鶴齡：駁彭明道栽污毛澤東的婚外戀情　　

自打《建黨偉業(yè)》以湯唯飾演毛澤東情人的新聞傳出后，毛澤東與陶斯詠的婚外戀情越傳越神。可以肯定，從現(xiàn)在就開始抄作的“毛楊陶”三角戀故事，在明年的某一天必定會成為此片的一個“感動點”和票房的賣點。作為制片商來說，有此足矣，何問其他！

而我們，作為《建黨偉業(yè)》的一名觀眾，卻不得不問一聲：偉大光榮的中國共產(chǎn)黨的建黨偉業(yè)，確曾有過“毛楊陶”三角戀的“偉業(yè)”嗎？

 回答是子虛烏有！子虛烏有而成了“偉業(yè)”，究其根源，應該歸功于彭明道“集十數(shù)年努力”打造出的一篇大作——《毛澤東的〈賀新郎·別友〉是贈給誰的》。下面讓我們來對彭的此文逐條駁之：

一、     彭所收集的資料無一可以證明毛陶之間有戀情　　

為了證實毛陶的戀情，彭明道做了不少的工作，湖南省檔案館、長沙和湘　　

潭的黨史辦、史志辦以及周南學校的檔案室都被他查遍了。被他找到的史料有：　　

1、　1919年11月16日　，一張新民學會的部份會員在長沙周南女校的合影。　　

這張照片雖然毛、陶也在其內(nèi)，但這是一張40來人的集體照，相信世上不會有這樣的傻瓜蛋，將一張集體照拿來作為毛陶二人戀情的證據(jù)吧！　　

2、易禮容（新民學會會員）、毛澤東等人在長沙大公報上登廣告，發(fā)起成立文化書社（主要是賣一些進步書籍）。陶斯詠加入了書社，并出了10塊光洋。毛澤東也出了10塊光洋。出10塊光洋的有3人。　　

如果有人以都出了10塊光洋作為他們戀情的證據(jù)，不用我說，誰都會認為此人肯定是個傻瓜蛋。　　

3、在1918和1919年毛兩次離開長沙的時間，曾給陶寫過一些信，現(xiàn)在能查到的有五件，內(nèi)容只是片斷。　　

這些信件的片斷，彭明道沒有認定是情書，卻用了個“只是片斷”打下埋伏作暗示，也可說是給了聽眾一個自由猜測的空間。不過，如果真是情書，那就應該字字句句都是含著情的，豈有五個片斷而不能作出判斷之理？如果是彭明道自己才疏無能作出判斷，何不將這些片斷公之于眾，延請高人研究？那就一定會有個結果的。數(shù)千年之前的甲骨文碎片如今尚有高人能將它們整理成文書。何況毛的書信片斷都是用的現(xiàn)代漢字呢！　　

4、1921年，毛澤東在上海開會返回長沙途中，特意繞道看望了在南京進修的陶斯詠。　　

據(jù)彭在此文中所說的“當時的郵程或信使的行程（因浙贛線尚未修通）由上海至長沙必須從武漢轉水路”看來，毛從上海返長沙經(jīng)南京并不是繞道，只是順道在途中下了一次船罷了。順道看望一位曾經(jīng)是同志的朋友這不是一件十分平常的事嘛。怎么就和戀情扯到一塊了？說不定他是想前去做陶的爭取工作呢。（此時陶的思想是否與共產(chǎn)主義完全背離，未找到有關資料。如仍屬同志，順道探視更是情理中事）　　

二  《賀新郎》詞的標題“別友”不是什么怪事　　

找不到“毛陶”戀情證據(jù)的彭明道，就把全部心思集中在毛主席寫給楊開慧的《賀新郎》詞的“考證”上，下決心非要從其中論證出一個“毛陶”戀來。他的主攻目標第一個就是這首詞的標題“別友”。此詞在毛去世后曾由人民日報發(fā)表過兩次。第一次無題。第二次標題為“別友”，原因是在新找到的一份毛主席親自校訂過的手稿上有此記載。彭明道像是發(fā)現(xiàn)了地下寶藏一樣的興奮，大呼小叫：　　

“這里有一樁天大的怪事：經(jīng)過毛本人親自“校正定稿”的原稿上，明明寫的是“別友”。而《文獻》版的注釋卻說“這首詞是作者寫給夫人楊開慧的”。以毛氏的文字功力與行事的精細，怎么可能把“妻”與“友”混淆不辨！這就出現(xiàn)了麻煩：這首詞，到底是贈給誰的？”　　

哪來的什么怪事！哪來的什么麻煩！　　

究其實，“妻”這個名詞只是婚姻關系中與“夫”相對的一個概念，與感情沒有必然的聯(lián)系。有的夫妻，終其一生，只有婚姻而無情愛，所以，在我們的漢語中，出現(xiàn)了一個成語，叫做同床異夢。這是對沒有情愛的夫妻的最生動描寫。　　

尤其是在我國幾千年的封建社會里，“妻”是“夫為妻綱”的夫權下的一種附屬物。對于廣大婦女而言，就是屈辱的代名詞。　　

友則不同，它建立在志趣相投的友情友愛的基礎上，不愛任何力量的干預和約制。沒有友情友愛，也就沒有友的存在。　　

毛主席的《賀新郎》詞，原稿應是送給楊開慧了，當時的標題是什么，無據(jù)可考。可以肯定的是，毛主席在晚年整理此詞稿時，對標題是進行了再三斟酌的。所以才有了兩個校訂的手稿前稿無標題而后稿用“別友”作標題。　　

用“友”不用“妻”，正是從“妻與友”的內(nèi)涵著想，所表示的正是他與楊開慧不同尋常的摯愛。　　

何況，毛主席的婚姻還有一個特殊情況，先后有楊開慧、賀子珍和江青三任妻子。而“算人間知己吾和汝”這樣的知心女友卻只有楊開慧一個。所以，詞題不用“妻”而用友也從另一個角度，表現(xiàn)出了毛主席思考問題的精明之處。如用“別妻”為題，不但顯得俗氣，也不能反映出他與楊開慧相交以心的摯愛，同時還產(chǎn)生了無專指之嫌。　　

三、       改后的詞非常切合晚年毛澤東的個人情感　　

據(jù)彭明道稱，該詞最初稿為：　　

“揮手從茲去。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訴。眼角眉梢都似恨，熱淚欲零還住。知誤會前番書語。過眼滔滔云共霧，算人間知己吾和汝。重感慨，淚如雨。今宵霜重東門路，照橫塘半天殘月，凄清如許。汽笛一聲腸已斷，從此天涯孤旅。恁割斷愁思恨縷。我自欲為江海客，更不為昵昵兒女語。山欲墮，云橫翥。”　　

其后經(jīng)過了多次修改，最后一次修改的時間引起了彭明道的極大興趣和詫異，這個“竟是在全面內(nèi)戰(zhàn)，亂得不可收拾的一九七三年”，使得他又引出了關于文革時期的諸于“國民經(jīng)濟全面崩潰”之類的一長串文字。可見這位　彭明道　先生的胡扯功夫非同凡響，也可以說是三句話不離本行吧。于是乎，毛主席幾十年前的這首小詞由他作中介就與文革攀上“親戚”了。用他的話說，是“充滿了‘革命豪情’的句子……帶著典型的‘文革’印記。”　　

究竟什么句子充滿了革命豪情打上了文革印記呢？這就是修改后的“要似昆侖崩絕壁，又恰像臺風掃寰宇。”　　

原來，彭明道理解的“要似昆倉崩絕壁，又恰像臺風掃寰宇”兩句，竟然是“摧毀舊世界，解放全人類”的意思，所以，就被他認定是帶著“一個大政治家的口氣”發(fā)出的 “革命壯志沖云天”的豪言壯語，是一種“狂熱的‘世界革命’思想”。　　

觀此一語，我們不得不對這位毛澤東詩詞研究專家刮目相看了。原來此君是一位古詩詞的門外漢！當然，本人也只是一個門外漢而已。不過，我這個門外漢聽他這個門外漢在門外的這一通嘶叫以后，忽然悟出了這個隱藏門內(nèi)的“秘密”來了。　　

順便說一聲，像這種兩個人之間的贈答詩詞，很多詞語涉及的是兩人之間的私事和私情。如作者不加注釋，局外人有時確實是很難看得懂的。那么，毛主席這兩句詞中的“秘密”又是什么？說起來，其實無“密“可言，意思明白得很，與彭明道所說的原詞比修改詞“讀下來，就順暢多了。不論是講人情，感情，還是愛情，都少了許多矯柔做作，多了幾許真情”的結論恰巧相反。　　

原詞中的“我自欲為江海客，更不為昵昵兒女語”，前一句直譯為“我要以四海為家”，后一句直譯為“更不會學小兒女態(tài)作昵昵情語”。這不就是當年的毛澤東表達出來的“不戀兒女私情而以四海為家”的革命豪情和遠大志向嗎！為什么要這樣做？下面作了注釋：“山欲墮，云橫翥”——當時的國家形勢是江山搖搖欲墜，個人想作雙飛的烏兒不可能，天上有滿天的烏云橫阻著。　　

修改后的“要似昆侖崩絕壁，又恰像臺風掃寰宇。重比翼，和云翥”表達的是一種什么樣的情感呢？我們先來看一首古代情歌：　　

枕前發(fā)盡千般愿。　　

要休且待青山爛，　　

水面上秤砣浮。　　

直待黃河徹底枯。　　

休即未能休，　　

且待三更見日頭。　　

詩中用“青山爛、秤砣浮、黃河枯、三更日”這些現(xiàn)實中不可能出現(xiàn)的事作為誓言歌頌愛情的長久永恒。“昆侖崩絕壁”就是“青山爛”的另一種表達形式。“臺風掃寰宇”中的“掃”是掃蕩掃平消滅的意思，如“橫掃千軍如卷席”就是此意。這里的“臺風掃寰宇”可以理解成毀滅寰宇，同樣是現(xiàn)實中不可能出現(xiàn)的事。表達的也是一種誓死不渝的忠誠情感。彭明道卻將“掃寰宇”理解為解放全人類的“世界革命”的狂熱來了，不可思義。　　

毛主席為什么會作出這樣的修改，這和他晚年的心境有關。人到晚年都會懷舊。浮現(xiàn)在毛主席記憶中的為革命壯烈犧牲的楊開慧使他感到，雖然彼此有海枯石爛之約，但自己在情感上欠她的實在太多。于是，修改后的詞便打上了他當時的情感“烙印”，詩人在向冥冥中的楊開慧細細訴說：“重比翼，和云翥”——來世再做一對在云彩中比翼雙飛的鳥兒吧。當然，這個“重”也可以理解為重視、重要的、最要緊的。在“要似昆侖崩絕壁，又恰像臺風掃寰宇“的誓言以后，進一步表示，要做一對在云彩中的比翼雙飛鳥！　　

我不敢肯定自己對這首詞的意境理解完全正確。但是，對一首情詩的分析，必須從情感入手，這是不容置疑的。別有用心的非要拉扯上政治，其結果必然會弄得面目全非，牛頭不對馬嘴。　　

彭明道認為：“‘人有病，天知否？’接不上‘算人間知己吾和汝’這種兩情繾綣的思緒。” “好像是屈大夫當年自沉于汨羅江前痛心疾首的“天問”，或是革命導師面對一大群熱血青年的激情宣傳。對著老婆或情人無端發(fā)出這樣的嚎叫，真是離譜得很呢！　　

評詞品詩的學者用“嚎叫”之類的惡語攻擊作者，又一次暴露了彭心中的陰暗。我們能指望有著這種陰暗心理的他會品出什么詩味來嗎！　　

他的此語又是簡單的“以字論詩”鬧出的笑話。此句可以理解為“我的疾苦別人會知道嗎？”隱含的意思則是“我的疾苦只有你時刻在關心著！”這不正是“算人間知己吾和汝”的注腳！1973年的毛澤東已至晚年，身體狀況不佳，而且在外面還必須強裝著沒事盡量不讓外人知道（即天知否）。在這樣的心境中，倍加懷念楊開慧這位人生知己，從而發(fā)出這樣的感嘆，正是情理中事。怎么會是“離譜得很呢”！　　

彭明道在歪解了這首詞以后，又發(fā)了一通高論：“在這樣亂糟糟的日子（指文革）里，毛澤東真是心勞力絀，焦慮無窮。他有沒有心情去修改他五十年前的一首風月騷詞，是實在令人懷疑的。這里存不存在另一種可能？是毛的某一位詩友，或為受毛之托，或為自作多情，將詞中頗有點凄涼（重感慨，淚如雨）和有點灰暗（我自欲為江海客）等句子，改成“豪情壯志沖云天”的樣子。毛對此也未置可否，只是交“保健護士”抄正了事。”　　

我們不知道彭明道是不是一個曾經(jīng)請人濫寫過情書的角色？如果是，那就無話可說了。因為，他在將自己比別人，好像別人也和他一樣，把情書當作了玩弄女人感情的把戲，可以隨意的花言巧語，也可以由別人代為花言巧語。　　

但是，我們深信，毛主席絕對不是一個這樣的人。這首詞是真情大愛驅(qū)動下吟出的一首絕唱，沒有真的情愛絕對寫不出這樣的好詞。也是由于真情大愛的驅(qū)動，才使他在五十年后想起為這首詞再次潤色。試想，他有可能會容許詞中摻雜進他人的情感嗎？如果有這個可能，就不會有這首詞的再次修改！既然把它看得如此輕淡，那就早把它扔進垃圾桶里去了。　　

四、1923年12月底毛主席為什么不可以在長沙　　

彭明道說：“綜上所述，我們大致可以斷定（只要沒有掩蓋事實真像的意圖），在1923年12月底，毛澤東和楊開慧夫婦二人，都不在長沙。這個時候，他和她沒有“見面”的機會，當然也沒有“分別”。由此可以斷言，楊開慧送丈夫遠行，毛澤東賦詞相贈的美麗神話，原不過是子虛烏有的欺人之談而已。”

　　

1923年底毛不可能在長沙，這是彭明道找出的又一個毛澤東婚外戀證據(jù)。　　

《毛澤東年譜》記載的1923年毛的行蹤：　　

4月：離長沙去上海，到中央工作。
　　……　　

　9月16日　，回到長沙……
　　11月24至25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開三屆一中全會……
　　12月底：奉中央通知離開長沙去上海，準備赴廣州參加國民黨“一大”。作《賀親郎》詞贈楊開慧。（詞略）　　

《年譜》未明確交代毛澤東是否參加了在上海召開的三屆一中全會，彭則肯定毛參加了這次會議。理由之一是毛當時已是黨內(nèi)的第二號領導；理由之二是他推定這次大會應該由毛起草報告并向大會作報告。　　

他認為：“毛不參加“三屆一中全會”，殊難令人置信。反之，則他11月已在上海。接下來又是黨中央準備遴選參加國民黨一大的中共代表的重要會議，則毛澤東是不可能于12月還在長沙了。”　　

不過，我們從毛4月到中央工作9月又匆匆返回長沙的情況可以看出，當時長沙的工作很需要他。所以，他沒有參加“三屆一中全會”是完全有可能的。陳獨秀不是連“一大”也沒有參加嘛。至于在大會上作報告，陳獨秀應該是不二的人選。既然陳獨秀出席了大會，作報告的事恐怕還輪不上毛澤東的。如果報告一定要由毛起草，他不是也可以事先在長沙寫好派人送達中央嗎！　　

即使毛澤東參加了“三屆一中全會”，12月底他也可以在長沙。因為這個會議已于11月25日結束，接下來的“遴選參加國民黨一大的中共代表的重要會議”要開多久？“三大”也不過開了8天，三屆一中全會才開了兩天。莫非這個“重要會議”要開一個多月不成？再說，十二月底通知的那次會議是后來確定的。難道開完這次“重要會議”的毛澤東應該在上海坐等下次那個未來的會議而不應該火速趕回長沙開展工作！　　

所以，無論毛澤東是否參加了三屆一中全會，12月他都可以在長沙也應該在長沙。 　　

為了證明毛澤東12月底不可能在長沙，彭明道還提出了兩條佐證：　　

　　一是《年譜》提到11月下旬毛澤東在長沙致信夏曦卻沒有提供信的原件。　　

彭認為這是 《年譜》編者在這里使了一個小小的“障眼法”顯示毛當時在長沙。好像這位編者事先已經(jīng)知道后來會有一位大學者要找《賀新郎》的麻煩似的，所以預先作好了防范。如果沒有這個先見之明，他使這個障眼法究竟是防什么呢！
　　　　

二是“中共中央關于“通知各省黨組織選派參加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的代表”的“十三號通告”，是1923年年12月25日發(fā)出的。當時的中共湘區(qū)委員會，還沒有配置秘密電臺的記載，用明碼發(fā)送也不大可能。以當時的郵程或信使的行程（其時浙贛線尚未修通，由上海至長沙必須從武漢轉水路），毛澤東是不可能在五天之內(nèi)（即　12月30日　以前），接到這個“通告”，并立即動身赴滬的。”　　

我要告訴彭明道的是：為什么就不可以用明碼發(fā)送？難道這個以國共合作為主題的“十三號通告”還怕國民黨竊密不成！　　

而且，據(jù)你所說，當時的毛澤東是黨內(nèi)二把手，職務是“中央局秘書”，負責處理“黨內(nèi)外文書……，管理本黨文件。”“本黨一切文件概由委員長及秘書簽字。”既然如此，難道這個“十三號通告”就沒有可能是由毛澤東本人經(jīng)辦并由他從長沙發(fā)出去的嗎！　　

還有，楊開慧在娘家生岸英以及《年譜》沒有記載毛澤東對岸英出生的表示，也成了他妄斷毛澤東當時不在長沙的佐證。他認為毛在長沙楊開慧就不會去娘家生孩子。也一定會對二兒子岸英的出生有所表示的。　　

生孩子的問題，據(jù)湘潭的迷信風俗，女兒在娘家生孩子是不吉利的事。我的二表弟就是姑媽一次回家小住突然發(fā)作在我家生的。故聽母親談及過這種風俗。出嫁的女兒也不能死在娘家，馬上要死了也會傖促抬到外面去咽氣。　　

由此風俗，我揣測楊開慧很可能也是回娘家小住突然發(fā)作生下岸英的。過去不像現(xiàn)在，孕婦老早就會到醫(yī)院檢查，確定預產(chǎn)期。而且嬰兒早產(chǎn)也是常有的事。　　

至于岸英出生沒有記載毛澤東有所表示，一是可能有所表示而沒有留下記錄；二是客觀上講，岸英已是老二了。農(nóng)村風俗，慶賀最隆重的是長子的出生。其后就漸趨平淡，愈靠后的慶賀愈平淡。所以，在外忙于工作的毛澤東沒有表示也不足為怪。　　

另外，彭明道還把美國人R.特里爾在他寫的《毛澤東傳》里說的“毛通過信件，得知他的第二個兒子來到人世……取名‘岸青’”也搬出來作為證實毛澤東當時不在長沙的證據(jù)。這就顯得很無聊了，也可以說是自己在作賤自己嘲弄自己。你的一個研究專題無法自圓其說，卻借助于一個沒有對此問題作過專門研究的人。　何況此　君還是一個與毛澤東非親非故的外國人！　　

作為一個學者，你為何就不考證一下這個美國人的“證據(jù)”又是以什么作的證據(jù)！　　

五、“長亭送別”為何不可以是楊開慧　　

彭明道認為：“揮手從茲去。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訴。眼角眉梢都似恨，熱淚欲零還住。”這是一幅古典的“長亭送別圖”。但是，他又斷言，這個在長亭送別的女主角肯定不是楊開慧。因為，他想像的“長亭送別圖”中的“男女主角，應是一對年青的戀人，或情人，要不便是一對新婚夫婦。”　　

可是，毛楊兩人不符合這樣的條件。彭明道的兩點理由：其一是毛楊結婚四年，感情已經(jīng)陳舊。其二是兩人已有過多次離別，對此已經(jīng)適應。所以，即使楊為毛送別，也不會產(chǎn)生出“長亭送別圖”式的激情。　　

我們先看這個結婚4年是怎么來的吧。彭說：“從1920年1月17日，　楊昌濟　先生在北京病逝，毛楊相愛同居算起，到這個‘一九二三年底’毛氏寫此詞時止……”原來彭計算的毛楊四年婚齡，包括了婚前的一段同居在內(nèi)。這個同居說起來就有點麻煩了。《年譜》載有毛給夏曦寫信一事沒附原件，你彭道明就不認賬。現(xiàn)在你說毛楊于1920年1月17日開始同居，為何不把“原件”也附上來！？　　

沒有“原件”你憑什么污人清白，給他們安上一個同居的罪名，把楊開慧污為這樣的爛貨色，父親剛好閉眼就像脫了韁的野馬似的狂奔亂跑！你這張嘴還有個遮攔嗎？居然說得如此的活靈活現(xiàn)的，時間精確到了1月17日！你這是在論詞還是在潑糞？！　　

實際上，他倆結婚剛滿三年，雖然生了兩個小孩，那是因為楊開慧生小孩的間隔時間短，岸青比岸英才小一歲零一個月。而且，此時的楊開慧才二十二歲。二十二歲不正是女子多夢的青春年華嘛！莫非二十二歲的楊開慧已是老婦人不成。　　

至于“適應”了離別就不會有離別的傷情，應該是缺少情感的人發(fā)出的謬論。記得小時到三十多里外的初中學校上學時，每次與父母的離別時間最多也就一個學期四個多月，實際上大都只有兩個來月的時間，因為上學期要放一次插秧假，平時只要有兩天假就一定會趕回家。可是，每次離家時，父母親（不是父親就是母親）總會將我送過隔家200來米的一座獨木橋，一邊走，一邊千叮嚀萬叮嚀的囑咐著。每次我都看見母親的眼里掛著淚。每次走到很遠的拐彎處，我都會回過頭來看一眼，每次我都看到父親（母親）還在緊緊地盯著我。　　

這就是大愛在父母心中引發(fā)出的離情，從來沒有因為“適應”而淡化過。　　

彭還認為：“‘凄然相向，苦情重訴’的，也不會是楊開慧”，因為他把這個“苦情”理解為前番的誤會之苦。在他看來：一次已經(jīng)消除了的誤會，訴過一次不就得了。怎么還訴第二遍呢？何況這個“重訴”還可以是訴多遍呀。　　

然而，彭道明卻不知道還有一個“苦”，叫做相思苦。難道說，離人相對，這相思之苦，上次訴過了，這次就不應該再訴了嗎！　　

至于那個誤會之“苦”，隨著誤會的煙消云散，早已轉化成了“甜”，哪里還有什么苦可以訴的！　　

彭還認為：“‘過眼滔滔云共霧，算人間知己吾和汝。’也不像（毛澤東）對開慧說的話。”理由是：“友誼和愛情，但凡有個圓滿結局的，便不該發(fā)出這般感慨。作者這話兒，很明顯地帶著一絲遺憾。是那種對舊日情愛的結局差強人意的遺憾。所以才有‘重感慨，淚如雨’的下文。如果是面對妻子，那‘遺憾’就沒來由得很。”　　

我認為，彭在這里又犯了個斷章取義的錯誤。他把前面那句“知誤會前番書語”給弄丟了。檢回來以后的“知誤會前番書語，過眼滔滔云共霧，算人間知己吾和汝”的意思是：前番書語上的誤會像過眼云霧一樣煙消云散了。使我們真的成了心心相印的愛侶。　　

“重感慨，淚如雨”則是作者面對著“知己”感動興奮而流出的幸福淚花！何來什么么遺憾呢？　　

六、憑什么斷言楊開慧沒見過《賀新郎》　　

楊明道說：這首詞“ 非但不是贈她（楊開慧），而且可以斷定，楊開慧到死也沒有見過這首詞。”　　

那么，他的這種絕對肯定的證據(jù)是什么呢？又是一個笑話。請聽楊明道說的：“開慧生前惟一一次提到毛澤東贈她的詩，便是向李淑一說過的那首《虞美人》（堆來枕上愁何狀）。”言下之意是：楊開慧從沒有向任何人提起過毛澤東贈她的這首《賀新郎》，所以就可以斷定毛澤東沒有向她贈送過《賀新郎》！　　

荒唐之極。可笑之極。　　

我們不知道楊明道也給妻子寫過信寫過詩沒有？如果也寫過，那么，要是你妻子沒有向人提起過，是不是就證明你沒有寫過呢？這個問題，想來不應該要別人教你怎么回答吧。　　

請問：你妻子有義務把你給他寫的詩和信都向別人（好友）公開嗎！你妻子有可能會把你給她寫的詩和信都向別人（好友）公開嗎！　　

同理，楊開慧也沒有這種義務，也不存在這種可能。她沒有向人提起過毛澤東寫給她的這首《賀新郎》是再正常不過的事了。怎么可以用來作為毛澤東沒有寫給她的證據(jù)呢？　　

不錯。楊開慧是向好友李淑一提起過毛澤東給她的那首《虞美人》。那么，她為什么只向李淑一提起《虞美人》而沒有提起《賀新郎》呢？一是因為1920年楊與李是長沙福湘女中的同學和同室好友，具備相互交流的客觀條件。而到了1923年，兩人已經(jīng)各奔東西，楊已經(jīng)是兩個孩子的母親了。互相交談不再有當年在校時的方便條件。　　

第二個原因是關鍵的：這兩首詩的內(nèi)容起了決定的作用。　　

《賀新郎》的內(nèi)容前面已概要說過了，它表達的是兩個人在一場誤會過后感情甚深時面對著離別流露出的傷感。夫妻之間的矛盾，無論男方女方，不是到了決裂的程度一般都不會輕易告人的，尤其是女子。所以，楊開慧沒有將此詞向任何人提及完全可以理解。　　

而《虞美人》就不同了。其內(nèi)容和格調(diào)與《詩經(jīng)·關睢》非常相似。我們先看《關睢》：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　　

這是一首男子向淑女求愛的情詩。“求之不得”四句用翻來覆去睡不著覺的情形描寫這位年青男子對于心中淑女的刻骨相思之情。我們再看毛澤東的《虞美人》   贈楊開慧
            　　

堆來枕上愁何狀，
            江海翻波浪。
            夜長天色總難明，
            寂寞披衣起坐數(shù)寒星。
 
            曉來百念都灰燼，
            剩有離人影。
            一鉤殘月向西流，
            對此不拋眼淚也無由　　

很明顯，此詞的上闕是借用了《關睢》中寤寐思服，輾轉反側的寓意。下闕則用天地仿佛不再存在的一幅詞人面對殘月和心中的“離人影”淚流滿面的畫面進一步刻劃了詞人對離人的思念。　　

我們可以想象得出，當楊開慧從詞中發(fā)覺自己在毛澤東心中占據(jù)著如此重要地位的時候，她的心里有多么高興和幸福。這是她向同窗好友李淑一出示此詩的根本原因。　　

彭明道有文論及《虞美人》寫于1921年是毛記錯了時間。正確的時間是1910年。是毛思念死去的羅氏而作，后來在與楊交往時又轉給了楊以顯示自己對楊的坦誠。此論應是無稽之談。毛澤東再坦誠也不至于把如此刻骨思念別人的一首詞送給自己心愛的人吧。難道他就不會考慮楊開慧的感受！　　

再說，即使楊開慧胸懷若谷，她也不會拿著毛澤東思念別人的一首詞到好朋友面前去報喜的吧。如果當時楊開慧不是在李淑一面前報的喜，知道了是毛澤東送羅氏“真相”的李淑一就不可能在幾十年后寫信向毛澤東索要這首詞的了。　　

此詞寫于毛與楊結婚之前的1920年，則應該是可信的。有可能確實是毛記錯了一年，而記錯十來年是不可能的事。　　

七、彭明道無法理清的糊涂賬　　

彭明道在“毛澤東眼前的倩影是誰”一節(jié)里說了半天，說來說去一句話，就是斷定楊開慧不是這個倩影。然而，究竟誰是這個倩影，他又說不出來了。　　

倩影沒辦法找出來，換個“毛澤東當年將此詞贈予何人？”的題目，他又來了一通自問自答。實際還是這個扯不清的“倩影”是誰的問題。　　

他在這一節(jié)里說：“時過境遷，星移斗轉。事情已經(jīng)過去七十多年了，當事人都已作古。要準確地回答這個問題，實在是‘難于上青天’。”　　

這就像一道別人已經(jīng)做出答案的數(shù)學題，明知拿不出否定的理由（難于上青天）卻非要否定它一樣，豈不是庸人自擾，把個好端端的東西攪成了一筆糊涂賬，自己作孽尋煩惱。 　　

糊涂你就認個糊涂也罷了。可是，面對著這個“糊涂”他卻露出了發(fā)現(xiàn)新大陸的喜悅。請聽他說的：“然而，筆者經(jīng)過十數(shù)年的努力，終于找到了一虛一實兩個答案，可作為研究毛澤東詩詞和生平的重要參考。”　　

毛澤東的一首情詩居然送給了一實一虛兩個情人了。這就是彭明道集十數(shù)年之力得出的成果！還好意思讓人拿去作“重要參考”，真是不知人間有羞恥事。　　

虛和實是兩個相對立的概念。虛是指空的假的，實是指真的客觀存在的。毛澤東的這首情詩只能有一個“實”的倩影，怎么可能還有一個“虛影”與“實影”并存呢！　　

彭明道所謂的“虛影”是誰？“實影”又是誰？　　

他所謂虛的是前面提到的陶斯詠，因為他沒有找到毛與陶有私情的任何真憑實據(jù)，卻又非要認定陶也是一個“倩影”，所以只能算是“虛影”了。　　

他所謂實的這一位叫丁玲。之所以稱為“實”，是他掌握了毛澤東于1937年曾將《賀新郎》一詞抄送給了丁玲的這個真憑實據(jù)。而且據(jù)他說，早在二十年代毛與丁的關系就相當好。1937年丁來延安后，兩人的關系更是不同尋常。照他這樣說來，丁玲應該就是毛澤東真實的情人了。　　

不過，我以為，他的這個“虛實觀”又犯了一個原則性的錯誤。此詞明確無誤的已知是寫于1923年，如果毛澤東不是寫給楊開慧的話，那就肯定是寫給陶斯詠的，肯定是向陶斯詠傳情的了。所以，這個“實”非陶斯詠莫屬，哪有丁玲的份！如果是向丁玲傳情，怎么當時不將原詞給她卻在十多年后給了她一個抄件呢？　　

可以肯定，現(xiàn)實中將一束鮮花送給情人后再回收送給另一個情人的怪事絕對不會有！何況毛澤東出口成章，腹中不花錢的才思多的是，即使陶、丁兩人都是情人，他也犯不著給丁玲一個“二手貨”，抄送一首早已送給過別人的詞吧！　　

這就是說，出現(xiàn)在《賀新郎》面前的倩影肯定只有唯一的一個，不會有第二個。因此，在你楊明道排除了楊開慧這個倩影以后。我們有理由要求你，必須找出另一個切切實實的“倩影”向大家作個交待！否則，你就必須把自己這張沒遮欄的嘴巴老老實實的閉起來！　　

八、陶斯詠、丁玲有可能當?shù)谌邌帷　?/p>

上世紀二十年代，我們國家?guī)浊甑姆饨v史還剛結束不久。中國進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中國人民處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重壓之下。婦女比男子承受著更重的政權、族權、神權、夫權的多重壓迫。盡管當時已經(jīng)開始了婦女解放運動，但是，這個運動還面對著一股強大的阻力。　　

楊開慧、李淑一、丁玲、陶斯詠等雖然取得了與男子一樣上學的權利（他們只是當時女子中極少極少的一部分），但是，他們上的都是女子學校。由此可見，當時的封建禮教對于婦女的束縛對于婦女解放運動的阻力的頑固和強大。　　

丁玲、陶斯詠都是婦女解放運動的先行者，也是當時較有名氣的公眾人物。其言行時刻受著輿論的關注和監(jiān)督。稍有不慎，便會招致來自各方面的攻擊。不但會給個人的形象造成無可挽回的損失，尤為要緊的是會給自己為之奮斗的事業(yè)造成無法挽回的損失。　　

在婚姻問題上，自主婚姻的倡導那時還只是剛剛開始。而性解放、性自由的時髦名詞在我國直到改革開放很久以后才出現(xiàn)。即使是今天，這種觀念亦然遭受著絕大多數(shù)國民的怒斥與聲討。可以想見，丁、陶所處的那個時代，社會對這種行為有多大的容忍度！她們所在的學校肯定是零容忍度！　　

楊開慧在福湘女中只是不讀《圣經(jīng)》、不做禮拜，即被視為褻瀆耶穌，破壞校規(guī)。受到了學校的嚴厲訓斥。那些在男女關系上的越軌行為，學校有可能容得下嗎！　　

所以，丁、陶即使不顧及所追求的事業(yè)，她們也必須顧及自己的身敗名裂。她們不可能在人生的起點，事業(yè)的起點上作出這些不能為社會接受容忍的行為！　　

而在彭明道的眼里，那時的婦女解放運動與性解放好像早已一步到了位似的。所以，他要集“十數(shù)年的努力”，非得“考證” 出那些走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婦女解放運動前列的青年男女，一個一個都是性解放者、性自由者！　　

九、毛澤東有可能將贈給“第三者”的情詩留存于世嗎　　

其實，當時在中國政壇嶄露頭角的毛澤東與丁、陶一樣，在事業(yè)和私欲面前，也有一個正確選擇的問題。同樣，我們也可以斷定，毛澤東絕對不會選擇放縱私欲、恣情女色而使自己在世人的眼里留下一個情場老手的形象。因為這樣做很有可能給自己帶來極大的政治風險，并且會給黨的事業(yè)造成危害和損失。　　

現(xiàn)在，我們假定毛澤東就是彭明道所說的那種人，假定《賀新郎》詞就是寫給陶斯詠或是丁玲的。那么，時過境遷之后，毛澤東對這件風流韻事和這首詞會作何處置呢？處置的辦法只有兩個：一是將《賀新郎》消毀，二是將《賀新郎》保存。兩種處置帶來的兩種結果是：一是這宗風流韻事隨著《賀新郎》的消毀而帶進自己的棺材，二是隨著《賀新郎》的公示而使這宗風流韻事“流芳千古”。　　

在二者之中，該作何選擇？　　

按照彭明道說的“在中國的歷史上，只要是大人物，帝王將相也罷，才子名流也罷，他們的風流韻事，老百姓總是把它當作一段佳話，添枝加葉地傳頌的，并未見損害過他們的文治武功”的邏輯，肯定是應該選擇后者的，因為這樣做可以給老百姓留下一段佳話。　　

彭明道雖不是什么大人物，應該也可以算個小小的才子名流罷。如果也曾有過風流韻事，想來他一定會載之家史，以傳家風，同時也為子孫留下一段佳話。　　

不過，毛澤東的處境卻與彭明道不同。在他的面前，有一個“為了丈夫，為了名節(jié)，為了主義，為了信仰而堅貞不屈地付出年青生命的楊開慧”無論如何繞不過。當年楊開慧在世時，即使有風流韻事，人們可以原諒也可以當作佳話。可是在楊開慧為革命壯烈犧牲以后，如果心還在那些風流韻事上而沒有半點在楊開慧身上，就不行了。無情無義如此，還能算是人嗎？！估計很可能這就是彭明道所要論出的最佳結果！不管彭明道有無此種居心，但世人必定會如此罵的。他的子孫后代也一定會如此罵的。　　

我們從彭明道“以毛氏的文字功力與行事的精細，怎么可能把‘妻’與‘友’混淆不辨”這句話里看出，彭對毛的“行事精細”是十分佩服的。如果把毛的“行事精細”用之于《賀新郎》，我們也可以向彭提出一個問題來：以毛氏行事的精細，怎么可能把“流芳百世”與“遺罵萬年”混淆不辯呢？ 　　

毛澤東有可能在那個“充滿革命激情”的1973年把一首描寫婚外戀且有愧于楊開慧的情詞煞費苦心的翻出來給后世留下一個遺罵萬年的“佳話”嗎！絕無這種可能。所以，我們可以斷言，《賀新郎》詞肯定是毛澤東寫給楊開慧的。否則，我們就絕對無緣在《毛澤東詩詞》中看到《賀新郎》了。因為他會被毛澤東帶進棺材里面去。　　

讓彭明道的那些連篇鬼話見鬼去吧。只有傻瓜才會信你的！　　

十、也說幾句題外的話　　

彭明道在“題外的話”中說：　　

“問題是一些“學者”們，有一種頑固的“阿Q情結”。他們總是從政治的需要出發(fā)，千方百計地“為尊者諱”。……但是，無論如何，為它作注的專家學者，為了一個不大好擺到桌面上的理由，把一首本來是贈給別人的詞，硬栽到一個為了丈夫，為了名節(jié)，為了主義，為了信仰，而堅貞不屈地付出年青生命的女*****員頭上，是不是有點太過分呢？”　　

我們不禁要問：你彭明道為何沒來由的把毛澤東送給“一個為了丈夫，為了名節(jié)，為了主義，為了信仰而堅貞不屈地付出年青生命的楊開慧”的一首詞和無窮的愛意無盡的追思非要生拉硬扯“割讓”給另外一個不相干的女人呢？你就不覺得自己太過分太殘忍了嗎！若楊開慧在天有靈，我想，她一定會恨不得食你之肉寢你之皮的。　　

你不惜“費十數(shù)年之力”千方百計“造尊者謠”又是為什么呀？不是從政治的需要出發(fā)未必會是從文學需要出發(fā)！或者是從你的本性需要出發(fā)！　　

你這又是一種什么情結呢？不說了。留著你自己去想吧！　　

附：毛澤東的《賀新郎·別友》是贈給誰的？

　　　　　　　　　　　　　　　　　作者：彭明道

　　一、問題的由來

　　在論述這個問題之前，必得先重溫一下毛澤東的原詞： 《賀新郎·別友》(一九二三年)

　　揮手從茲去。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訴。眼角眉梢都似恨，熱淚欲零還住。知誤會前番虛語。過眼滔滔云共霧，算人間知己吾和汝。人有病，天知否？今宵霜重東門路，照橫塘半天殘月，凄清如許。汽笛一聲腸已斷，從此天涯孤旅。恁割斷愁思恨縷。要似昆侖崩絕壁，又恰像臺風掃寰宇。重比翼，和云翥。

　　這是已知的毛澤東最早的詩詞作品。在毛逝世后出版的多種版本《毛澤東詩詞》中，這首詞毫無例外地排列于卷首，由此可見它在毛氏詩詞中的重要地位。在此之前，《人民日報》曾經(jīng)將這首詞發(fā)表過兩次。一次是毛逝世兩周年的時候即一九七八年九月九日；另一次是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即毛誕辰101周年紀念日）。這樣的情形，在毛去世之后，（即對毛的造神運動結束之后）是罕見的。
　　這首詞從發(fā)表到出版，有一個細微的差別，不知為什么沒有引起國內(nèi)的讀者和學人的注意。這個差別就是：發(fā)表時詞牌下無標題，而在由最權威的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和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毛澤東詩詞集》（以下簡稱《文獻》版——彭注）中，在詞牌下卻加上了“別友”二字，正式作為這首詞的標題。出版者還鄭重聲明：“本詞最近發(fā)現(xiàn)作者有一種手跡，標題為《別友》。”《文獻》版并且鄭重其事地將過去已經(jīng)公開發(fā)表和經(jīng)過毛本人“校訂定稿”的作品，作為“正編”，而將雖然廣泛流傳，但尚未經(jīng)毛親自校定的，列為“副編”，以示區(qū)別。這也無可辯駁地說明，毛本人對這首詞是何等珍愛，在晚年還對這五十年前的舊作（雖未公開發(fā)表），慎重地進行過“校正定稿”。
　　然而，這里有一樁天大的怪事：經(jīng)過毛本人親自“校正定稿”的原稿上，明明寫的是“別友”。而《文獻》版的注釋卻說“這首詞是作者寫給夫人楊開慧的”。以毛氏的文字功力與行事的精細，怎么可能把“妻”與“友”混淆不辨！
　　這就出現(xiàn)了麻煩：這首詞，到底是贈給誰的？

　　　　

二、“校訂”乎？“修改”乎？

　　毛澤東詩才橫溢，是無容置疑的。他的詩詞，在正式發(fā)表前，都曾經(jīng)過反復的推敲、修改，當然也包括和他的詩友（如郭沫若、臧克家、胡喬木、陳毅等）討論切磋。大抵是修改后顯得更具光彩，更顯精絕。如“水拍”與“浪拍”，“楊花”與“驕楊”等皆是。
　　《賀新郎·別友》卻是惟一的例外。詞中的很多句子，在當時的情境下無法解釋；另一些句子，又充滿了明顯的“文革風味”。一般的讀者拜服于毛氏的政治權威和詩名之下，不敢仰視，是可以理解的。堂堂的研究機關和權威的出版社的“專家學者”們，要說分不出“別友”與“別妻”之間的差異，看不出這些“馬腳”，那是無論如何說不過去的。
　　首先看看這些無法解釋，或無法連貫的句子：
　　“人有病，天知否？”怎么能接得上“算人間知己吾和汝”這種兩情繾綣的思緒呢？
　　“要似昆倉崩絕壁”兩句，倒確像一個大政治家的口氣。然而，一九二三年以前的毛澤東，還沒有生發(fā)出他在六十年代中那種狂熱的“世界革命”思想和藍圖。遍查毛氏此前的著作，也找不到類似的遣詞造句的先例。而且，這充滿了“革命豪情”的句子，從詩詞的起承關系而言，與整首詞以及下闋的意境，也是風馬牛互不相及的。明眼人一看便知，這句子帶著典型的“文革”印記。這又如何解釋？
　　原來，這首詞在七十年代修改過多次。而最后的一次修改，竟是在全面內(nèi)戰(zhàn)，亂得不可收拾的一九七三年。詞的本來面貌是這樣的：

　　“揮手從茲去。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訴。眼角眉梢都似恨，熱淚欲零還住。知誤會前番書語。過眼滔滔云共霧，算人間知己吾和汝。重感慨，淚如雨。今宵霜重東門路，照橫塘半天殘月，凄清如許。汽笛一聲腸已斷，從此天涯孤旅。恁割斷愁思恨縷。我自欲為江海客，更不為昵昵兒女語。山欲墮，云橫翥。”　　

　　照原詞讀下來，就順暢多了。不論是講人情，感情，還是愛情，都少了許多矯柔做作，多了幾許真情。照《文獻》版的注釋者說法，這首詞有兩件手稿，不同之處即有無“別友”二字標題。事實是不是這樣，外人就無從了解了。據(jù)有關人士透露：毛澤東于一九六一年曾將此詞親手書寫，交給貼身衛(wèi)士張仙朋，叫他好好保存。十二年之后的一九七三年冬天，毛又將修改后的這首詞，加上“別友”的標題，交給保健護士　吳旭　君抄正保存。兩種抄件中的詞句是否完全一致，不得而知。但一九七三年交吳抄正的內(nèi)容，即現(xiàn)在我們看到的這個內(nèi)容，卻是無疑的。
　　一九二三到一九七三，整整五十年了。看來當時毛并無發(fā)表此詞的意思。因為一九七三年是“文革”中期政局最混亂最危急的關頭，也是毛澤東最心煩意亂、焦躁不安的時候。了解“文革”史的人大概不會忘記接二連三發(fā)生在那幾年的大事：
　　一九七一年，“九·一三”事件，林彪叛逃；
　　一九七二年，周恩來發(fā)現(xiàn)癌癥，國民經(jīng)濟處于崩潰邊緣；
　　一九七三年，江青利用公布毛在滴水洞給她的信的機會，抬高自己，大造輿論；張鐵生、黃帥等造反英雄跳出來“反潮流”；毛氏自己提出“批孔”，開始批周恩來；“十大”召開，王洪文和大批造反派代表人物進入中央；江青找毛澤東要錢，氣得毛澤東掉淚……。
　　在這樣亂糟糟的日子里，毛澤東真是心勞力絀，焦慮無窮。他有沒有心情去修改他五十年前的一首風月騷詞，是實在令人懷疑的。
　　這里存不存在另一種可能？是毛的某一位詩友，或為受毛之托，或為自作多情，將詞中頗有點凄涼（重感慨，淚如雨）和有點灰暗（我自欲為江海客）等句子，改成“豪情壯志沖云天”的樣子。毛對此也未置可否，只是交“保健護士”抄正了事。倘非如此，他老人家既然如此珍愛此詞，為什么不用那龍飛鳳舞的筆寫一橫幅，或是將他修改過的原稿交給秘書存檔呢？
　　雖然毛澤東對這首詞的處置有些反常，有違常理，也有違中共中央辦公廳關于保存黨和國家領導人文稿的規(guī)定，但在旁人，卻只是一種分析和猜測。
　　　　

三、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底，毛在何處？
　　　　

既然《文獻》版的注家肯定這首詞的寫作時間是“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底”，那么，我們可以考證一下，此時，毛澤東究身在何處？他的妻子楊開慧，又在哪里？也就是說，“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底”，這對恩愛夫妻，是否曾經(jīng)有過這樣一場情綿綿的別離？
　　毛氏早期的行蹤，暫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著的《毛澤東年譜》為準。查《年譜》中的一九二三年，有如下一些記載：
　　四月：離長沙去上海，到中央工作。
　　……　　

九月十六日，回到長沙……
　　十一月二十四至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開三屆一中全會……
　　十二月底：奉中央通知離開長沙去上海，準備赴廣州參加國民黨“一大”。作《賀親郎》詞贈楊開慧。（詞略）
　　　　

由于《年譜》和《文獻》版兩書出自同一編者，對這首詞的寫作時間鉚合得很嚴密。但仔細推敲一下，就發(fā)現(xiàn)這里有一個很大的漏洞。
　　首先，毛是否參加了在上海召開的三屆一中全會？《年譜》未作明確交代。會上代表“中央局”作報告的人是誰？也是含糊其詞。據(jù)查，此前不久在廣州召開的中共“三大”上，毛澤東不僅進入了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而且還選入了由五人組成的“中央局”，位置僅在委員長陳獨秀之后，職務是“中央局秘書”，負責處理“黨內(nèi)外文書……，管理本黨文件。”而且，“本黨一切文件概由委員長及秘書簽字。”當時，毛澤東確已成黨內(nèi)的第二號人物。因此，隨后在上海召開的“三屆一中全會”，很難設想毛可以缺席。另外，這次會上中央局所作的《工作報告》，其內(nèi)容是“湖南正在進行組建國民黨的工作和湖南衡山的農(nóng)民運動情況”。這兩件事恰好都是毛澤東直接的工作成績。“中央局”的五個成員中，陳獨秀沒有到過湖南；羅章龍早期參加過新民學會，但一直未涉足工運和農(nóng)運；蔡和森赴法勤工儉學回國后，任《向?qū)А分骶帲饕獜氖曼h的理論宣傳工作；譚平山是廣東人，他從未到湖南作過組建國民黨和工農(nóng)運動之類的事。
　　如此看來，毛澤東當然是代表中央局起草并在會上作報告的最合適人選。質(zhì)言之，毛不參加“三屆一中全會”，殊難令人置信。反之，則他十一月已在上海。接下來又是黨中央準備遴選參加國民黨一大的中共代表的重要會議，則毛澤東是不可能于十二月還在長沙了。

　　這個事實，還有兩條佐證：

　　一、《年譜》說，十一月下旬毛澤東在長沙致信夏曦。通例，凡《年譜》中提到的，都有原件（哪怕是片斷）可證。但遍翻所有迄今公開的資料，就是無此信原文。若無原文，則此條資料何來？這牽涉到此時毛在何處的問題。是否可以說，《年譜》的編者在這里使了一個小小的“障眼法”？
　　二、中共中央關于“通知各省黨組織選派參加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的代表”的“十三號通告”，是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發(fā)出的。當時的中共湘區(qū)委員會，還沒有配置秘密電臺的記載，用明碼發(fā)送也不大可能。以當時的郵程或信使的行程（其時浙贛線尚未修通，由上海至長沙必須從武漢轉水路），毛澤東是不可能在五天之內(nèi)（即　12月30日　以前），接到這個“通告”，并立即動身赴滬的。
　　這就確實可以證明，“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底”，毛氏根本不在長沙。這里還有幾件事可以說明：一是十一月二十三日，楊開慧在板倉老家分娩，生下了岸青，毛澤東沒在她的身邊。開慧生岸英時，毛是從清水塘趕到湘雅醫(yī)院找李振翩來接生的。這一回，如果毛在長沙，她為什么要回娘家去生產(chǎn)呢？而且，長沙市離板倉八十多華里，即使坐轎，開慧也不可弄到臨盆時才匆匆回娘家的。由此可以推斷，開慧此行，是毛氏九月十六日由上海受命返長之后的某一天決定的。因為毛此次回來，肩負著太多太重的革命大任，自知夙夕無暇，無法照顧即將臨盆生產(chǎn)的妻子，因此才有楊氏回家之舉。岸青出生，在毛楊的家庭生活中，當然又是一件大喜事，而《年譜》中卻不見毛澤東任何有關此事的行動記載；第二，盡管《年譜》從九月十六日起至“年底”這一段，關于毛、楊的行蹤故意遮遮掩掩，但美國學者R.特里爾著的《毛澤東傳》（河北人民出版社），卻透露了一點天機。書中說道，“毛通過信件，得知他的第二個兒子來到人世……取名‘岸青’。”接到這個喜信時，毛已經(jīng)在廣州參加國民黨的“一大”了。
　　綜上所述，我們大致可以斷定（只要沒有掩蓋事實真像的意圖），在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底，毛澤東和楊開慧夫婦二人，都不在長沙。這個時候，他和她沒有“見面”的機會，當然也沒有“分別”。由此可以斷言，楊開慧送丈夫遠行，毛澤東賦詞相贈的美麗神話，原不過是子虛烏有的欺人之談而已。

　　　　

四、毛澤東面前的倩影是誰？

　　無論如何，《賀新郎·別友》確是出自青年詩人毛澤東之手。這首詞（修改前的原作）情真意切，凄清婉麗，在作者的詩作中別具一格，確是詞中上品。那么，當年站在年青的詩人面前，牽動著他縷縷詩思的那個美麗的倩影，到底是誰呢？——是詩人的妻子楊開慧嗎？
　　丟開上述一切事實不講，就詞中描寫的人物、情懷、背景進行解讀，這個影子與楊開慧之間，實在有太大的差異。
　　我們需得作一點假設。此詞的寫作時間，是“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底”。而這個時候，楊開慧正在板倉娘家“坐月子”呢！（毛岸青生于　1923年11月2日　）假如，對丈夫一往情深的開慧，在“月子里”趕到長沙為毛澤東送行，那么，我們的詩人面對著懷抱嬰兒的妻子，他該會想些什么？說些什么？他的酣暢淋漓縱橫恣肆的生花妙筆，會寫些什么呢？
　　再假如，注釋者定的寫作時間有誤，不是“十二月底”，而是岸青出生（　11月23日　）以前。不錯，那正是深秋時節(jié)，“半天殘月”，“霜重東門”，最能牽動離人的一腔愁緒。但是，站在詩人面前的，是一個身懷六甲腆著大肚子的開慧。然則我們感情濃烈的詩人毛澤東，又將會想些什么？說些什么？寫些什么？
　　再再假如，毛澤東走得很急，來不及和他的愛妻告別，就匆匆登上了去漢口的輪船（其時赴上海必需乘船到漢口換船）。那么，作為一位詩人，一位丈夫，在船上面對浩浩洞庭，心里涌動著綿綿思緒，他該會寫下怎樣動人心弦的詩句？
　　俱往矣！今天，我們誰也無法取代七十多年前的毛澤東。我們能有幸讀到的，只是他留下的這些或凄切動人，或莫名其妙的句子。
　　“揮手從茲去。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訴。眼角眉梢都似恨，熱淚欲零還住。”這是一幅古典的“長亭送別圖”。誰都想像得出，此中的男女主角，應是一對年青的戀人，或情人，要不便是一對新婚夫婦。但毛楊兩人，卻已經(jīng)結婚四年，生有兩個孩子了。至于這四年中他們夫婦的聚合分離，由于毛澤東為革命奔波，居無定所，已是十分尋常之事。查《年譜》，從一九二○年一月十七日　楊昌濟　先生在北京病逝，毛楊相愛同居算起，到這個“一九二三年底”毛氏寫此詞時止，他們或長或短的分離，就有十四次。可以斷言，無論是獻身革命的毛澤東，還是知書識禮同時也是*****員的楊開慧，對于他（她）們的革命生涯和家庭生活，都已經(jīng)非常適應。何況“二三年底”毛的上海之行，正是他邁向政治生活的一個高峰。假如開慧真為毛澤東送行，她怎么會作出“眼角眉梢都似恨，熱淚欲零還住”的那種少女般的嬌羞之態(tài)呢？
　　“凄然相向，苦情重訴”的，也不會是楊開慧。“重訴”，著一“重”字，是“訴”過一遍或多遍的了。還有一句“知誤會前番書語。”（彭按：原稿作“翻”這個“番”字，是　趙樸初　先生改的）。不管是“前翻”，還是“前番”，聯(lián)系到前面的“苦情重訴”，看來事情蠻嚴重的。夫妻間的事，屬于隱私，旁人不得而知。但似乎這“苦情重訴”，與那個“前翻（番）書語”有些干系。似乎是一封“書信”之類的什么事物，介入過他（她）們的生活，引起過一場“誤會”。但是，以現(xiàn)在渲染的毛澤東對開慧深深的愛戀，真誠，和他的善辯，他向妻子解釋并使之冰化雪消，并非難事。而以楊開慧的修養(yǎng)和性格，以她對丈夫的尊重、熱愛和信任，還會在這樣的離別時“苦情重訴”么？
　　“過眼滔滔云共霧，算人間知己吾和汝。”也不像對開慧說的話。友誼和愛情，但凡有個圓滿結局的，便不該發(fā)出這般感慨。作者這話兒，很明顯地帶著一絲遺憾。是那種對舊日情愛的結局差強人意的遺憾。所以才有“重感慨，淚如雨”的下文。如果是面對妻子，那“遺憾”就沒來由得很。而那句“人有病，天知否”，則好像是屈大夫當年自沉于汨羅江前痛心疾首的“天問”，或是革命導師面對一大群熱血青年的激情宣傳。對著老婆或情人無端發(fā)出這樣的嚎叫，真是離譜得很呢！
　　至于詞中其它一些“離譜得很”的句子，比如對著老婆講“重比翼”的無端感慨：明知離別不久便可將老婆孩子接去上海同住，卻又要發(fā)什么“恁割斷愁思恨縷”的無奈閑愁；以及什么“昆侖崩絕壁”“臺風掃寰宇”之類的無理狂言……都不要去說了吧！
　　總之，無論從何種角度去分析，去解讀，去研究，這首《賀新郎·別友》，都不會是贈給楊開慧的。非但不是贈她，而且可以斷定，楊開慧到死也沒有見過這首詞。怎見得呢？有事實為證：開慧生前惟一一次提到毛澤東贈她的詩，便是向李淑一說過的那首《虞美人》（“堆來枕上愁何狀”）。那里面描寫的是詩人自己，格調(diào)也不高。而這首《賀新郎·別友》，寫的卻是兩人別離時的情狀，詞中對兩情繾綣的情景、意境的描繪，以及通過這些手法烘托出來的格調(diào)，都高出那首《虞美人》遠矣！有著深厚的古文功底的楊開慧，不可能對此渾然不覺。這樣銘心刻骨的舊事，這樣纏綿緋惻的濃情，這樣凄清婉麗的佳句，必定使才女楊開慧生死難忘。但是，迄今為止，我們沒見過開慧提及這首《賀新郎·別友》的片言只語。因此可知，毛澤東從未將這首詞向楊開慧展示過。開慧生前沒有見過這闋絕妙好詞，真可謂是她的終身憾事。

　　

　　五、毛澤東當年將此詞贈予何人？

　　時過境遷，星移斗轉。事情已經(jīng)過去七十多年了，當事人都已作古。要準確地回答這個問題，實在是“難于上青天”。然而，筆者經(jīng)過十數(shù)年的努力，終于找到了一虛一實兩個答案，可作為研究毛澤東詩詞和生平的重要參考。
　　先說那個“虛”的答案。筆者曾經(jīng)有幸在八十年代見過易禮　容老　先生。易老是當年在長沙和毛澤東一起，搞新民學會，辦文化書社的重要人物，對昔年的掌故逸事，了如指掌。易老說到毛主席詩才橫溢時提起了它。除了由于年代久遠因而有個別字句的差異外，確實就是這首《賀新郎》。易老說，這可能是贈給陶毅的。
　　陶毅，字斯詠，女，一八九六年生，湘潭人。她于一九一六年考入　朱劍凡　先生創(chuàng)辦的周南女子中學師范二班，與著名的女革命家向警予同窗。那時，陶斯詠和向警予一樣，是一位思想十分開放激進的女性，也是新民學會中的一員出色的女將，被稱為“周南三杰”之一，與毛澤東過從甚密。毛氏創(chuàng)辦文化書社時，她是三個拿出十塊銀元的資助者中的一個（易禮容只拿了一塊銀元）。在新民學會初期的多次討論中，她是主張“教育救國”的。后來，她也支持毛澤東“改造中國與世界”的口號。文化書社成立后，他們在一九二一年元旦有一次難忘的*****，她和毛澤東等一班志同道合的人，冒著漫天風雪，在周南的院子里攝影留念。這張珍貴的照片，如今還陳列在長沙市周南中學。在一九一八和一九一九年毛兩次離開長沙的時間，毛給陶寫過一些信，現(xiàn)在能查到的就有五件（內(nèi)容當然只是片斷）。向警予赴法勤工儉學后，也給陶斯詠寫過信，勸她力促北大開女禁，到那里去深造。但陶其時已經(jīng)在周南留校任教，只在一九二一年去南京金陵女大進修過一次。毛澤東在上海參加“一大”后返長途中，還曾經(jīng)專程到南京停留，探望斯詠，情誼之深可見。此后，毛澤東走上了專職革命家的道路，而陶斯詠則仍回周南任教，兩人從此便聚少離多。這首《賀新郎》詞，究竟是這個時候，還是稍前的“半淞園*****”抑或是稍后的“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底”的厚贈，就無從考查了。
　　陶氏后來一直在周南教書。當時同樣是文化書社重要成員的彭璜，瘋狂地追求過她，而她卻拒絕了彭，終身未婚，不幸于一九三一年早逝。大概由于她始終是個“教書匠”，故留下的資料不多。筆者曾經(jīng)走遍從長沙到湘潭的黨史辦和史志辦，查遍了周南中學和第一師范（一說陶在南京女大進修結業(yè)返長后，曾在一師任學生指導員）的所有資料，所得僅如上述。至于易禮容等當年的舊友是怎么知道這首《賀新郎》的故實的，當然也無從查考了。好在知道這個“孤證”的，還有一位老友。他因為工作關系，也曾拜訪過易老。易老也給他講過這首《賀新郎》的事，與和我講的完全一致。
　　至于那個“實”的答案，則是毛在延安時，曾將此詞寫下，送給了丁玲。丁玲二十年代初期也是周南女中的學生，當年就是毛的崇拜者。丁玲在周南讀書時就是很有名的激進女生，曾經(jīng)帶著一幫年齡比她大得多的女同學，沖進省政府面對面地向省長爭要女權。毛當年就認識這個小女生的。她從白區(qū)奔赴延安時，毛在專為她舉辦的歡迎會上，寫過一首《江城子》贈她。這首詞也已收入《毛澤東詩詞集》，誰都可以看得到。“纖筆一支誰得似？三千毛瑟精兵”。這樣高度的評價，除了女作家丁玲，還沒有發(fā)現(xiàn)誰有這種殊榮。在延安時期，毛非常欣賞丁玲的膽識才華，她對毛自然也是非常崇敬的。他們之間往來較為親密，交談也比與別人隨便得多。后來在什么時候、什么地方，毛又將他的舊作《賀新郎》重新寫下來贈給她，卻就無從考證了。要說保存了這段佳話的功勞，還得記在五十年反胡風的“肅反運動”頭上。事情是這樣的：當年丁玲也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把這個珍貴的墨寶交給了胡風。胡風歷劫時，這張紙也就連同他的所有文稿一起，進了*****部的檔案庫。直至這段歷史冤案昭雪之后，*****部退還了當年沒收的所有物件，這件墨寶才被　胡風　先生翻出來，物歸原主。

　　

　　六、題外的話，多余又不多余

　“題外的話”，并不是“多余的話”。其實，毛澤東將他的一首詞送給誰都無關緊要。即便是送給情人，只要是留下了一首佳作，又能損害作者什么呢？正如毛一生有四次婚姻〔毛自己不承認早年在韶山的那次婚姻。但羅氏是“明媒正娶”來到毛家，且載入了《毛氏族譜》的。一九五○年毛岸英回韶山時，還曾特地去楊林拜望了外祖羅家，給羅氏之兄送了人民幣五百萬(舊幣)元〕。這些事雖然有點瓜瓜葛葛，但這是歷史。在中國的歷史上，只要是大人物，帝王將相也罷，才子名流也罷，他們的風流韻事，老百姓總是把它當作一段佳話，添枝加葉地傳頌的，并未見損害過他們的文治武功。何況這早期的一首小詞呢？
　　問題是一些“學者”們，有一種頑固的“阿Q情結”。他們總是從政治的需要出發(fā)，千方百計地“為尊者諱”。就像阿Q一樣，你說他祖上很闊，比趙太爺還闊，他很得意。你如果說他祖上某某也要過飯，偷過南瓜，或嫖過妓，或有過婚外戀，他就會青筋暴突地和你大吵一場，甚或打上一架。其實，毛澤東就是毛澤東，他的功過是非，歷史自有公論，毛澤東的詩詞也是如此。他應該是一個詩人，寫過一些好詩。但他首先是一個“人”。要重新造出一個“詩神”是不可能的。他的詩詞，“史詩”也罷，“不須放屁”也罷，都將放在歷史的桌面上，任由人們評說。
　　但是，無論如何，為它作注的專家學者，為了一個不大好擺到桌面上的理由，把一首本來是贈給別人的詞，硬栽到一個為了丈夫，為了名節(jié)，為了主義，為了信仰，而堅貞不屈地付出年青生命的女*****員頭上，是不是有點太過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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