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歷史的回眸中批判現實

——再論莫言的長篇新作《蛙》

王正斌

面對莫言的長篇小說《蛙》，有人說《蛙》的主題是“自我救贖”與批判現實。“小說主題一方面指向懺悔和自我救贖，一方面則是對當代都市高度異化的物欲現實進行戲虐化的銳利批判。”（梁振華《理想悖論下的自我救贖——莫言新作〈蛙〉觀感》，見文學雙月刊《芙蓉》2010年第2期，第193頁）

也有人認為，這是一部“環境小說”。吳巖說：“我是……主要研究科幻小說，被請來參加莫言專場，以為莫言老師寫的是科幻小說，讀完《蛙》后才發現這原來是部寫計劃生育的環境小說。我一直認為主流作家都是關注過去的，科幻作家是關注未來的，而這部小說并不是關注過去的，幾乎都是關注未來的。這是一部環境小說，看了這部小說我理解了為何我國在哥本哈根會議上有這么復雜的立場要解讀中國的現實和未來，還是要回歸到這樣深厚的文學作品中來，優秀的文學作品是多能的，可以從不同的角度發現其反射出的不同光彩，從《蛙》里我們可以看到作者關注未來的光彩……”（《直面時代與超越現實的寫作——莫言與北師大師生關于〈蛙〉的對話》，見《芙蓉》2010年第2期，第187頁）

有人說，莫言《蛙》的寫作，是“在迎合西方閱讀趣味”（林雪飛《莫言是否在在迎合西方閱讀趣味——評〈蛙〉》，見《作品與爭鳴》2010年第5期）其理由有二：首先，《蛙》所涉及的“罪”、“懺悔”、“救贖”等觀念明顯屬于西方的意識范疇，也是西方文學經常涉獵的主題；而作為小說收束部分的話劇，也有著明顯的西方荒誕藝術色彩；其次，作品中人物、氛圍、細節等描寫，又有多處形成了與西方文化和文學的照應，諸如陳鼻之于堂吉訶德、李手飯館的環境和菜單等等。也許正是因為莫言的……自覺回應西方，才使他成為了中國當代作家中最受西方歡迎的一位。

還有人認為《蛙》沒有什么看頭，并且說“這只不過是一個精彩的故事而已嘛，它少有對民族的關注和對命運的思索，莫言可不像巴老那樣承擔如此大的責任。也許他根本就沒有這樣認真，只不過玩玩而已……”（天賦棋子《莫言的作品，還讀嗎？》，見《作品與爭鳴》2010年第5期，第157頁）

我們認為，把《蛙》的主題歸納“自我救贖”與批判現實，雖然不能說是不對的，但是還是不夠深刻，也不夠全面。“自我救贖”雖是其中的主題之一，但為什么要“自我救贖”？其動機是什么？“批判現實”是沒有問題的，但是究竟批判了那些現實？為什么要批判現實？目的是什么？應該給出合理的解釋。

把《蛙》說成是一部“環境小說”，是不太準確的，犯了以偏概全的毛病。環境包括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蛙》中主要寫了社會環境，卻沒有涉及到自然環境。因此，說《蛙》是一部“環境小說”是有失片面的。如果說，馬笑泉的中篇小說《水中少年》（見《芙蓉》2010年第2期，第167頁）是一部環境小說，這還比較符合實際，因為初中學生陳學良在學校因為成績不好而受到老師的歧視，回到又家受到父親的辱罵和毒打。這樣惡劣的社會環境逼迫他離家出走。獨自一人來到資江的一個無人小島上，他被毒蛇咬傷，具有了咬死魚和人的毒性……他靠抓魚生吃活命。可是曾經清澈的江水被污嚴重染，去年還清亮清亮的江水，現在卻變成了黑色，發出一股惡臭，江中的魚兒死光了，陳學良喪失了賴以生存的自然環境……這《水中少年》才是一部真正的環境小說。

在《蛙》中的確涉及到“罪”、“懺悔”、“救贖”等內容，但這些內容正好反映了作為姑姑作為一名老共產黨員對自己一生所從事的曾經神圣的計劃生育工作的否定，也是對自己人生價值的否定，是姑姑喪失崇高信仰、喪失精神家園的體現：其生命的意義由神圣而虛無，由肯定而否定，其人生價值由崇高而失落，終至于消解。她一生所有的努力和奮斗都變得毫無價值和意義。最后，她認為自己是一個罪人，而且想贖罪。

縱觀姑姑一生的命運和陳鼻、陳眉的命運，折射出當代中國歷史的變遷：在后毛澤東時代，由于私有化的推行，理想信念的喪失，道德的淪喪，中國出現了人吃人的剝削制度，血汗勞動制度。一些人大發橫財，一夜暴富（如“我的同學肖下唇”）；一些人窮困潦倒，變成乞丐（如“我的同學陳鼻”）：社會出現了嚴重的貧富兩極分化。幾千萬革命烈士的鮮血算是白流了。正如民間所廣為流傳的一個說法：“辛辛苦苦幾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這就是小說《娃》所描寫的殘酷現實。

小說結尾的話劇，雖然具有想象和荒誕的成分，但卻是全書的精華所在，也是作者批判現實的重點所在：是血汗勞動與資本剝削制度導致了陳眉的沉淪與毀滅，又是強大的資本勢力使她失去了做母親的權利。官權與法律是為資本和強權服務的；主持正義的“包公”是在現實中不存在的。

而“陳鼻之于堂吉訶德、李手飯館的環境和菜單”等等，這是資本主義文化在中國的死灰復燃，是所謂“全球化”的必然結果。正如有許多外國人和外國商品出現在“東北鄉”是“全球化”的結果一樣。這也是改革，尤其是“開放”必然導致的結果。

至于說《蛙》這部小說“這只不過是一個精彩的故事而已嘛，它少有對民族的關注和對命運的思索，莫言可不像巴老那樣承擔如此大的責任。也許他根本就沒有這樣認真，只不過玩玩而已……”，則是非常膚淺的認識，沒有讀懂其中的內涵所在。這個評價是很不恰當，也是很不公正的。

誠然，《蛙》是一部以描寫計劃生育工作為主要內容的長篇小說。其中心內容是給我們的圣母，高密東北鄉的“送子娘娘”——姑姑——樹碑立傳。姑姑具有雙重身份，既是一位婦科醫生，又是公社計劃生育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這雙重身份決定了姑姑必須負責兩個方面的工作：作為婦科醫生，她要負責接生即將出生的嬰兒，給人們送來幸福和歡樂；作為公社計劃生育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她要將那些不合法的計劃外懷孕的嬰兒引產，給人們帶來痛苦、失望乃至絕望。

圍繞這個中心內容，作者展開了兩種思想、兩種觀念的斗爭：一是新法接生與舊接生婆的斗爭。1953年，姑姑17歲，去縣城學習了新法接生，成為鄉里的專職接生員。當時，村民們對新法接生還很抗拒，原因是那些“老娘婆”（舊接生婆）背后造謠。她們為什么造謠？因為一旦新法接生推廣開，就斷了她們的財路。她們接生一個孩子，可以在產婦家飽餐一頓并能得到兩條毛巾、十個雞蛋的酬勞。姑姑接生的第一個孩子就是陳鼻。陳鼻出生的時候，一只手先出來，是難產。他的母親艾蓮是俄羅斯婦女，其父親陳額解放前是地主，家有良田百畝，開著燒酒作坊，在哈爾濱還一買賣。陳額解放前逃到哈爾濱，后來被押回來，還帶了個小老婆艾蓮回來。艾蓮生陳鼻的時候，一個接生婆正騎在她的身上擠壓，以為可以像雞子下蛋一樣，一擠壓就出來了。如果不是姑姑來，艾蓮與陳鼻母子非死不可。姑姑把接生婆推到一邊，給艾蓮矯正胎位，總算是把小孩生出來了。因小孩鼻子很大，姑姑就賜命叫陳鼻。這是新法接生的勝利。舊接生婆的落后原始的接生方法很快就被淘汰了。

二是“時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樣”的新觀念與“不孝有三，無后為大”的封建傳統觀念的斗爭。新中國以后，五六十年代，出現了人口生育的高峰。國家提倡有計劃地控制人口增長。于是在農村搞計劃生育。免費發放避孕藥，婦女們不好好吃，即使當面吃了，一轉身就又吐了。免費發放避孕套，他們也不用，要么被扔進豬圈，要么給小孩子們當氣球吹泡泡玩。后來，姑姑他們就發明了一種讓男人結扎輸精管的方法。但也遭到了男人們的抵制。

新中國成立后，人民當家做了主人。男人和女人是同工同酬，真正做到了男女平等。新中國是世界上第一個宣布男女平等的國家。日本、韓國至今還沒有做到這一點。但是，有不少人，身子進了新時代，腦子還留在解放前。“我”（蝌蚪，小說中的劇作家）家老牛下了一頭小母牛。

父親說：“好，是頭小母牛！”

姑姑說：“真是奇怪，女人生了女孩，男人就耷拉臉；牛生了小母牛，男人就咧嘴樂！”

父親說：“小母牛長大了可以繁殖小牛啊！”

姑姑說：“人呢？小女孩長大了不也可以生小孩兒嗎？”

父親說：“那可不一樣。”

姑姑說：“有什么不一樣？”

這種辯論，反映了兩種不同的思想觀念——男女平等與“重男輕女”——的區別。自古以來，男人們普遍存在“重男輕女”的思想。在中國古代，女孩子早晚要出嫁的，所謂“嫁出去的姑娘潑出去的水”，一般是不指望女孩子來養老的。所謂“養兒防老”，主要是指養兒子。家族主要靠兒子來支撐門面，傳宗接代。孟子所謂“不孝有三，無后為大”的思想在人們的心目中，具有至高無上的地位。中國人所推崇的“多子多福”觀念也與此密切相關。

計劃生育是國策。在國家意志的高壓之下，在土政策的緊逼之下，那些被計劃生育強迫流產（大出血）而死的人們，如張拳的老婆耿秀蓮，張拳家已經生了三個女孩，還想生男孩，他說“我張拳，三代單傳，到了我這一代，難道非絕了不可？老天爺，你睜睜眼吧？”；陳鼻的老婆王膽（已經生了一個女孩陳耳），還想生一個男孩，當經過千辛萬苦，又生了一個女孩時，陳鼻頹然垂首，仿佛泄了氣的輪胎。他雙拳輪番打擊著自己的腦袋，痛苦萬端地說：“天絕我也……天絕我也……老陳家五世單傳，沒想到絕在我的手里……”；“我”（蝌蚪）的前任老婆王仁美，為了給我生個兒子，丟掉了性命；“我”（蝌蚪）的現任老婆小獅子，一個婦科醫生，她認為我“只有女兒，沒有兒子。沒有兒子，就是絕戶。”她為了彌補遺憾，找人為我代孕，目的是為我“生兒子，繼承我的血統，延續我的家族”。為此，她與姑姑不惜搞陰謀詭計，坑蒙拐騙，搶奪走了陳眉的兒子……

國家權力與個人生育權利之間，發生了強烈沖突；民間的生育習俗與計劃生育的“國策”發生了嚴重的對抗。在國家的高壓政策之下，“國策”取得了暫時的勝利，而計劃外生育的女人們，則成為了計劃生育的犧牲品。

“三十年河東，四十年河西。”改革開放之后，人們獲得了自由，也變得比較富有，當年的“國策”如今在富貴人的心目中，已經是一文不值，形同廢紙。

蘭亭市有個當官的，娶了個比他小28歲的二奶，這二奶一門心思想生個男孩……說那個大奶生了兩個女孩，如果她能生個男孩，就能把男人搶過來。那男人重男輕女，封建意識嚴重，按說當了那么大的官覺悟能高點……

肖下唇（肖夏春）是“我”（蝌蚪）的同學，他考上大學后，被分配在國務院，后來給一個部長當秘書，后來又到某地掛職當副書記，后來又下海當了大老板，開發房地產，成了升價數十億的大富翁。娶了個齊東大學畢業的女大學生小畢當二奶，在貴族化的“中美合資家寶婦嬰醫院”生了兒子……

上個月，齊東大學78歲的栗教授抱著他剛剛滿月的兒子，去醫院看望他103歲的父親栗老教授……

北京某大學的知名教授，經常在電視上露面的社會名流，到東北鄉來，娶個洋妞做二奶生兒子，竟然沒人過問……

嫁個外國老公，或娶個外國洋妞，想生幾個，隨你便……

80歲老翁娶18歲的少女，不是成了美談被萬人傳誦嗎？……

所有這些，從某種意義上表明，在一些人的心目中，女孩不是傳后人，只有男孩才是真正“傳宗接代”的人。同時也說明了，只要有錢有地位，男女結合很自由，年齡不是什么問題……人們傳統的社會主義價值觀和愛情觀被徹底顛覆和瓦解。

陳眉作為一個被資本家毒害的毀容者，被金錢所吞噬的受害者，她對不合理的現實進行了有力的控訴：

生男孩給五萬，生女孩只給三萬！你們這些雜種，重男輕女，封建主義，你們的娘不是女的？你們的奶奶不是女的？都生男孩，不生女孩，這世界不就完蛋了嗎？你們這些高官，大知識分子，有學問的大明白人，怎么連這么點簡單的道理都不明白呢？……

你們天天說進步，我看你們是退化，退化得生孩子不用陰道，退化得乳房不分泌奶水。你們把自己該干的活讓牛去做，讓羊去做。吃牛奶長大的孩子有牛腥味，吃羊奶長大的孩子有羊膻氣，只有吃人奶長大的孩子才有人味兒……他們都餓了，他們的媽媽都把奶賣了，賣了換成了化妝品涂到臉上，賣了換成了香水灑到身上了，她們都不是好媽媽，只顧自己臭美，不管孩子的健康……

現實是非常殘酷的。曾經的“時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樣”的新觀念，在傳統的“不孝有三，無后為大”的封建舊觀念的沖擊下，不堪一擊，頃刻瓦解。六十年一甲子，歷史輪回一圈，似乎又回到了起點。曾經消失了的一切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消極腐朽的東西，又都死灰復燃，而且蓬勃發展了。當今的大官、大款們，或者既富且貴的人們，可以讓二奶、三奶、四奶幫他們生孩子，國家的計劃生育政策在這些人心中如同廢紙，名存實亡。

孟子的“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這一剝削階級的理論根據，在我們年輕一代的心目中牢牢地扎下了根。“我”（蝌蚪）的一個外號叫“扁頭”的同學的兒子，外號也叫“扁頭”的筏工，把我誤認做“肖大叔”（肖夏春），他說：“大叔，像您這樣的杰出人物，沒有兒子實在是太不應該了。知道不？您這是犯罪？”其理由竟然是：孟子的“不孝有三，無后為大”。他又跟我談起了“四個基本原則”：“煙酒基本靠送，工資基本不動，老婆基本不用……”這個順口溜揭示了當代中國官場上官員們的生活和生存狀態——收受禮物、公款吃喝、養小情人……

“扁頭”筏工還給我揭露了袁大叔（袁腮）辦公司的真相：他是拿養牛蛙做幌子，真正的生意是幫人養娃娃。“代孕中心”，弄了一幫女人，幫助那些想生孩子的人懷孕生孩子。最高檔的是有性代孕，代孕者都是美女，身體健康，基因優良，未婚，有大學以上學歷。可以跟她同居，直到她懷上孩子。費用最低20萬元。便宜的代孕女子，是被玩具廠大火毀容的女子。那場大火，燒死了我們東北鄉5個姑娘，還有3個，雖然沒死，但嚴重受傷，徹底毀容，生活極為痛苦。……他們都是無性代孕，便宜，生男孩5萬，生女孩3萬……

這本來是違法犯罪的非法生意。派出所年輕警女察魏英有所察覺。她說：“所長，這很可能是一樁驚天大案！很可能涉及到組織婦女賣淫罪與拐賣兒童罪！”

可是，所長卻說：“你剛來，不了解情況。這個女人，是東麗玩具廠火災的受害者，神志不清，許多年了。值得同情，但我們愛莫能助。”小魏說：“所長，我剛才看到了……她的乳房在分泌乳汁！”所長說：“那是汗水吧？！小魏，你剛剛上崗，干我們這一行的，既要保持警惕，又不能神經過敏！”

陳眉把所長當作能主持公道的包青天（包大人）。可是所長卻如此冷漠地對待這個可能涉嫌違法犯罪的案子。其斷案的結果也就可想而知了。陳眉所生的兒子被判給了小獅子和“我”（蝌蚪），最后我們買通官府，補償給陳眉10萬元了事。真是“有錢能使鬼推磨”呀！

但陳眉不要錢，也不愛錢。當初，陳耳和陳眉，曾經是我們高密東北鄉最美麗的姐妹花。……她們姐妹結伴南下，去外面闖蕩……是為了尋找一個光明的前程……姐妹倆那樣的姿色那樣的聰明，在那樣紙醉金迷的環境里，如果想賺錢，想享受，其實只要豁出去身體就可以了。但她們在車間里出賣勞動力，忍受著血汗勞動制度，忍受著血腥的剝削，最后，在那場震驚全國的大火中，一個被燒成焦碳，一個被燒毀面容……這說明她們沒有墮落，是兩個冰清玉潔的好孩子。

魯迅說過：“悲劇就是把有價值的東西毀滅給人看。”這么兩個冰清玉潔的女孩子前途被斷送，人生被毀滅，誰之過？我們曾經在《“為奴隸的母親”再現于中國——評莫言的長篇小說〈蛙〉》（見《作品與爭鳴》2010年第5期）中論述過。結論是：自由市場經濟和雇傭勞動、資本剝削制度（即資本主義制度）是人類一切災難和悲劇的根源。

陳眉知道了袁塞、姑姑與小獅子她們通過偷梁換柱的辦法，偷走了自己的孩子。她說：你們上演了一場現代版的“貍貓換太子”。你們用這種方式賴了我的錢……錢，錢我不要了，本小姐不愛錢，本小姐要是愛錢，當年在廣東時，一個臺灣老板要出一百萬包我三年。但本小姐要孩子……包大人一定要為民女做主啊……

一個美麗的女孩子，被火災毀容已經夠悲慘的了；為了替父還債（住院費），逼迫去給人代孕，孩子被人搶走，錢被賴4萬（只給了1萬），這是不幸中的不幸，悲慘中的最悲慘！陳眉現在是頭帶黑圍巾，身穿黑衣服，不能以真面目示人。過著人不人，鬼不鬼的日子……

這使我們想到了歌劇《白毛女》，其主題是：“舊社會把人變成鬼，新社會把鬼變成人。”那么，對這個生活在20世紀末，21世紀初的女孩子，這個“人不人，鬼不鬼”的陳眉，是誰把她變成了“鬼”呢？如此美貌而又純潔的女孩子卻被毀滅，由人變成了“鬼”，這不是性格的悲劇，而是社會的悲劇，制度的悲劇。這是一個怎樣的世界呢？

年老的一代，姑姑、小獅子，袁腮，李手，肖下唇（肖夏春）和“我”（蝌蚪），我們這些人都是所謂的“成功人士”，基本上喪失了理想和信仰，除了擁有金錢、地位和享樂，別的什么都不管。我們（小獅子和“我”）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他人（陳眉）的痛苦之上。我們搶了陳眉的孩子，還冠冕堂皇、厚顏無恥地污蔑、指責陳眉“是個瘋子”，說她“沒有資格撫養孩子。”

年輕的一代，我大哥的兒子象群被“招飛”，家里人都很高興，象群卻撇著嘴說：“飛行員也沒有什么了不起，真有本事的，該去當大官，做大款！”可見，“官本位”思想和拜金主義思想，已經成為了年輕人的固有價值觀。

“我”的本家兄弟五官與小表弟金修對陳鼻（80年代他靠倒賣電子手表和香煙成了萬元戶）和袁腮（在集市上擺攤算卦，號稱半仙）很是崇拜。想拜師學藝。袁腮說：不敢不敢。我干這些事，都是上不了臺盤的，下九流的營生。你應該學你表哥，去當兵，當軍官，成為上等之人，袁腮指指自己的鼻子，又指指陳鼻的鼻子，說，包括他，干的都不是堂堂正正的事業。我們是沒有辦法了才干這個，你年紀輕輕的，不要跟我們學。

小表弟固執地說：你們這才叫真本事呢，當兵，考大學，都算不上真本事！

可見，在小表弟看來，只要能掙大錢，就是真本事。不管這錢是怎么掙來的，是不是合法。這正是“不管白貓黑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這一實用主義理論的絕妙運用和具體體現。正是在這個理論的指導下，才導致了“一切向錢看”的拜金主義思想泛濫成災，導致了國民理想信仰的喪失，道德的淪喪；導致了今天的中國官商勾結，腐敗成風。

袁腮是何許人也？開始靠擺攤算卦，賺幾個小錢；后來，給女人非法取環，被判刑坐牢。出獄后，利用“牛蛙養殖公司”做掩護，背地里干著“幫人生娃娃”的罪惡勾當。就是這個袁腮還自稱是“咱們都是品德高尚的正派人”。陳鼻在劇本中對這些人進行了痛斥：

……女兒為你代孕（怒指蝌蚪），賺錢為我償還住院費，可是你們，你們這些老同學，你們這些伯伯、叔叔，你們這些劇作家，你們這些大老板，竟然編造謊言，說她的孩子生下來就死了。你們賴掉了她四萬元代孕費……頭上三尺有青天啊！老天爺，您怎么不睜開眼睛看看呢？看看這些橫行霸道的壞人……

社會的兩極分化，在此得到了充分的體現：曾經的老同學，有的成為了大老板，劇作家，億萬富翁，成了所謂的“上等人”；有的卻淪落成為了乞丐，成了比“弱勢群體”還要低賤的底層小人物……其女兒則變成了“性奴隸”。

小說《蛙》所涉及的內容非常廣泛：什么黑煤窯，毒牛奶，大頭娃娃，黑社會；什么無德無才的醫院院長搞遍（玩弄）醫院所有的年輕女性，把自己看中的女人玩膩了，又當三陪送給上級領導玩（性自由，性賄賂）；什么韓國和日本的客商，紛紛前來投資建廠，我們村的大部分土地，已經成為大都會高爾夫球場的草地，東北鄉已更名為“朝陽區”（城市化；招商引資；貧富兩極分化）；什么一個金發碧眼的外國少婦推著的雙座嬰兒車，車上坐著兩個頭帶泡泡紗小帽、如同芭比娃娃一樣嬌美的混血嬰兒（全球化）；遠在西班牙的女兒，與我通話，說她正與她的夫婿，在塞萬提斯的故鄉一個小鎮漫步（全球化）；我的啟蒙老師的兒子，我的同學李手，考上大學，學成良醫，本來前途無量，但卻辭職回鄉，開了這樣一家不中不西、或者中西合璧的“堂吉訶德”餐館（擇業自由化；傳播資本主義腐朽文化）；什么“黑孩子”的戶口問題，……為解決這個問題收取的超生罰款也是個天文數字，但這些錢到底有幾成進了國庫，也是無人能算清的糊涂賬（國有資產流失）；人種的退化問題，“我”的曾經的故鄉“物產豐富，人種優良”（《紅高粱》），可是如今卻變成了生出搶奪偷盜殘疾人錢的不良后代。……“我”對此痛心疾首。

作者對此事（“不良后代”）做了詳細描述。“我”（蝌蚪）看到“我”的同學陳鼻乞討，想幫幫他，就給了他一張百元鈔票。可是卻被一個十幾歲的小子偷著搶了就跑。我心中大為不平，就去追趕。我不能饒了他，“這個敗壞我們高密東北鄉淳樸鄉風的小子，這是那家繁殖的不良后代，欺負女人，打劫殘疾人，干的全是喪盡天良的事。”那小子用百元鈔票買了燒烤（烤魷魚片），我喊抓賊，那小子卻用鐵簽戳我，我的右手被戳的鮮血淋漓；那小子非常狠毒，想置我于死地，我只有拼命逃跑。我跑到了那條小吃街上，看見了一個叫“雌雉”的餐館，腳下絆了一下，摔到在地，嘴唇破了，牙縫里滲出血來。門口的兩個女人，把我架起來，打我的耳光，向我臉上吐唾沫。“雌雉”餐館的兩個女人纏住我，說我她們一口咬定，說我的腿碰到了那根掛著鐵鏈的鐵柱，而鐵柱又倒在了她的車上，砸壞了她的車。那車的后尾上，的確有一個針尖大的白點，但絕不是那鐵柱砸的。她們拉著我不放我走，破口大罵，招來許多人圍觀。那小個子女人尤其兇惡，她的模樣，與那追殺我的男孩頗為相似（后來才知道她是活土匪張拳的二女兒，那男孩是張拳的外甥）。她的手指一下下地戳著我，每一下都似乎要戳瞎我的眼睛。……在故鄉，我蒙受到了奇恥大辱。與在北京的遭遇何其相似！在北京的護國寺大街上，飯館的名字叫“野雉”（名字也相似），那個頭發染成金黃色……的薄唇如刀刃的女孩，沖上來在車尾處發現了一個針鼻大的白點，非說是我們絆倒鐵樁所砸（不可）。她手舞足蹈地罵我們，用那種北京胡同里流行的下流語言。她說：老娘從小在這條街上長大，什么人沒有見過？你們這些外地土鱉，不在土窩里趴著，跑到首都來干什么？來給中國人民丟臉嗎？！那個肥胖的女子，……沖上來揮拳就打，一拳就將我的鼻子打破了。那些圍觀的光頭漢子，威逼我們道歉，賠錢。……我們軟弱地賠了錢，道了歉。……我們回家后抱頭痛哭，決定回東北鄉居住。原以為這里是我們的故土（所以退休后回鄉養老），沒人敢欺負我們。但沒想到，這兩個女人，其兇惡絲毫不亞于北京護國寺大街上那兩個女人。……我實在不明白：人，為什么如此可怕？

“我”在逃跑途中，“他們將喝了一半的可口可樂瓶子投擲到我的身上，那象征著美國文化的醬色液體，冒著金黃色泡沫，被我甩在了身后……”西方國家的文化入侵，已經成功了，我們身邊的麥當勞、肯德基與可口可樂，這些垃圾食品不就是明證嗎？

人心不古，世風江河日下。人們喪失了羞恥之心與正義之感。北京與故鄉，都變成了可怕的“人間地獄”。世道人心的墮落，社會風氣的惡化，讓人不禁感嘆：何處是故鄉？何處是人類身心棲息的家園？

這使我們想起了法國思想家薩特的著名論斷：“他人即地獄。”

這也使我們想到了馬克思曾經說過的話：“資產階級撕破了籠罩在家庭關系上的溫情脈脈的面紗，把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變成了純粹的赤裸裸的金錢關系。”擺在我們面前的現實，難道不是這樣的嗎？

新中國成立后，我們曾經擁有過的“人人為我，我為人人”的新型人際關系，人與人之間的助人為樂，先人后己，人人平等，同志式的親如兄弟般的關系，為什么在號稱“和諧盛世”的今天，在國家富裕了、強大了的情況下，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會變得如此冷酷？如此兇殘？為什么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變成了“人”與“狼”的關系？為什么我們的國民又重新變成了一盤散沙？為什么中國會出現這么多的房奴、性奴、孩奴？……這一切難道不值得我們深思與探究嗎？讓我們到歷史的深處去尋找答案吧。

1945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即將結束的前夕，有“美國中情局之父”之稱的的艾倫·杜勒斯（1953-1961年任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在美國總統杜魯門參加的國際關系委員會上發表了一篇演說。我們先看此演說全文。

戰爭將要結束，一切都會有辦法弄妥，都會安排好。我們將傾其所有的黃金，全部物質力量，把人民塑造成我們需要的樣子，讓他們聽我們的。　　

人的腦子，人的意識，是會改變的。只要把腦子弄亂，我們就不知不覺改變了人們的價值觀念，并迫使他們相信一種偷換的價值觀念。用什么辦法來做？我們一定要在俄羅斯內部找到同意我們思想意識的人，找到我們的同盟軍。　　

一場就其規模而言無與倫比的悲劇----一個最不屈的人民遭到毀滅的悲劇----將會一幕接一幕地上演，他們的自我意識將無可挽回的走向消亡。比方說，我們將從文學和藝術中逐漸抹去他們的社會存在，我們將訓練那些藝術家，打消他們想表現或者研究那些發生在人民群眾深層的過程中的興趣。文學，戲劇，電影----一切都將表現和歌頌人類最卑劣的情感。我們將使用一切辦法去支持和抬舉一批所謂的藝術家，讓他們向人類的意識中灌輸性崇拜、暴力崇拜、暴虐狂崇拜、背叛行為崇拜，總之是對一切不道德行為的崇拜。在國家管理中，我們要制造混亂和無所適從…… 　　

我們將不知不覺地，但積極地和經常不斷地促進官員們的恣意妄為，讓他們貪賄無度，喪失原則。官僚主義和拖沓推諉將被視為善舉。而誠信和正派將被人恥笑，變成人人所不齒和不合時宜的東西。無賴和無恥、欺騙和謊言、酗酒和吸毒、人防人賽過懼怕野獸、羞恥之心的缺失、叛變、民族主義和民族仇恨，首先是對俄羅斯人民的仇恨----我們將以高超的手法，在不知不覺間把這一切神圣化，讓他綻放出絢麗之花……只有少數人，極少數人，才能感覺到或者認識到究竟發生了什么。但是，我們會把這些人置于孤立無援的境地，把他們變成眾人恥笑的對象；我們會找到毀謗他們的辦法，宣布他們是社會渣滓。我們要把布爾什維克主義的根挖出來，把精神道德的基礎庸俗化并加以清除。我們將以這種方法一代接一代的動搖和破壞列寧主義的狂熱。我們要從青少年抓起，要把主要賭注押在青少年身上，要讓它變質、發霉、腐爛。我們要把他們變成無恥之徒、庸人和世界主義者。我們一定要做到！　　這是一個極為惡毒的陰謀和極為歹毒的計劃。

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蘇聯，就這樣在美國的“和平演變”戰略攻擊下，轟然倒塌，土崩瓦解了。之后，美國又把下一個目標對準了中國。20世紀80年代波蘭“團結工會”事件前后，美國里根總統與教皇約翰·保羅二世就簽署了密約：“共同埋葬共產主義。”后來小布什總統就公開聲稱：“反恐就是反共！”而中國卻傻乎乎地跟在美國后面一道“反恐”。奧巴馬總統在就職演說中，就把“共產主義”與“法西斯”相提并論。可見美國對共產黨國家（共產主義）的一貫敵視與仇視態度。必欲除之而后快。

遺憾的是，30年來，我們作為社會主義國家卻自己主動放棄了意識形態的斗爭，放棄了對國民進行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思想教育，追隨“霸權”老大，搞起了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私有化。而“私有化”的后果是正在挖掘與瓦解社會主義公有制的經濟基礎。我們正在重蹈蘇聯亡國的覆轍，且越走越遠，越來越危險。而我們的大多數國民（包括一些國家領導人）卻還沉浸在大國“和諧盛世”、“和平崛起”的夢幻之中，渾然不覺亡黨亡國的危險正在向我們逼近。

下面是美國中央情報局企圖搞跨中國的部分解密文件——《十條戒令》（這個文件是1951年炮制出來的）：

一、盡量用物質來引誘和敗壞他們的青年，鼓勵他們藐視、鄙視、進一步公開反對他們原來怕受的思想教育，特別是共產主義教條。替他們制造對色情奔放的興趣和機會，進而鼓勵他們進行性的濫交。讓他們不以膚淺、虛榮為羞恥。一定要毀掉他們強調過的刻苦耐勞精神。

二、一定要盡一切可能，做好傳播工作，包括電影、書籍、電視、無線電波……和新式的宗教傳播。只要他們向往我們的衣、食、住、行、娛樂和教育的方式，就是成功的一半。

三、一定要把他們青年的注意力，從以政府為中心的傳統引開來。讓他們的頭腦集中于：體育表演、色情書籍、享樂、游戲、犯罪性的電影，以及宗教迷信。

四、時常制造一些無事之事，讓他們的人民公開討論。這樣就在他們的潛意識中種下了分裂的種子。特別要在他們的少數民族里找好機會，分裂他們地區，分裂他們的民族，分裂他們的感情，在他們之間制造新仇舊恨，這是完全不能忽視的策略。

五、要不斷制造消息，丑化他們的領導。我們的記者應該找機會采訪他們，然后組織他們自己的言辭來攻擊他們自己。

六、在任何情況下都要宣揚民主。一有機會，不管是大型小型，有形無形，都要抓緊發動民主運動。無論在什么場合，什么情況下，我們都要不斷對他們（政府）要求民主和人權。只要我們每一個人都不斷地說同樣的話，他們的人民就一定會相信我們說的是真理。我們抓住一個人是一個人，我們占住一個地盤是一個地盤。

七、要盡量鼓勵他們（政府）花費，鼓勵他們向我們借貸。這樣我們就有十足的把握來摧毀他們的信用，使他們的貨幣貶值，通貨膨脹。只要他們對物價失去了控制，他們在人民心目中就會完全垮臺。

八、要以我們的經濟和技術優勢，有形無形地打擊他們的工業。只要他們的工業在不知不覺中癱瘓下去，我們就可以鼓勵社會動亂。不過我們必須表面上非常慈愛地去幫助和援助他們，這樣他們（政府）就顯得疲軟。一個疲軟的政府，就會帶來更大的動亂。

九、要利用所有的資源，甚至舉手投足，一言一笑，都足以破壞他們的傳統價值。我們要利用一切來毀滅他們的道德人心。摧毀他們的自尊自信的鑰匙，就是盡量打擊他們刻苦耐勞的精神。

十、暗地運送各種武器，裝備他們的一切敵人，以及可能成為他們敵人的人們。

正如悟宇先生所指出的，“十條誡令”的主要意圖就是要“打擊毀滅中國最優秀的思想，打擊毀滅中國所有優秀的事物，宣揚鼓勵支持所有對中國有害的事物，宣揚毒害中國社會的歪理邪說理論思想。”（見悟宇《美國的權力-思想-知識-經濟殖民的全球化計劃》）　　

一切都非常清楚，一目了然了：美國的全球戰略目標，就是要消滅共產主義，消滅共產黨國家，消滅社會主義的中國，把中國和世界各國變成它的經濟殖民地。只有這樣，以美國為老大的資本主義才能夠獨霸全球！美國才能成為“全球帝國”和“世界帝王”。

這就是近幾年來，中國“政令不出中南海”以及物價飛漲的原因……也是中國當前的一切內憂外患的根源所在。

不僅如此。眾所周知，西方文明的中心、核心是白人至上的種族主義傾向。美國為了保持少數精英富豪（絕大多數是白人）的高消費和奢侈享樂生活，還想消滅他們所認為的“80%的人口垃圾”（包括美國國內的黑、黃等有色人種）。

1995年9月27日，在美國舊金山召開“費爾蒙特飯店會議”。該會議認為：由于世界人口已經嚴重過剩，人類分化為20%的全球精英和80%的人口垃圾。

要解決人口問題，有兩種辦法，一是采用布熱津斯基的“喂奶主義”：“棄置和隔絕那些無用而貧窮的垃圾人口，不讓他們參與地球文明生活的主流。僅由20%精英將一些消費殘渣供給他們茍延殘喘。”二是用“高技術”手段消滅80%的多余人口。這個會議的參加者有美國總統布什、英國首相布萊爾、微軟總裁比爾·蓋茨、未來學家奈斯比特和新保守主義大師布熱津斯基等。

這種“高技術”手段，主要就是“轉基因食品”——轉基因玉米、大豆、水稻、雞等等。

這是一個超過希特勒消滅猶太人的種族大屠殺的驚天大陰謀。這個陰謀被香港經濟學家郎咸平稱之為“陽光下的投毒”（見郎咸平《新帝國主義在中國2》）。事實是：“轉基因大豆”已經使得巴西44﹪的15～55歲的育齡婦女永久性絕育；“殺精玉米”更使得中國廣西56.7﹪的大學生精子質量異常……

這些都意味著什么？意味著發展中的大國，如巴西、印度、中國——的人民，尤其是中華民族的斷子絕孫，總體滅絕！時間就在100年左右，5代人之內！這就是美國的基因武器。這種武器比核武器的威力大得多，這是真正的種族滅絕武器。

聯系到2009年11月，中國政府批準了“轉基因玉米、水稻”的商業化種植。我們感到不寒而栗，震驚莫名！中國已經陷入了西方國家設計好了的圈套之中。

非洲國家的人民，寧可餓死，也不吃“轉基因糧食”；歐洲和日本也拒絕“轉基因食品”；唯獨中國成為世界上第一個批準“轉基因糧食”商業化種植的國家，這究竟是為什么？又說明了什么？

說明了在我國政府內部，有一些投靠美國的間諜與漢奸，他們能量極大，能夠左右政府的重大決策……

中國有自己的經濟智囊，他們留學英美，擁有牛津、哈佛、耶魯、芝加哥、加州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或者其短期培訓經歷，或者接受世界銀行、美國福特基金會、洛克菲勒基金會、德國諾曼基金會的支助，有的還是美國前財政部長舒爾茨的弟子，他們在中國成立了經濟研究中心，研究所，在大學做教授，他們有自己的幾十人團隊，自己的小圈子，相互提攜，彼此呼應，有的進入國家計委、央行等要害部門，制造輿論，以影響決策者。就這樣，一切都有條不紊地悄然進行，直至完成他們的使命——把中國變成美國的經濟殖民地。　　

就這樣，帝國列強的堅船利炮在中國沒有完成的任務，今天被他們成功地在美酒、合作與“雙贏”的呼喊中“和平演變”了。　　

是這些經濟智囊們愚鈍呆滯嗎？不是，否則他們不可能進入世界頂級大學學習經濟。那為什么他們的英美同窗能那么輕而易舉地為自己的同胞博取利益，而他們卻反其道而行之，絞盡腦汁地奉送，死心塌地的為虎作倀？歸國僑胞不乏科學家，經濟學家，但并非都是錢學深，李四光！因為他們背負的不是祖國安危，民族使命，人民利益，而是個人名利，指導他們行動準則的不是天下為懷，而是理性自利！是“經濟人”的個人私利！！這是30年來，在中國大地上普遍流行的“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盛世名言（其實質是一種極端自私自利的剝削階級的人生觀和價值觀）的自然結果。　　

…………

小說《蛙》雖然只是描寫了中國當今社會的現狀與亂象，但是并沒有去探討和揭示隱藏在這些亂象背后的深層原因。這是其存在的不足的地方。

“……天下還有許多人衣不蔽體、食不果腹，還有許多人在死亡線上掙扎。……某些地方炮火連天，尸橫遍野；某些地方載歌載舞，酒綠燈紅。這就是我們共同生活的世界。”

這話說得對極了！

小說中有一個情節，寫姑姑的對象王小倜架著飛機投奔到臺灣，已經“招飛”的侄兒象群得知此事，說：“不行，我得問問姑奶奶去，王小倜架飛機飛往臺灣？太刺激了！”

大哥憂心忡忡地說：“你可別去尋求刺激，人要愛國，當兵的更要愛國，當飛行員的尤其要愛國。人可以偷，可以搶，可以殺人放火……我的意思是說，千萬別當叛徒，叛徒遺臭萬年，沒有好下場的……”

他到了那邊，是不是真的得到了五千兩黃金的獎賞？小侄子問我。

也許是真的吧？我說，但即便是萬兩黃金，也不值得。我說象群賢侄你可別羨慕這個，金錢、美女都不過是過眼煙云，只有祖國、榮譽、家庭，才是最寶貴的。小侄子說：三叔，你們怎么這么逗啊？現在都什么朝代了，還給我說這些。

通過這兩段對話，作者借“大哥”和“我”之口，表明了自己的愛國主義的思想和立場，可以看做是作家的“愛國主義”宣言。這在當今這個“全球化”的語境下，在漢奸和買辦充斥大地的中國是非常難能可貴的。愛國主義的思想是我們今天最應該大力提倡和發揚光大的。同時也說明，年輕的一代，包括已經“招飛”的小侄子象群在內，早就沒有這種愛國心了。這對中國來說是非常可悲，也非常可怕的。

關于計劃生育的重要意義，小說中借姑姑之口說：“計劃生育不搞不行，如果放開了生，一年就是三千萬，十年就是十個億，再過五十年，地球都要被中國人給壓偏（按：應為“壓扁”）啦。所以，必須不惜一切代價把出生率降低，這也是中國人為全人類做貢獻！”在另一處，作者在給杉谷義仁的信中議論道：“在過去的二十多年里，中國人用一種極端的方式終于控制住了人口暴增的局面。實事求是地說，這不僅僅是為了中國自身的發展，也是為全人類做出貢獻。”這些議論，體現了作家對中國以及全人類的未來的關注，體現了作家高度的人文精神和人文關懷。怎么能說“它少有對民族的關注和對命運的思索”、“只不過玩玩而已……”呢？

總之，小說《蛙》通過對新中國計劃生育歷史的回顧與反思，尤其是對改革開放之后三十多年社會現實的真實描寫與刻畫，揭露了在“現代化、城市化、全球化”的背景下，當代中國人在告別崇高、告別革命，喪失了崇高理想與共產主義信念之后的生存狀態。既描寫了追求金錢、追求權位、追求享樂的富貴人家的天堂般的生活（喝茅臺酒，抽軟中華煙，坐寶馬車，連生孩子都要到貴族化的“中美合資家寶婦嬰醫院”），也刻畫了已經淪落為底層乞丐的“我”的同學陳鼻及其女兒陳眉被損害、被侮辱、被掠奪的悲慘遭遇。“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歷史事實與慘象再現于人間。“資本的樂園，即富人的天堂，就是窮人的地獄。”這就是當今現實的真實寫照。從這種意義上說，莫言的長篇新作《蛙》不失為一部批判現實主義的杰作。

被稱為“可能是還健在的最重要的知識分子”的美國學者喬姆斯基說：“我們有一個共同的責任：發掘真相，并幫助他人找到真相；設法和當下的主流競爭并且交戰；設法讓這個世界進步，這才是我們所謂的知識分子的重大責任。”（喬姆斯基《在西方發達國家權勢階層控制著選舉》）

    希望我們中國的知識分子也越來越多地致力于尋找真相、追求真理，而不是僅僅滿足于對金錢、權勢、地位和榮譽的追逐。

 附文：

“為奴隸的母親”再現于中國

 ——評莫言的長篇小說《蛙》

王正斌

著名作家莫言的長篇小說《蛙》（見《作品與爭鳴》2010年第1期）以蝌蚪寫給日本作家杉谷義仁的5封書信（第1封信寫于2002年3月21日，第5封信寫于2009年6月3日），為線索，串聯起5段故事（第5段故事是一個劇本），講述了“姑姑”作為婦產科醫生的生平經歷，其目的是為了給“我們高密東北鄉的圣母樹碑立傳”。姑姑于1937年出生，到1997年退休，在其70余年的生命歷程中，一生大致經歷了共和國的“黃金時代”（1954—1957，也是姑姑的“黃金時代”）、“文革”時代、“改革開放”時代這三個歷史時期。

姑姑在她的“黃金時代”，用科學的方法代替接生婆接生，一共接生1645名嬰兒（她一生共接生9883名），她自稱是“活菩薩”、“送子娘娘”，受到鄉親們的尊敬和愛戴。陳鼻和“我”分別是姑姑接生的第一、第二個孩子，而我們的命運卻判若云泥。

從“文革”到80年代中期，是中國厲行“計劃生育”的時代。經過新中國的生育高峰后，為了控制爆增的人口，政府提出了口號：一個不少，兩個正好，三個多了。當時，姑姑是公社衛生院婦產科主任，兼任公社計劃生育領導小組副組長（實際上的領導者）。縣劇團曾經派小分隊到各村演小戲《半邊天》，批判重男輕女思想。姑姑認為，計劃生育是國家大事，“人口不控制，糧食不夠吃，衣服不夠穿，教育搞不好，國家難富強”，因此，為了國家的計劃生育事業，即使要姑姑“獻出這條老命，也是值得的。”用“我”的妻子王仁美的話說，“黨要姑姑爬刀山，姑姑就爬刀山；黨要姑姑跳火海，姑姑就跳火海。”那時當地的土政策是非常厲害的——“喝毒藥不奪瓶！想上吊給根繩！”在這種野蠻的政策下，“我”的妻子王仁美（為了給我生兒子）、陳鼻的妻子王膽（也是為了生兒子）一個個都成了“計劃生育”的犧牲品，她們都因為流產（產后）大出血而死亡。在這個時期，姑姑既接生了很多嬰兒，也扼殺了許多非法懷孕的“孽子”，在鄉親們的心目中，她更多的是一名殘忍的“殺手”。

到了90年代以后，隨著資本全球化時代的到來，曾經消失了的舊傳統、舊勢力死灰復燃，“文革”時被當四舊拆毀的“娘娘廟”，又在原址上重建，而且更加富麗堂皇。真是“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許多當年神圣得要掉腦袋的事物，如今都成為笑談；許多當年令萬人仰目的職業，如今也都成了下九流。過去被姑姑奉為“神圣使命”的“計劃生育”政策，現在竟成了一紙空文，現實是——“有錢的罰著生”；“沒錢的偷著生”；“當官的讓‘二奶’生”……有個煤礦主，錢多得用尺量，農民工在黑煤窯里為他們賣命，他們住在北京、上海、洛杉機、舊金山、墨爾本、多倫多的豪華別墅里與他們的“二奶”或是“三奶”們制造小孩。

不僅如此，還有一套歪理論，劇中人李手說：（讓二奶生）“這是丑事嗎？這是時髦，是新潮，是改良基因，是扶貧濟弱，是拉動內需促發展。”最令人不可思議的是，作為計劃生育政策堅決執行者的姑姑和小獅子，為了讓“我”傳宗接代，不成絕戶，竟然瞞著“我”，偷取“我”的小蝌蚪，去找人代孕；而為“我”代孕的竟然是“我”的同學陳鼻的女兒陳眉。像姑姑這樣一個有著堅強黨性和堅定信仰的老共產黨員，到了晚年（退休以后），居然干出坑蒙拐騙、奪人嬰兒的丑事來，她一生的光輝形象因此大打折扣。

縱觀姑姑一生的命運，折射出當代中國歷史的變遷：其生命的意義由神圣而虛無，由肯定而否定，其人生價值由崇高而失落，終至于消解。她一生所有的努力和奮斗都變得毫無價值，最后，她認為自己是一個罪人。這反映在社會生活中，就是當代中國在后毛澤東時代出現了人剝削人的私有制度，血汗勞動制度。一些人大發橫財，一夜暴富；一些人窮困潦倒，生計無著：社會出現了嚴重的貧富兩極分化。革命烈士的鮮血白流了。正如民間所廣為流傳的一個說法：辛辛苦苦幾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這就是小說《娃》所描寫的殘酷現實。

中國傳統生育文化中的觀念是：“多子多福”。與此相關的觀念是：“不孝有三，無后為大”（孟夫子語，而非小說中所說的孔夫子語）。這一傳統觀念，不僅在普通百姓中普遍存在，如王仁美和她的婆婆（即“我”的母親）、陳鼻、王膽；而且在高官、大款中存在，如肖下唇、小畢；就連作為知識分子的婦產科醫生姑姑和小獅子也同樣存在。由此可見，這封建遺毒是多么頑固而厲害。過去曾經批判過的“重男輕女思想”，如今又死灰復燃，而且呈泛濫成災之勢。

小說《蛙》有明暗兩條線索：明線是寫姑姑功過參半的一生經歷；暗線實寫的是陳鼻、陳眉父女的悲慘命運，并試圖揭示產生這悲慘命運的原因：金錢至上的人吃人的資本主義制度。

小說名稱為《蛙》，諧音為“娃”，既與計劃生育內容相關聯，又暗指袁腮明里辦“養牛蛙公司”，實際上干是的“生娃娃”生意，即經營“代孕公司”。業務分為“有性懷孕”和“無性懷孕”兩種。“有性懷孕”，就是陪著那男人睡覺，像兩口子一樣，住在一起，直到懷孕為止。代孕者都是美女，有大專以上學歷，最低費用20萬元。“無性懷孕”，就是把那男人的精子，用試管，注到女人子宮里。這些代孕女子，相貌極為可怕，但這可怕的相貌不是天生的，她們原先都是非常漂亮的女孩子，可是因為玩具廠發生火災而被毀容，她們價格便宜，生男孩5萬，女孩3萬……

找“代孕公司”的男人非富即貴，有的是既富且貴。他們既想生兒子繼承萬貫家產，又怕被罰款。找人代孕，可以編造理由，避免罰款。正是這些“富貴人”，肆無忌憚地大生小孩，破壞著“計劃生育”的基本國策，使過去曾經神圣莊嚴的使命變得毫無意義。

這使我們聯想到20世紀30年代左翼作家柔石（被國民黨暗殺的“左聯”五烈士之一）曾經發表的一篇短篇小說《為奴隸的母親》。故事講的是一個皮匠兼農民，因為境況不佳而積累下債務，又因抽煙，喝酒，賭錢而更加貧窮，以致全家挨餓。為了不至于餓死，經媒婆介紹，皮匠以100元的價格，將妻子出典給一個想生兒子的秀才（其家有200良田，是地主）三年。妻子離開5歲的兒子春寶，來到秀才家，與秀才同居生活。第二年秋天，典妻給地主生下了一個兒子，取名秋寶。三年期滿，典妻被迫離開新生的兒子秋寶，回到原來貧窮的丈夫家中。原本8歲看上去只有5歲的兒子春寶（3年中幾乎沒有變化）已經不認識自己的母親了。這篇小說旨在揭露20世紀20年代軍閥統治給中國農民造成的深重苦難（農民破產），地主階級對農民的剝削、壓迫和奴役。女人，變成了給地主傳宗接代的工具，其實是性奴隸。小說批判的是“不孝有三，無后為大”的封建傳統觀念和非人道的“典妻制度”。

歷史常常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走過80年以后，在21世紀的今天，在中國這片古老的土地上，還在繼續上演著“借腹生子”的悲劇，而且是公司化經營，以牟取暴利，令人觸目驚心。袁腮的“牛蛙養殖中心”，打著養牛蛙的旗號，干著替富貴人家生娃娃的勾當。他們公司有20間密室，雇了20個女人，有結過婚的，有未結過婚的；有丑的，有俊的；有有性懷孕的，有無性懷孕的……實行規模經營，明碼標價。這些女人，實際上就是替高官或大款等“富貴人”生孩子的工具或機器，其實質也是性奴隸。

陳眉就是“無性代孕”女人中的一員。其父親陳鼻，重男輕女思想嚴重，當年為生兒子，令其妻子計劃外懷孕，結果超生陳眉，致使妻子死亡。陳鼻被罰款5800元，從此日日酗酒，醉后即打罵陳眉姐妹。后來，陳眉隨姐姐陳耳南下廣東打工，一是想掙錢替父親還債，二是想尋一個光明前程。不承想一場大火，燒死好幾百人，姐姐被燒死，陳眉被嚴重毀容。那些被燒傷的姐妹們，已經有5個人因照鏡子后，喪失信心而自殺了。后來，陳眉的父親陳鼻因遭遇車禍住院，為替父親償還住院費，陳眉只好去做“無性代孕”。沒想到，生了兒子之后，孩子被搶走，他們用死貓冒充兒子，上演了一出現代版的“貍貓換太子”，代孕費也只付了一萬元。中國女性身體受奴役，經濟被剝削，精神受傷害，可謂無以復加。

為什么中國女性比如陳眉，她們的命運會如此悲慘？

作者在小說中曾借“我”之口，發議論道：

陳耳和陳眉，曾經是我們高密東北鄉最美麗的姐妹花。……她們姐妹結伴南下，去外面闖蕩……我聽說她們去了東麗毛絨玩具廠，廠商是外國人……姐妹倆那樣的姿色那樣的聰明，在那樣紙醉金迷的環境里，如果想賺錢，想享受，其實只要豁出去身體就可以了。但她們在車間里出賣勞動力，忍受著血汗勞動制度，忍受著血腥的剝削，最后，在那場震驚全國的大火中，一個被燒成焦碳，一個被燒毀面容，妹妹之所以死里逃生是姐姐用身體掩護了她。可痛可悲可憐！這說明她們沒有墮落，是兩個冰清玉潔的好孩子。

在這里，作者揭示了陳眉悲慘命運的原因：是在血汗工廠里受到了外國資本家血腥的剝削與奴役！如此美貌而又純潔的女孩子卻被毀滅，這不是性格的悲劇，而是社會的悲劇，制度的悲劇。

在劇本中，作者借警察小魏之口，兩次罵道：“……那些資本家的心真是黑透了……”“這些可惡的資本家！應該把他們抓起來，通通槍斃！”

正是資本家的殘酷剝削，改變了陳眉一生的命運，把她打入了人間地獄，過著人不人鬼不鬼的生活。小說就像剝筍一樣，一層層剝去外皮，逐步接近內核。

在劇本中，兩個黑衣人（黑社會）想謀殺陳眉，其父陳鼻看穿了他們的詭計。請看下面一段原文：

陳鼻：眉子，你恨我，我理解；你不認我，我同意。但你不能跟他們走，他們把你的孩子賣了，你如果跟他們走，他們就會把你推到河里淹死，然后偽造一個你跳河自殺的現場，這樣的事，他們干過不止一次了……

黑衣人甲：老東西，我看你真是活夠了，有這樣污人清白的嗎？

黑衣人乙：你胡說什么？我們這樣的社會，哪有你說的這些兇殺、暗殺的丑惡現象？

黑衣人甲：一定是去路邊店里看錄象看多了。

黑衣人乙：腦子里出現了幻覺。

黑衣人甲：把社會主義當成了資本主義。

黑衣人乙：把好人當成了壞人。

黑衣人甲：把好心當成了驢肝肺。

陳鼻：你們本來就是驢肝肺，牛雜碎，是貓、狗吣出來的臟東西，是社會渣滓下三濫……

這一段文字非常重要，運用的是“春秋筆法”，其中有微言大義，暗藏玄機。

兩個黑衣人認為，“我們這樣的社會，不會有兇殺、暗殺這些丑惡現象”，是陳鼻腦子里出現了幻覺，用公式表示即：

    社會主義﹦資本主義

    好人﹦壞人

    好心﹦驢肝肺

陳鼻肯定了最后一個公式，非常確定地說“你們本來就是驢肝肺，牛雜碎……”。對其他兩個公式未予置評，答案也就不言自明了。官方所謂“特色社會主義”，其實就是資本主義。香港學者郎咸平說：“中國不是社會主義，而是赤裸裸的人吃人的資本主義。”指的就是這種血汗工廠的血腥剝削制度。正是這種血腥剝削制度，造成了陳鼻和陳眉無比悲慘的命運。

作者以敏銳、犀利的目光，大膽、深刻的思想，把批判的鋒芒直指當今的社會現實（盡管作家在劇本中把人物活動的時間設定在中華民國時期，但其內容都是描寫和反映當代生活的）：資本剝削的制度，血汗工廠，黑煤窯，兇殺、暗殺，二奶、三奶，毒牛奶，拐賣兒童，經濟入侵（日、韓、臺灣企業投資），文化入侵（新建的天主教堂、中美合資家寶婦嬰醫院）……

當今中國社會的一切亂象，幾乎都呈現在讀者的面前，令人不得不深思：“我們這樣的社會”還是社會主義嗎？

陳鼻是“我”的小學同學，他的一生真是無比的悲慘。他老婆死了，大女兒燒死了，小女兒被毀容，又為“我”代孕。他出車禍后成了殘疾人，在這唐吉訶德飯館里，扮演著死去的名人或虛構的怪人，其處境，跟北京著名的“天堂”歌舞廳大門外那個侏儒門童，與廣州“水簾洞”洗浴中心那個巨人門童的處境沒有什么區別。他們都是在出賣身體：侏儒出賣他的矮，巨人出賣他的高，陳鼻出賣他的大鼻子；陳眉和她那些被燒傷的姐妹們則在出賣她們的子宮和孩子。他們的處境同樣無比悲慘。

如果說，柔石的小說《為奴隸的母親》，只是揭露了“典妻”作為富人傳宗接代的工具，批判的是不合理的典妻制度和貧富分化的社會現實的話；那么，莫言的小說《蛙》則是對當代的“代孕公司”借女人生孩子，牟取暴利，對女性實施經濟剝削和精神摧殘的行為，進行譴責和批判。不僅如此，作者還把批判的目標集中指向“不孝有三，無后為大”這一封建傳統觀念，強烈譴責那些憑借權力和金錢為所欲為的高官和大款們。他們和80年前的秀才地主們相比，并沒有什么區別，更沒有什么進步——無非都是想生個兒子繼承“萬貫家財”罷了。這也正是私有制度的罪惡目的所在。

在金錢至上、物欲橫流的社會環境中，為了金錢人們可以不擇手段，可以出賣朋友，出賣親人，出賣身體，出賣孩子……這是多么殘酷而血腥的現實！

馬克思曾經指出：“資本來到世間，就是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臟的東西”。從原始積累的過程來看，資本的確是以犧牲道德、挑戰法律、蔑視人性為代價的，充滿著血腥和骯臟。

為了描述資本的逐利本性，馬克思引用鄧寧格的話說：“《季刊評論員》說，資本會逃避動亂和紛爭，是膽怯的。這當然是真的，卻不是全面的真理。像自然據說懼怕真空一樣，資本懼怕沒有利潤或利潤過于微小的情況。一有適當的利潤，資本就會非常膽壯起來。只要有10％的利潤，它就會到處被人使用；有20％，就會活潑起來；有50％，就會引起積極的冒險；有100％，就會使人不顧一切法律；有300％，就會使人不怕犯罪，甚至不怕絞首的危險。如果動亂和紛爭會帶來利潤，它就會鼓勵它們。走私和奴隸貿易就是證據。（鄧寧格《工會與罷工》第36頁）”（見《資本論》第一卷，第839頁，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孫中山曾經在“三民主義”中提出“節制資本”的主張——“凡本國人及外國人之企業或有獨占的性質，或規模過大為私人之力所不能辦者，如銀行、鐵道、航空之屬，由國家經營管理之。使私有資本制度不能操縱國民之生計，此則節制資本之要旨也。”（見《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毛澤東對此完全贊同，并在建國后把私有資本收歸國有，以造福于本國人民。可是自從20世紀90年代以來，執政黨卻大搞國有企業私有化，允許資本家入黨。這與《共產黨宣言》中明確指出的：“共產黨人可以用一句話把自己的理論概括起來：消滅私有制。”是背道而馳的。

歷史已經多次證明：資本必須由人類理性加以控制，而不能任憑它自由泛濫，否則，它就會制造更大的人間災難和人間慘劇。

美國著名經濟學家威廉·恩道爾指出，WTO的規則是美歐的“富人俱樂部”制定的。這個機構打開了廉價勞動力的防洪閘。美國美其名曰“全球化”，其實這不過是里根式的“自由放任”向全世界的傳播——這就是所謂的“自由的市場”。新的WTO規則給美國整個工業行業找到了一條外包捷徑，把生產外包到勞動力更便宜的國家里去；美國從中得益，公司利潤和股票價格在上世紀90年代后半期大大飆升。首批國家如墨西哥免稅的邊境加工區最受歡迎。到了世紀之交，中國成了外包的首選國家，因為中國在2001年加入了WTO。

上世紀70年代初著名的“乒乓外交”和隨后尼克松總統訪華，其實是美國新自由主義革命的一個戰略組成部分；為尼克松的出訪做準備的，正是亨利.基辛格和戴維·洛克菲勒。這是極有諷刺意味的。打開中國，讓美國的經濟滲透進去，是洛克菲勒和美國精英的百年之夢，自從1840年他們幫助英國人打了鴉片戰爭以后，他們一直都在這樣夢想。洛克菲勒和美國的金融和工業精英是這樣想的：只要他們能夠用現代投資誘使中國上套，他們就能把中國納入他們的“新世界秩序”，即他們設計和建構起來的全球化模式，就能實現壓低工資和提高利潤。中國將會對美國市場產生依賴。這是一種新式的“鴉片戰爭 ”。（見威廉·恩道爾《當前的全球危機與中國》）

隨著資本在全球的擴張，在20世紀，它制造了拉丁美洲的經濟衰退，日本的經濟停滯，東南亞的金融風暴。此次美國的金融危機，更是在世界范圍內造成了巨大的經濟衰退。推行市場化改革的中國，逐步融入了西方經濟體系，也被卷入了經濟危機之中，并遭受重創。資本的全球擴張，造成了許多的人間悲劇。大量企業破產倒閉，很多人因失去工作，失去住房，而被逼上了絕路，被迫自殺。資本的逐利本性和吃人本性再次得到了有力證明。

莫言的長篇小說《蛙》，正是在所謂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通過對陳鼻和陳眉父女悲慘命運的描述和悲劇原因的揭示，告訴世人：自由市場經濟和雇傭勞動、資本剝削制度（即資本主義制度）是人類一切災難和悲劇的根源。這就是這篇現實主義作品的深刻主題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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