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眾，——尤其是中國的，——永遠是戲劇的看客。犧牲上場，如果顯得慷慨，他們就看了悲壯劇；如果顯得觳觫〕，他們就看了滑稽劇。北京的羊肉鋪前常有幾個人張著嘴看剝羊，仿佛頗愉快，人的犧牲能給與他們的益處，也不過如此。而況事后走不幾步，他們并這一點愉快也就忘卻了。對于這樣的群眾沒有法，只好使他們無戲可看倒是療救，正無需乎震駭一時的犧牲，不如深沉的韌性的戰斗。　　

——魯迅《墳·娜拉走后怎樣》　　

讓農民起來革命，的確是一個問題。　　

如果《讓子彈飛》這部電影最后沒有發槍后民眾仍不起來革命的這個情節，那么這部電影只能歸于鬧劇一類；而反之，正是因為這個情節，成為全劇最為出彩之處。因為，這讓我們再一次感到了一個真正革命者的孤獨。我甚至在想，不一定這部電影要有一個象現在這樣的以劣紳黃四郎的死亡終結全劇的收場；如果讓張麻子（張牧之）被他自己發給民眾的槍所干掉，其實會讓電影增色不少，因為這或許才更真實；才能更能讓這部電影少些商業，而回歸于思想。處理成現在這個樣子，或許有影片審查方面的原因，但它把那個類似“娜拉出走后又該怎么辦？”的問題提了出來，這也是一種成功。雖然，這比起革命者的壯志未酬，又遜色了些。　　

這幾日，我一直在想，雖然“批判的武器當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質力量只能用物質力量來摧毀”；但是，有了武器，卻仍然無法解決革命的內驅力問題。發錢，是對被剝奪者經濟利益的補償，“奪回勞動果實”；發槍，是解決革命的工具問題；但問題是，即使發給了農民錢和武器，是不是就能讓他們成為一個真正自覺的革命者？　　

《讓子彈飛》就告訴我們，如果不解決農民精神層面的問題，光有革命的理論和沖動，是遠遠不行的。中國社會是典型地農民社會，而農民做為小生產者，據馬克思說：“他們不能以自己的名義來保護自己的階級利益，無論是通過議會或通過國民公會。他們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別人來代表他們。他們的代表一定要同時是他們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們上面的權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權力，這種權力保護他們不受其他階級侵犯，并從上面賜給他們雨水和陽光。”(《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雖然他們做為被剝奪者，但并不表明，他們就具備革命的天然沖動。而反之，在反動秩序的長期熏染之下，做為現實主義者的他們，對于現實秩序，雖然不滿，其實是相信、認同和愿意維持現有秩序的；有時甚至會在不自覺地情況下成為了統治秩序的幫兇和打手。俗話說：“可憐人必有可恨之處”，這是至理啊！如　魯迅　先生在《阿Q正傳》中就寫道：阿Q“有一種不知從那里來的意見，以為革命黨便是造反，造反便是與他為難，所以一向是‘深惡而痛絕之’的。”　　

即使他們正在身受壓迫、身受奴役、身受侮辱，但他們仍然認為自己的運命，無非是“想做奴隸而不可得”或者是“暫時做穩了奴隸”兩種。由于他們不能掌握自己的命運，如果不能夠真正喚醒他們和武裝他們的思想，那么這種“革命”，只能是歷史的再一次重演和反動秩序的一次延續。要讓農民們真正起來革命，除非他們相信，自己心目中的那個上帝真正死了（在《讓子彈飛》中，如果黃四郎的替身楊萬樓，不能在眾目睽睽之下被張牧之干掉；那么，這場由張主導的“革命”仍然難逃失敗的命運；因為，黃四郎的死亡對于農民而言，象征著支撐著農民信仰基石的權力擁有者對他們自我人身及精神控制的真正消失，而也只有在這種條件下，農民的這種內心確認才會轉化為革命的行動。雖然死的只是黃四郎的替身，但對農民而言卻是致命的——他們所親眼所見的是，自己的老主子真的完蛋了），他們才會產生崇拜另一個上帝的新沖動。說白了，無非換了一個新主子而已。　　

在這樣一種條件下的革命，革命者們將面臨到一種非常惶惑和艱難地兩難選擇。一方面是在遭受著奴役和壓迫，革命者應該有著解放民眾的責任；另一方面卻是在革命者為之奉獻、流血和犧牲面前民眾的麻木不仁和“看客”心態。要么如同魯迅小說《藥》中的如夏瑜般，以自己的血成為麻木群眾療病的偏方，不曾對黑暗秩序產生半點漣漪，奴才依然是奴才，主子依然是主子；要么如阿Q幻想中的那種以農民式的狹隘報復“革命”模式，也是中國歷代農民起義的結局，奴才將老主子干掉，取統治者而代之，自己成了新主子，又來奴役其它奴才而已。而且反抗者一旦掌權，會變本加厲的用權力來補償過去的損失，墮落為更加惡劣的掌權者。于勞動者的處境，并無根本的改變。　　

這樣的革命，不要也罷！　　

在這樣的一種蒙昧思維面前，要打破這個舊世界，革命者必須要有一種殉道者般的虔誠和“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的超脫；近代中國以來的無數次革命，無不以先行者的孤獨、甚至被自己所拯救的力量所反噬而失敗。在這一過程中，我們不能說群眾沒有覺悟，但是這種覺悟，又被包繞在農民的諸多紛繁蕪雜地個體欲望中間，如糧食、如金錢、如女人、如權力之類，很多時候，革命最為堅決的反倒是一些被多數群眾和統治者均為不恥的“流氓無產者”和“鄉間痞子”（《讓子彈飛》中是那個黃四郎手下的團練教頭武智沖）一類的群氓和投機者；而真正“沉默的大多數”，對于自己的解放，依然保持了可怕的沉默。對于自身靈魂的解放這一最為關鍵性地問題，卻往往被許多光鮮和嚇人的名詞所掩蓋，到最終卻只能以鬧劇收場。而真正的革命者往往是孤獨的，要么死于對手的子彈；要么，被這種虛擬的“革命洪流”所淹沒和吞噬，很有可能死在自己人手里。因此，喚醒民眾是革命者們首先要解決的問題。否則，只能讓夏瑜輩為“人血饅頭”多做些貢獻。　　

但是，問題又出來了。怎么才能喚醒民眾呢？毛澤東同志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指出：“農村革命是農民階級推翻封建地主階級的權力的革命。農民若不用極大的力量，決不能推翻幾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權力。農村中須有一個大的革命熱潮，才能鼓動成千成萬的群眾，形成一個大的力量。”，但這“大的革命熱潮”，又該如何形成呢？毛澤東接著說 “每個農村都必須造成一個短時期的恐怖現象”（所以不難理解，張牧之為什么要在眾目睽睽之下砍下黃四郎的人頭，農民是現實主義者，對于“革命熱潮”的塑造，必須以革命欲望的實現甚至哪怕是暫時的實現為條件。如果不能以這種“恐怖現象”來滿足農民對于顛覆舊秩序的血腥欲望和本能，農民對于革命的正當性——舊主子真的死了！就無法得到現實的真正佐證，從而也不能激發起他們最為堅決的革命意志和熱情。在《阿Q正傳》中，阿Q也是見著革命“殊不料這卻使百里聞名的舉人老爺有這樣怕，于是他未免也有些‘神往’了，況且未莊的一群鳥男女的慌張的神情……”，方才產生革命的沖動）。毛澤東在隨后又對這個“短時期的恐怖現象”作了解釋：“一切從前為紳士們看不起的人，一切被紳士們打在泥溝里，在社會上沒有了立足地位，沒有了發言權的人，現在居然伸起頭來了。不但伸起頭，而且掌權了。他們在鄉農民協會（農民協會的最下級）稱王，鄉農民協會在他們手里弄成很兇的東西了。他們舉起他們那粗黑的手，加在紳士們頭上了。他們用繩子捆綁了劣紳，給他戴上高帽子，牽著游鄉（湘潭、湘鄉叫游團，醴陵叫游垅）。他們那粗重無情的斥責聲，每天都有些送進紳士們的耳朵里去。他們發號施令，指揮一切。他們站在一切人之上――從前站在一切人之下，所以叫做反常。……沒有貧農，便沒有革命。若否認他們，便是否認革命。若打擊他們，便是打擊革命。他們的革命大方向始終沒有錯。他們損傷了土豪劣紳的體面。他們打翻了大小土豪劣紳在地上，并且踏上一只腳。他們在革命期內的許多所謂‘過分’舉動，實在正是革命的需要。”　

然而，要形成一個“革命熱潮”，讓這些當家作主的欲望實現其實都有待于革命者的宣傳與發動。　

而宣傳中的策略，又成為革命者們必須首先要考慮的問題。但這又讓革命的正義性與正當性糾結在了一起，成為“革命”進程中一個讓先行者們揮之不去的老問題。怎樣才能把民眾喚醒鬧革命與鬧革命喚醒民眾，并不是一回事。所以，黃四郎的暴虐足以讓民眾起來革命，甚至把槍都發給了武器之時，“革命”卻并未暴發；但，用了個假“黃四郎”在民眾面前游街示眾，并即使當眾處死，讓民眾相信他們曾經的那個土皇帝終于死了時，革命這才真正爆發了！這又說明什么？張牧之的手法與兩千年前陳勝、吳廣起義時搞的那些個迷信手法，其實并無二致。姜文用“黑色幽默”一般地演繹，把革命理想的高遠與現實復雜性、功利性淋漓盡致地展現了出來。　　

一個真正的革命者，除了“讓子彈飛”，還應該讓拿槍的人懂得為什么要“讓子彈飛”。雖然姜文有一種自戀般地“革命者”沖動，但他對于現實革命者的演繹，其實并沒有錯。或者說，那種現實魔幻主義色彩的表達，恰恰才是歷史的真實？只是，在這真實里面，有著太多理想主義者的悲憫與彷徨，而其實，牛虻式的他們，在現實當中，在殘酷地革命斗爭中，也并無法成為“革命家”和領袖。　　

好在張牧之最終沒上井岡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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