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宋橋
    20世紀20年代，魯迅有兩次遠行講學，一次是1926年~1927年間去廈門、廣州；另一次是1924年去西安。南下的那一次有一年多時間，正值大革命由高潮至失敗。后半段時間，又有許廣平、許壽裳等陪伴，工作生活內容豐富得多，世存的資料也不少。南下之行作為魯迅研究的一個重要課題，一直受到有關學者的關注，研究文章時爾可見。相比之下，西去之行留下的資料卻較為單薄，研究文章也鮮見。
打消了寫《楊貴妃》的念頭
    魯迅西安之行的主要動機是為創作小說《楊貴妃》作準備的。把自己置身于李、楊“風流”了10年的地方，感受大唐長安的殘留氣息，以充實他“破費了數年之工”的這部小說腹稿。可謂適得其反，因為有了西安之行，中國文學史上少了一部魯著小說《楊貴妃》，這實在是件遺憾事，一些魯學愛好者一提起這次西行，總是很惋惜。一定有不少人心中嘀咕，先生真不該有這趟西安之行。
    魯迅在研究中國小說史過程中，接觸了大量的唐代文化史料，并作過充分的研究。魯迅認為：“唐代的文化觀念，很可以做我們現代的參考，那時我們的祖先們，對于自己的文化抱有極堅強的把握，決不輕易動搖他們的自信力；同時對于別系的文化抱有極恢廓的胸襟與極精嚴的抉擇，決不輕易地崇拜或輕易地唾棄。”在魯迅看來，這正是現在中國國民所“急切需要”的“國民性”。用藝術的形式來表現唐代的歷史文化，就是魯迅產生創作“關于唐代的小說”的最初的動機。
    1922年，魯迅開始構思《楊貴妃》。總結唐玄宗統治期間，由繁榮強盛走向衰落的歷史教訓，歷史人物李隆基與楊貴妃是一個典型的題材。魯迅研究了白居易的《長恨歌》、陳鴻的《長恨歌傳》、洪升的《長生殿》等，為創作進行了充分的準備。他曾先后向老朋友許壽裳、郁達夫、孫伏園、馮雪峰等談起過《楊貴妃》的腹稿。小說的構想是從玄宗被刺一剎那間，開始倒述，把他的一生像放電影似的一幕一幕地映出來。魯迅說，以玄宗之明，哪里看不到安祿山和她的關系，所以7月7日長生殿上，玄宗只以來生為約，實在是心里已有點厭了，仿佛是在說：“我和你今生的愛是已經完了！”到了馬嵬坡上，軍士們雖說要殺她，玄宗若對她還有愛情，哪里會不能保全她的生命呢？所以這時候，也許是他授意軍士的。后來到了玄宗老日，重想起當時行樂的情形，心里才后悔起來。所以梧桐秋雨，就生出一場大大的神經病來。一位道士就用了催眠術來替他醫病，朦朧中終于使他與貴妃相見。玉環還把手上的玉環給玄宗戴上，但天卻要亮了，小說在“春宵苦短”中收場。另據孫伏園回憶，魯迅還曾想把《楊貴妃》寫成劇本：“原計劃是三幕，每幕都用一個詞牌子，我還記得它的第三幕是‘雨淋鈴’。”另據有人回憶，還有一幕，是根據李白的清平調，寫玄宗與貴妃月夜賞牡丹的。由此看來，這個腹稿已基本成型，就等著有機會付諸筆墨了。
    正當魯迅醞釀構思期間，國立西北大學邀請魯迅等學者去西安進行暑期講學。當時的西安十分殘破，現存的遺跡遠不是古籍上說的那么一回事。殘破還不要緊，政治人文空氣頹唐得讓人透不過氣來。魯迅說：“我不但什么印象也沒有得到，反而把我原有的一點印象也打破了！”原本以為西安之行有激發執筆的“興味”，結果反而索然。在歸途中，魯迅已決定無意寫《楊貴妃》了。在致日本友人山本初枝的信中說：“五六年前我為了寫關于唐朝的小說，去過長安。到那里一看，想不到連天空都不像唐朝的天空，費盡心機用幻想描繪出的計劃完全被打破了，至今一個字也未能寫出。原來還是憑書本來摹想的好。”魯迅的《不周山》、《奔月》、《理水》等都是憑著想象寫成功的。
產生了《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
    據《魯迅日記》記載，魯迅在西北大學講學8天，11次，計12小時。以后還在講武堂講了半小時。講武堂的聽講者都是軍人，何以要講小說史呢？
    當時統治西安的軍閥劉鎮華，竊據著陜西省督軍、省長兩大權位，號稱“兼座”。他托人示意魯迅，講演時換個題目，意思是，你周樹人不肯給我歌功頌德，給士兵打一下氣總可以吧。魯迅答復：“我向士兵講說是可以的，但是我要講的題目仍然是小說史，因為我只會講小說史。”劉碰了個“軟釘子”，幾乎要掀開“禮賢下士”的假面具。當時有家報紙《新秦日報》曾透露了這個“兼坐怒形于色”的消息，還被罰停刊幾天報。
對魯迅此舉，孫伏園解釋道，小說史之講法，本來可淺可深，可嚴正，亦可通俗。這樣解釋，固然有道理。而許廣平卻認為：“魯迅對當時西安以及北方軍閥黑暗，是很小心對待的，故對軍士也只講小說史，即可具見。”許廣平的解釋恐怕才是魯迅的本意。
    魯迅的講演，聲音不高，口調徐緩，像與人聊家常一樣。講到《紅樓夢》時，魯迅問學生們：“你們愛不愛林黛玉？”同學們各抒己見。這時一個學生反問魯迅：“周先生愛不愛？”魯迅毫不遲疑地答到：“我不愛。”又問：“為什么？”答案是：“我嫌她哭哭啼啼。”于是引起一陣笑聲。
    此前魯迅在北京大學等學校講述了多年中國小說史。《中國小說史略》也已出版。魯迅西安講演，是由當時西北大學學生昝健行與薛聲震二人記錄的。整理后，由西北大學出版部寄請魯迅改定，印入《西北國立大學、陜西省教育廳合辦暑期學校講演集（二）》中。后以《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為題附錄于再版的《中國小說史略》。全文約2萬字。分為6講，即從神話到神仙傳、六朝時之志怪與志人、唐之傳奇文、宋人之“說話”及其影響、明小說之兩大主潮、清小說之四派及其末流。對照《中國小說史略》，可以看出，這部講稿是前者的精華縮編。講稿豐富了《中國小說史略》內容，這方面的例子不少，比如關于小說和詩歌產生的次序問題。魯迅說：“人在勞動時，既用歌吟以自娛，借它忘卻勞苦了，則到休息時，亦必要尋一種事情以消遣閑暇。這種事情，就是彼此談論故事，而這談論故事，正就是小說的起源。所以詩歌是韻文，從勞動時發生；小說是散文，從休息時發生。”還有關于《紅樓夢》的那段著名論說“總之自有《紅樓夢》出來以后，傳統的思想和寫法都打破了”就出之于這篇講稿。
閱市、看戲、買古董
    魯迅到西安的當晚，就約同行的孫伏園等上街觀光，即“閱市”了。最初的印象是大街的白灰墻上書寫不少勸人為善的格言，這都是被魯迅稱為“馬二”先生的馮玉祥任督軍治理陜西時留下的遺跡。此時“馬二”所部已離陜為國民軍了，其“遺言”經日曬雨淋，已銷蝕難辨。在魯迅看來，“勸善”也是幾千年來統治階級的“遺風”。
    還有就是西安街面上“巫風”盛行。相面的、占卦的、看八字的、看陰陽風水的，掛著“有求必應”之類的幡號，隨風飄揚。這表明在唐代以后經過千年的長安不但沒有長進，反而破敗落后了。魯迅在講演中聯系所見談到：“此種思想，到了現在，依然留存，像：常見在樹上掛著‘有求必應’的匾，便足以證明社會上還將樹木當神，正如六朝人一樣的迷信。其實這種思想本來是無論何國，古時候都有的，不過后來漸漸地沒有罷了，但中國還很盛行。”
    在西安期間，魯迅還 “全力以赴”地——不但看了碑林、曲江池、大小雁塔、昭陵駿馬與駝鳥，還跑了大大小小的古董攤，收羅了一大堆土俑弩機之類的東西。剛到西安，魯迅就約陪同的西安朋友去買弩機。負責接待工作的西北大學講師兼省長公署秘書的張辛南是順德人，聽說魯迅要買“魯吉”（弩機），以為是要買“鹵雞”，他納悶鹵雞在北方城市都有，自己家鄉的鹵雞倒是頗有名聲，沒聽說西安的鹵雞有什么好吃。魯迅為什么一到西安就要嘗西安的鹵雞？最后通過孫伏園才了解到，魯迅所說的“魯吉”是一種黃銅器，看去機械十足，形似今日之手槍，銅綠斑斑，極饒古味，魯迅先生愛其有近代軍器之風，已經收藏了好幾具（從北平古董鋪購得）。查魯迅西安日記，共買弩機5具。
    當時，西安還有一個著名的秦腔劇團——易俗社，這個戲社以演移風易俗新戲為宗旨，提倡反封建、反迷信。魯迅在教育部工作時，戲曲歸他任職的這個科主管，所以對易俗社是熟知的。到西安后，魯迅風趣地帶著初學來的陜西話對孫伏園說“張秘夫（即張秘書）要陪我們去看易俗社的戲哉”。在西安期間，魯迅興致勃勃地在易俗社欣賞了好幾場秦腔戲。
    那時，適逢易俗社成立20周年，魯迅題寫了“古調獨彈”4個字，制成匾額送易俗社，表示祝賀。臨行前又與孫伏園一起將講學酬金現洋50元捐送易俗社。魯迅說，這叫“取之于陜，用之于陜”。易俗社為答謝魯迅他們，特地設宴為之餞行。席間，演員作了精彩的演出。這是一次饒有興趣的聚會，魯迅度過了一個愉快的夜晚。
引出了兩篇著名的雜文
    魯迅西安之行，7月7日起程，7月14日到西安，走了7天，僅在從陜州到潼關90公里的黃河水道里就泡了4天，可謂路途艱難，代價不小。如上所列，有得有失。從“得”方面來說，還引出了兩篇著名的雜文，一篇是《看鏡有感》，另一篇是《說胡須》。
    在《看鏡有感》中，魯迅從自己收藏的漢代銅鏡說起，論及漢、唐以及宋、清等各個朝代對待外來文化的不同態度，批判國粹家抗拒外來先進文化的行徑。他把自己在西安所見唐代遺跡作為例證寫進了此文：
    “遙想漢人多么閎放，新來的動植物，即毫不拘忌，來充裝飾的花紋。唐人也還不算弱，例如漢人的墓前石獸，多是羊，虎，天祿，辟邪。而長安的昭陵上，卻刻著帶箭的駿馬，還有一匹駝鳥，則辦法簡直前無古人。”指出：“漢唐雖然也有邊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為異族奴隸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凡取用外來事物的時候，就如將彼俘來一樣，自由驅使，絕不介懷。一到衰弊陵夷之際，神經可就衰弱過敏了，每遇外國東西，便覺得仿佛彼來俘我一樣，推拒，惶恐，退縮，逃避，抖成一團，又必想一篇道理來掩飾，而國粹遂成為孱王和孱奴的寶貝。”因此：必須“放開度量，大膽地，無畏地，將新文化盡量地吸收”。
    另一篇雜文《說胡須》，其中開場白的一段話，可以說是魯迅西安之行的總結：“今年夏天游了一回長安，一個多月之后，胡里胡涂地回來了。知道的朋友便問我：‘你以為那邊怎么樣？’我這才栗然地回想長安，記得看見很多的白楊，很大的石榴樹，道中喝了不少的黃河水。然而這些又有什么可談呢？我于是說：‘沒有什么怎樣。’他于是廢然而去了，我仍舊廢然而往，自愧無以對‘不恥下問’的朋友們。”
對魯迅此舉，孫伏園解釋道，小說史之講法，本來可淺可深，可嚴正，亦可通俗。這樣解釋，固然有道理。而許廣平卻認為：“魯迅對當時西安以及北方軍閥黑暗，是很小心對待的，故對軍士也只講小說史，即可具見。”許廣平的解釋恐怕才是魯迅的本意。
    魯迅的講演，聲音不高，口調徐緩，像與人聊家常一樣。講到《紅樓夢》時，魯迅問學生們：“你們愛不愛林黛玉？”同學們各抒己見。這時一個學生反問魯迅：“周先生愛不愛？”魯迅毫不遲疑地答到：“我不愛。”又問：“為什么？”答案是：“我嫌她哭哭啼啼。”于是引起一陣笑聲。
    此前魯迅在北京大學等學校講述了多年中國小說史。《中國小說史略》也已出版。魯迅西安講演，是由當時西北大學學生昝健行與薛聲震二人記錄的。整理后，由西北大學出版部寄請魯迅改定，印入《西北國立大學、陜西省教育廳合辦暑期學校講演集（二）》中。后以《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為題附錄于再版的《中國小說史略》。全文約2萬字。分為6講，即從神話到神仙傳、六朝時之志怪與志人、唐之傳奇文、宋人之“說話”及其影響、明小說之兩大主潮、清小說之四派及其末流。對照《中國小說史略》，可以看出，這部講稿是前者的精華縮編。講稿豐富了《中國小說史略》內容，這方面的例子不少，比如關于小說和詩歌產生的次序問題。魯迅說：“人在勞動時，既用歌吟以自娛，借它忘卻勞苦了，則到休息時，亦必要尋一種事情以消遣閑暇。這種事情，就是彼此談論故事，而這談論故事，正就是小說的起源。所以詩歌是韻文，從勞動時發生；小說是散文，從休息時發生。”還有關于《紅樓夢》的那段著名論說“總之自有《紅樓夢》出來以后，傳統的思想和寫法都打破了”就出之于這篇講稿。
閱市、看戲、買古董
    魯迅到西安的當晚，就約同行的孫伏園等上街觀光，即“閱市”了。最初的印象是大街的白灰墻上書寫不少勸人為善的格言，這都是被魯迅稱為“馬二”先生的馮玉祥任督軍治理陜西時留下的遺跡。此時“馬二”所部已離陜為國民軍了，其“遺言”經日曬雨淋，已銷蝕難辨。在魯迅看來，“勸善”也是幾千年來統治階級的“遺風”。
    還有就是西安街面上“巫風”盛行。相面的、占卦的、看八字的、看陰陽風水的，掛著“有求必應”之類的幡號，隨風飄揚。這表明在唐代以后經過千年的長安不但沒有長進，反而破敗落后了。魯迅在講演中聯系所見談到：“此種思想，到了現在，依然留存，像：常見在樹上掛著‘有求必應’的匾，便足以證明社會上還將樹木當神，正如六朝人一樣的迷信。其實這種思想本來是無論何國，古時候都有的，不過后來漸漸地沒有罷了，但中國還很盛行。”
    在西安期間，魯迅還 “全力以赴”地——不但看了碑林、曲江池、大小雁塔、昭陵駿馬與駝鳥，還跑了大大小小的古董攤，收羅了一大堆土俑弩機之類的東西。剛到西安，魯迅就約陪同的西安朋友去買弩機。負責接待工作的西北大學講師兼省長公署秘書的張辛南是順德人，聽說魯迅要買“魯吉”（弩機），以為是要買“鹵雞”，他納悶鹵雞在北方城市都有，自己家鄉的鹵雞倒是頗有名聲，沒聽說西安的鹵雞有什么好吃。魯迅為什么一到西安就要嘗西安的鹵雞？最后通過孫伏園才了解到，魯迅所說的“魯吉”是一種黃銅器，看去機械十足，形似今日之手槍，銅綠斑斑，極饒古味，魯迅先生愛其有近代軍器之風，已經收藏了好幾具（從北平古董鋪購得）。查魯迅西安日記，共買弩機5具。
    當時，西安還有一個著名的秦腔劇團——易俗社，這個戲社以演移風易俗新戲為宗旨，提倡反封建、反迷信。魯迅在教育部工作時，戲曲歸他任職的這個科主管，所以對易俗社是熟知的。到西安后，魯迅風趣地帶著初學來的陜西話對孫伏園說“張秘夫（即張秘書）要陪我們去看易俗社的戲哉”。在西安期間，魯迅興致勃勃地在易俗社欣賞了好幾場秦腔戲。
    那時，適逢易俗社成立20周年，魯迅題寫了“古調獨彈”4個字，制成匾額送易俗社，表示祝賀。臨行前又與孫伏園一起將講學酬金現洋50元捐送易俗社。魯迅說，這叫“取之于陜，用之于陜”。易俗社為答謝魯迅他們，特地設宴為之餞行。席間，演員作了精彩的演出。這是一次饒有興趣的聚會，魯迅度過了一個愉快的夜晚。
引出了兩篇著名的雜文
    魯迅西安之行，7月7日起程，7月14日到西安，走了7天，僅在從陜州到潼關90公里的黃河水道里就泡了4天，可謂路途艱難，代價不小。如上所列，有得有失。從“得”方面來說，還引出了兩篇著名的雜文，一篇是《看鏡有感》，另一篇是《說胡須》。
    在《看鏡有感》中，魯迅從自己收藏的漢代銅鏡說起，論及漢、唐以及宋、清等各個朝代對待外來文化的不同態度，批判國粹家抗拒外來先進文化的行徑。他把自己在西安所見唐代遺跡作為例證寫進了此文：
    “遙想漢人多么閎放，新來的動植物，即毫不拘忌，來充裝飾的花紋。唐人也還不算弱，例如漢人的墓前石獸，多是羊，虎，天祿，辟邪。而長安的昭陵上，卻刻著帶箭的駿馬，還有一匹駝鳥，則辦法簡直前無古人。”指出：“漢唐雖然也有邊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為異族奴隸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凡取用外來事物的時候，就如將彼俘來一樣，自由驅使，絕不介懷。一到衰弊陵夷之際，神經可就衰弱過敏了，每遇外國東西，便覺得仿佛彼來俘我一樣，推拒，惶恐，退縮，逃避，抖成一團，又必想一篇道理來掩飾，而國粹遂成為孱王和孱奴的寶貝。”因此：必須“放開度量，大膽地，無畏地，將新文化盡量地吸收”。
    另一篇雜文《說胡須》，其中開場白的一段話，可以說是魯迅西安之行的總結：“今年夏天游了一回長安，一個多月之后，胡里胡涂地回來了。知道的朋友便問我：‘你以為那邊怎么樣？’我這才栗然地回想長安，記得看見很多的白楊，很大的石榴樹，道中喝了不少的黃河水。然而這些又有什么可談呢？我于是說：‘沒有什么怎樣。’他于是廢然而去了，我仍舊廢然而往，自愧無以對‘不恥下問’的朋友們。”
對魯迅此舉，孫伏園解釋道，小說史之講法，本來可淺可深，可嚴正，亦可通俗。這樣解釋，固然有道理。而許廣平卻認為：“魯迅對當時西安以及北方軍閥黑暗，是很小心對待的，故對軍士也只講小說史，即可具見。”許廣平的解釋恐怕才是魯迅的本意。
    魯迅的講演，聲音不高，口調徐緩，像與人聊家常一樣。講到《紅樓夢》時，魯迅問學生們：“你們愛不愛林黛玉？”同學們各抒己見。這時一個學生反問魯迅：“周先生愛不愛？”魯迅毫不遲疑地答到：“我不愛。”又問：“為什么？”答案是：“我嫌她哭哭啼啼。”于是引起一陣笑聲。
    此前魯迅在北京大學等學校講述了多年中國小說史。《中國小說史略》也已出版。魯迅西安講演，是由當時西北大學學生昝健行與薛聲震二人記錄的。整理后，由西北大學出版部寄請魯迅改定，印入《西北國立大學、陜西省教育廳合辦暑期學校講演集（二）》中。后以《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為題附錄于再版的《中國小說史略》。全文約2萬字。分為6講，即從神話到神仙傳、六朝時之志怪與志人、唐之傳奇文、宋人之“說話”及其影響、明小說之兩大主潮、清小說之四派及其末流。對照《中國小說史略》，可以看出，這部講稿是前者的精華縮編。講稿豐富了《中國小說史略》內容，這方面的例子不少，比如關于小說和詩歌產生的次序問題。魯迅說：“人在勞動時，既用歌吟以自娛，借它忘卻勞苦了，則到休息時，亦必要尋一種事情以消遣閑暇。這種事情，就是彼此談論故事，而這談論故事，正就是小說的起源。所以詩歌是韻文，從勞動時發生；小說是散文，從休息時發生。”還有關于《紅樓夢》的那段著名論說“總之自有《紅樓夢》出來以后，傳統的思想和寫法都打破了”就出之于這篇講稿。
閱市、看戲、買古董
    魯迅到西安的當晚，就約同行的孫伏園等上街觀光，即“閱市”了。最初的印象是大街的白灰墻上書寫不少勸人為善的格言，這都是被魯迅稱為“馬二”先生的馮玉祥任督軍治理陜西時留下的遺跡。此時“馬二”所部已離陜為國民軍了，其“遺言”經日曬雨淋，已銷蝕難辨。在魯迅看來，“勸善”也是幾千年來統治階級的“遺風”。
    還有就是西安街面上“巫風”盛行。相面的、占卦的、看八字的、看陰陽風水的，掛著“有求必應”之類的幡號，隨風飄揚。這表明在唐代以后經過千年的長安不但沒有長進，反而破敗落后了。魯迅在講演中聯系所見談到：“此種思想，到了現在，依然留存，像：常見在樹上掛著‘有求必應’的匾，便足以證明社會上還將樹木當神，正如六朝人一樣的迷信。其實這種思想本來是無論何國，古時候都有的，不過后來漸漸地沒有罷了，但中國還很盛行。”
    在西安期間，魯迅還 “全力以赴”地——不但看了碑林、曲江池、大小雁塔、昭陵駿馬與駝鳥，還跑了大大小小的古董攤，收羅了一大堆土俑弩機之類的東西。剛到西安，魯迅就約陪同的西安朋友去買弩機。負責接待工作的西北大學講師兼省長公署秘書的張辛南是順德人，聽說魯迅要買“魯吉”（弩機），以為是要買“鹵雞”，他納悶鹵雞在北方城市都有，自己家鄉的鹵雞倒是頗有名聲，沒聽說西安的鹵雞有什么好吃。魯迅為什么一到西安就要嘗西安的鹵雞？最后通過孫伏園才了解到，魯迅所說的“魯吉”是一種黃銅器，看去機械十足，形似今日之手槍，銅綠斑斑，極饒古味，魯迅先生愛其有近代軍器之風，已經收藏了好幾具（從北平古董鋪購得）。查魯迅西安日記，共買弩機5具。
    當時，西安還有一個著名的秦腔劇團——易俗社，這個戲社以演移風易俗新戲為宗旨，提倡反封建、反迷信。魯迅在教育部工作時，戲曲歸他任職的這個科主管，所以對易俗社是熟知的。到西安后，魯迅風趣地帶著初學來的陜西話對孫伏園說“張秘夫（即張秘書）要陪我們去看易俗社的戲哉”。在西安期間，魯迅興致勃勃地在易俗社欣賞了好幾場秦腔戲。
    那時，適逢易俗社成立20周年，魯迅題寫了“古調獨彈”4個字，制成匾額送易俗社，表示祝賀。臨行前又與孫伏園一起將講學酬金現洋50元捐送易俗社。魯迅說，這叫“取之于陜，用之于陜”。易俗社為答謝魯迅他們，特地設宴為之餞行。席間，演員作了精彩的演出。這是一次饒有興趣的聚會，魯迅度過了一個愉快的夜晚。
引出了兩篇著名的雜文
    魯迅西安之行，7月7日起程，7月14日到西安，走了7天，僅在從陜州到潼關90公里的黃河水道里就泡了4天，可謂路途艱難，代價不小。如上所列，有得有失。從“得”方面來說，還引出了兩篇著名的雜文，一篇是《看鏡有感》，另一篇是《說胡須》。
    在《看鏡有感》中，魯迅從自己收藏的漢代銅鏡說起，論及漢、唐以及宋、清等各個朝代對待外來文化的不同態度，批判國粹家抗拒外來先進文化的行徑。他把自己在西安所見唐代遺跡作為例證寫進了此文：
    “遙想漢人多么閎放，新來的動植物，即毫不拘忌，來充裝飾的花紋。唐人也還不算弱，例如漢人的墓前石獸，多是羊，虎，天祿，辟邪。而長安的昭陵上，卻刻著帶箭的駿馬，還有一匹駝鳥，則辦法簡直前無古人。”指出：“漢唐雖然也有邊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為異族奴隸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凡取用外來事物的時候，就如將彼俘來一樣，自由驅使，絕不介懷。一到衰弊陵夷之際，神經可就衰弱過敏了，每遇外國東西，便覺得仿佛彼來俘我一樣，推拒，惶恐，退縮，逃避，抖成一團，又必想一篇道理來掩飾，而國粹遂成為孱王和孱奴的寶貝。”因此：必須“放開度量，大膽地，無畏地，將新文化盡量地吸收”。
    另一篇雜文《說胡須》，其中開場白的一段話，可以說是魯迅西安之行的總結：“今年夏天游了一回長安，一個多月之后，胡里胡涂地回來了。知道的朋友便問我：‘你以為那邊怎么樣？’我這才栗然地回想長安，記得看見很多的白楊，很大的石榴樹，道中喝了不少的黃河水。然而這些又有什么可談呢？我于是說：‘沒有什么怎樣。’他于是廢然而去了，我仍舊廢然而往，自愧無以對‘不恥下問’的朋友們。”
文章從在西安瀏覽孔廟時所見的帝王像的胡須說起，追述自己的胡須屢受“國粹家”們的攻擊，揭露他們以保存國粹為借口，實者是反對革新。文中談道：“長安的事，已經不很記得清楚了，大約確乎是游歷孔廟的時候，其中有一間房子，掛著許多印畫，有李二曲像，有歷代帝王像，其中有一張是宋太祖或是什么宗，我也記不清楚了，總之是穿一件長袍，而胡子向上翹起的。于是一位名士就毅然決然地說：‘這都是日本人假造的，你看這胡子就是日本式的胡子。’”這位名士叫王小隱，山東費縣人，北大畢業，當時是《京報》記者，也是上海平民大學講師。因是孟子74代裔孫“亞圣奉祀官”孟繁驥的大舅子，于是還有一個頭銜是 “亞圣奉祀官府秘書處主任”。此人一腦子孔孟之道，抗戰時期，成了漢奸，竄上偽政權“華北參政會”副議長的高位。抗戰勝利時，畏罪自殺。1924年，他也應邀去西安講學，與魯迅同行。
    文中還有一段直接說到西安之行的話：“陜西人費心勞力，備飯化錢，用汽車載，用船裝，用騾車拉，用自動車裝，請到長安講演，大約萬料不到我是一個雖對于決無殺身之禍的小事情，也不肯直抒自己的意見，只會‘嗡，嗡，對啦’的罷。他們簡直是受了騙了。”關于這段話，有幾種評論：一種認為，這是魯迅謙遜態度和自我批評精神，也是對陜西人民的負責；另一種認為，當時西安的政治文化環境如此惡劣，以至于魯迅無話可說，西安一趟，倒是魯迅自己受了騙。
    如上所述，魯迅西安之行，把自己的學術和思想直接傳播到西安乃至西北；他通過這次一生中唯一的內地之行，加深了對中國社會的了解；他還結交了一批朋友，查《魯迅日記》，記有不少回京后對西安朋友的贈書、寫信、寄講稿等活動。西安人民沒有忘記魯迅，1936年10月，魯迅逝世，噩耗傳到西安，一次紀念大會，參加的學生就達六七千人，西安的大中學生幾乎都來了，西北人民熱愛魯迅，由此可見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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