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逵與大陸文壇
“魯迅情結”“胡風緣”

文□樊洛平

　　楊逵終其一生﹐并未見過魯迅與胡風。但他對中國現代文學旗手魯迅的精神仰慕﹐形成了心中濃得化不開的“魯迅情結”﹐并直接影響到戰后初期的文學再出發﹔他與胡風之間的文學因緣﹐傳遞著左翼作家對底層被壓迫者的關懷精神﹐更見證了兩岸文學割捨不斷的歷史聯繫。

　　楊逵首度接觸魯迅的作品的時間﹐大概在一九二八年左右。當時在彰化居住的楊逵﹐經常與一群文友出入賴和家裡讀書看報﹐討論文學。楊逵清楚地記得﹐“先生的客廳裡有一張長方形的桌子﹐桌上總是擺著好幾種報紙。”﹙注一﹚晚年楊逵接受林瑞明訪問時﹐也肯定地回答桌上還有中文雜志。賴和當時任《臺灣民報》漢文欄編輯﹐而魯迅又是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三○年間在《臺灣民報》出現頻率最高的作者。〈鴨的喜劇〉﹑〈故鄉〉﹑〈犧牲謨〉﹑〈狂人日記〉﹑〈魚的悲哀〉﹑〈狹的籠〉﹑〈阿正傳〉﹑〈雜感〉﹑〈高老夫子〉等作品都轉載于這一時期﹐由此形成了魯迅思想在臺灣傳播的第一次高潮。賴和平生最崇拜魯迅﹐他同樣是以文學來療救社會弊病﹐改造國民精神﹐一生保持了尖銳抗爭的形象﹐因而被人們譽為“臺灣的魯迅”。而楊逵﹐作為深受賴和人格濡染和文學影響的作家﹐他內心認定的賴和﹐就是魯迅的形象。一九四三年一月賴和去世后﹐楊逵即發表〈憶賴和先生〉一文﹐其中談道﹕“一想起先生往日的容顏—當然是透過照片—就會浮出魯迅給我的印象。”﹙注二﹚由此看來﹐二○年代后期的楊逵﹐經由賴和而間接地接觸到魯迅作品﹐并從中獲得精神的認同與啟迪﹐其背景也是真實可信的。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起﹐臺灣文藝聯盟機關刊物《臺灣文藝》從第二卷第一號起﹐分五期連載由戴頑銕翻譯﹑增田涉著的《魯迅傳》﹐引發文壇普遍關注。楊逵當時也在《臺灣文藝》發表文章﹐透過《魯迅傳》得以進一步了解魯迅的精神﹐應該是順理成章的事情。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一代文豪魯迅去世。楊逵在自己創辦的《臺灣新文學》雜志上﹐迅即于次日刊登了由他主動提議王詩瑯所寫的〈悼魯迅〉﹐以及黃得時的〈大文豪魯迅逝世—回顧其生涯與作品〉。〈悼魯迅〉以卷頭言形式出現﹐其中寫道﹕

　　不久以前我們喪失了馬琪西姆‧高爾基而悲哀尚未消逝﹐又接到魯迅在十月十九日因痼疾心臟性喘息病去世的訊息。從事文學的我們﹐在短短三個月中失去了兩位敬愛的作家﹐是何等的不幸……現今在遙遠的那邊﹐在那黃浦江邊猶如追悼他一樣﹐愁云覆蓋了天地……﹙注三﹚

　　這篇文章所表達的﹐正是楊逵和他那一代臺灣新文學作家的共同情感。

　　一九三八年五月﹐由于入田春彥自殺的意外促成﹐楊逵遂開始全面系統地接觸魯迅作品。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至日本戰敗前﹐日本當局全面禁止中文刊物發行﹐包括魯迅在內的一切新文學作品轉載完全停止。當時﹐無論是在臺灣﹐甚至是在東京﹐《魯迅全集》都被視為禁書﹐而入田春彥能夠擁有一套七卷本的《大魯迅全集》﹙注四﹚﹐更證明了他的左翼文學青年身份。楊逵曾說﹕

　　這位入田先生的遺物中有改造社刊行的《魯迅全集》﹙一九三七年二月—八月刊行﹐全部七卷﹚﹐由于我被授權處理他的書籍﹐就有機會正式讀魯迅。﹙注五﹚

　　正式閱讀《大魯迅全集》﹐為楊逵戰后初期的文學出發提供了強有力的精神資源。臺灣光復后﹐許壽裳受陳儀邀請﹐從大陸赴臺擔任了臺灣省編譯館館長﹐旋即成為魯迅思想最重要的傳播者。許壽裳對于臺灣文化重建的構想﹐是期望“臺灣也需要有一個新的五四運動﹐把以往所受的日本毒素全部肅清﹐同時提倡民主﹐發揚科學﹐于五四時期的運動目標以外﹐還要提倡實踐道德﹐發揚民族主義。”﹙注六﹚而實現這一個終極目標的途徑﹐就是把魯迅思想的傳播與臺灣的文化重建有機地結合起來﹐以改造落后的國民性﹐建設一個具有新生命的臺灣。

　　戰后的初期的臺灣社會﹐形成了“中國化”的時代潮流﹐如《民報》在社論中表示﹕“光復了的臺灣必須中國化﹐這個題目是明明白白沒有討論的馀地。”﹙注七﹚隨之而來的文化交流活動中﹐中國新文學被大量介紹﹐而魯迅作品在臺灣文壇的出版﹑轉載無疑最多﹐這使魯迅思想成為戰后初期兩岸文化人溝通的語境。

　　許壽裳于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五日抵達臺北﹐同年即發表〈魯迅和青年〉﹑〈魯迅的德行〉﹑〈魯迅的精神〉三篇文章﹐一年后出版《魯迅的思想與生活》一書。一九四六年五月至一九四八年一月﹐從臺灣的《中華日報》﹑《和平日報》﹑《臺灣新生報》三大報刊﹐到《臺灣文化》﹑《文化交流》等刊物﹐據中島利郎的統計﹐直接以魯迅為題的評論和創作文章多達十八篇﹐這一時期文壇出版的魯迅作品和魯迅研究著述為五種﹙注八﹚。戰后初期臺灣文壇的這一文化現象﹐可以說帶來了臺灣傳播魯迅精神的第二次高潮。

　　得益于入田春彥遺留的《大魯迅全集》﹐楊逵在系統的研讀中﹐對魯迅的精神的理解與傳播﹐更致力于結合臺灣新文學運動與戰后文化重建實踐的轉化。

　　一九四六年十月十九日﹐楊逵分別在《中華日報》日文版以及《和平日報》副刊上發表中日文詩歌〈紀念魯迅〉﹕

紀念魯迅
　　吶喊又吶喊／真理的叫喚／針對惡勢力／前進的呼喊／敢罵又敢打／青年的壯志／敢哭又敢笑／青年的熱腸／一聲吶喊／萬聲響應／如雷又如電／閃光﹐爍爍／魯迅未死／這還聽著他的聲音／魯迅不死／我永遠看到他的至誠與熱情
﹙為十周年紀念作﹚
—《和平日報》﹙一九四六年十月十九日﹚
紀念魯迅
“我有寸鐵”／魯迅從不退縮／立于貧困與齷齪的環境／提刀反抗槍劍的追擊／魯迅是人類精神的清道夫／面對惡勢力與反動／吶喊又吶喊／魯迅如勐獅般銳不可當／敢罵﹑敢打﹑敢哭﹑敢笑／魯迅是永遠的青年／如今到處聽見魯迅的聲音／繼承者的心中／看見魯迅的至誠與熱情／魯迅是人類精神的清道夫／革命永生的標桿
—《中華日報》﹙一九四六年十月十九日﹚

　　一九四七年一月﹐在〈幼春不死﹗賴和猶在﹗〉一文中﹐楊逵再次強調“魯迅不死”﹐并結合臺灣新文學運動的歷史﹐大聲疾呼臺灣新文學運動的兩位先驅同樣不朽﹕“幼春不死﹗賴和猶在﹗”　

　　一九四七年一月﹐楊逵編著的《阿正傳》中日文對照本﹐列為“中國文藝叢書”之一種﹐由東華書局出版。楊逵所寫的題為《魯迅先生》的卷頭語﹐集中表達了他對魯迅精神內核的理解﹕

　　魯迅先生本名周樹人﹐一八八一年生于浙江省紹興府。年幼時﹐家有水田四五十畝﹐生計相當優裕。但在十三歲時﹐祖父因某事件入獄后﹐家運就急速中落﹐寄寓親戚家時﹐曾被喚為乞丐。先生在最初的小說集《吶喊》的序文中記載﹐曾因父親罹病長達四年﹐他幾乎每天進出當鋪和藥房。有人說鋼鐵因鍛煉而更堅固﹐先生不屈不撓的精神不就是在此期間鍛煉而成的嗎﹖之后﹐直到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午前五時二十五分﹐先生以五十六年生涯告終前﹐先生經常因作為被迫害者與被壓迫階級之友﹐而一再重複血淋淋的戰斗生活﹐平日固然忙于用手筆耕﹐有時更得忙于用腳逃命。說是逃命﹐或有卑怯之感。但筆與鐵炮之戰斗﹐作家與軍警之戰斗﹐最終﹐大部分仍不得不採取逃命的游擊戰法。

　　如此﹐經由先生這般不屈不撓的戰斗生涯﹐使被迫害者的戰斗意志更為強韌﹐組織也益形堅固。……在此所譯《阿正傳》是先生代表作﹐這是向應受到詛咒之惡勢力與保守主義宣告死刑。懇請細膩吟讀。只要不揚棄此等惡勢力與保守主義﹐我們一步也無法前進。﹙注九﹚

　　一九四七年一月﹐楊逵還在《文化交流》發表〈阿畫圓圈〉﹐經由紀念魯迅的文章﹐對大陸來臺的一部分貪官污吏﹐即“禮義廉恥欠信之士”在光復后大發其財的卑劣行徑﹐進行了尖銳的批判。

　　從楊逵的上述詩文可以看出﹐他對魯迅的認同﹐更多地定位于“人類精神的清道夫”﹑“吶喊前進的青年”﹑“被壓迫階級之友”﹑“戰斗的文化戰士”等層面上。這其中﹐一方面融入了楊逵作為戰斗型作家的生命經驗和行動路線﹐讓他“從魯迅身上找到作為自我延伸的理想圖像”。﹙注十﹚另一方面﹐這種認知與時代的脈動以及臺灣社會現實緊密結合﹐經由新的轉化和發展﹐不斷賦予魯迅精神新的時代意義﹐并對戰后初期的臺灣文化重建現實發生積極的引導和啟迪作用。

　　事實上﹐楊逵對魯迅精神的執著和追尋﹐可謂貫穿他的一生。直到一九八二年﹐楊逵在美國愛荷華城接受記者採訪時﹐還明確回答﹐對于魯迅的抗議文學和反叛文學﹐“我比較接近﹐如果對社會的不合理毫不關心的﹐我就沒興趣。”﹙注十一﹚這種濃得化不開的“魯迅情緒”﹐與楊逵作為一個戰斗的﹑關懷大眾的﹑帶有左翼色彩的作家﹐自然有著內在的精神聯繫。

　　胡風作為魯迅的得意門生﹐也是魯迅晚年最接近在身邊的一位。胡風翻譯《送報伕》以后﹐又將其收錄在《弱小民族小說選》中﹐其背景仍然有魯迅的影響。魯迅的《域外小說集》與胡風的《弱小民族小說選》之間﹐應該有某種精神上的關聯。胡風在魯迅精神影響下從事的文學活動﹐使他和楊逵之間發生了一段跨越海峽兩岸的文學因緣﹐有了一種普羅文學精神的溝通。

　　一九三二年﹐楊逵投稿《臺灣民報》的小說《送報伕》只登出一半﹐就被臺灣總督府強行查禁。心有不甘的楊逵沒有放棄﹐仍然在尋找發表全文的機會。一九三四年﹐得知日本東京的普羅文學雜志《文學評論》正在徵文﹐楊逵便將《送報伕》投稿過去﹐結果發表在當年十月刊出的第一卷第八號上﹐并獲第二獎﹙第一獎從缺﹚。這是臺灣作家首次進軍日本文壇﹐日本進步作家給予《送報伕》相當高的評價﹐而《文學評論》當月號在臺灣卻被禁止銷售。

　　在同期的《文學評論》上﹐日本進步作家對《送報伕》如是說﹕

　　我認為《送報伕》很好。沒有虛假的造作﹐而顯露著不得不寫的真情直逼人心。我看過的十四篇中﹐它是頂好的。﹙龜井勝一郎﹚

　　作為一篇小說﹐它難說是完整的﹐但作者的真情硬逼著讀者的心。送報的生活與鄉里的故事吸引著我的心。最后一段感情似有幾分低調。﹙洼川稻子﹚　

　　總而言之﹐主觀是幼稚的﹐但正因如此﹐真樸實的臉貌更顯得突出。它沒有其他應募作品能看到的叫人反感的造作﹐是可喜的。打動人心的力量也大。﹙武田麟太郎﹚

　　就在此時﹐胡風有機會接觸到了楊逵的這篇成名作。胡風在一九八五年悼念楊逵逝世的文章中回憶道﹕

　　三十年代初﹐我在日本的《普羅文學》上讀到了楊逵先生的中篇小說《送報伕》。在日本侵略者的長期迫害之下﹐臺灣人民過著痛苦的生活甚至家破人亡﹐終于覺悟到了非組織集體力量進行斗爭不可。這篇作品深深地感動了我﹐我當即譯了出來﹐發表在當時銷數很大的《世界知識》上。后來﹐新文字研究會還把它譯成了拉丁化新文字本﹐介紹給中國的工友們閱讀。從這篇小說﹐大大增進了祖國同胞對臺灣同胞的了解和同情﹐它的影響是很大的。﹙注十二﹚

　　如果說﹐賴和是《送報伕》的助產士﹐胡風就是《送報伕》傳播者。一九三五年六月﹐由胡風譯為中文的《送報伕》﹐發表于當時廣為影響的《世界知識》﹙上海﹚第二卷第六號。一九三六年四月﹐胡風編譯的小說集《山靈—朝鮮臺灣短篇集》﹐作為黃源主編的《譯文叢刊》之一種﹐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楊逵的《送報伕》﹑呂赫若的《牛車》和楊華的《薄命》三篇小說入選其中﹐這是臺灣小說首次被集中地介紹到祖國大陸來。一九三六年五月﹐胡風編譯《弱小民族小說選》﹐由上海生活書店以“世界知識叢書”發行﹐同樣收入了上述三篇臺灣新文學作品。

　　胡風是在什麼樣的語境裡譯介《送報伕》呢﹖他在《山靈—朝鮮臺灣短篇集》的〈序〉裡說﹕
去年《世界知識》雜志分期譯載弱小民族的小說的時候﹐我想到了東方的朝鮮臺灣﹐想到他們底文學作品現在正應該介紹給讀者﹐因而把《送報伕》譯好投去。想不到它卻得到了讀者底熱烈的感動和友人們底歡喜﹐于是又譯了一篇《山靈》﹐同時也就起了收集材料﹐編印成書的意思。
……

　　我還記得﹐這些翻譯差不多都是偷空在深夜中進行的。四周靜寂﹐市聲遠去了﹐只偶爾聽到賣零吃的小販底微弱的叫聲。漸漸地我走進了作品裡的人物中間﹐被壓在他們忍受著的那個龐大的魔掌下面﹐同他們一起痛苦﹐掙扎﹐有時候甚至覺得好像整個世界正在從我底周圍陷落下去一樣。在這樣的時候看到了像〈初陣〉﹑〈送報伕〉等篇裡的主人公底覺醒﹐奮起﹐和不屈的前進﹐我所嘗到的感激的心情是不容易表現出來的。

　　好像日本底什麼地方有一個這樣意思的諺語﹕如果說是鄰人底事情﹐就不方便了﹐所以我把那說成了外國底故事。我現在的處境恰恰相反。幾年以來﹐我們這民族一天一天走近了生死存亡的關頭前面﹐現在且已到了徹底地實行“保障東洋和平”的時期。在這樣的時候我把“外國”底故事讀成了自己的事情﹐這原由我想讀者諸君一定體會得到。﹙注十三﹚

　　胡風當時為《送報伕》寫過一則“譯者序”﹐該序《世界知識》版置于文前﹐《弱小民族小說選》版置于文后﹐至《山靈》版則被刪除。從該序可以看出胡風對《送報伕》的評價﹕
　　臺灣自一八九五年割讓以后﹐千百萬的土人和中國居民﹐便呻吟在日本帝國主義的鐵蹄之下。然而那呻吟痛苦的奴隸生活究竟到什麼程度﹖卻沒有人有深刻的描寫過。這一篇是去年日本《文學評論》徵文當選的作品﹐是臺灣底中國人民被日本帝國主義統治了四十年以后第一次用文藝作品底形式將自己的生活報告給世界的呼聲。﹙注十四﹚

　　大陸同胞對楊逵的了解﹐首先是從胡風翻譯和編選《送報伕》開始的。臺灣光復后﹐許多前來支援臺灣文化建設的大陸作家﹑文人和知識份子﹐他們一到臺灣就慕名而來拜訪楊逵﹐千方百計與他取得聯繫﹐都是由于拜讀過《送報伕》﹐文學精神與心靈世界已經有所溝通的緣故。一位從大陸回來的臺灣籍青年曾對楊逵說﹐他們學校的校刊就轉載過這篇小說。被抓去當日軍翻譯的臺灣文學界人士李獻璋也說﹐他在廣州“各界抗日聯合會”出版的小報上﹐曾看到《送報伕》。又有林朝培從新加坡來信說﹐他在那裡看到《送報伕》與其評論文章在當地報紙上發表。也有人說﹐他還看過翻譯成世界語的《送報伕》。《送報伕》在抗日戰爭中傳播范圍之廣﹐對民眾參加抗日決心影響之大﹐令事后知曉的楊逵備感欣慰﹐對翻譯﹑傳播這篇小說的胡風也始終感念在心。

　　胡風晚年回憶說﹕我雖然在三十年代就介紹了楊逵先生的作品﹐但與他卻從未見過面﹐連他的情況也不了解。直到近幾年來﹐我才聽到了有關楊逵先生的點滴情況。”﹙注十五﹚楊逵與胡風素昧平生﹐但他的《送報伕》卻被胡風熱心翻譯﹐不斷推薦﹐乃至廣為傳播﹐這讓人不得不感慨于精神相通的力量﹐文學傳播的奇蹟﹗這段文學因緣所共同見證的﹐是一個風雨坎坷的文學時代﹐也是兩岸作家影響互動的一段文壇佳話。
　

注釋
注一﹕楊逵﹕《憶賴和先生》﹐原載《臺灣文學》第三卷第二號﹐一九四三年四月﹔收入《楊逵全集》第十卷﹙詩文卷‧下﹚﹐﹙臺南﹚國立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籌備處二○○一年十二月版﹐第八十七頁。
注二﹕楊逵﹕《憶賴和先生》﹐原載《臺灣文學》第三卷第二號﹐一九四三年四月﹕收入《楊逵全集》第十卷﹙詩文卷‧下﹚﹐﹙臺南﹚國立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籌備處二○○一年十二月版﹐第八十七頁。
注三﹕王詩瑯﹕《悼魯迅》﹐原載《臺灣新文學》第一卷第九號﹐一九三六年十一月。
注四﹕《大魯迅全集》﹐佐藤春夫﹑增田涉﹑山上正義﹑井上紅梅等人合譯﹐﹙東京﹚改造社﹐一九三七年出版。
注五﹕楊逵語﹐見《一個臺灣作家的七十七年》﹐原載《文藝》第二十二卷第一號﹐一九八三年一月﹔收入《楊逵全集》第十四卷﹙資料卷﹚﹐﹙臺南﹚國立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籌備處二○○一年十二月版﹐第二六○頁。
注六﹕許壽裳﹕《臺灣需要一個新的五四運動》﹐《臺灣新生報》一九四七年五月四日。
注七﹕《民報》社論﹕《中國化的真精神》﹐一九四六年九月十一日。
注八﹕此統計見方美芬編﹐吳興文﹑秦賢次補編﹕《臺灣新文學與魯迅關係略年表》﹐收入中島利郎編《魯迅與臺灣新文學》﹐﹙臺北﹚前衛出版社二○○○年五月版﹐第二三五︱二三七頁。
注九﹕楊逵﹕《魯迅先生》﹐楊逵編譯《阿Q正傳》﹐﹙臺北﹚東華書局﹐一九四七年一月版﹔轉引自張季琳《楊逵和入田春彥︱臺灣作家和總督府日本警察》﹐《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二十二期﹐二○○三年三月﹐第二十七頁。
注十﹕張季琳﹕《楊逵和入田春彥︱臺灣作家和總督府日本警察》﹐《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二十二期﹐二○○三年三月﹐第二十七頁。
注十一﹕《訪臺灣老作家楊逵》﹐原載《七十年代》總第一五四期﹐一九八二年十一月﹔收入《楊逵全集》第十四卷﹙資料卷﹚﹐﹙臺南﹚國立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籌備處二○○一年十二月版﹐第二三二頁。
注十二﹕胡風﹕《悼楊逵先生》﹐收入《楊逵先生紀念專輯》﹐臺聲雜志社一九八五年四月﹐第十二頁。
注十三﹕胡風﹕《山靈‧序》﹐胡風譯《山靈—朝鮮臺灣短篇小說集》﹐收入黃源主編的“譯文叢書”﹐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一九三六年四月版。
注十四﹕轉引自黎湘萍﹕《“楊逵問題”﹕殖民地意識及其起源》﹐金堅范主編《楊逵﹕“壓不遍的玫瑰花”》﹐臺海出版社二○○四年九月版﹐第二○一頁。
注十五﹕胡風﹕《悼楊逵先生》﹐收入《楊逵先生紀念專輯》﹐臺聲雜志社一九八五年四月﹐第十二頁。

2007年07月0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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