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的人格分析　　

0       引言   

　　當前人們需要擺脫傳統文化把人“奴才”般來馴化，同時又面臨現代文明把人變成支離破碎的“機械”來教育，一些人由于受到西方后現代思潮的影響，就高舉解構主義、后現代主義先進的大旗，顛覆以魯迅為代表的啟蒙主義運動，魯迅也成了他們顛覆的對象；后殖民主義也已在我國思想界傳播，認為第三世界國家雖然在政治上擺脫了帝國主義殖民統治，但在文化與思想意識上還受著西方文化的策略話語霸權的支配。于是，一些中國批判家就開始在后殖民主義的旗幟下顛覆“五四”反傳統與西方文化的選擇，認為“五四”是屈從于西方文化霸權的鸚鵡學舌，使中國喪失了主體從而使中國人患上了“失語癥”，魯迅以其激烈的反傳統與西方文化的選擇，自然又成了他們顛覆的對象，而魯迅研究者的反駁大都沒有切中其要害。的確這些思潮有其特定的作用范圍，不過用來顛覆魯迅的思想則是用錯了對象，真的是患上了新名詞的失語癥了。　　

因為魯迅提出的思想，既概括出了包含了西方文藝復興以及思想啟蒙運動中最具根本意義的內容，史稱為第一次啟蒙運動；也完全契合與后現代提出的“非理性主義”，有些人稱第二啟蒙運動。^[1]他不僅反對把人“奴才”化，也反對現代文明把人“機械”化，他要求人得到全面的發展，而不是異化的片面的發展。從這種意義上看，他兼具有兩種啟蒙的任務。而僅僅用第二種啟蒙思想來簡單的否定魯迅的思想是片面的，是僅僅從常規的思路出發的，并不能解構魯迅。再說了，我國現在是不是進入了后現代社會還有待商榷，其實尊重事實的人這是一個不須回答的問題，我國顯然沒有進入。如果不考慮實際情況僅從字面上的邏輯來推理，是不是犯了本本主義呢？我們可以從歷史發展的宏觀上看待這一問題。 　　

根據社會發展的不同歷史階段，從宏觀上看馬克思把人的發展程度與水平分為四類：原始社會，是原始“全面”發展的人；奴隸、封建社會，是依賴型的人——重人倫關系不重自我獨立的傳統文化；資本主義社會，是獨立型的人——重自我獨立不重人倫關系的西方文化（第一次啟蒙重“理性”）；共產主義社會，是全面發展的人——既重自我獨立又重人倫關系的文化（第二次啟蒙重“非理性”）。^[2]從中我們可以看出，后現代主義可以看作是由西方現代文化向共產主義社會文化發展的初步形式，為何不能說是共產主義文化在意識形態的表現。后現代社會被認為是人人平等的社會，要解決的就是現代社會存在的問題，如蔑視感性、科學沙文主義、壓迫婦女、父權文化制（核心就是對弱者施以強權）等等，^[3](p165)后現代要顛覆的就是這些“現代性”，魯迅的思想就包含了后現代要顛覆的東西。下面我將從魯迅的一生經歷來說明他具備自我實現人的特點、弗洛姆的新人格特點，同時也是一個后現代主義的代表。　　

1  魯迅的人格特征　　

1.1對他人的表現　　

說明魯迅強調“非理性”——“愛”與“誠”，具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具有民主的性格，能夠接納他人，把奉獻、團結和愛作為生存主義的人格基礎。^[3](p169)

20世紀初，魯迅就和許壽裳開始著手于中國國民性的探討時，他們一致認為，我們民族最缺乏的東西就是誠與愛。　　

“無情未必真豪杰，憐子如何不丈夫”魯迅的《答客誚》里充滿了魯迅式的幽默表明了：“愛”構成魯迅品格的基本要素之一，魯迅多次談到了這種無愛的悲哀是我們民族不幸中之大不幸。　　

他的朋友增田涉在他的《魯迅的印象》里，曾引述開始和魯迅辦《莽原》，并且攻擊魯迅的作家高長虹的回憶說我初次同他談話的印象，不但和人們傳說中的魯迅不同，也不像《吶喊》的作者，……寫文章的時候態度倔強，同朋友談起話來卻很和藹謙遜；增田涉接著說我的印象也完全是這樣。文章中看到的魯迅和直接談對的不一樣，沒有嚴厲的臉色和說話，常常發出輕松的幽默，笑嘻嘻的，胸無城府的人，和他一道相對著，我沒有感到過緊張，在文章中看到的俏皮與挖苦連影子都沒有，像個孩子式天真的人，顯得是個慣于得到人的信任，什么都可以說，而又什么都肯聽的人。徐芃澄、湯雪峰諸人的回憶中亦有類似的印象。從以上的敘述中可以說明他具有民主的性格，能夠接納他人。　　

魯迅的“愛”必須以尊重彼此人格的獨立為前提，并在此基礎上產生的理解與寬容。魯迅曾經不無感慨地說到，現在的許多論客，多說我會發脾氣，其實我覺得自己倒是從來沒有因為一點小事情，就成友成敵的人，我還有不少幾十年的老朋友，要點就在彼此略小節而取其大。魯迅與許壽裳就是這樣無異昆弟的朋友，他們思想、性格極不相同，卻保持了三十五年的深厚友誼，以至于徐壽裳最后為友誼而殉身，一個基本原因就是彼此的尊重與理解。　　

魯迅尊重、理解子女作為社會平等人，有自己的獨立人格，獨立意志、獨立思考，魯迅在給他朋友的信中曾這樣談到自己兒子！“海嬰這家伙卻非常頑皮，兩三日期竟發表了頗為反動的宣言說：‘這種爸爸，什么爸爸！’真難辦。他對于我，確是一個小棒喝團員。他去年還問：‘爸爸可以吃么？’我的答復是：‘吃也可以吃，不過還是不吃罷！’今年就不再問，大約決定是不吃了。男孩子大都是欺負媽媽的，我們的孩子也是這樣，非但不聽媽媽的話，還常常反抗，以至我也跟著一道說他，他反倒覺得奇怪‘為什么爸爸這樣支持媽媽呢？’我們的孩子也很淘氣，也是要吃的時候就來了，達到目的以后就出去玩，還發牢騷，說沒有弟弟，太寂寞了，是個頗偉大的不平家。”^{[4]（p169）}　　

魯迅對年幼者的這種平等、理解與寬容是建筑在高度自覺的理性認識基礎之上的，他寫過一篇《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中認為，父親對待子女應該。“開宗第一，便是理解。往昔的歐人對孩子的誤解，是以為成人的預備；中國人的誤解是縮小的成人。直到近來，經過許多學者的研究，才知道孩子的世界與成人截然不同，倘不先行理解，一味蠻做，便是大礙于孩子的發達，所以一切設施，都應該以孩子為本位；第二，便是指導，時勢既有改變，生活也須進化，所以后起的人物，一定優異于前，決不能用同一模型，無理嵌定。長者須是指導者與協商者，卻不是命令者。第三，便上解放。子女即我非我的人，但既已分立，也便是人類中人，因為即我，所以更應該盡教育的義務，交給他們自立的能力；因為非我，所以也應同時解放，全部為他們自己所存，成為一個獨立的人。”^{[4]（p170）}魯迅所堅持的理解、指導、解放的原則顯然與傳統上的教育及與現代的父權制下的親子關系也不同，帶有濃重的后現代主義色彩與共產主義社會下的父子關系的特點。　　

他的“愛”還表現在尊重、理解、同情婦女——女權運動可以從這里的到啟發與鼓勵。集合起來魯迅對婦女的關心，為婦女解放事業提供的具體意見是很完備的，內容有婚姻、家庭、生活、寡婦、新女性等各個方面的問題。魯迅曾一針見血地分析說：……私有制的社會，本來就把女人當作私產，當作商品。^[5]　　

魯迅式的愛里，不僅有理解與寬容，也有明確的道德標準。于是在他的社會交往中，無論是與師與友，與長者與幼者，都出現了大量的論戰，也因此引起人們的種種的誤解和非議。魯迅說我自己也知道，在中國我的筆要算較為刻薄的，說話有時也不留情面。同時他又反問道如果已經開始筆戰了，為什么要留情面？他認為留情面是中國文人最大的毛病，他就是要向“情面”開戰。在一次談話里，他尖銳的指出，中國人講“面子”就是把自己的過錯加以隱瞞，而勉強作出一派正經的面孔，不以壞事為壞，不省悟，不認罪，而擺出道德來掩飾過錯，這其實是一種偽善。所以，他不但直率的無所顧忌地把自己與戰友的分歧公之于眾，進行公開的論戰，而且只要對方不承認，不改正錯誤，他就決不住手，一有機會，總是順便刺幾句，即使對方十分難堪，他也在所不計，魯迅的尖刻無情是以問題為中心的。只要對方承認錯誤，他就決不輕薄半句，并且繼續以“誠與愛”待之。　　

魯迅與林語堂的關系就是如此。他們雖為遇絲社的同人，林主張“費厄潑賴”，魯迅立即寫出《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公開予以駁斥，不曾留半點情面，但是后來林承認了錯誤，甚至畫了一幅“魯迅打狗圖”，魯迅立刻接受了林的邀請，到廈門大學任教。以后發現林創辦《論語》，傾向日益變壞，魯迅仍以朋友待之，竭盡誠意，寫信勸戒，魯迅后來回憶說我至今還自信是良言，是要他于中國有益，要他在中國有留，并非要他消滅；直到林一意孤行，越滑越遠，才最后與之絕交。　　

1.2         對職業與“名”的表現　　

說明魯迅重視人的價值與生存意義，具有很強的獨立性、自主性，自發、直率自然的特征，并顯示獨特的創造性；具有自信心和安全感以及自我個性的認同感，反對偶像崇拜，積極參與社會生活，不斷提高人道主義的生存能力。　　

魯迅由于重視人的價值與生存意義，所以對自古以來君子不食周粟，邦無道，谷恥也之類的“名節論”就不顧，為了生存，他不僅為師，而且為官，并且一當就是十幾年，后來曾有人以官僚歷史揭短相譏，他并不汗顏，有時索性以官僚自嘲。相對君子的范型來說，相對辛亥“五四”同時代的一些新人的選擇來說，這個事實也說明他具有自信心和安全感以及自我個性的認同感。反對偶像崇拜，積極參與社會生活，不斷提高人道主義的生存能力。　　

由于具有很強的獨立性、自主性，他雖然在歷史約定的領域就業，但從來沒有準備遵從社會為他規定的職業矩度，真有一點做什么不像什么。　　

當官時就被教育總長張士釗曾引述政府官吏服務令諸條款，給予身為部署官員的周樹人一個鑒定：公然與所服務之官署悍然立于反抗地位。　　

看他當人之師，在中國教師與其說是一種職業，不如說是一種人格的楷范，所以自古就有“師表”之說。魯迅當過多年的人之師，但他似乎很想到自己是“師表”，他多次公開宣稱自己教書、編講義是為了吃飯，而斥教育為最神圣之清高職業，身當教員之人，應該為教育作犧牲的說教為謬論，他更不顧導師之體面，而與另一些導師、文人“相罵相打”。徐志摩曾批評：大學的教授們，負有指導青年重任的前輩，是不該這樣混斗，是像受教育人不像的問題……。學生們看做他們的先生這樣丟丑，忍不住開口說話了，絕對沒有關系的人看了這情形也不耐煩了，于是他便對著混斗的雙方猛喝：帶住！   　　

魯迅卻說，我還不能帶住，中國青年不要高帽皮袍、裝腔作勢的導師戴者假面，以導師自居，就得叫他除下來，否則，便將它撕下來，撕得鮮血淋漓，臭架子打得粉碎，然后可以談后話。   　　

再看他的文學之路，由于強調人的獨立與創造性，不僅影響他對職業的選擇和創作生涯，而且極大地影響到他的語言個性。因為文章的不倫不類，特別是雜文歸不到某一體裁中去，就不算文學，因為后期沒有小說創作而去寫雜文，有些人就感到遺憾。從側面可以看出他獨特的創造性。 　　

魯迅幽默的口氣給文壇上的一些人說，雜文這東西，我卻恐怕要侵入高尚文學樓臺去的。小說和戲曲，中國向來是看做邪宗的，但一經西洋的文學概論引為正宗，我們也就捧之為寶貝，《紅樓夢》、《西廂記》之類，在文學史上竟與《詩經》、《離騷》并列了，雜文之一的隨筆，因為有人說它近于英國的Essay,有些人也就頓首再拜，不敢輕薄。    　　

魯迅對于名的抵抗也是因為他重視人的生存意義與價值，而表現出的獨立、自發、直率的自然的特征。他的《青年必讀書》中說什么少讀或干脆不讀中國書的結論至今讀來還令人瞠目結舌。無怪乎當年熊以謙說，奇怪！真的奇怪！奇怪雖負學者聲名，引起青年瞻仰的魯迅先生說出這樣淺薄無知的話來！其實如果不從導師的角度標準看，而是從他重視人的生存意義與價值來看，他對青年必讀書的回答并沒什么奇怪的。他回答熊氏道，我雖不學無術而于相傳處于才與不才之間的不死不活或入世妙法，也還不無所知，但我不愿意照辦。所謂雖負學者聲名，站在中國青年面前這些榮名，都是你隨意給我加上的，現在既然覺得淺薄無知識了當然就可以仍有你隨意革去，我自愧不能說些討人喜歡的話。   　　

他對投名為諾貝爾獎金候選人之所以拒絕的一條重要原因就是考慮因此而失去“自己”，他說：“我眼前所見的依然是黑暗，有些疲倦，有些頹唐，此后能否創作尚在不可知之數，倘這事成功而從此不再動筆，對不起人；倘再寫，也許變了翰林文字，一無可觀。”^{[6]（p169）}  　　

1.3         對自己的表現　　

說明他具有獨立的判斷能力、思維能力和批判能力克服自卑感和自戀心理，正視人存在的有限性，既不欺騙他人，也不受他人欺騙；正確認識自己，包括已知的自我和未知的自我，并對未知的自我有一種潛在的知。　　

他在《寫在<墳>后面》和《答有恒先生》等文中說，我的確時時刻刻解剖別人，然而更多的是更無情的解剖我自己；至少是解剖自己并不比解剖別人留情面。他坦率承認，自己不是真理的發現者，凡有所說所寫，只是就平日見聞的事理里面，取了一點心以為然的道理，至于終極究竟的事，卻不能自知。他也希望別的評論者，于解剖裁判別人的作品之前，先將自己的精神來解剖裁劃一回，看本身有無淺薄卑劣荒謬之處，而那種只知責人不知反省的人，對自己的缺點、錯誤百般掩飾、原諒，而對別人的毛病無限上綱、苛責的人是決不會有自我解剖、自我改造的自覺的。　　

魯迅曾說我很憎惡我自己，我自己總覺得我的靈魂里有毒氣和鬼氣，我憎惡他、除去他，而不能。他的自審和自剖，是為了正確認識自己、改造自己、完善自己，因而主要是審自己的不足與缺點，但并不是完全否定自己，他的自剖雖酷烈，但卻實事求是，他指出，有人因社會崇尚謙虛的美德，便故意把自己說得一無是處，以博取謙虛的美名，這里和抬高自己的高傲一樣，同是虛假的，并非真正的自知之明。他曾對許廣平談到自己以論敵為反省的感慨，我時時覺得自己很渺小，但看他們的著作，竟沒有一個如我，敢自說是戴著假面具和承認黨同伐異的，他們說到底必以公平或中立自居，因此我又覺得我或者并不渺小。1929年他從上海回北京探親時，看到一些攻擊者的作品比自己還不如，又增添了自信說，我的創作和編著一發表，總有一群攻擊或嘲笑的人們……然而一看他們的作品，卻比我的還壞，例如小說史罷，好幾種在我的那一本之后，而凌亂錯誤更不行了，這情形，即使我大膽闊步，小覷此輩。^[10]

1924年，關于揚樹達君襲來事件的公開辯正，更是魯迅客觀認識自己的表現。一天，一個自稱揚樹達的青年學生闖入魯迅家中要錢，魯迅一看很愕然，他并非自己認識的揚樹達，經過一番對話，見他語多破綻，便懷疑他是冒名裝瘋來騙錢的，很覺得惡心不舒服，以至懷疑到這是學界或文界的敵人來襲擊自己手段,因而寫了《記“揚樹達”君的襲來》一文登在《語絲》上。不幾天，有學生告訴魯迅，那學生確是神經錯亂，去他家那天正是發病之時。這使魯迅深為愧疚，立即寫了一篇《關于揚君襲來事件的辨正》，說明自己錯怪了揚君，所以《襲來》一文中自己神經過敏的推斷應該注銷，恨自己太易于猜疑，太易于憤怒而深深的自責和道歉。正如學者增田涉在其《魯迅的印象》中所說，這件事不僅表明魯迅的多疑善怒，而且更能表現魯迅能正確認識自己。以上可以說明他獨立的判斷能力、思維能力和批判能力克服自卑感，正視人存在的有限性，既不欺騙他人，也不受他人欺騙。　　

2                   結論　　

通過以上的論證可以證明魯迅人格具有馬斯洛的自我實現、弗洛姆的新人格的特點、他的思想也具有后現代主義所強調的“非理性”。說明他是一個自我實現的人，也是一名后現代主義的代表。并不能用后現代主義、后殖民主義來解構，雖然他也不能擺脫自我實現人的一些不足與缺點。　　

參 考 文 獻　　

[1] 葉浩生．西方心理學研究新進展[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　　

[2] 葉浩生．西方心理學的歷史與體系[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　　

[3] 佟立．西方后現代主義哲學思潮研究[M].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　　

[4] 錢理群．魯迅心靈的探索[M]．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166-174．　　

[5] 許廣平．十年攜手共艱危——許廣平憶魯迅[M]．石家莊：河北出版社，2002：203-207．　　

[6] 張杰，揚燕麗．魯迅其人[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　　

[7] 高旭東．世紀末的魯迅爭論[M]．北京：東方出版社，2001．　　

[8] 閆玉剛．走近魯迅改造國民性[M]．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2005:1-5．　　

[9] 王東，張翼星，孫承叔．社會主義建設中的哲學問題探索[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1988:331-351．　　

[10] 邱存平，現代人的吶喊——魯迅的人生探索[M]．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1:404-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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