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匪和馬賊的背后
楊逵．一九三七

文□施　淑
 
日本友人橫地剛先生新近發現的〈對“新日本主義”的一些質問〉和〈期待于綜合雜志的地方〉﹐是楊逵于一九三七年六月重訪日本﹐發表于東京《星座》雜志的文章﹐這兩篇未及收入中央研究院文哲所出版的《楊逵全集》的隨筆﹐不論就楊逵的文藝思想或就他的創作歷程來看﹐都有不可忽視的意義。

首先﹐由兩篇文章發表時的背景來看﹐一九三七年正是日本發動蘆溝橋事變﹐開啟中日戰爭的關鍵時刻﹐為了因應侵略戰爭的需要﹐日本近衛內閣于事變后迅速擬定“對北支事變的根本方針”﹐全方位促成日本國民在經濟﹑政治﹑社會及思想領域的“舉國一致”宣誓﹐并于是年八月二十四日頒佈“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要點”作為戰爭的思想整備的總指標。與此相應﹐日本言論機關把進攻中國塑造成“國民全體意見”﹐而侵華戰爭的目的是為“保全國體精髓歸一”及“確立東亞永久和平”﹐部分文化人于是成立鼓吹“新日本主義”的“新日本文化會”。﹙注一﹚臺灣方面﹐除了附合相同的精神動員指令﹐總督府更于蘆溝橋事變前率先下令廢止島內報章雜志使用漢文﹐試圖從根本上斷絕臺灣與中國大陸的文化臍帶。前述楊逵于一九三七年九月發表在東京《星座》上的兩篇文章﹐就是在這樣的文化思想氣壓下﹐對整個時局的反彈和回應。

〈對“新日本主義”的一些質問〉﹐楊逵把當日大力提倡的新日本主義及未說清楚宗旨而在成立后才開始找綱領的新日本文化會﹐不客氣地形容為﹕“真是深奧又玄虛的東西”﹐接著指出這個由日本知識精英組成的團體﹐給人的印象﹐“與其說是文學或文化的﹐倒不如說是相當政治的東西”﹐而主張“用日本人的感覺﹑日本人的心情看日本看世界﹐并以此教導國民”的新日本主義﹐是很難令人心服的。以上這些在調侃語氣中透露著的一針見血的見解﹐顯示楊逵對教導日本國民走向法西斯道路的新日本主義的警覺和清醒的認識﹐這樣的認識并不是因一九三七年日本進軍華北才產生的﹐而是作為社會主義者的他必然具有的思想視野。

根據現存資料﹐楊逵早在一九二八年寫的〈當面的國際情勢〉一文即關注日本帝國主義的發展問題。文中指出當時世界情勢的主要特點是資本主義列強與蘇俄勞﹑農聯邦關係的緊張﹐日本﹑英國等帝國主義對中國革命運動的干涉﹑彈壓和戰爭的狂暴化。在中日關係方面﹐他著重分析日本因資本主的急激發展﹐中國成了它的主要市場和投資地﹐而中國的革命必然對這造成直接影響﹐所以日本會以狡獪的外交手段﹐或公然用武力干涉來壓抑中國的解放﹐這會牽涉到英﹑美在中國和太平洋地區的利害矛盾。在這篇因思想檢查而打上許多××的文章末了﹐楊逵以國際主義精神熱切呼吁﹕“全世界的無產階級是要動員全勢力﹑集中全勢力來守衛中國××和無產階級的××××勞農聯邦。對于帝國主義戰爭的危機要徹底斗爭。這是今日的國際情勢所給于全世界無產階級的急務。”

在階級革命和國際主義精神的帶領下﹐一九三○年代﹐當楊逵由社會運動轉入文藝工作﹐他的論述一直在“藝術是大眾的”的前提下﹐強調文藝創作的實踐性﹑前瞻性和作家的積極意志。因此他一方面摒棄封閉在象牙塔的“高級藝術觀”﹐批判高唱純文學的作家作品已遁入“桌上文字﹔另一方面﹐面向人類解放的前景﹐提倡世界性的”進步作家的共同戰線﹐以之克服神族主義和民族主義的狹隘局限及法西斯思想的毒害。這些信念集中表現在他一九三五創辦《臺灣新文學》雜志后﹐排除“臺灣文藝聯盟”內部的宗派主義傾向﹐呼吁建立臺灣文化藝術運動的統一戰線﹐積極推動臺灣和日本文藝工作者的交流﹐響應日本左翼雜志《文學桉內》推出的臺灣﹑朝鮮﹑中國作家特輯﹐編集“全島作家徵文觀摩號”推介給日本﹑中國文壇等等具體行動上。﹙注二﹚相同的思想意識﹐使他關注包括電影﹑美術在內的文藝動向﹐如一九三五年他先后寫了兩篇文章論述由法國作家紀德﹐馬爾侯﹙Andre Malraux﹚等人發起而在日本文壇引起熱烈討論的“行動主義”﹐檢討它所涉及的文藝創作的能動性﹑社會性與無產階級文學發展方向的問題。﹙注三﹚此外﹐他又討論中國電影《人道》及蘇聯電影《五年計劃》﹐指出一九三二年由上海聯華電影公司拍攝﹐卜萬蒼導演的《人道》﹐是一部杰出的寫實主義作品﹐裡頭探討的中國農村旱災和買辦階級問題﹐可以激起觀眾對世界的憎惡﹐并察覺到必須對這不合理的社會做一些改革。由此﹐他希望《人道》下片后能繼續上演《五年計劃》﹐這部描繪蘇聯改天換地﹑創造新社會的電影。﹙注四﹚

相較于上述開闊的精神和思想視野﹐一九三七年日本文化人提出的新日本主義及其所謂“用日本人的感覺﹑日本人的心情看日本看世界”的日本中心觀念﹐對楊逵來說﹐無疑是背道而馳無法叫他信服的。而這就牽涉到新日本主義的政治傾向的核心問題。

從日本現代思想史來看﹐日本主義是甲午戰爭后由亞細亞主義蛻變出來的思想流派﹐它標榜“日本精神”﹐以大和魂﹑大和心﹑國體論和日本特殊論為主導思想﹐它是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日本右翼團體的思想根源和理論基礎。有關這對立于明治維新的文明開化和西洋觀念的日本主義的日本精神﹐研究者曾指出要具體表達它如同“水中撈月”﹐不過它的思想基調之為國粹主義﹑復古﹑排外﹐國家主義的擴張﹑侵略﹐倒是不爭的事實。﹙注五﹚楊逵一九三七年旅日所見的新日本文化會的新日本主義﹐應即這一脈思想的重新包裝﹐它與同年九月成立的“日本主義文化同盟”﹐或一九四○年十月響應近衛內閣建立“國防國家新體制”的號召而成立的“純正日本主義派”﹐名目雖異﹐思想及政治要求則一。此外﹐由日本現代文學史來看﹐一九三○年代中期成為文壇主流之一的“日本浪漫派”﹐即以“古典近衛隊”為己任﹐以回歸“故鄉的歷史和風景”等感性語言鼓吹國粹和民族主義情緒﹐最后與當時的“國民文學論”主張的文學“必須是為了認識作為民族的﹑日本人的自己”﹐文學“不是世界的﹑個性的﹑階級的﹐而是國民的東西”等論調靠攏﹐﹙注六﹚而提倡新日本主義的新日本文化會的領導者林房雄正是日本浪漫派的要角。熟悉日本文學思潮﹐曾與該派理論大師龜井勝一郎就浪漫問題交鋒過的楊逵﹐﹙注七﹚會把新日本文化會判斷為與其說是文學或文化團體﹐倒不如說是“相當政治的東西”﹐可謂一語中的﹐深得其實。這與同年九月﹐《送報伕》的中譯者胡風因為提防“鼓吹日本的東西”﹐不敢冒然與訪問上海的《星座》編輯矢崎彈交往﹐﹙注八﹚同樣是洞察了隱藏在這日本的政治東西背后的危害亞洲人民和世界和平的法西斯精神真象。

要求真象﹐是新發現的楊逵另一篇文章〈期待于綜合雜志的地方〉的主題。針對中日戰爭爆發后﹐在“舉國一致”宣誓效忠和“言論統一”政策下﹐日本國民對新聞媒體和言論機關的不信任﹐楊逵指出﹕“最好的辦法﹐還是以報導真象去解消。”他以一九三七年八月號日本各雜志清一色塞滿有關蘇聯與“滿洲國”國界問題﹑日本進軍華北事件的報導﹐都只在炒作事件的表象為例﹐提出﹕“作為正確判斷的材料﹐也要讓我們看看在事件內面的東西”﹐并希望雜志報導政治﹑社會﹑國際的事件時﹐不能只當成“偶然突發”的現象處理﹐必須讓人知道它們的“過程”﹐也就是“事前預警的部分和事后的狀態。因為﹐這是在瞭解事實的真相上所不可或缺的要素。”根據這動態地﹑辯證地觀看事物的觀念﹐文章末了﹐楊逵要求雜志增加報導文學的篇幅﹐并期盼有關蘇﹑滿國界和華北戰爭的報導文學作品。

楊逵對報導文學的重視﹐雖非來自對上述現象的直接反應﹐但卻極有可能是他對中日戰爭爆發前后﹐日本軍國主義政府加緊言論控制的意識上的反制。因為他在一九三七年上半年重訪日本前即發表了〈談“報導文學”〉﹑〈何謂報導文學〉﹑〈報導文學問答〉等三篇文章﹐詳細論述報導文學的重要意義﹐并認為它是開拓臺灣新文學的“一個基本領域”。在一九三七年五月到年底又陸續發表了一些帶有報導文學性質的隨筆﹐如〈小鬼的入學考試—臺灣風景﹙一﹚〉﹑〈飲水農夫〉﹑〈攤販〉﹑〈臺灣舊聞新聞集〉。這思考和寫作上的新動向﹐除了顯示楊逵受當日左翼作家熱切從事報導文學影響﹐試圖尋找直接有效地傳達現實的藝術形式﹐在這之上﹐這思考和寫作的新動向之所以會在一九三七年發生和密集出現﹐應該還包含有揭露“隱藏在事件內面的東西”﹐也即是被宣傳機器涂改消音的戰爭罪惡和殖民暴行的深刻考慮。這一切集中反映在他一九三七年九月發表于東京《文藝首都》的《第三代》及其他。

《第三代》及其他﹐風格上雖不如雜文式的匕首與投槍的凌厲﹐但卻處處顯現輕騎兵的游擊鋒芒。文章由日本傀儡政權“滿洲國”成立后﹐流亡關內的中國東北作家蕭軍及其表現東北人民反壓迫﹐反侵略的長篇《第三代》為引信一一突襲日本帝國主義的要害及日本文化人的精神危機。日本據臺製造出來的臺灣與中國的空間的﹑文化的“疆界”障礙﹐臺灣總督府廢止報刊漢文欄﹐剝奪臺灣人的主體意識及文化權力﹐與日本宣傳機器口口聲聲念誦的“東洋”﹙亞洲一體﹚的信念上的反差﹐新日本主義者的冥頑偏執﹐擴大和強化了藝術的國界﹐阻止不同國家民族的精神溝通﹐使自己陷入“閉鎖”的絕境﹐墮落成政府當局文化政策的馬前卒。與此同時﹐楊逵以中日進步作家間友愛交流的實例及其建設性意義﹐對照生活在黑暗的時局中﹐失去斗志﹐只會發牢騷的日本作家和日本文學的貧血現象﹐并引述胡風以“泥腳”和“紳士的客廳”比喻中﹑日文學﹐諷刺日本漠視中國文學的受難﹑奮起﹑犧牲的情況﹐同樣發生在殖民地臺灣甚至日本本土不懂得紳士的“高尚意識”﹐只知道生活斗爭的作家的身上﹐就是在這裡﹐楊逵把胡風的“泥腳”踏入蕭軍《第三代》的“馬賊”世界﹐介紹這本描寫被欺壓的人民不斷加號入馬賊的故事的小說﹐雖看不到紳士的高尚意識﹐但也看不到“欺騙或諂媚的庸俗性”。而后以這些文字總結這篇隨筆﹕

所謂的“馬賊”﹐并不是我們常常聽到的可怕的強盜﹐而是相對于壓迫者而成長起來的一股對抗勢力。日本也有“勝者為王﹐敗者為寇”的說法﹐依這句話的含意﹐我們天天被灌輸的“土匪”﹑“共匪”﹐什麼什麼“匪”﹐什麼什麼“匪”﹐其實是……。

這神來之筆﹐讓人想起楊逵少年時候讀了日本人寫的剿匪記而知道被屠殺的所謂土匪原來就是臺灣人的故事。至于土匪和馬賊的背后﹐連同句末意味深長的刪節號﹐隱藏著的二十世紀的兩岸人民共同走過的歷史真象﹐也就不言而喻了。

2007年08月14日

注釋

注一﹕以下情況的分析詳見橫地剛著‧陸平舟譯﹕〈讀《第三代》及《其他》—楊逵﹐一九三七年的再次訪日〉。

注二﹕相關論述見《臺灣新文學》一九三六年六月號卷首社論〈談“促進臺灣藝術運動之統一”〉及〈進步作家與共同戰線—對《文學桉內》的期待〉﹐〈迎接文聯總會的到來—提倡進步作家同心團結〉﹐〈請投寄可代表臺灣的作品。〈發布“全島作家徵文觀摩號“計劃之際”〉等文。《楊逵全集》第九卷﹐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所﹐二○○一。本文所引楊逵文章俱收于此卷。

注三﹕〈擁護行動主義〉﹐發表于東京《行動》雜志﹐一九三五．三。〈檢討行動主義〉﹐發表于《臺灣文藝》﹐一九三五．三。

注四﹕〈推薦中國的杰出電影—《人道》〉﹐發表于《臺灣新聞》一九三五年九月五日。

注五﹕王屏﹕《近代日本的亞細亞主義》﹐頁一四四｜一四八﹐商務印書館﹐北京﹐二○○四。

注六﹕葉渭渠﹑唐月梅﹕《二十世紀日本文學史》﹐頁二○七﹐二一五｜二二二﹐青島出版社﹐青島﹐一九九八。

注七﹕楊逵﹕〈新文學管見〉﹐“批評新浪漫派”一節﹐《楊逵全集》第十九卷﹐頁三一二｜三一五。

注八﹕胡風﹕〈憶矢崎彈〉﹐詳細分析見近藤龍哉﹕〈胡風與矢崎彈—以中日戰爭爆發前夕的雜志《星座》的嘗試為主〉。

附記﹕感謝曾健民先生寄給楊逵兩篇新出土文章的譯文﹐使我先讀為快﹐并重見楊逵的精神光華。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