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我得為《肖申克的救贖》說點好話了。體制化——我們現代人每天每時都在體驗著的事實，盡管可能毫無自覺；自覺的人不一定選擇反抗；反抗的人究竟是極少數！首先讓我來說明，Hope VS Despair，這本身是人為設置的虛假二元對立；超越這種愚蠢形而上學的狹隘視界，我們就接近了本雅明，后者將“Liberation”理解為面向過去的辨證式跳躍。即使對生活邏輯最不敏感的書呆子也不難從經典文本中驚愕地發現對那種幻想一勞永逸地革命、越獄，然后就可以走進千年王國、安享王子和公主今后幸福生活的觀念的辛辣嘲諷。從這個意義上說，牢房一直位于我們內心，而革命或越獄，一言以蔽之，就是對抗體制化。
福柯認為，現代監獄為現代社會新型社會控制手段提供了基本范型。整個社會就是一個大監獄。如此一來，我們甚至可以說現代人的人生態度決定于他們各自對于監獄的空間想象。不越自己內心的獄，僅僅是通過無論合法或非法的手段走出有形的監獄是徒勞的！這是《肖申克的救贖》集中傳達的要旨。于是，整個問題的重心便集中在了我們如何理解Tim Robbins扮演的銀行家的成功越獄。
他是靠著堅持、忍耐、永不放棄希望等等這些可貴的品質而成功越獄的嗎？當然沒有理由做出否定回答。然而這些解釋卻可能因其庸俗、瑣碎而障蔽了作為反抗體制化的越獄的本質內涵；這個本質內涵，在我看來，就是福柯晚年致力于闡發的生存美學，一種自王爾德以降就不曾消逝的、長存于詩人和浪子靈魂深處的超越情結。越獄者是浪漫主義的、無政府主義的、不妥協的然而反烏托邦的；革命是他們近乎天才的本能，然而這又決不是正統蘇維埃主義者欣賞和贊許的革命——甚至殘酷二十世紀難以磨滅的記憶之一便是前者上了后者的絞刑架！
正如短篇小說《盧旺達》中所言，屠戮總有很多、很好的理由。災難過后的覺醒者會突然辨識出宏大敘事面目的猙獰可怖，然而按孔子的標準，他們究竟屬于知識上的次一等人，唯有越獄者才是革命真理的生而知之者。主說，我就是道路，就是真理。從絕望的冰冷之海驀然間跳躍到希望和得救的堅實陸地，這即使不是虛妄，也起碼要附加上多次和反復進行這種跳躍的前提條件。革命的真實意涵在于不斷提示歷史的未完成性、不斷開放出新的可能性；哪怕任何一種最激進的哲學，只要它扼殺或漠視這種可能性，它就是革命的敵人。
盡管也是在實驗新的可能性，驚天動地的大規模流血革命總是傾向于背叛自己——走向體制化、樹立權威和鎮壓異己；正因為此，“六八思想體”的一代哲人們才傾心于浪漫主義式的“造反”。生活模仿藝術，當王爾德第一次提出這一著名唯美主義口號時，他就已經在選擇與現代性的強大體制化力量做不妥協的搏斗。
如果今天有人試圖模仿他在巴黎街頭所做的一切，那他則又背叛了生存美學的原則和精神。應到永遠牢記的唯一的教訓是：體制化無處不在且潤物細無聲——或者，殺人如草不聞聲也許更恰當？讀者朋友們不妨回想一下今天一天的生活、一周的生活、一月、一年……你很快會認識到體制化是什么東西，它又是在怎樣戕害我們的靈魂！希望、信念和勇氣正是在這里，而不是以任何抽象的、自足的形式出現時，才具有其偉大意義——它們是抗爭、與體制化抗爭的基本前提！然后，打開你的城市游擊戰手冊，上面只印著四個字——想象生活。
想象生活，這也許是一個越獄者唯一可能的生活方式。天若有情天亦老，唯一不變的就是現代人仍然不能兩次跨過同一條河流。當賴特·米爾斯提出社會學的想象力問題時，他無疑是敏銳地從“六八風潮”的實踐中悟出了些什么。也許可以說，在我們這個時代，個人和人類的命運將維系于我們是否還具備足夠的想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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