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見的人》的“性”政治解讀
關于黑人作家拉爾夫·埃里森的著名小說《看不見的人》（1952年），國內外學者已經做了大量的研究，發表了各種評論。然而，埃里森在小說中關于黑白種族之間“性”關系的描述卻沒有引起國內外學者太多的注意。事實上，“性”描述在這部小說中所占的篇幅并不少。作者通過裸體金發女郎表演、純黑人吉姆·特魯布拉德的亂倫、主人公看不見的人出于政治需要與兩個白人婦女之間的交往等多處描寫，解構了美國黑白種族關系史上的一種重要現象，即黑人“性”神話，從而抨擊了美國主流社會關于黑人的各種公式化形象的荒謬性，對美國種族歧視提出了間接抗議。這些描述與小說中其他對黑人歷史事件和傳統文化所作的評述一起構成了“看不見的人追求自我身份和自我價值的成長歷程”這一主要情節之外的“離題話”（digression），賦予小說深刻的政治意義和歷史意義。有的學者認為，這部小說是“最全面地對美國黑人在二十世紀的歷史進行象征性處理的單卷本小說。”（Kostelanetz：109）
長期以來，為了替其種族歧視辯護，美國白人社會制造了關于黑人的各種定型，如“奶媽”、“湯姆叔叔”等。因此，批判這些人為的公式化形象就成為美國黑人作家的一個重要使命。黑人“公牛”形象流行于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這種觀點認為，黑人天生具有無法控制的強烈性欲。這種黑人形象不僅為慘無人道的私刑和種族隔離提供了合理的借口，而且有助于強化美國種族主義分子保護白人婦女的“騎士”形象。作為一個具有強烈使命感的黑人作家，埃里森自然把批判這種神話的荒謬性視為自己義不容辭的道德責任。
一、美國主流社會關于黑人的“公牛”形象
很早開始，在美國白人主流社會中就流傳著一種看法，認為“非洲是一片淫蕩的土地”。早在1840年代，一位主張從圣經中為奴隸制尋找根據的名叫普里斯特（Josiah Priest）的人就試圖從圣經中證明，含（Ham）的后代性器官異常發達，是《舊約》中提到的獸奸者（sodomites）的原型，從古代起就犯下了能想象出來的各種淫蕩罪。黑人血液中的淫蕩之火比其他任何民族都強盛。反對解放黑人和重建的種族主義者大肆強調，獲得自由的黑人有一種無法控制的侵犯白人婦女的愿望。（Fredrickson：276）1900年，美國一家宗教出版社推出了一本書，題為《黑人是野獸》（The Negro a Beast），把黑人與野獸直接相提并論。對黑人這種獸性的描述在1901年一次私刑前的控訴中發展到了頂點：“聽到敲門聲，南方婦女就會產生一種無以名狀的恐怖感，全身發抖。野蠻的黑人就潛伏在暗處，這種殘忍的野獸，有著瘋狂的欲望。其殘忍性幾乎與惡魔沒有什么兩樣。瘋牛或老虎可能也沒有比這更殘忍的了。整個社區充滿了極度的恐懼，帶著滿腔怒火盲目地尋求報復。”（Fredrickson：278）在強調黑人的獸性時，黑人男子的生殖器成為關注的重點。1903年，一份倍受尊敬的雜志《醫學》（Medicine）發表了一位醫生的文章，把黑人這種“瘋狂的性欲”與其不同尋常的生殖器相聯系：“襲擊毫無自衛能力的白人婦女是種族本能的證明，這種種族本能與種族身上固有的氣味一樣，是受道德文化影響的。”這位醫生認為，造成這種問題的生理基礎是“黑人龐大的陰莖”，并由此得出結論說，“非洲黑人生來”就具有“瘋狂、極端的性欲”。 （Fredrickson：279）在一次參議院聽證會上，一個名叫托瑪斯（Thomas）的人也提到了美國白人社會中流行的關于黑人男子在性方面具有高超技巧及其性器官大等的說法。（Markovitz：115）
關于黑人獸性的這種神話也在這一時期的美國主流文學中得到強化。由于維多利亞時代忌諱公開談論性，小說家很難像上述這位醫生那樣赤裸裸地描述黑人的性欲，但我們依然可以從中發現這種傾向。托瑪斯·內爾森·佩奇（Thomas Nelson Page）在小說《紅色巖石》（Red Rock，1898年）中這樣描述一位企圖侵犯白人婦女的黑人政治家：“他發出了一聲咆哮，像瘋狂的野獸一樣撲向她。”托瑪斯·迪克森（Thomas Dixon）的小說《同族人》（Clansman，1905年）把黑人說成是“晚上到處游蕩，白天睡覺”，“激情一旦喚醒，就會猛如老虎”。小說的高潮是描述一個黑人男子強奸一個白人黃花少女的一幕：“像老虎一樣一下子撲了過去，黑色的魔爪刺進了柔軟的白色喉嚨里。”后來，少女和她母親因不堪羞辱自殺而死，三K黨發誓要將黑人私刑處死。（Fredrickson：280，281）
美國種族主義分子千方百計把私刑與黑人強奸論聯系起來，從而為與美國民主制度相悖的慘無人道的私刑提供冠冕堂皇的借口。1893年10月，《論壇》（Forum）上發表了兩篇文章，把私刑與黑人男子對白人婦女的性侵犯聯系在一起。1899年，佐治亞一家報紙聲稱私刑是必要的，強奸犯必須通過私刑來懲罰，因為法庭不適合體面的女性，遭遇強奸的白人婦女不應該被傳喚作證。（Waldrep, 2002: 128）1929年，一位來自南卡羅萊納州的參議員候選人在其競選演說中為私刑辯護道：“當美國憲法介入到我和白人婦女的貞操之間時，讓憲法滾蛋去吧！”《讀者文摘》上的一篇文章為私刑作了更詳細的辯護：“只要你們黑人男子侵犯白人婦女，就別指望白人給你們任何真正解放的希望。黑人的這種獸性幾乎每天都出現在報紙上，將會成為你們種族身上永恒的污點。……我們大家都心知肚明，只要白人對黑人因性犯罪實施私刑，黑人就沒有希望贏得高加索人的尊敬。現在為什么不改造你們自己的種族而是努力通過法律阻止私刑（這是對黑人強奸犯罪惡行徑的公正懲罰）呢？”（Markovitz：8）為了阻止1921-1922年國會開會期間通過《戴爾反私刑法案》（the Dyer Anti-Lynching Bill），來自密西西比州的眾議員西森（Thomas Sisson）稱，他“寧愿把這個世界上的整個黑人種族都私刑處死，也不愿看到南方一個漂亮女兒遭到黑人野獸的強奸和摧殘。”而眾議院少數黨領袖加瑞特（Finis Garrett）也隨聲附和，宣稱應該把該法案重新取名為“鼓勵強奸的法案”。 （Markovitz：xv）在這種輿論范圍下，連像詹妮·亞當姆斯（Jane Adams）這樣的爭取婦女選舉權領導人和美國移民代言人也都相信黑人男子確實有強奸白人婦女的癖好。（Douglas：256）這種謬論甚至得到了包括美國總統在內的政府高層人士的支持。如西奧多·羅斯福總統為了討好南方白人，錯誤地斷定說，絕大多數私刑是由于黑人男子對白人女性的性侵犯造成的。（Meier：210）
這種關于黑人的“性”神話還成為政黨斗爭的工具。1864年總統選舉中，民主黨為了損害共和黨的形象，冒充共和黨人散步一個小冊子，其中聲稱黑人男子對白人女性存有欲望：“我們的警察法庭提供了令人痛心的證據，表明黑人對白人的激情經常無法控制，會置令人恐懼的法律于不顧。”（Hodes：115）
這種形象及其后果對黑人產生了嚴重的心理陰影。黑人在與白人女子的交往中必須處處謹慎，時時警惕。這種恐懼心態在看不見的人初到北方乘坐人群擁擠的地鐵時得到具體描述。在地鐵里，看不見的人被擠得緊靠在一個大塊頭白人婦女身上，于是“拼命想舉起手來向她表示我這是不得已。我一直以為她會喊起來。”為了表明自己的無辜，看不見的人只好“閉著眼，手緊緊地抓住上衣的翻領”。出了地鐵后，盡管看不見的人意識到自己是在北方，可能這種忌諱沒有南方那么嚴厲，但還是心有余悸：“可是假如她叫了起來，那…下次乘地鐵，上車我就要雙手抓住上衣的翻領，下車之前，手絕不松開。”（艾里森：157）
二、揭露白人“騎士”形象的真相
在私刑猖獗的時代，美國種族主義分子以騎士自譽，聲稱其對黑人實施私刑是為了保護美國白人婦女的貞操。這種觀點典型地體現在托瑪斯·內爾森·佩奇（Thomas Nelson Page）的《黑人：南方人的問題》（The Negro: The Southerner’s Problem）一書中。佩奇認為，私刑是“人的一種基本感情”的表現形式，反映了南方白人“阻止自己的女性同胞遭受一個劣等種族摧殘的決心。”（Fredrickson：274-275）然而，裸體金發女郎表演事件（第19—21頁）充分說明，侵犯白人女性的罪魁禍首恰恰是白人男子自己，黑人男子實際上也是受害者，所謂的黑人強奸犯神話完全是白人男子性變態、嫁禍于人的產物。
在南方小鎮白人頭面人物聚會上，專門安排了一場金發女郎的裸體表演。那些平時看起來溫文爾雅的上層白人露出了骯臟齷齪、淫蕩下流的的真實面目。在觀看表演時，這些頭面人物“神魂顛倒”，“饞涎直往下滴”，“失魂落魄”，“笑啊，喊啊”，“追逐著跳舞的姑娘”，用“肥胖的手指撳按她柔軟的肌膚”，“兩次把她拋起”。而在白人淫威下的金發女郎則是“表情漠然”，“雙唇強作歡笑，眼睛里卻流露出恐懼和厭惡的神情”。白人男子對白人女子尚且如此，對黑人婦女會如何對待，可想而知。
與白人男子的瘋狂形成鮮明對比，面對裸體金發女郎，黑人男子則表現出了巨大恐懼，“感到一股冷風襲來，吹得我周身發寒”，“突然產生了一陣莫名其妙的犯罪感和恐懼心，牙齒直打戰，渾身起了雞皮疙瘩，膝蓋也在發抖”。他們陷入一種進退維谷的境地：“想退后走開，可是背后、四周都是人”，“要是我們瞧了姑娘有人就露出兇相；要是我們沒有去瞅她又會有人怒形于色”。有個黑人小伙暈倒了，被冷水澆醒，必須繼續呆在那里觀看。這無異于一種視覺私刑。面對這種視覺誘惑，黑人內心充滿了矛盾。與其他正常男子一樣，黑人男子也有七情六欲，但黑人強奸犯的定型又使他們深受其害，所以他們“既想從這舞廳中溜走，或者鉆到地下，同時又想走到她身邊，用我的身子遮擋住她，不讓她這樣暴露在我和眾人的眼前；我想撫摸她柔軟的大腿，愛撫她，同時又想毀掉她；想愛憐她同時又想殺害她；想避開她，同時又想撫摸她刺有美國國旗花紋的小腹下面與大腿形成大寫V字的部位。”
埃里森通過這一場景的描述，生動而形象地說明，真正淫蕩的不是黑人男子，而是道貌岸然的白人男子，白人婦女和黑人男子都是他們變態淫欲的犧牲品。
三、揭示黑人家庭亂倫的真相
在美國白人眼中，黑人男子被視為野獸，沒有正常人所擁有的感情，對家庭不負責任。對此，埃里森通過吉姆·特魯布拉德亂倫事件揭示了其背后的真相。
特魯布拉德的英文名字Trueblood暗示他是一個真正純血統黑人的代表。他是一個充滿種族自豪感的黑人，認為“我們這個民族越長越好看了”。（艾里森：第55頁）他的家庭非常貧困，由于沒有活干，因此沒有錢買煤生火。在寒冷的季節，為了避寒，他、妻子和他們的女兒只好擠在一起睡覺。一個晚上，在睡夢中，他和自己的女兒發生了性關系，并使她懷了孕。由此可見，這種亂倫并非黑人有意為之，也不是黑人性欲旺盛的證據，其根源是種族壓迫和種族歧視造成的生活困境。
特魯布拉德并非沒有羞恥感的黑人。他也知道這種事是“一個人在家里能做出來的最壞的事”（艾里森：67），“懷得不能再壞的事”（艾里森：68）。在事情發生后，他深感內疚和后悔：作為懲罰，愿意讓妻子用斧頭把自己砍死；后來又去傳教士家，希望得到上帝的寬恕；回到家里，他向妻子和女兒解釋了事情發生的經過，“并告訴她們他心理很難過”。而且，特魯布拉德在事情發生后，并沒有當逃兵，而是勇于承擔后果，正如他自己所說的：“我是個男子漢，男子漢是不該丟開他的家的。”（艾里森：66-67）這充分說明，特魯布拉德是一個對家庭負責的人，也是一個勇于面對現實、承擔責任的黑人。
埃里森還詳細描述了白人對此事所作的反應。在發生亂倫之前，白人社會對于特魯布拉德的困境采取的是熟視無睹的態度：“在他們聽說我們這兒出事之前，我再求，也沒人肯幫忙。”（艾里森：53）然而，事情發生后，態度發生了180度大轉彎，特魯布拉德不僅沒有因為干了這種見不得人的事受到譴責，反而得到褒獎和鼓勵：“他們叫我把姑娘的事談了好多遍。他們給我吃，給我喝，還給了我煙草。……白人護著我了，他們愛上我們這兒來，跟我們談談。有的白人還是大人物，是打州里有名的學堂來的。”（艾里森：54）白人的這種態度令特魯布拉德都“覺得挺怪”：“我本來心理很怕，哪敢指望他們這樣對待我。”（艾里森：54）“我去找白人，他們倒肯幫忙。這件事兒我弄不懂。我做了一個人在家里能做出來的最壞的事，他們非但不趕我，反而幫助我。他們給我的幫助超過了給其他任何一個黑人的，再好的黑人也沒有我得到的多。……我弄不懂的是：我在家里干出了懷得不能再懷的事，可是日子過得非但沒有更糟，反而更好了。”（艾里森：67-68）毫無疑問，白人之所以這樣善待特魯布拉德，完全是因為他所做的事強化了白人關于黑人的公式化形象：“白人聽了都會說黑人全干得出這種事的”。（艾里森：59）
與此同時，埃里森也對美國黑人中產階級對待下層黑人的態度提出了批評。盡管特魯布拉德一家就住在黑人大學附近，但對于他們的困境，這些黑人精英沒有伸出援助之手：“好些日子前，我上學校找幾本書看看，想弄清楚幾個管莊稼的問題，他們就不象現在這樣。”（艾里森：53）在亂倫事情發生后，這些黑人精英為了維護他們自己的“形象”，軟硬兼施，想方設法要把特魯布拉德趕走，“說路費之類由他們出，還答應給我們花一百元安家。”如果特魯布拉德不答應搬走，“就要叫白人來收拾我。”（艾里森：53）埃里森意在說明，美國黑人領袖考慮的只是他們自己的利益，對黑人群眾的死活漠不關心。
埃里森還托特魯布拉德的夢，揭示了所謂“黑人強奸”的真相。特魯布拉德在夢中去找布羅德納克斯先生弄點肥肉。沒想到，穿進了一位白人貴婦的房間。黑人本想逃離，卻被白人貴婦糾纏。特魯布拉德知道，黑人男子與白人婦女之間存在著不可逾越的界線，因此，“我怕接觸她，因為她是白人。我怕得要命。”（艾里森：59）特魯布拉德的這種恐懼是有深刻的歷史原因的，正如有的學者所指出的那樣，“南方每一個黑人都知道，如果他幸運地成為白人婦女感情發泄的對象，那么他只有兩個選擇：要么離開，要么自取滅亡。如果一個白人婦女邀請一個黑人做愛，那么這個黑人男子就死定了：如果黑人男子接受邀請，又被發現，那么遲早女方會大喊黑人強奸她，那么黑人男子會被處私刑；如果黑人男子拒絕她，那么她羞辱之下出于報復，也會說黑人強奸她，黑人男子還是會被私刑處死。”（Jemie：111）
四、揭穿黑人男子與白人婦女“性”關系的真相
對于黑人男子與白人婦女之間性關系的因果關系，埃里森通過看不見的人與兩個白人婦女之間的交往作了形象生動的說明。
看不見的人與白人婦女的第一次單獨交往是在作了關于美國婦女問題的演講之后。當時，一位白人貴婦以有問題請教為由邀請看不見的人前往她的公寓交談。這位白人婦女不僅當著他的面脫下大衣，而且還換上主婦長裙，然后開始一步步勾引他：先是叫他坐到沙發上，接著將話題轉到黑人的原始性方面，在說話之間，開始把手放在看不見的人的胳膊上；在電話鈴響后，又把看不見的人帶到她自己的臥室里，最后兩人發生性關系。事后，兩個人的反應完全不同：白人貴婦裝得若無其事，而看不見的人則“神經經常處于緊張狀態”，“臉上表情生硬、含糊”，有一種罪惡感。埃里森通過這些細節描寫，闡明了這樣一個事實，即“自從奴隸制以來，黑人男子與白人婦女之間的性接觸往往是白人婦女主動挑起的。”（Jemie：111）
美國白人婦女頭腦中存在的關于黑人男子性欲旺盛的公式化形象也在此得到生動說明。白人婦女對看不見的人的演講感興趣，并不是因為其內容，而是因為演講者是黑人。她們之間有個默契：“意識形態只是一塊多余的面紗，它把生活中她們真正關注的問題遮掩了。”（艾里森：427）每當看不見的人演講時，“她們的眼睛一掃到我身上，她們就好象得到一種莫名其妙的解脫。”（艾里森：427）
與第一次交往不同的是，看不見的人與白人婦女的第二次交往表面上帶有很大的主動性：由于西比爾是一個大頭頭的妻子，看不見的人想從她身上打聽到某種信息，于是邀請她去自己的住所會面。但事實上，在性關系上，看不見的人仍是被動的。在此之前，“她曾幾次暗示愿意和我結交”，都被看不見的人婉言謝絕，就是因為怕無事生非。看不見的人邀請她去自己的住所并沒有任何非份之想：“我既無欲念，也沒有什么收藏的名畫來誘惑對方。”（艾里森：524）事情后來的發展完全是西比爾主動挑起的。在這里，埃里森把白人婦女道貌岸然、實際上放蕩不羈的真相表露無遺。雖然西比爾“經常和意識形態接觸”，但“對政治并不感興趣”。（艾里森：524）“她坐的姿勢端莊、拘謹”，但她提的要求卻令人“惡心”：她明確提出要與看不見的人做一場“性”游戲。（艾里森：525）為了激起看不見的人的性欲，她說話非常赤裸，連“把內褲脫下來”這些詞語都用上了（艾里森：526）。她把黑人說成是“無名的野人”“漂亮的公牛”（艾里森：537），把自己說成是“色情狂”（艾里森：527）。然而不管西比爾怎樣誘惑，看不見的人都沒有滿足她的要求。不過，為了讓西比爾心理上感到滿足，看不見的人騙她說已經“干過了”。（艾里森：532）最有諷刺意義的是，西比爾盡管是主動者，但表面上還要裝出一副受害者的表情：“你逼我屈服了。我不愿意，是嗎，我的寶貝兒。是你逼我的。”（艾里森：532）通過這些描寫，黑人強奸的公式化形象也就不攻自破。
結 語
由上可知，拉爾夫·埃里森是一個富有強烈使命感的黑人小說家。他并沒有超脫于美國種族關系的現實之外。與其他黑人作家一樣，他在作品中始終關注的是黑人的命運和對種族歧視的抗議。但這種抗議不是通過激烈的語言或暴力行動赤裸裸地直接表現出來，而是通過冷靜的客觀分析間接體現出來的。艾里森在紐約大學的同事兼朋友Tuttleton認為，《看不見的人》是艾里森向美國種族主義所提出的長期而卓越的抗議。（盧亞林：64）也正因為如此，《看不見的人》被譽為是“堅實地根植于美國種族社會的現實之中”的小說。（王家湘：187）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黑白“性”關系可以看作解讀小說《看不見的人》的一個切入點，把握它有助于我們更深刻地認識《看不見的人》的政治意義。
參考書目
1. Douglas, Ann. Terrible Honesty: Mongrel Manhattan in the 1920s. London: Picador, 1995.
2. Fredrickson, George M. The Black Image in the White Mind: The Debate on Afro-American Character and Destiny, 1817~1914. New York: Harper & Row, Publishers, 1971.
3. Hodes, Martha. “Wartime Dialogues on Illicit Sex: White Women and Black Men”. Kathleen Kennedy and Sharon Ullman, ed. Sexual Borderlands: Constructing an American Sexual Past. Columbus: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3.
4. Jemie, Onwuchekwa. Langston Hughe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Poet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6.
5. Kostelanetz, Richard. Politics in the African-American Novel. Westport,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1991.
6. Markovitz, Jonathan. Legacies of Lynching: Racial Violence and Memor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4.
7. Meier, August and Elliott Rudwick, From Plantation to Ghetto (3rd ed.).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96.
8. Waldrep, Christopher, The Many Faces of Judge Lynch: Extralegal Violence and Punishment in America.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2.
9. 艾里森：《看不見的人》，任紹曾等譯。北京：外國文學出版社，1984年。
10. 盧亞林：《拉爾夫·艾里森的歷史觀》，載《天津外國語學院學報》2004年第5期，第61—64頁。
11. 王家湘著：《20世紀美國黑人小說史》，南京：鳳凰出版傳媒集團、譯林出版社，2006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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