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英國的知識分子

丹尼爾·約翰遜 著 吳萬偉 譯

　　法國知識分子往往徒有虛名，德國知識分子經常默默無聞，英國知識分子只會覺得尷尬。不過他們是因為作為英國人尷尬呢還是被稱為知識分子而尷尬呢？和別的歐洲人不一樣，在這點上和美國人也不一樣，英國傳統上有自我貶低的智慧傾向。起綽號的習慣表明“文化修養高的人” 了解自己在社會中的位置，那個地位是不在圓心的，或者說在公共生活的邊緣。大學老師基本上都是可笑的“dons”，科學家們是“boffins”，他們生活在象牙塔內或與世隔絕，他們都是聰明過頭了的人“too clever by half”。當然，如果是外國人，他們被允許，實際上期待成為知識分子。因為“知識分子”的概念仍然外國味十足，在英國人聽來還有點懷疑。奧登（W. H. Auden）曾在著名的四行詩中嘲笑這種懷疑，“我很遺憾地說，普通老百姓是生活的敏銳觀察者，‘知識分子’這個詞就是指對妻子不忠實的人?！?

　　但是這些懷疑過去現在都不是完全沒有道理的。英語中“知識分子”這個此代替“文人”只是100年前的事，從法國引進的。因為左拉（Emile Zola）在德雷福斯（Dreyfus法國軍官，猶太人被控叛國罪引發風波）事件發生的時候的行為而被大眾所知。到現在為止，英國人仍然用比較謙卑的詞如“受過教育的，”“有知識的”或“有學問的”來指文化修養高的人。理想的情況是“學者或紳士”。但是，知識分子，可能是也可能不是學者，他很可能瞧不起紳士?！拔娜恕笔敲枋鲂缘?，“知識分子”是帶有強烈愿望和志向的。前者是個被動的觀察者，后者是積極分子，是要撈取權力和名望的。一個人成為文人基本上是一種生活方式，但是任何人都可以稱自己為知識分子。（即使很少幾個這樣自詡的知識分子是名副其實的）。雖然追求文學生活傳統理想的雄壯的聲音偶爾仍然響起，但是更多的人只是吸引人們注意到現代知識分子的虛偽，這些人已經取代了前者成為知識分子的主體。

　　稍后，一個俄語單詞（intelligentsia）進入英語。它最初指受過教育的階級，后來指那些認為自己是知識分子的人。因為在蘇維埃俄國，這個詞帶有特權的含義。烏克蘭作家鮑加可夫（Bulgakov）在《主人和瑪格麗特》（The Master and Margarita）中無情地嘲弄了拿國家工資的蘇維埃知識分子。普魯斯特（Proust） 和繆齊爾（Musil）對法國和哈布斯堡（Habsburg）的知識分子精英做了同樣的事。因為英國知識分子從來沒有像歐洲大陸知識分子那樣完全被敗壞名聲，他們逃脫了完全被戳穿被暴露的命運。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 and和赫婿黎（Aldous Huxley）批評他們極權主義傾向，渥夫（Evelyn Waugh）安東尼·鮑威爾（Anthony Powell）指責他們社會虛榮和偏見。但是沒有哪個正當壯年的英國小說家如（馬丁艾米斯Martin Amis, 朱利安巴尼Julian Barnes, 伊恩麥克伊溫Ian McEwan）成功地寫出完整的對英國的諷刺作品來，更不用說歐洲知識分子了。更年輕的一代到現在只會表明他們更拙劣。

　　當然，嘲弄中世紀的英國容易多了。因為中世紀的英國仍然像馬修·阿諾德（Matthew Arnold）150年前在中《文化與無政府主義》（Culture and Anarchy）寫的那樣實實在在的非利士人“我們沒有那個詞匯因為我們東西太多了?！敝惺兰o的英國用“知識分子”這個詞不管用做名詞還是形容詞都是很極為謹慎的，就好像揀起貓會帶進來的東西?？赡艹蔀橛F代知識分子的第一個人的哈茲里特（William Hazlitt）,認為法國人“比英國人更理性，更善于表達，更消息靈通?！狈▏哉勗捴械闹R分子優越感證明了這一點。法國的英國歷史學家伊波利特·丹納（Hyppolite Taine）不同意，“受到良好教育的英國人的頭腦中的事實是法國人的三到四倍那么多。”丹納的一個半世紀后，對知識分子來說，英國人可能和法國人的學問行李同樣輕。對這種半吊子知識分子，尼采（Nietzsche）有個詞語叫“halbgebildet”，他們是“受過教育的非利士人”（Bildungsphilister）。如今，沒有哪個沒有受過教育的人像自詡為知識分子的人更非利士人。難怪沒有哪個知識分子注意到這個事實。

　　再后來，一個更高雅的詞匯“公共知識分子”又從美國引進來。這個詞語現在很普遍，盡管有些英國諷刺家仍然覺得把這個物種的浮夸比作“公共方便（廁所的委婉語）的糞便學比喻非?；Ｒ荒昵埃墩雇罚≒rospect）雜志舉行民意調查挑選英國的前100名公共知識分子。盡管這個行動是讓人質疑的，不僅因為挑選誰排除誰，而且因為它天生的庸俗性。這個結果無情的顯示英國知識分子走向平庸的事實。

　　排在首位的是牛津大學公眾理解科學教授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不光是他的崇拜者聲稱道金斯教授是著名的科學家，他只是在2001年才被推選為皇家學會會員，可能因為裝點門面的原因。正如他的頭銜表明的，道金斯是個科普工作者，擁有人性化的天才而不是創造性思想家。這本身沒有錯，即使這個人是電視播音室人員還是牛津大學教授。最偉大的科學普及推廣者大部分是大科學家本身。愛因斯坦, 埃爾溫·薛定諤（Schroedinger）, 費曼（Feynman）, 霍金（Hawking）等都是。雖然真正的科學家有時候思考他們理論的形而上學后果，他們很少充當自己領域之外的權威，通常滿足于讓科學和神學和平共處。

　　道金斯教授代表非常不同的情況：無神論的制度化。他是搞宣傳的教授，利用他的名望推廣好戰的世俗主義者和科學議題。他的無神論觀點歸結起來就是上帝是糟糕的邏輯?！吧系墼烊苏f，不管是天真的翻圣經的新教徒，還是受教育的主教，只是假定一個有驚人智慧和復雜性的存在。”道金斯想象上帝應該和任何別的自然現象一樣是可以解釋的。不過犯下了類別的錯誤的是他而不是基督徒。從定義上說，按照自然規律，上帝是不能解釋的，因為他是這些規律的來源。人們不能把玄學降低成為物理學。在很多方面，道金斯比他的維多利亞時代的同胞赫婿黎（Thomas Huxley）斯賓塞（Herbert Spencer）更粗魯，更赤裸裸。道金斯在努力顛倒15世紀的盎格魯撒克遜基督教傳統上的成功表現在這個事實上：圣奧古斯丁（St. Augustine）的最近的接班人坎特伯雷大主教羅云威廉斯（Rowan Williams）位于《展望》排行榜的第16位。威廉斯博士以前是牛津大學神學教授，他的學術上的主要貢獻是為古代最偉大的異教徒阿留斯（Arius）辯護。道金斯的成功來自于缺席判決。“因為這個世界的孩子在他們這一代比光明的子女（children of light）更聰明（善良公義誠實）?！?

　　道金斯教授下面是兩個知識分子幸存者：女性主義者基曼·格里爾（Germaine Greer）和歷史學家埃里克?霍布斯鮑姆（Eric Hobsbawm）。就像格里爾博士在女性主義的基本根據（raison d’être）消失后仍然是《女閹人》（The Female Eunuch）的憤怒的作者一樣，霍布斯鮑姆教授在黨解散后仍然是攜帶名片的共產主義者。他現在高興于自己是君主的名譽勛爵（Companion of Honour），如果教授的同志們上臺，這個君主很可能面臨他的俄國親戚在列寧手中的悲慘命運。

　　其他難以解釋的諸如霍布斯鮑姆仍然得到的崇敬變得容易理解了，如果我們看一下BBC Radio 4最近在網上進行的調查，發現英國最受歡迎的哲學家是馬克思，他的票比大衛休謨得的多一倍。維特根斯坦、尼采、柏拉圖、康德都遠遠落在后面。沒有哪個在馬克思主義的長長的陰影下出來的國家會理解這樣一個事實。但是英國的知識分子對待馬克思就像他是沒有任何毛病似的。他的鼓吹者弗蘭西斯·惠蔭（Francis Wheen）在寫修正版的傳記把馬克思描述為快活的狄更斯小說中的人物，而不是在歷史上最具破壞力的主張的無情傳播者。休謨在除了宗教以外的任何一方面都是馬克思的對立面---形而上學，道德，政治，經濟。不過這兩位英國人最喜歡的思想家有個共同點都猛烈抨擊基督教，一個是無神論者，一個是自然神論者。這是英國文化世俗化程度的又一個證據。

　　我們怎么解釋英國知識分子主動選擇馬克思而不是休謨呢？畢竟休謨是強有力的思想家，他的影響幾乎涵蓋康德后面的每個哲學家，但是馬克思很難稱得上是哲學家。馬克思的著作都是革命意識形態的堆積，休謨的思想是經驗主義的，懷疑主義的，和保守的。所有這些應該對英國人是更有吸引力才對。作為歷史學家和散文家，休謨的文筆也比馬克思更耐看，不像馬克思的陳腐過時。他的性格也更有趣。馬克思超過休謨的一個地方在于--- BBC調查中起決定作用的因素---是馬克思的愿望不僅要了解世界而且要改造世界符合偽科學體制讓他成為現代知識分子的原型，而休謨的深思默想式的方式屬于上個時代的內容。

　　馬克思型的知識分子是非自由社會的產物，往往自身也是非自由派的。在歐洲大陸缺乏言論自由的社會，馬克思型的知識分子是非自由社會的產物，往往自身也是非自由派的。在歐洲大陸缺乏言論自由的社會，如巴爾扎克，左拉，海涅（Heine）易卜生（Ibsen）, 赫爾岑（Herzen）和托爾斯泰（Tolstoy）起到了相當的作用。但是就像啟蒙運動從伏爾泰和盧梭以下的思想家為法國革命注入空前的極端主義，到恐怖專政時達到頂峰，所以1848年的“知識分子的革命”培育了馬克思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土壤，給了整個20世紀一個極權主義的色彩。知識分子作為世俗的牧師看到自己抨擊社會，經濟和文化的使命。盡管一個世紀的巨大革命工程讓每個人都陷入災難的證據，這個原罪的假定仍然普遍存在于歐洲知識分子自命的仲裁者頭腦中。對他們來說，政治的目的就是破壞過去，從零開始重新建造現在，并且抵押將來，為了一個沒有經過檢驗的、道德上可疑的前提：知識分子了解什么對大眾有好處，以及如何得到這些好處。

　　但是黑格爾所謂的“理性的狡猾” （der List der Vernunft），從來沒有遭受警察國家危難的英國人采用了謙卑歸順于隨處可見的警察國家的歐洲知識分子的典型態度和假定。英國沒有崇拜希特勒和毛澤東的海德格爾或薩特，同樣的，英國人沒有被灌輸反對卡利加里斯（Dr. Caligaris）。就在這位知識分子在歐洲大陸名譽掃地的時候，他被1960年代的英國人有意無意地盲目地模仿。---這代英國人無視或蔑視他們的祖先辛苦獲得的自由，處于可怕的孤立狀態。已經延遲了，但是在所有這些改變的熱情讓英國人吸取了歐洲大陸文化的缺點，從本地的個人主義和怪癖的傳統篡奪了權威，成為主宰英國知識分子生活的力量。

　　這個過程可能采取一種相對寬厚的形式。在我的同時代人中，四十多歲的人中，唯一在《展望》排行榜中靠前的公共知識分子是提摩西·加頓·阿希（Timothy Garton Ash）。20年來，他充當了重要的角色解釋在大西洋兩岸的中歐和東歐的轉變。他知道和指出了知識分子王國和國王制造者如瓦茨拉夫·哈維爾（Vaclav Havel）亞當·米奇尼克（Adam Michnik）雖然他自己沒有政治野心。撒切爾首相和布什總統都從他那里尋求建議。在他從反對共產主義的刊物《觀察家》（Spectator）的記者向時髦的大學教師的轉變中，阿希受吸引來到光譜的自由主義一邊。現在以牛津大學和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為基地，他的主要陣地是衛報和紐約書評。但是他從來沒有放棄他最初的模范—奧威爾，當然是真正的英國知識分子中的一個。他避免了卷入反美主義的歐洲新宗教的誘惑。

　　但是阿希只是在走懸掛在遠遠超過做出政治決定的日常水平的跨大西洋鋼絲的方式，保存了他的知識分子地位。對他來說，提醒他的讀者天堂和地球上還有比新保守主義哲學更多的東西已經足夠了。親歐洲自由主義的阿希與英國公共知識分子概念保持一致，而非一致者保守派歐洲懷疑主義者羅杰·斯克魯頓（Roger Scruton）諾埃爾˙馬爾科姆 （Noel Malcolm）并不贊同的事實表明1960年代的遺產仍然在英國知識分子中間尤其是大學里影響深遠。

　　或許在過去40年里最有影響的英國文學批評家就是特里·伊格爾頓（Terry Eagleton）了。但是這個牛津和劍橋出身雖然最近來到曼徹斯特作文化理論教授在公共知識分子排行榜上非常靠前。在他的研究《呼嘯山莊》和1845-47年愛爾蘭饑荒中(Heathcliff and the Great Hunger)，他的結論是英國或愛爾蘭地主或英國政府不應該為饑荒負責，因為“資本主義體制，他們承受住了?！叭绻麆兿髦贫缺桓淖儯?-牧場主和有勢力的農場主被被剝奪所有權他們的土地被重新分配，那么一百萬的人肯定已經死亡了?！边@里伊格爾頓主張的正是斯大林在蘇聯采用的政策，直接導致了1932-1934年烏克蘭農場的饑荒傷亡六到七百萬人，1958-1961年毛澤東在“大躍進”期間采取的政策造成四千三百萬人的死亡是歷史上最嚴重的饑荒。當然還有許多別的獨裁者包括現在的津巴布韋的穆加貝（Robert Mugabe）。不像所有這些左派暴君，有意識地作為政策工具制造饑荒，皮爾（Peel）政府盡一切可能減輕愛爾蘭的饑荒，湯廚房和別的旱災減輕措施達到接近一千萬英鎊。或許是歷史上第一個政府資助項目，但是不足以讓伊格爾頓滿意，他抱怨說花在克里米亞戰爭（Crimean War）中的錢是這個數量的七倍。不用說，《呼嘯山莊》并沒有直接提到愛爾蘭饑荒，但是它并不妨礙伊格爾頓針對這個關系寫出一本書。

　　讓人感到安慰的是他寫到“愛爾蘭是生物學上的時間炸彈能夠被聽見滴答作響在Pall Mall clubs俱樂部的文明的超級結構下面?！弊鳛闉閻蹱柼m共和軍在在1970年到1990年在北愛爾蘭和英國從事恐怖活動的死硬道歉者，伊格爾頓清楚知道他的比喻的炸彈已經變成了愛爾蘭共和軍（Provisional IRA）手中的真正的炸彈。就像霍布斯鮑姆到最后仍然留在共產黨內一樣，伊格爾頓對愛爾蘭共和軍一直忠誠直到在9-11之后失去美國和愛爾蘭輿論的支持，恐怖分子2005年7月突然放棄了“武裝斗爭”。順便說一下，請注意“文明的”這個詞現在只能被極少數頂尖級英國教授如伊格爾頓在諷刺的時候使用，就像在關于“保衛自由世界”的文章只能被當作反美主義的諷刺練習。當他同樣的嘲弄基督教的時候，“我已經放棄我基督教教堂成員的身份，因為關于信奉撒馬利亞教義者（the Good Samaritan）在理論上有明顯讓人懷疑的地方?！彼f的比他假裝的更加誠實。大概40年前，在他獲得公共知識分子的架子和名望前，伊格爾頓是梵蒂岡天主教二世（Vatican II Catholic）支持者，他的第一本著作《新左派教堂》（The New Left Church）努力解決天主教教義和馬克思主義的協調問題，他的另一個偶像現在名譽受損的心理學家萊恩（R. D. Laing）在其著作《分裂的自我》（The Divided Self）講解的是精神分裂是感情疏遠/陌生化的類別，與其說是醫療問題倒不如說是這會政治問題。

　　那時候，伊格爾頓認為他可以同時是個基督徒又是個馬克思主義者，他認為馬克思主義會幫助他解決“摧毀自己和社會為了再造社會的矛盾?！薄拔覀儯ɑ酵剑┑脹Q定我們是否是極端分子愿意用幾乎所有武器來贏得公平?！痹谶^去40年中，伊格爾頓確實證明了猶太-基督教文明的幾乎任何一個敵人是正當的，但是他劃了條線宣布放棄牛津和劍橋的“文明的超級結構”這個結構在他到達這些大學后一直束縛了他40年。仍然殘留1966年他的父親一代的信仰，他表達了可憐的愿望“我們試圖讓自己明白的意義，可能最終發現別人已經先明白了”。但是，就像1960年代的其他人一樣，他很快放棄了嘗試，隱藏在“批評理論”的晦澀的冥思苦想中。原來的“又愛又恨”的天主教關系已經演變成清清楚楚的仇恨，體現在惡毒的抨擊已經去世的教皇保羅二世，他認為教皇應該為“數不清的天主教徒”的死亡負責，“自從達爾文以來基督教堂中最大的災難之一”。不是每個英國人都同樣的邏輯推理。對少數有思想的保守派如政治家奧利弗萊頓（Oliver Letwin）來說，“政治的神圣任務”是“保存文明”。在英國現在的知識分子氣氛中，這樣高調的夸張的情緒只能引來左派和右派的嘲諷。獨特的盎格魯撒克遜文明的遺產留在我們周圍，被看作很快就能忘掉的雞毛蒜皮，以便他們提醒一個記憶喪失癥的國家他們從哪里來他們的過去是什么樣。

　　在我面前的寫字臺上就有這樣憂郁的提醒者：一本由13世紀的圣方濟會修士羅杰·培根的（Roger Bacon）的Opera Inedita 書，400年前他的名字更有名，培根首先進行實驗的方法并因此創立了西方的科學傳統。這本1400多頁的著作是首次作為羅爾斯系列（Rolls Series）的一部分編輯的，因為1857年英國最有名望的法官羅爾斯（Master of the Rolls）推動由國家財政負擔出版所有重要的中世紀編年史和回憶錄。培根的Opera Inedita是最早幾十卷之一，這是維多利亞學者的里程碑，包含三個重要的專著，150年后它們仍然是標準的文本。

　　讓我感到驚嘆的是這個事實：該書無疑像數百計的其他書籍一樣直到最近都是屬于布萊頓公共圖書館（Brighton Public Library）的，但是顯然被拋棄了。全英國，數以千計的公共圖書館在處理數百萬計的他們認為過剩的多余的圖書。在大學里，古書還在研究，但是在那里伊格爾頓占統治地位。外語，不管是古代的還是現代的，正在從我們的學校中消失，因為在英語世界這些外語都不需要了。英國正回到培根發現自己所處的700多年前的情況，當時他說“在說拉丁語的基督帝國（Latin Christendom）中，懂得希伯萊語，希臘語，阿拉伯語語法的人不到五個。”學者們“忽略和譴責他們一無所知的科學。”一個新的黑暗世紀正在向我們走來，其中所有類別的知識隨處可得，但是受過教育的大多數人對他們直接視野權限之外的任何事物都沒有好奇和興趣，那些有足夠教養很好利用知識的人在快速滅絕。

　　那么抗議的地方在哪里呢？大概18年前，艾蘭·布魯姆（Allan Bloom）在《美國人頭腦的封閉》（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中投擲了煽動性的火把，抨擊日益嚴重的學界平庸問題，沒有多少人預料到激起熊熊烈火。但是布魯姆知道怎樣樹起界樁，他的臨別時的刻薄話好像是針對現在的而不是針對當時的“這是美國在世界歷史中的時刻，一個我們永遠被評論的時刻。就像在政治中，世界自由的命運的責任已經放到我們政府的肩上，同樣的世界哲學的命運也放在我們大學的肩上，兩者的關系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密切相關?！痹诶鋺痖_始的時候我們把這個責任轉移到美國人肩上，英國人不需要面臨布魯姆嚴肅說明的危險了，盡管英國的大學由于同樣的原因深受其害。

　　沒有哪個具有索爾·貝婁（Saul Bellow）境界的英國小說家站出來為布魯姆助威，現在這種事也不大可能出現，不大可能出現對英國知識分子進行批判的東西?，F在布魯姆的追隨者在美國政府中，9-11之后，保衛西方文明已經呈現新的更加嚴肅的意義，大西洋池塘又一次擴大成為大洋了。

　　在整個英國，沒有跡象顯示清醒、務實的回歸，甚至沒有準確的診斷。確實，病人的狀況幾乎是沒有希望了。政治人物，教堂，報刊，BBC，大學：都在共同詆毀、誹謗西方。英國長期的不怎么有害處的非利士主義已經滲透到知識分子中間，重新以新的包含一切的對文明的背叛，正是這個文明使得知識分子有存在的可能。

　　受到良好教育的人的過分傲慢自負引起人們合理的懷疑：但是新的知識分子的背叛（trahison des clercs）是由于病態的自我憎惡所致。知識分子抓住任何反西方意識形態，不管它有多陳腐荒唐，用來證明受虐狂思想的合理性。即使對正宗英國人（尤其是英國女人）厭惡反感的伊斯蘭主義，也成為用來鞭打西方尤其是英國的有用的棍棒。在最近的民意調查中，有10%的人對“你相信英國公平的說，是世界上正義的力量嗎？”回答是“不相信?！?

　　這10%是知識分子，或大部分是知識分子，他們蔑視英國傳播議會民主，言論自由，依法治國，全世界宗教寬容的重大成就，瞧不起英國戰勝拿破侖和希特勒，從17世紀到19世紀的科學，農業，工業革命，蔑視消除奴隸貿易，創立全世界喜聞樂見的多種體育活動。所有這些都抵不上后殖民主義的罪惡，這個罪惡由于對創立的傳統的勢利的蔑視和英國的古怪的服飾進一步鞏固。

　　我們回到我們的出發點。盡管他公開嘲弄英國人對像他那樣的知識分子的敵意，奧登私下里承認老百姓狹隘的本性，（就像他在和詩歌同一時期寫的信中表現的那樣）“認為知識分子總是不道德的并不是完全沒有理由的，因為他們中沒有幾個能夠經得起超越破壞階段之外的實驗?！庇巳匀徊恍湃嗡麄兊闹R分子---但是有充足的理由，因為知識分子遠遠比其余的同胞更加對祖國充滿敵意。他們病態的自我鞭撻和英國的自我反對傳統毫不相干。

　　知識分子對英國反知識分子的批評，和歐洲大陸的相比，顯然根本就是胡扯。根據查里斯·莫瑞（Charles Murray），從1400年到1950年英國產生了比法國，德國，意大利，最接近的對手更多的創造性人才。在科學上，只有美國擁有比英國多的諾貝爾獎獲得者。對公共知識分子根深蒂固的懷疑，是的，但是對天才冷淡敵視，決不。40年前降臨在英國文化上的陰影是長期和深刻的，但是更遙遠的過去的光輝只是被遮住了而已。

　　既然知識分子作為準司鐸天賦神權的種姓等級地位已經被揭露是個欺騙由于他們沒有能戰勝成功地讓英國人重新經歷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苦難由于放棄美國，有跡象顯示年輕一代可能采取不那么尖銳的反西方語調。如果英國文化要重新涵蓋全世界---我敢說它的普遍性？---那么它必須重新得到平衡通過避免自戀和自虐，不僅對它的體質有應該的尊重也要對它的形而上學遺產應有的尊重。

　　我們必須傾聽仍然回響在我們身邊的試圖從英國文化的猶太-基督教核心尋找力量的聲音。我們必須再次傾聽我們的詩人，尤其是杰夫里·希爾（Geoffrey Hill）。如今在世的最偉大的英國詩人逃離自己的祖國和“她悄悄背叛的方式”到新英格蘭尋找安慰決不是巧合。但是杰夫里·希爾對另一個英格蘭的不受褻瀆的，純潔的忠誠，提醒我們哪個時代的騙子都不能夠根除歷史?！霸俅危匦率占蚯?，傷心地哭泣，借記了許多在我們盛衰無常的祖國，貸記她縈繞心頭的音樂。偉大國家的知識生活會超越知識分子的壽命而存在下去。

　　譯自：“British Intellectual Life Today” By Daniel Johnson

　　譯者簡介：吳萬偉，武漢科技大學外語學院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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