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中華魂》２００９年第１期

文／傅迪

　　“禁欲時代的情色”，這是《隨筆》2008年第5期上一篇文章的題目，這篇文章還有一個副題：“‘紅色電影’中的女特務形象”。該文斷言：“‘紅色電影’的編導們，本意是要讓女特務的各種表現引起觀眾的厭惡、仇恨，沒想到卻事與愿違，女特務成了觀眾最喜愛的人物，至今有些人像懷念初戀情人般地懷念她們。不得不說，這是‘紅色價值’的失敗，是人性的勝利。”為了給抽象的人性論的“勝利”尋找根據，居然找到了“紅色電影”中的女特務身上！為了給“20世紀五六十年代中國大陸”羅織罪名，居然找到了“紅色電影”中的女特務身上！用心不可謂不良苦，工夫不能說不到家。
　　作者如數家珍一般列舉了當年上映的電影如《鋼鐵戰士》、《英雄虎膽》、《永不消逝的電波》、《羊城暗哨》、《霓虹燈下的哨兵》、《寂靜的山林》、《虎穴追蹤》、    《鐵道衛士》、《冰山上的來客》、《跟蹤追擊》、《秘密圖紙》等中的女特務，據說“這一系列女特務形象，構成了‘紅色電影’中一種十分獨特的人物畫廊。當年的觀眾中，至今還有一些人對這類女特務一往情深，懷戀不已，提起來便兩眼放光，仿佛提到的是自己初戀的情人。”他斷言：“這類電影之所以受歡迎，一個重要的  原因，是因為其中往往有那種以女特務身份出現的人物形象。”“女特務是‘紅色電影’中‘一道亮麗的風景’。”他敢于這樣立論，大概以為那個年代的年輕人如今都已作古，可以任他編派，殊不知這只是異想天開，一廂情愿。
　　我們這些年近花甲乃至年逾古稀的人可都是在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度過自己的青春年華的，我們對于那一段流金歲月至今仍懷有深厚的感情，那時真是青春煥發，朝氣蓬勃，胸懷崇高理想，刻苦學習工作，感到生活充實，相信前途光明。毋庸回避，在“以階級斗爭為綱”的錯誤的指導方針下，我們也曾經歷坎坷，有的還曾蒙受冤屈，但回過頭來看，那個年代的不少東西仍是美好的，也是值得生活在今天新時期的幸福生活中的人們加以繼承和發揚的。我們從來沒有覺得自己的精神無所寄托，靈魂空虛到需要從當時電影中女特務的身上去尋求刺激。當然，我們也談戀愛，那忠實的、純潔的愛情伴隨著我們度過了凱歌前進的日子，也度過了艱難跋涉的歲月，我們從來沒有覺得需要從當時電影中女特務的身上去學習“戀愛”乃至以此望梅止渴或畫餅充饑。作者還拿出一副悲天憫人的姿態嘮叨說：“那個時代的青年人，內心深處，其實遠比今天的青年人更為色情。這也正是那個時代的青年人對電影上的女特務有異常興趣的原因。——可憐的他們，只有讓電影中的女特務陪伴著自己性愛方面的幻想與沖動。”這真叫：冰炭不能同器，寒暑不可兼時，夏蟲不可與語冰，燕雀焉知鴻鵠之志！這樣編派，實在是對于新中國一代人的莫大侮辱和誹謗。
    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曾生產過不少電影，雖然年產量沒有今天這么多，但不乏藝術精品，其中刻畫了眾多栩栩如生的英雄形象，他們品德行為高尚，內心世界豐富，曾經給予各個年齡段的人們以極大的教育和鼓舞。難忘的時代背景，感人的故事情節，光彩的典型人物，生動的細節刻畫，是這些作品贏得觀眾喜愛乃至百看不厭的魅力所在。誠然，某些作品中也有女特務的形象，根據生活真實與藝術真實的需要，這些形象的外貌和打扮也妖艷嫵媚，但一個審美趣味健康的人都懂得內在美高于外在美，本色美高于裝飾美，決不會因為女特務有些姿色，便像作者所編派的那樣，“體驗到什么叫‘神魂顛倒’、什么叫‘如醉如癡’、什么叫‘心旌搖蕩’”。那個時代生產的若干電影以其思想性與藝術性的高度統一，堪稱傳世之作。當上個世紀90年代，文化部門把它們作為愛國主義教材重新向年輕人放映時，青年觀眾不禁贊嘆：“想不到過去有這么好的電影！”不容否認，那個年代的有些文藝作品在某些方面也受到“左”的影響，極端的如生離死別不準笑，親人犧牲不許哭，新排的《白毛女》甚至連大春和喜兒也曾責令只準有“階級愛”不許有“兒女情”，實屬荒唐乖謬。但這是江青之流干擾文藝工作的產物，并非普遍如此，豈能以偏概全？作者這樣說，實在是對于新中國的電影事業的莫大侮辱和誹謗。
　　尤為荒唐的是，作者居然把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編派為“禁欲時代”，而且把這歸之于所謂“游民文化”。據說“古代中國游民階層在性道德上，是遠比主流社會更嚴酷的。這種嚴酷的性道德，卻在20世紀的‘紅色文藝’中得以延續。”作者說：“《三國演義》、《水滸傳》等古代通俗文藝中表現的這種游民階層畏女、輕女、仇女的意識，在五六十年代的‘紅色文藝’中也改頭換面地出現。”“在‘紅色電影’中，如果‘我方’偵察員在肉體和情感上失了分寸，那就意味著變節、墮落，就是萬劫不復的丑類，就是‘革命’永遠的敵人。”讀到這里，我們不禁對作者的整個立場和道德品質產生了懷疑。難道作者認為一個革命者在敵方的美人計面前只有拜倒在石榴裙下才合乎人性，才不是所謂的“游民文化”嗎？如今“游民文化”早就成了某些人用來誣蔑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一個惡謚。記得2005年第6期的《隨筆》雜志上，就曾刊登一篇奇文《五十年來是與非》，說“20世紀的中國社會沖突中，有三股主要思想文化潮流：專制主義傳統文化，啟蒙主義五四新文化，既排外又反智的游民造反文化。”顯然，我們為之奮斗了幾十年的中國革命和建設事業被列入了“游民文化”的范疇。此類“游民文化”說，實在是對于中國革命和建設事業的莫大侮辱和誹謗。
    說到這里，我不由得想起了魯迅針對某些“夫子自道”的人說過的一句話：“他總要‘以己之心，度人之心’，度了之后，便將這心硬塞在別人的腔子里”。  （《魯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470頁）我想，把這段話用在《禁欲時代的情色》一文的作者身上，真是再恰切不過了，因為他關于所謂“‘紅色電影’中的女特務形象”所說的種種，歸根結底不過是他猥瑣心理的自白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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