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紀念著名作家浩然逝世三周年座談會上的發言
  （2011年2月20日）

      劉國震

　　這次來三河參加紀念浩然老師逝世三周年的座談會，緬懷浩然老師的崇高風范和卓越成就，我真的很激動，內心有幾多感慨。這是我第三次來三河。老實說，我最初知道三河這個地方，是因為浩然老師，三次踏上三河的土地，也都是因為浩然老師。剛才紅孩先生說，他來三河這個地方，有一種文學尋根的感覺，我則除了“尋根”，更有一種“文學朝圣”的感覺。2001年我第一次來三河，距今整整10年。十年前我來三河拜訪浩然老師時，也是在2月，而且恰恰也是2月20日，非常巧合。2009年三河市隆重舉行紀念浩然逝世一周年暨浩然夫婦骨灰安葬儀式，本來我接到了邀請，是準備要來的，卻因工作忙未能成行，對此我一直深為遺憾。這次來，彌補了我的遺憾，了卻了一樁心事。今天一大早，吃完早餐后，我與廊坊市公安局的周東川兄，在浩然老師親屬的陪同下，利用座談會開始之前的一點空閑，特意去靈泉靈塔公墓的浩然老師墓地。我們瞻仰了陵墓，并以三河民間的傳統方式，祭奠了老人家的英靈。路上秋川兄對我說，這是一個年輕的共產黨員去祭奠一個老共產黨員。我帶去了我新近出版的一本書，就是現在大家已經拿到的這本《感悟浩然》，在老人家的靈前焚化。作為浩然老師的一個多年的忠實的讀者，我覺得，我與浩然老師的心是相通的。我相信，老人家的在天之靈，是會看到這本書的。這本書能夠在浩然老師逝世三周年之際問世，我感到欣慰。

　　浩然老師是靠自學成才的一代文學大家。他的勤奮與高產，他對社會主義文學事業的執著、癡迷與熱愛，以及百折不撓的堅強毅力、無怨無悔的赤子情懷、扶植新人的奉獻精神，在現、當代文學史上是罕見的，今后很難再有這樣的作家了。有人說，在中國的作家中，寫農村，寫農民，從土改，寫到互助組、合作化，一直寫到改革開放的，除浩然外，再無第二個，完整地再現中國社會主義改造運動的文學作品，也只有一部《金光大道》。的確如此。不只是在中國，即使放到世界的范圍，也是這樣。就我本人來說，從上小學時就開始接觸浩然作品。我少年時期對五六十年代中國農村與中國農民的精神面貌的認識，就是來自一部浩然的短篇小說《春歌集》。最近我收到老作家冉淮舟寄來的三卷本《平原文學信稿》，書中披露了60年代孫犁寫給冉淮舟的一封信，從中可以看出孫犁大師對《艷陽天》的高度評價與推崇。他認為《艷陽天》“有人物、有情節、有文學、有政策”，一連說了四個“有”，對這樣一部橫空出世的巨著，感到驚異不已。我以為，作為一名作家，就浩然的一生來講，還體現了四個“氣”，就是“才氣”，“正氣”，“志氣”，再就是舍得花大力氣，敢于拼打。他只讀過三年小學，半年私塾，但即使在他還識字不多的童年、少年時期，就已經表現出很高的藝術天賦與潛能。沒有這種藝術天資，單憑勤奮，怕是也難以成為一代文學宗師。這體現了他的才氣。在文革那樣復雜的政治形勢和險惡環境中，他能夠潔身自好，不為高官厚祿所動，堅守住一個作家的本分與良知，體現了他的正氣。沒有這股正氣，他的歷史可能就是另一種寫法了。一個讀書不多的翻身農民，在時代精神的感召下，靠自學成才圓了作家夢，體現了他的志氣。這種志氣，更體現在他文革結束后的“東山再起”。年紀大一點的同志都知道，在1977年到1978年那兩年，各地報刊批浩然很兇猛啊，坊間妖魔化浩然的各種流言蜚語也很多，在那樣的歷史背景下，也很少有人敢于公開為他仗義執言。浩然的痛苦與壓力有多大，可想而知。但他沒有倒下，最終以臥薪嘗膽的精神再次崛起，寫出了轟轟烈烈的作品，還搞起了轟轟烈烈的文藝綠化工程，不惜時，不惜力，甚至不惜命。這樣系統的大面積長時間的培養文學新人的工程，是空前的，甚至也可能是絕后的。

　　在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上，浩然是一個經常被誤讀的作家，他的《金光大道》則可能是被誤讀最多的作品。我看過一些人對這部作品的批判與指責，是根本站不住腳的，是很荒唐可笑的。他們的批評與指責不是建立在認真地閱讀文本之上的，而是主觀臆斷、捕風捉影、穿鑿附會、胡說八道。《金光大道》全書四本，有的所謂評論家一本都沒有看完，就敢寫文章說三道四，裝腔作勢，借以嚇人，表現了很壞的文風。近年我看過一些以浩然為研究對象的博士、碩士論文，也時常發現一些驢唇不對馬嘴的笑話和無中生有的謬論，這說明學術界的浮躁與淫靡之風，已經到了很嚴重的地步。有的人只把自己夢寐以求的那個高級學位、高級職稱看得最重，除此以外，心中再無神圣的東西。這樣的人，他怎么能夠讀懂浩然呢！他們的所謂研究，只不過是走向名利場的敲門磚罷了，不誤讀是不可能的。有人批評浩然和他的作品“極左”。這種說法，用于考量浩然文革前和文革中的作品，也不準確，有失公正。如果把浩然跨越“17年”、“文革”、“改革”三個歷史時期的作品作為一個整體來考量，“極左”之說，就更顯得荒唐、無知。文革結束后，浩然對歷史、對文學是做過沉重的反思的，提出了“四個重新認識”。他新時期以來的作品，比如長篇《山水情》，以及那些很優秀的中篇小說，比如《浮云》、《老人和樹》、《趙百萬的人生片段》、《花瘸子秘史》等等，對極左思潮給我們黨、國家和人民帶來的損失，給中國農民造成的苦難，都有過不同程度的反思與批評。浩然的這些作品，與某些熱鬧一時的所謂“傷痕文學”所不同的是，他暴露我們黨工作中的缺點與失誤，是實事求是的，是客觀冷靜的，是心存善意的，是為了今后吸取教訓、少走彎路，把我們的事業推向前進，而不是惡意的詛咒與灰色的宣泄，更不會像某些作品那樣不負責任地蓄意夸大失誤，憑空捏造災難，甚至別有用心地篡改歷史，誤導讀者，以售其奸。因為，無論政治風云如何變幻，浩然始終沒有背叛自己的共產主義信仰，沒有褻瀆共產黨員這個光榮的稱號。這一點在當今，非常難得。浩然是一個具有堅定政治信仰的革命作家，是一個有正確的、強大的人生觀支撐的人民作家，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信念，社會主義事業定勝利的信念，讓最廣大的人民群眾都過上幸福美滿的生活而不是一小撮人靠損公肥私、損人利已而“致富發家”，這樣的一種理想，一種理念，如一根紅線，貫穿了他全部的作品，支撐了他一生的創作。

　　剛才劉樹滋主席在主持詞中介紹說，浩然是久經考驗的忠誠的共產主義文藝戰士。說得非常好。我不知道如今還有多少作家能夠擔當得起這個稱號？浩然無疑是擔當得起的，在6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在半個世紀的創作生涯中，他的為人與為文，都無愧于這一稱號。我曾經說過，資產階級、剝削階級詆毀浩然，那不是什么怪事。如果我們共產黨也讓浩然這樣的作家受委屈，是很不明智、很不公道的，甚至是很危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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