣橫行霸道地欺侮農民，農民就是這樣消極怠工和自私自利，農業社‘大躍進’并沒有提高農民的勞動積極性，只能用強制性的手段對付農民……藝術的真實，就這樣給后人留下了歷史的真實性。”[26] 他認為，這就是趙樹理要在《“鍛煉鍛煉”》中所揭露的問題，這一觀點同康濯認為趙樹理的小說是“暴露文學”是一致的。不過，我認為，趙樹理小說有暴露黑暗面的一面，比如說《小二黑結婚》中對真正混入農村基層政權的壞分子的揭露和批判，但是更重要的趙樹理是為了提出工作中的問題和解決問題。《小二黑結婚》是他在處理岳冬至被陷害案件時發現1943年晉察冀解放區農民對自由戀愛和婚姻法不甚了解，在婚戀和家庭問題上還有著過多的封建勢力干預和封建包辦、封建迷信思想，以此才改變了小二黑和小芹的悲劇命運，有了自由戀愛、政府主婚的大團圓結局。趙樹理曾經說：“我在做群眾工作過程中，遇到了非解決不可而又不是輕易能解決的問題，往往就變成所寫的主題。……如有些很熱心的青年同事，不了解農村中的實際情況，為表面上的工作成績所迷惑，我便寫了《李有才板話》，農村習慣上誤以為出租土地也不純是剝削，我便寫了《地板》（指耕地，不是房子里的地板）……假如也算經驗的話，可以說‘在工作中找到的主題，容易產生指導現實的意義’。”[27] 因此，趙樹理才多次把自己的小說稱之為“問題小說”。　　

“為什么叫這個名字，因為我寫的小說都是我下鄉工作時在工作中所碰到的問題，感到那個問題不解決會妨礙我們工作的進展，應該把它提出來。”那么，在《“鍛煉鍛煉”》中趙樹理遇到了什么非解決不可的問題呢？他自述“再如《‘鍛煉鍛煉’》這篇小說，也是因為有這么個問題，就是我想批評中農干部中的和事佬的思想問題。”而且他認為，這是不是農村中新的階級斗爭，而是人民內部矛盾問題。帶著趙樹理的問題意識和發現人民內部矛盾的思想，細讀《“鍛煉鍛煉“》，發現其中有兩條平行而交叉的敘事線索，同時也相應代表了兩種平行而交叉的矛盾。一條敘事線索是由貼大字報引發的小腿疼與楊小四的沖突，這代表了文中的“整風”矛盾即改造自私自利思想；另一條敘事線索是小腿疼、王聚海與楊小四、高秀蘭的沖突，這一沖突背后實質是平時不下地、偷懶取巧的落后婦女與農業社集體利益、進步的積極的勞動群眾之間的矛盾，這是農業社在生產上的矛盾。1959年3月，趙樹理在《當前創作中的幾個問題》中說：“寫人民內部矛盾，也得去抓主要矛盾。只要抓住了主要矛盾，看準了解決主要矛盾的主要動力，怎么寫都可以，不必篇篇都要寫上個支部書記。”我們回到文本和當時的歷史語境，結合趙樹理在1957年-1958年的思想矛盾看看《“鍛煉鍛煉”》到底反映了農業合作化運動中的什么問題和不得不解決的矛盾。　　

小說中，小腿疼因大字報大鬧社房不過是真正問題展開的一個引子。真正的問題就是支書所說的生產上的困境：“生產和整風是分不開的。現在快上凍了，婦女大半不上地，棉花摘不下來，花桿拔不了，牲口閑站著，地不能犁，要不整風，怎么能把這種情況變過來呢?”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是小腿疼和吃不飽以及她們所代表的落后婦女不下地為集體干活，也就是生產積極性不高。在小說中，對于小腿疼們生產積極性不高的原因：王聚海認為是定額高了，把工分定額降低下來，然后加上給這些落后婦女多說些好話，就可以改變了；而楊小四和支書認為，這是一種“自顧自己不顧社”的自私自利思想，不予以徹底改造是不能改變和促進生產狀況的。也就是說，一種觀點認為落后婦女的生產積極性不高是一個局部的、工作中的策略問題，另一種觀點認為這是一個全局的、資本主義自私自利的思想和傾向問題。對此，趙樹理也是矛盾的。　　

少數農民生產積極性不高，是趙樹理所思考的農業合作社化存在的主要問題。結合著文本的“縫隙”和趙樹理在1957年-1958年底的思想，即寫作《“鍛煉鍛煉”》前后，可以看出趙樹理認為，少數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不高的原因在于兩點：第一，個體與集體的矛盾，即在農業合作的高級社階段，多生產了糧食農民多吃不了。第二，社員與社員的矛盾，即高級社中的生產與分配的勞動公平問題。　　

（一）個人與集體的矛盾　　

在農業合作化的高級社階段，個體與集體的矛盾比初級社更加突出，這一點主要體現在“吃不飽”這個人物身上。在小說中，“吃不飽”明顯是被作者所嘲諷和批評的，李寶珠具有濃厚的封建婚姻觀和好吃懶做的壞習慣，她把張信看做是“過渡時期”的丈夫，不是自己人，因此她等張信下地干活了，自己在家里吃面條和烙餅，等張信回來吃飯，她就欲蓋彌彰地做一頓米粥說“糧食不夠吃，只能刮個空鍋，實在勞動不了”。不過，吃不飽欺騙張信和鄰居的說辭，連張信、張太和這樣的農民都騙不了，卻讓我們的學者和批評家有意抑或無意地“信以為真”，還聲稱：“小腿疼這一外號似乎暗示了農民生活待遇的低下。”“1958年農村‘大躍進’運動……迎合好大喜功的國家意志，結果給農業生產和農民生活帶來了生死攸關的嚴重破壞。……但趙樹理就在這個時候發表了短篇小說《鍛煉鍛煉》”。更有甚者以此為據，盲目引申推理，更得出了對1957年-1958年那個時代的這樣結論：“作品中雖然寫了‘吃不飽’的丈夫喝稀糊糊時因為‘吃不飽’自己在家吃干糧點心而專門給丈夫做稀飯，但讀者于此仍可以看出當時農村基本吃糧的困難，從而使農業集體化期間所鼓吹的農業集體化給農民帶來物質富裕生活幸福的神話最終破滅。”[28] 換言之，這個問題的焦點在于弄清楚1957-1958年農村（主要是山西省，因為趙樹理的資料來源和《“鍛煉鍛煉”》寫的地點都是山西長治地區）到底絕大多數農民有沒有餓肚子？　　

第一，相信文本的真實性，否則一切文學批評和結論都是捕風捉影、上綱上線式的臆想。小說中說：“她的吃法是張信上了地她先把面條煮得吃了，再把湯里下幾顆米熬兩位糊糊粥讓張信回來吃，另外還做些火燒干餅鎖在箱里，等張信不在的時候幾時想吃幾時吃。”她吃的是做成的面條、火燒、干餅的白面，而作為“長工”的張信不敢提，一提這事李寶珠就要離婚。由此可知，她不是糧食吃不飽，而是“白面”吃不飽。第二，通過吃不飽經常自己吃白面（“在吃飯方面她自己想吃什么吃什么”），說明當時一般農村家庭常有白面，也常吃白面。1953年11月，主管糧食工作的薄一波在華北（包括山西）調查后寫給中央的報告中說：“過去山區農民一年只吃上十頓的白面，現在則每個月可以吃四五頓、七八頓，面粉需求量空前增大了，這是國家收購小麥困難的主要原因之一”，并且還說他的實際調查與糧食部的分析是一致的。[29] 1953年的華北農村情況尚且如此，經過4年農業經濟的大發展，1957年作為主要產糧區的山西省怎么也不會出現“農村基本吃糧的困難”吧。　　

第三，還有一個細節也可說明1957年農村沒有普遍的農民糧食不夠吃、忍饑挨餓的情況。小說中楊小四大字報說“有說四百二，她還吃不飽，男人上了地，她卻吃面條。”這里所說“四百二”指的是“爭先農業社”年人均定額420斤原糧，其中包括小麥、玉米、小米等各種糧食，不包括蔬菜等輔助食品。根據資料顯示：按人口平均，全國農村擁有糧食的消費量，1957年409斤，1959年366斤。[30] 也就是說，小說中農業社年人均原糧420斤的數字，是符合事實的，為何略高一點呢？可能因為山西長治地區是老解放區，又是產糧區，加之1957年全國糧食豐收。按照現在的生活水平，每人每天1斤原糧是足夠的，1957年的爭先社每人每天1.1斤怎么會“挨餓”呢？那么，小說寫于1958年7月14日，會不會趙樹理在預示1958年農民生活“遭到了生死攸關的嚴重破壞”而“基本吃糧困難”呢？資料顯示，1958年糧食總產量為4000億斤，是五十年代中糧食收成最好的豐收年。1958年1月，南寧會議之后開始農業大躍進，7月出現第一個人民公社“河南嵖岈衛星公社”。“人民公社化運動在全國農村的廣泛開展，是從1958年8月13日《人民日報》公開發表毛澤東的‘辦人民公社好’的講話開始的。”1958年10月-12月，全國農村人口90%都在公共食堂吃飯，“由于糧食豐產，加上大放農業‘衛星’，認為糧食多得到了吃不完的地步，不但實行‘吃飯不要錢’，而且還提倡‘敞開肚皮吃飯，’不少公共食堂以吃飽、吃好為目標，傾其所有，傾其所能，不但吃飯不限量，就是吃菜也強調‘一個星期不重樣’，大吃大喝、窮吃海吃，導致食堂浪費嚴重。”（101）可以參照下表1　　

 表1　大躍進年代及其前后年代的糧食產量（單位：億斤）　　

 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鑒－1984》第141頁。統計年鑒為生產年度（　1月1日　到　12月31日　），糧食部數字為糧食年度。所以數字有差異。　　

至此，我們弄清楚了1957年爭先農業社社員不僅沒有餓肚子，而且1958年也沒有發生普遍的農村“缺糧餓肚”的“基本吃糧困難”。那么，趙樹理寫“吃不飽”這個人物僅僅是為了批評她的勢利眼婚姻觀和好吃懶做嗎？我看趙樹理主要意思在這里，不過通過描寫“吃不飽”的一句話中，也可以透露出一點趙樹理在1957-1958年間對高級社存在的問題的發現和思考。小說寫道：“自從糧食統購以來，她是時常喊叫吃不飽的。”因此生產隊里動員她勞動的時候就說“糧食不夠吃，……實在勞動不了”。以至于這給某些批評家一個印象：好像大量農民吃不飽，生產積極性不高，不愿意或不能下地干活，因而楊小四等干部才強制性的要求下地干活。通過上述分析可知，小腿疼以及普通農民當時還是能吃得飽、吃得好的，不存在吃不飽現象。但是，趙樹理提到的“統購統銷”的確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個人與集體之間的矛盾，造成了一些落后的農民生產積極性不高。　　

1953年12月，我國開始實行“統購統銷”的糧食政策。在1956年底，高級形式的農業合作化基本實現之后，國家糧食統購統銷基本上不再與農民發生直接的聯系，統購都是經過農業合作社，同時農民花錢也向合作社要。在國家對糧食的統購統銷中，“農民自己的麻、糧、棉、油感到不足了。到了五六年，市場上也覺得不足了。農民覺得有了錢買不到東西，農民的積極性本是從工農交換上得利產生的,”因為全國市場基本取消了。也就是說，農民生產的積極性在于用農產品糧食去交換其他商業產品，但是市場取消后，農民沒有了花錢的地方。　　

當然更重要的是由于國家統購糧食后，一方面用于供應城市居民和工業生產、水利建設等所需糧食，另一方面還用于調撥賑濟其他受災或者缺糧的農業社。換言之，本來“弱肉強食”的自由買賣的全國糧食市場變成了“抽多補少”的體現公平平等的統一的糧食計劃供應。在這一過程中，國家統購糧食偏多，又沒有給多生產糧食的農業社更好更高的獎勵政策，就出現了趙樹理所所的“減產的地方都是吃豐產的”“農民就沒興趣（生產）了，說增了產也吃不上。”對統購糧食過多、多產不多吃的情況，趙樹理說：“一九五六年至一九五七年在沁水、高平兩地看到高級合作化迅速發揮出來的優越性，具體表現為統一使用人力物力，使得本年就達到大幅度增產，同時在合并地塊后進行了必要的土地基本建設，興修了一些小型（高平接近中型）水利。我對這次飛躍的發展史很興奮的。可是同時存在著一個幾年前就已經出現的問題沒有解決，那就就是征購（特別是購）任務偏高，而且增產和增購雖是比例規定，事實上很難按照規定執行，結果使豐產區多吃不了多少。在這個問題上，我的思想是矛盾的——在縣、地兩級因任務緊張而發愁的時候，我站在國家方面，可是一見到增了產的地方仍吃不到更多的糧食，我又站在農民方面。”同時，他也說：“收購任務不能減少，我是懂得的。我參加過人代會，知道國家每年沒有那么多的農產品不能過日子，不能保證某些建設事業必須迅速完成的需要。”但是，到了1957年，趙樹理“參觀高平、趙莊的大面積豐產區后，……從現場看到了群眾的生產積極性，所以對一九五八年報上登的產量數字信以為真，我認為口糧問題徹底解決了。”[31] 　　

從趙樹理的自述中可以看出，第一，1958年7月寫作《“鍛煉鍛煉”》時他認為口糧問題基本已經解決了，這也就可以理解為何他沒有把吃不飽寫成主要人物，同時趙樹理在文本中也就不存在寫“農村基本吃糧困難”，更不要說“給農民生產帶來了生死攸關的嚴重破壞。” 第二，國家與集體（農業社）、集體與集體之間的矛盾影響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的發揮。換言之，農民生產積極性不高的原因：一個是不能用錢去交換和消費了，另一個是多產不多吃，也就對生產沒有了動力。第三，1957年秋（文本中敘述時間）到1958年7月（寫作時間）甚至1958年12月（趙樹理去山西陽城掛職），這段時間農村生活基本上與以前一樣平穩，因為1958年8月開始人民公社化運動，到1959年7月人民公社的弊端才充分暴露成為社會共識。也就是說在1958年12月之前，趙樹理不可能像諸葛亮似的預見到人民公社甚至“1960年情況是天聾地啞，走五十里就要帶糧票”。從歷史資料看，趙樹理1959年在山西陽城任縣委副書記，從事基層干部實際工作后才覺察實際情況與他想象的不一樣。趙樹理與毛澤東發現人民公社中存在的問題幾乎同步，1958年11月在各級干部“被勝利沖昏頭腦”的氣氛下，毛澤東首先冷靜下來給高級干部“降溫”，開始批評人民公社和大躍進中的“急急忙忙往前闖”的左傾錯誤。1959年2月毛澤東召開第二次鄭州會議，他首先使用“共產風”概括人民公社的主要問題，厲行糾正各個生產隊和各個個人收入之間的平均主義和公社任意調配生產隊財產的過分集中傾向，并形成了調整人民公式的方針。到1959年7月廬山會議之前，毛澤東認為，1958年大躍進成績偉大，有些問題逐步在解決，已經解決了不少，在認識上前途是光明的。周恩來也說也是帶有點“休息”的放松心情上山的。對此，薄一波說“這樣，人民公社的基本所有制，實際上就退回到了原來的高級社或部分初級社的規模，問題也就較好地解決了。”[32] 對于大躍進中的“糾左”經驗，薄一波晚年深有感觸總結說：“鄭州會議開始的糾‘左’，最大的收獲是使黨的政策重新回到了現實之中。這個轉變，是跟毛主席、黨中央領導同志直接深入實際、調查研究，掌握第一手材料，傾聽群眾呼聲分不開的。毛主席找到人民公社存在的問題，……無也不是遵循了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這個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和領導方法的結果。”[33]　　

由此看來，　陳思和　教授在《當代中國文學史教程》中說的：“1958年農村‘大躍進’運動，……結果給農業生產和農民生活帶來了生死攸關的嚴重破壞。……真實地反映了農村勞動力分配的混亂和農民的絕望。但是，當時真實的生活是不允許被反映被揭露的。”的論斷就難免有偏頗不實之處。第二，　陳思和　教授說：“《鍛煉鍛煉》寫于1958年，正是大躍進的高潮期間，與農民血肉相連的趙樹理不會不敏銳地發現中國農村正處于這‘天聾地啞’的前期。……這篇作品即使在今天讀來，仍然真實得讓人讀了感到心酸，‘天聾地啞’也就落到實處。”那么，我們姑且不論趙樹理在1962年8月《在大連‘農村題材短篇小說創作座談會’上的發言》中所說的“六○年時的情況是天聾地啞，走五十里就要帶糧票。”具體語境和含義是什么，就看看趙樹理的《“鍛煉鍛煉”》如何如　陳思和　教授所說“在這篇作品中天聾地啞落到實處”？　　

　陳思和　教授的意思是《“鍛煉鍛煉”》寫于1958年，趙樹理發現了1958年整個大躍進以及人民公社的真實情況和存在的問題，發現處于1960年的存在的“天聾地啞”，這篇小說讓1960年的情況落到了實處。　　

那么，問題是1958年趙樹理寫的小說是不是寫了1958年的農村情況？從閱讀文本來看，趙樹理寫的是1957年秋天農村還是“農業合作社”高級社時期“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和“兩條路線大辯論”時期的事情，不是1958年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這個從文本的諸多情況可以看出。比如，叫農業合作社，不叫人民公社；爭先社的青年勞力還沒有去大煉鋼鐵和興修水利；社員還是自己在家里吃飯，還沒有公共食堂；農村勞動還在評議工分，不是供應制度。高級社與人民公社有著根本的不同，不論趙樹理還是廣大農民對高級社贊成的還是占大多數，也表現了高級社的優越性。高級社還沒有出現人民公社的諸多問題，因此趙樹理怎么能在描寫1957年農村生活的文本中預言到人民公社3年后的問題呢？1960年的“天聾地啞”怎么在1957年的文本中“落到了實處”呢？　　

同時，《趙樹理年譜》發現，趙樹理1957年10月-12月曾經下山西老家參加農村工作，深入生活。整個1958年他也跟著大躍進的步調一樣興奮，并表示要寫作大躍進的小說。他在1966年《回憶歷史，認識自己》中寫道：“1957年看到了農村的優越性，相信了1958年的糧食生產的數字。”他1957年12月16日寫的《“才”和“用”》中說：“絕大部分的農業社，不折不扣地響應著黨的號召，積極完成著四十條規劃，現在不但有提前完成了規劃的縣、鄉、社，而且大大有超額完成規劃中畝產量的地方。”另外，1958年一年趙樹理基本上沒有在農村生活，在從事文聯和文學講座等文學事情，正是受到1958年農業生產大發展的影響，他才從國外訪問回來后迫不及待地要求回到山西農村，從事實際工作。1958年12月，山西省委安排趙樹理到陽城縣委掛職縣委副書記，從到農村的基層工作開始，他才發現了與自己想法不一致的現實情況。在自述中說，這是他的思想跟不上農村發展的開始。　　

從1958年11月到1959年7月，毛澤東等中央領導厲行糾正人民公社和大躍進中的左的錯誤，生產秩序和農民生活一度恢復理性，不然周恩來和毛澤東也就不會在廬山會議前期感到輕松了。1959年7月，彭德懷廬山上了萬言書，毛澤東開始反擊“右傾”，這樣人民公社才又恢復到了1958年8-11月份的情況，“五風”才又強勁地在農村刮了起來，生產中的缺點才不可控制。趙樹理在1959年半年多的實際工作中才逐漸感受到了農村中存在的實際問題，不得不面對，不得不解決的問題：共產風、瞎指揮風等，根源在于混淆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的界限。而這些看法幾乎與毛澤東對當時農村問題的看法完全一致。1961年，毛澤東又開始糾正“五風”，有步驟有方法地調整人民公社的生產和工作，開始大興調查研究，并指導了《農業六十條》的制定。　　

幾個問題綜合起來看，第一，趙樹理《“鍛煉鍛煉”》中所寫的1957年山西農業社“高級社”存在的問題完全不同于1958年人民公社化中的問題，性質也不相同。第二，1958年趙樹理就是想反映1960年“天聾地啞”的預言，也是不可能的，因為他1958年沒有在農村生活和工作，不了解具體情況。同時，他在1958年不僅看到了高級社的社會主義優越性，也擁護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第三，用1957年高級社的情況和存在問題，不能把1960年“天聾地啞”“落到實處”。第四，這種觀點無疑是趙樹理所深惡痛絕的那種從當代目光來看到過去歷史，故意拔高了歷史人物，讓他們來說自己想說的話和想干的事情。趙樹理曾經在聽到有人改編《劉毅傳書》的戲曲，要把柳毅寫成一個具有共產主義思想的英雄，趙樹理說：“那我們該討論柳毅同志的入黨問題了”。對于這種文學批評，　　

張志忠說：“這部作品（《‘鍛煉鍛煉’》在90年代又發生了強作解人的現象，把50年代的作品‘90年代化’，不僅對作家的創作意圖加以拔高或扭曲，而且也違背了作品的實際。……1959年他（作家）感受到什么，就怎么講，并不缺乏講出自己的內心看法的勇氣。這也是我反對將《‘鍛煉鍛煉’》進行翻轉式闡釋的原因之一。”[34] 令狐趙鵬說：“我們進行文學批評，一個前提是必須以歷史的眼光看待文學作品。任何超越歷史的眼光都是一種主觀臆斷。”　　

（二）社員與社員的矛盾　　

  在《“鍛煉鍛煉”》中，農業合作社社員為集體生產的積極性不高的另一重要原因體現了社員與社員之間的矛盾。在文本中，小腿疼等落后的農民有一個共同的性格，那就是支書王鎮海說的：“偷懶取巧”，其深層在于像趙樹理所說的“只有個體生產的積極性，而沒有集體生產的積極性”。在小腿疼和吃不飽的“領導”下有一半婦女不下地干活，干活的時候挑肥揀瘦、完成工分后再讓干活也不下地，除非有可以從集體中撈好處的活，比如自由拾花時偷花。　　

對于這些小腿疼和吃不飽，應該說在當時農村還是有一定的普遍性，即表現了少數落后農民的集體生產積極性不高。趙樹理說：“集體與個人這個矛盾，斗爭還是多的。比如山西，每村總有這么幾個落后的人，但比較消沉。這些人也沒有什么威信，農民也不聽他們。”[35] 應該說，在實際的農村合作化中，小腿疼和吃不飽“領導”不了村里“一半”的婦女，要是那樣的話根本不會出現1957、1958年的大豐收和大躍進。但是，她們的存在恰好暴露了農業社會主義改造和農業合作化中的一個弊端或者扭結點。在高級的農業合作階段，農民個體生產資料私有制轉化成了生產資料實行了集體所有；勞動任務也有國家、農業社和生產隊來統籌安排，勞動模式也不再是以家庭為單位的個體勞動，而是以生產隊或者大隊單位的集體勞動；分配上實行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男女老幼，一律平等，實現同工同酬。在農業社的外部，主要是表現為國家與集體、集體與集體之間的矛盾，也就是多產的農業社、地區吃不到多的糧食，而受災的、欠產的地區又沒有不少吃糧食，加上國家統購“過頭糧”，這樣集體（農業社）生產的積極性也不高。在農業社內部，主要表現為個體與個體之間的勞動和分配的不公平。　　

具體來說，體現在兩個方面：首先，“爭先”農業社在分配上的“旱澇保收”。農業社實行的是包工制：“就是把一定的生產任務，按照工作定額預先計算出一定數目的勞動日包給生產隊限期完成。生產隊無論因為勞動效率高，少用了勞動時間，或者因為勞動效率低，多用了勞動時間，都得到同樣數目的勞動日。”[36] 由于工作的定額一樣，完成一定數目的工分，就會分配同樣的糧食和農產品，可以“衣食無憂”了。如此以來，小腿疼和吃不飽只要完成一定的定額和工分，即使一年的其余時間都不下地勞動也完全可以。這個完成工分的農活，就需要“巧取豪奪”了。在小說中，就是楊小四大字報上所述：“她們一上地，定是工分巧，做完便宜活，老病就犯了。”這個巧算工分的地方在于找到“定額高、完成快的便宜活”——“摘頭遍活超過定額一倍的時候，大家搶著摘花”。這樣小腿疼和吃不飽等只要實際干一天的活，就可以完成2-3個勞動日的工分。而摘三遍花的時候，王聚海又把定額調低了，六斤籽棉一個工分，那小腿疼們又可以過來搶了。這實際上是農業社勞動形式非常具體的小問題，但卻是影響生產的大問題。如此以來，在爭先農業社，小腿疼們就有恃無恐了，反正可以撿到干便宜活的機會，完成工分不成問題。這也就是后來發展到人民公社日益嚴重的勞動分配上的“干多干少一個樣”的平均主義。　　

同時，農業社分配上的平均主義就帶來了一個嚴重后果：平時干活的、干苦活累活的農民就失去了勞動積極性。在爭先農業社中，由于王聚海縱容了小腿疼等落后婦女勞動上的投機取巧，順應她們的要求不斷地降低定額，造成了生產上的嚴重不公平。小說中生產會上，支書王鎮海說明農業社生產上的嚴峻形勢，秋收完不成，地閑著無法按農時耕種，因為一半婦女不下地干活；主任王聚海的辦法與以前一樣降低定額標準，即“把定額減一減——把摘八斤籽棉定一個工，改成六斤定一個工，明天馬上就能把大部分人動員起來。”這種辦法當然能把小腿疼們動員起來，因為這樣可以在短時間內干較少的活完成一年的工作量，爭夠所規定的工分。不過，王聚海的辦法存在一個致命的傷，即對常年在地里干活的老實人、干活積極的進步婦女嚴重不公平。如楊小四所說：“那樣也就對不住人家進步的婦女！明天減少了定額，這幾天工分你怎么給人家算？一個多月以前定額是二十斤，實際能摘到四十斤，落后的搶著摘棉花，叫人家進步的去割谷，就已經虧了人家；如今摘三遍棉花，人家又按照八斤定額摘了十來天了，你再把定額改小了讓落后的來搶，那象話嗎？”王聚海式的定額標準變動帶來的問題有，一個是落后的社員搶工分高的農活，進步的社員被排擠或分配去干工分低的農活。例如，摘頭遍棉花時小腿疼們都搶著干，高秀蘭們被分配去割谷子，傷了進步分子的積極性；另一個是同樣的活定額標準前后不一致，定額高的時候進步社員在干活，定額底的時候落后社員搶著干活。例如，摘三遍棉花，先是八斤一個勞動日，進步的社員干了10活；后來改成六斤一個工作日，落后社員搶著干，她們又可以干較少的活掙了和進步社員一樣的或者更多的工分。按照王聚海的降低公分的辦法，那進步的社員也要等著降低定額的時候才出來干活了，這樣爭先社的農活就沒有人積極干了，進步分子也就變成了落后分子了。因此，楊小四才明確地為進步的社員鳴不平：“你們想想：平常活叫別人做，有了便宜你們討，人家長年在地里勞動的人吃你們多少虧？”，也因為這一個理由才用了一個開玩笑的方法把平時不積極勞動的落后分子都“動員”到地里來勞動，也算是一種別致的“思想展覽會”。這樣不顧其他社員勞動公平、沾集體的光、沾大家的光的落后婦女難道不應該做“檢討”嗎？　　

第三，落后的社員損害集體利益，也是造成生產積極性不高的一個原因。這在文本中表現為小腿疼、吃不飽等四個落后社員偷集體的棉花。楊小四說的明白：“今年不能像去年，多數人種地讓少數人偷！”這里就涉及到了小腿疼等代表的個別農民與農業社所代表的全體農民之間的利益沖突。這一點從群眾對小腿疼等落后社員的態度中可以看出來。小腿疼大鬧社房的時候，“大家早就想讓小腿疼去受點教訓”；她第二次要攪合生產會的時候，本家兄弟王盈海說“再要不改造，大字報會把你的大門也貼滿了！”把小腿疼硬頂了回去；南池邊開完生產會，群眾議論：“小四比聚海有辦法！”“這伙懶婆娘可叫小四給整住了！”；處理小腿疼偷花的社員大會上，她一罵楊小四，“群眾就有一半以上的人‘嘩’地一下站起來：‘你要造反！’‘叫你坦白呀叫你罵人？’……”；王聚海回來后要“解釋解釋”，“大家初看見他進會場時候本來已經覺得有點泄氣，趕聽到他這幾句話，才知道他還根本不了解情況，‘轟隆’一聲都笑了。從這里，我們只是感受到小腿疼這類損害集體利益的落后社員與廣大群眾之間的尖銳對立，而看不出群眾“失去了人性，成了盲從暴力的幫兇。”　　

就農業社內部來說，農民集體生產的積極性不高的主要原因在于“旱澇保收”的分配制度和勞動生產中的公平公正問題。在文本中，社員與社員之間的主要矛盾并不在小腿疼等落后婦女與集體經濟之間的利益沖突，而在于落后社員與進步社員的生產和分配的勞動正義問題，即小腿疼與高秀蘭的矛盾。王聚海式的變動定額和減低定額的方法，不僅解決不了勞動中的正義問題，反而造成了矛盾的深化和問題的擴大化。這一農業合作化中從實際的工作和調查研究中得來的問題，非趙樹理這樣深入基層工作，同時又有農民生產生活知識和情感的作家不能提出。趙樹理說：“《老定額》，半自動（《人民文學》約稿，自己也愿寫）寫的。與《‘鍛煉鍛煉’》都是反對不靠政治教育而專靠過細的定額來刺激生產積極性的。”對于整個農業社中集體生產積極性不高的解決方法，趙樹理認為有兩種：第一種，針對糧食統購統銷帶來的個人與集體矛盾，他覺得國家可以根據全國需要糧食總數把每年統購的糧食數額固定下來，對某地區或某農業社統購數目長期不變，這樣既滿足了國家對農產品的需求，又讓農民在豐產時多吃到糧食。用他的話說就是“國家得到個有限數字，而把爭取多產的無限數字讓給生產單位自己去爭取，以鼓勵其積極性”。在我看來，方法是實際的，也可能很快能改變農民生產積極性不高的現象，但是他忽略了國家在1950-1960年代走農業合作化道路的一個基本原因，即通過把農村以家庭為單位的分散的小生產模式改革成現代化的集體化生產模式而為國家工業化、現代化積累資金。資本主義的現代化途徑是通過直接剝奪農民土地和產品而為工業化積累資金的，而在社會主義中國則換成了改變農村生產關系、提高勞動效率、收獲更多的農業產品來完成這一為工業化實現而不斷積累的過程。在國家現代性的實現過程中，不僅過去，恐怕現在，甚至將來工農業剪刀差、農業發展與工業化、農業現代化中生產關系變革都會是一個關系全局的極其重要的問題。而在這一現代性內部緊張的視角下，或許會發現趙樹理《“鍛煉鍛煉”》這篇小說在今日的真正價值。　　

第二種針對社員與社員之間的勞動與分配的公平問題，趙樹理認為不能單純像王聚海那樣依靠變動定額來刺激生產，而應該依靠黨的先進分子批判落后群眾的資本主義式的自私自利思想，對之進行政治思想教育。他多次提到，進入社會主義時期后，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落后思想不會馬上消亡，會長期存在，因此對這兩種思想的改造就成為一個長期而艱巨的任務。他認為，落后思想的難以改造在于農民在過去封建剝削制度下知道自己的“出路”，要么變成剝削者，要么被剝削，他們希望能獲得土地、勤勞生產、精明經營購買更多的土地爬上去壓迫人，但是這種制度通過中國的革命者和絕大多數人民大眾的革命斗爭被推翻了，建立了人和人平等的社會主義性質的社會制度。在這個制度下，舊有的思想依然存在，資本主義殘余思想在關鍵時候還會出現，農民不清楚自己的“出路”在什么地方。“一般說，無產階級的私有觀念不大，自從這個階級產生起就是這樣。鐵路工人不會產生分火車頭、分鐵路的想法，不會想分上一個車頭、分上一段鐵路回家自己開，而農民就想把地分回去自己種。農村中新和舊的斗爭非常激烈，封建的、資產階級的和無產階級的新的東西，常常微妙地絞和在一起，應該注意到這一點，否則就不會是真實的。”[37] 在五六十年代的合作化運動中，趙樹理認為不少農民看不到可以得到的實惠，對前途比較模糊，認識不到農業現代化跟自己的日常生活的提高有什么聯系，不過也有少數前途認識比較具體和正確的人。政治思想的教育，他認為還是依靠黨進行正面教育落后的農民，發現他們與那些“前途觀”比較具體、比較正確的人”有何不同，研究如何使不同變成相同。同時，這種正面的教育還要依靠黨的領導，趙樹理說：“教育問題首先是支部。農村是不產生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帶領的還是靠共產黨。”“如果我們老老實實，先把黨員組織起來去干，這還好辦。”　　

趙樹理對于農業社中存在問題的發現，不單單是農業合作中的問題，而是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現代化中一個極其重要的關鍵問題。個體與集體、社員與社員之間的矛盾在高級社就已經存在，到了人民公社時期就變成了發展的阻礙。羅平漢認為，“高級社實行完全的按勞分配，按理，這種分配方式是公正合理的，而且消除了不勞而獲的現象，體現了多勞多得的社會主義分配原則。但是，規模大、公有化程度高的高級社如何真正體現按勞分配，作為分配依據的‘勞’如何計算與衡量，卻是一個難題。這個難題得不到解決，分配中必然會出現平均主義，社員也必然在高級社中吃‘大鍋飯’，其積極性有如何能發揮。”[38] 而到了人民公社時期，“五風”盛行，其中共產風危害最大，平均主義成了人民公社化運動的最大障礙。對此，毛澤東有著深刻的認識，他在1961年寫給“三北”會議的一封信中說：“大隊內部生產隊與生產隊之間的平均主義問題，生產隊（過去小隊）內部人與人之間的平均主義問題，是兩個極端重要的大問題”“不親身調查是不會懂得的，是不能解決這兩個重大問題的（別的重大問題也一樣），是不能真正地全部地調動群眾的積極性的。”[39] 后來，經過毛澤東等中央領導同志的反復調查研究與政策調整，于在1962年制訂了全面指導農村農業合作化的綱領性文件《農業六十條》。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全會實事求是地予以了評價：“毛澤東同志親自主持制定的《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即‘六十條’，一九六二年經黨的八屆十中全會通過，并在全國農村中試行以來，對促進人民公社制度的鞏固和農業生產的發展，起了重大的歷史性作用”。[40] 而趙樹理建國后的創作和他對社會主義農業發展中的諸多建議的意義就在于他發現了社會主義農業現代化歷程中的關節點。　　

四、趙樹理為何寫《“鍛煉鍛煉”》？——徘徊在干部與農民之間　　

趙樹理為何寫作《“鍛煉鍛煉”》？也就是說他在為誰而寫作。這個問題就涉及到了趙樹理文學創作的身份和主體認同。他到底是農民代言人，還是忠于黨的政策的知識分子？是不是以農民和民間的立場去質疑和反對“國家意志和主流意識形態”？有的學者認為，趙樹理是站在農民立場上的“民間藝人”，是一個想“繞過”新文學傳統的“異端”。我認為這種觀點是錯誤的。趙樹理是一個新文學傳統哺育出來的文學家，這一點在他的啟　蒙　老師、入黨介紹人王春、老朋友、前山西省副省長王中青等的回憶文章、《趙樹理傳》、茍有福的《人好文也好》等文獻中都可以清楚地找到證據。恰恰相反，趙樹理就是為了把新文學中的價值——反封建迷信和禮教、反小生產者的自私自利的啟蒙思想普及，才改變了自己的“新文藝腔”，自覺把新文藝普及到、通俗到不識字的農民之中。　　

趙樹理沒有把自己稱之為“文學家”，而叫自己為專門為奪取農村小唱本等文化陣地的通俗文學的“文攤家“；他不認為自己的文學創作是像新文化運動中的洋文學那樣的高雅之作，而稱自己的小說為“來自群眾的調查研究的、為著解決實際生活中不得不解決的問題”的“問題小說”。從趙樹理的文學觀念、接受者的效應、在農民中的傳播程度，都可以看出來趙樹理的小說是為了指出現實中出現的問題以引起療救的希望、發現社會進步中的矛盾以更好地予以解決。從解放前到1950年代的高級社，趙樹理的小說創作是自覺地實踐著毛澤東提出的文藝為工農兵方向，為農民謀利益，為黨的政策做解釋和宣傳。這一時期黨的歷史任務與農民的自發的解放要求是一致的，因此趙樹理思想和心情是順暢的、成為自覺實現黨的政策意圖、又自發實現農民要求的作家。黨的基層干部、忠誠的黨員身份與站在農民立場上的農村知識分子身份是統一的、和諧的。　　

1958年農業合作化、農業現代化的道路加速，農民的自發利益與人民公社的集體化道路之間在大利益一致的前提下也發生了一些不一致的分歧。大躍進中出現了不顧農業生產規律的“瞎指揮風”、虛報農業產量作假哄騙上級的“浮夸風”、大量超量統購農民糧食、一大二公的“共產風”、強迫個別農民入社、搞一刀切的“命令主義”。這一切在極為重視農民生活質量、維護農業生產秩序、盼望農民早日過上幸福生活的趙樹理看來，無疑是一場農業、農村和農民生活的“混亂”。他在思想上想不通，在認識上跟不上了當時的政治主流認識，深入到農村基層進行調研，逐漸發現了問題的實質所在。這就是在人民公社過程中，公社與公社之間的一大二公的平均主義以及人與人之間平均主義，這是危害公社運動發展和農業現代化實現的根本結癥。但對于這一問題的處理，趙樹理提出了與當時“右傾”思想相似的方法，即包產定額、少征多余、物質刺激、多勞多得、發展副業。他把自己在陽城縣擔任縣委副書記工作時發現的問題、思考以及可能的解決辦法寫成了一萬多字的文章《公社應該如何領導農業生產之我見》寄給了《紅旗》雜志主編陳伯達和中國作協黨組副書記邵荃麟。趙樹理的這一“右傾”思想在當時恰好遇到了批判彭德懷“右傾機會主義”的廬山會議。歷史的巧合和思想上的相似，使得趙樹理在中國作協的整風會議上受到了批評和幫助。但正是由于他是從基層工作中找出問題以利于工作的解決為出發點的，因此并沒有給予他任何處分和帽子。就從趙樹理所反映的問題性質看，無一不是人民公社前進中所必須解決的問題。他站在農民的立場上，反映農民在大躍進和人民公社中受到的思想和生活上的震撼與沖擊。他希望在不反對三面紅旗的情況下，公社領導能夠統一社會主義農業現代化的要求與農民物質生活要求。　　

趙樹理“上萬言書”與創作《“鍛煉鍛煉”》，是他作為一個忠誠的黨員和基層干部的向黨中央進言，向主管農業的各級領導進言的一種方式。他希望通過這樣的“活動”能夠改變農村的工作方針，農民能獲得更多的實利，更好地辦好人民公社。也正是從一名基層干部和黨員出發，他又要求農民要理解黨的政策和對農村、農業的方針是為了農民未來、更大的福祉。1958年，趙樹理下鄉工作，發現有一個生產隊“瞞產私分”了除統購之外的多余糧食。他主動給農民做工作，讓他們上繳余糧，支持國家的工農業現代化。至于留足農民的口糧和余糧，他負責給公社和縣級領導交涉，但是在給領導提出如果不留足余糧、改善農民生活，那就不利于提高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可是此時領導們卻認為他反映的問題是局部的個別問題，反而來打通他的思想。這樣余糧統購走了，又沒有解決農民物質要求的問題，因此對下面這個村的農民以后再也不給趙樹理說實際情況了，對上面則認為趙樹理自己的思想認識有問題。在這樣干部與農民之間的徘徊中，他只好寫成了反映農村出現的問題和矛盾的小說《“鍛煉鍛煉”》，以期進一步推動問題的解決。趙樹理說：“在這個問題上，我的思想是矛盾的——在縣地兩級因任務緊張而發愁的時候我站在國家方面，可是一見到增了產的地方，仍吃不到更多的糧食，我又站到農民方面。但是在發言時候，恰好與此相反——在地縣委討論收購問題時候我常是為農民爭口糧的，而當農民對收購過多表示不滿時，我卻又是說服農民應當如何關心國家的。”（《回憶歷史，認識自己》）　　

“老實說，在那二年，我估計我這個黨員的具體作用就在于能向各級領導反映一些情況，提出幾個問題，在比較熟悉的問題上也盡可能提一點解決問題的具體建議。我覺得只要能及時反映真實情況，協助領導及時解決必須解決的問題，也算是對黨的一點貢獻。我為什么這樣估計自己的作用呢?第一，我覺得當時接近基層的干部缺 乏調查研究的精神和向黨說老實話的精神，好多重要問題很不容易上達。第二，我常把我自己戲稱之謂“通天徹地”的干部——其實這種說法還不全面，應該說是“ 通天徹地而又無固定崗位”的干部。這種干部在那時候宜于充當向上反映情況的角色——易于了解下情，又可以無保留地向上反映。”[41]　　

總的來看，趙樹理在文學創作時有三種身份：農民、基層干部、知識分子，交織在一起。作為山西沁水貧困農民家庭的孩子，受盡了舊時代的壓迫和痛苦，真誠地期盼打到地主、翻身做主人，因此革命的時代趙樹理義無反顧地自覺實踐者黨的各項政策和文藝大眾化的方向。在他的文學中，農民的自發要求與黨的新民主義革命的要求達到了統一，作為知識分子的作家不過是把工作和實踐中的問題表達出來以促進革命的發展。建國后，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開始，趙樹理就不完全是農民的身份，又加上了黨的基層干部的身份，他曾多次以“生活的媽媽”的主人身份參與土改、合作化、高級社、人民公社等運動，被農民看做是“農業社的自己人”。1955年以后，農業合作化的激進躍進，農業現代化與工業現代化、農業社集體與國家現代性、農民與干部之間的復雜關系和矛盾日益凸顯，這一時期趙樹理作為農民和基層干部的身份發生了沖突。把這一時期的觀察和思考的難題通過作家的身份表達出來，就是這一時期的問題小說。此時，黨員的身份與知識分子的身份是重合的，即既忠誠于農民又忠誠于黨。總的來說，趙樹理其人其文可以樸素的甚至是粗糙的，但他是真實的，唯其真實才彰顯了其人其文在共和國歷史和文學史上的地位與意義。　　

                                               寫于2010、6、26-7、6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