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聞博報          來源：《日出西邊/風動中國》

中國為何培養不出頂尖科技人才？這是著名科學家錢學森的最后憂慮和遺憾，也是他留給中國的一道全民社會智慧考題。網聞博報小社員在《錢學森的最后發問觸動了誰》一文中分析指出，“錢學森之問”不僅僅是一位德高望重的科學家的“教育行政問責”，而且是涉及自然科技學界和社會人文學界及文化藝術界的公共問責。因為頂尖科技人才和科學大師的產生，是一個牽涉方方面面的社會系統工程。那么，錢學森的最后發問究竟觸動了誰？截止目前，似乎還沒有看到有關行政部門的官方正式回應。比較多的反應還是來自科技學界對錢老的敬仰與追思，以及傳媒界人士對“錢學森之問”的不斷追問。直到11月11日，安徽11位教授聯名發出公開信，讓我們終于聽到了來自教育界內部對“錢學森之問”的反思聲音。而沒反應、不回應，絕不等于沒責任或可以不承擔責任，最起碼是社會責任與文化道義責任。特別是社會人文學界和文化藝術界的主流“知識精英”們，最應該有所反思和回應。社會公眾也有權追問，并等待著應該知道的回應和答案。在未等到正式回應前，我們也不妨繼續主動去問尋這些答案。

在媒體披露的錢學森的最后談話里，他以自己成長的親歷體會現身說法，談到了文學藝術對他的啟迪作用，指出“藝術上的修養不僅加深了我對藝術作品中那些詩情畫意和人生哲理的深刻理解，也使我學會了藝術上大跨度的宏觀形象思維。”那么，中國到現在還培養不出頂尖科技人才，能說中國的文學藝術界就沒有責任嗎？而我們的文學藝術界現狀如何？主流精英們又是怎樣的一個自我評價呢？

對于中國文學的現狀和評價，文學界內部與社會大眾、“主流”與“非主流”、國內與國外，歷來眾說紛紜難有定論。各方評價的分歧和對立，近來似乎還有進一步加劇之勢。

今年10月中下旬舉辦的第61屆法蘭克福書展，中國作為主賓國派出了龐大的代表團，共有150多名作家參加。與國內媒體的一片叫好聲相反，德國媒體對中國文學軍團的負面報道占了主流。對于外界的指責，中國著名作家王蒙明確反駁回應道：“中國文學處在它最好的時候”。

這次西方文化界對中國當代文學的非議，以德國漢學界權威顧彬為代表。據說顧彬貶低中國當代文學的理由主要有兩個，一個是1949年后的中國文學不屬于“世界文學”。另一個是中國當代作家不懂外語，看不懂外文原著，所以是“業余的”。這兩個理由合起來無非是說，因為中國當代作家不能好好向西方國家學習，所以中國當代文學與西方文學代表的“世界文學”不同。但上海大學文學博士張永峰認為，事實上，上世紀70年代末中國開始了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中國的改革開放恰逢新一輪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中國改革開放的同時也就逐步被納入到以西方發達國家為主導的世界體系當中。在這個過程中，中國作家面對中國當代文學與西方文學的不同，感到特別焦慮和不安，大家把這種不同普遍理解為“落后”和“差距”。 所以，當時“與世界文學接軌”、向西方文學看齊的聲浪空前高漲，這成為當時飽含民族自卑心理和西方中心情結的社會思潮的一部分。于是，模仿、引進西方種種文學思潮、流派的文學現象此起彼伏，用文學界的話說，“我們用幾年的時間把西方一百年的文學演練了一遍”。

可現在，自我感覺良好的中國文學界還是被西方“老師”判為“不及格”，這種委屈和不滿是可以想象的。因此，王蒙的辯解和反駁也應是情理之中的事。否則，中國文學界這30年輝煌的顏面何在？又如何給國人一個交待？經歷了30年的追趕和模仿“演練”，終于能夠開始清楚地向西方說“不”。僅就這一點來看，是應給中國文學界和王蒙喝彩的。本來，文學的地球“人學”時代共性與民族地域文化“個性”，就是相輔相成存在但又是完全不同的概念。這兩個概念絕不可混為一談，更不能將最高解釋權和評判權統統交予西方所代表的“世界”。若真正明白了這一點，中國當代文學還是大有希望的，盡管目前尚評價不一。

那么，對于國內社會大眾和文學“非主流”們的非議，中國文學界又是如何回應的呢？

不久前，第二屆“世界漢學大會”在北京舉行。據《南方都市報》11月9日報道，國內外學者圍繞“漢學與跨文化交流”的主題展開討論。北大教授陳曉明說：“我認為中國文學目前已經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唱衰中國文學從90年代以來就有，是與媒體的興起相關的。”

按照上述北大陳教授的說法，“中國文學目前已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這和王蒙“中國文學處在它最好的時候”的評價如出一轍，應該說是代表了中國文學界主流的自我評判。但陳教授同時又提出了90年代以來媒體“唱衰”中國文學的問題，這就讓人有些迷糊了。搞不準中國文學究竟是正處于“前所未有的高度”，還是已經被媒體“唱衰”了？

為了弄明白這個問題，網聞博報小社員又查閱到了今年8月份《人民日報》的一則報道，在被稱為出版界“世紀工程”的《中國新文學大系(1976—2000年)》正式出版之際，王蒙有這么一段話：“過去30年的中國文學，比歷史上許多階段的文學，都更熱鬧、更活躍、更多姿多彩，但也更難以概括，形不成‘文學運動’，缺少公認的優秀高峰。所以，至今許多人對于文學創作，仍然懷念從《保衛延安》、《林海雪原》到“三紅兩闖”(《紅旗譜》、《紅日》、《紅巖》、《創業史》、《李自成》)的年代。”

“過去30年的中國文學缺少公認的優秀高峰”，這和王蒙最近的說法，以及北大陳教授“前所未有的高度”說又偏差巨大。相較于學術精英，我倒寧愿相信王蒙是內外有別的藝術處理，他自己對中國文學界的現狀其實是有比較客觀清醒的認識。

就文學藝術的社會價值和作用來說，除了“人學”的時代共性和民族地域“個性”外，還有一個“人民性”的問題，而后者恰恰應是文學藝術的靈魂所在。文藝是關照社會多數人的生活還是關照少數人的生活，是為人民大眾服務還是為權貴圈子服務，是反映社會現實還是表達自我吟唱。這些文藝本質元素，必然決定了其“共性”與“個性”的表現差異，也決定了其價值含量和恒久性。文藝作品在此基礎上所張揚出的激勵創造與批判反思精神，才是足以感動天地的人間正氣。中國的文學藝術界現在不差作品也不差人，差的正是這口氣。否則，“前所未有高度”的中國文學，豈是媒體能“唱衰”的！

當然，公眾的追問與分析，并不能替代文學界主流對“錢學森之問”的正式回答。謹以此文拋磚引玉，給文學界的思考和回應熱熱場子敲敲鼓。

（網聞博報夏商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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