傷痕文學第一課
這個帖子其實主要是給小右們補課。發現很有幾個小右在看了我的帖子后,邊罵邊說,原來都不知道這些事情,你說了以后才知道了。小右的特點是,盡管他們不知道事實,但卻不妨礙他們對不知道的東西進行控訴和謾罵,根據我多年臨床經驗,這其實是對于現實不滿的一種心理發泄,不過發泄對象搞錯了。對此我可以理解。但也發現有的小右上網都好幾年了,小右都長成老右,胡子都一大把了,還假天真可愛的處于那種抒情發泄階段,這就不太好了。所以我希望通過教育,先幫這些小右成為一個合格的右派,讓他們盡可能有資格跟左派論戰什么的。我觀察到,今天的網上左派,很多都是從右派轉變過來的,他們的右派功底普遍比今天還在混世的騙子右派要高,新晉的小右碰到他們,根本不在一個檔次,顯得比較慘,我看著也不忍心。
給小右們補傷痕文學這堂課,真有把一泡屎挑起來臭的感覺,但為了給小右們啟蒙,只有犧牲一下了。
所謂“傷痕文學”,主要是講述一些在毛時代受到階級斗爭和政治運動沖擊的人的悲情故事。在文學史上,傷痕文學本身的藝術價值恐怕連泡屎都不如,但傷痕文學的政治功能以及傷痕派文人的起伏卻很有研究價值,而且傷痕派文人可以說是80年代以來,中國文人的一個最重要派別,直至今天,傷痕派都占據著意識形態領域的主流控制權。所以,對傷痕派文人進行研究,比分析他們的“文學”有意思得多。
這個派別按我的劃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老傷痕,既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開始走紅的一幫,代表人物有劉心武張賢亮等,這幫人的走紅基本得益于國內政治權勢力量的支持。第二部分是90年代走紅的新傷痕,代表人物有鄧賢王小波等,這幫人的走紅除了國內老政治力量之外,更主要的是受到國外勢力和國內逐漸成器的買辦資產階級的支持。第三部分是從80年代至今一直占據傷痕文學主流的部分,代表人物是臭蟲和耗子,他們代表了人類的丑陋和陰暗,是所有天良未泯者的敵人。
今天我主要介紹老傷痕這一部分,對另兩部分有心得的朋友最好把這個接過去,讓我一個人挑這泡屎也太不人道了。
老傷痕今天一般都已功成名就,很多都是各地名流甚至文化官僚了,是傷痕派里混得最好的一部分。但對于他們當年寫的那些東西,他們自己也知道見不得人。劉心武是傷痕文學開山鼻祖人物,1977年他的《班主任》被稱為傷痕文學的發軔之作,好學上進的有志小右們可以找來看一看,四個字,無聊之極,再加四個字,狗屁不通。劉心武自己也承認:“以今天的文學標準來看,她(指主人公)的文學形象卻極為蒼白。正如現在的年輕人讀《班主任》,他們百思不得其解:不就是寫了那么篇東西嘛,這樣的文章算得了什么呢?”劉心武還頗憤憤不平的說過:“事實上,在我所有的作品中,長篇小說《四牌樓》是我自認為寫得最好的小說,可就是少有人問津。”另一位當年的代表,1978年《傷痕》的作者盧新華后來也承認:“傷痕文學”因過于注重情感的宣泄,篇篇作品充滿了悲情主義色彩,再加上特定時期的社會現實,“傷痕文學必然是短命的。”他說:“盡管當年的‘傷痕文學’對當時民眾造成的精神創傷給予了控訴,并使文學回到了‘人學’的正常軌道,但由于作家與時代的局限性,‘傷痕文學’必然是短命的,在完成它的使命后便壽終正寢。”
當年的傷痕文學是在權勢的保駕護航中發展起來的。劉心武的《班主任》的發表時即引起了一些非議,盧新華的《傷痕》發表以后,非議就更為猛烈。但是,當時文藝界的多數人,包括周揚、張光年、林默涵、夏衍等文化官員則為這種現象拍手稱快,為傷痕文學辯護。1979年2月3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陳荒煤轉來的“曉風致陳荒煤的信”。曉風為近年來出現劉心武等新人新作表示高興,提出“文革”這十年是非寫不可的。“不寫不能加速時代的進步,不能促進全民族的提高。”陳荒煤在致編輯部的信中,贊揚青年知識分子“確實是‘思考的一代’、‘戰斗的一代’”。應當給廣大青年開辟創作的園地,讓他們自己掌握命運,解放思想,突破“禁區”,開創一個朝氣蓬勃的新文壇。
1978年5月,上海青年工人宗福先寫完了傷痕話劇《于無聲處》。9月23日,《于無聲處》在上海工人文化宮的小劇場上演了。10月12日,《文匯報》發表長篇通訊《于無聲處聽驚雷》。
此時,遠在北京的胡喬木關注著上海的報道。他的職務是剛剛成立的中國社會科學院首任院長。此時,他正在負責起草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
胡喬木讀罷劇本,即飛赴上海。去機場接他的上海市領導問:你到上海有什么安排?他說:我就是來看一個戲———《于無聲處》。看完演出,他上臺接見劇組全體人員,問:作者呢?宗福先趕忙走到他面前。他仔細打量了這位工人作者,平靜地說:寫得不錯。之后,就沒說什么話。其實,他返京后即指示有關部門作出調《于無聲處》晉京演出的決定。11月14日,劇組抵京,沒料到接見規格甚高,竟然是文化部副部長率群眾到車站迎接,盛況空前。更沒料到的是,北京的觀眾看《于無聲處》是那么的激動!而以后發生的幾乎所有事情,都是劇組所沒有料到的:16日,中共北京市委宣布:“天安門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動。”同一天,人民日報發表署名“特約評論員”的長篇文章《人民的愿望,人民的力量——評話劇〈于無聲處〉》。20多年后,人們才獲知:這一切都是胡喬木同志奔走京滬兩地潛心運作、推動的結果。
1978年11月19日,劇組到京西賓館為中央工作會議演出……
《于無聲處》在京熱演期間,許多領導紛紛接見劇組,但胡喬木再也沒露面。1978年12月18日,文化部和全國總工會召開大會,隆重嘉獎《于無聲處》。就在同一天,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了。
傷痕文學的起步發展很好的證明了“為文藝而文藝”以及文藝遠離政治一類說法的可笑。憑著《班主任》受到的好評,劉心武從一個地方出版社小編輯在一年后一躍而成國家最大的文學刊物《人民文學》主編,80年代紅極一時。而今天的劉心武早已不搞“文學”創作了,他最看重的《四牌樓》雖然從文學價值上來看,遠遠超過那篇《班主任》,但時過境遷,少了“政治使命”的功能,再也紅不起來。劉心武現在專心紅學,上了幾回百家講壇,販賣幾十年前就被批倒的胡適派紅學研究思路。這里順帶說一下百家講壇,百家大概是取百家爭鳴之意,可在那里,只看到劉心武講胡適那一家的玩意,而反對派的魯迅毛澤東這一家的研究從來沒出現過,所以號稱百家,其實還是一家。對這種情況劉心武先生應該是非常熟悉的,他們的傷痕文學發軔之時,雖然也是在聲稱“真理大討論”的言論環境下,但實際上反對派的聲音是出不來的。
80年代另一位大款是張賢亮,自稱是中國作家中最有錢的一個,而他其實是集官僚、商人、作家于一身的人物,張賢亮長期擔任有實權的寧夏文聯主席,屬正廳級,同時還利用國有資產搞了一個影視城,自認董事長,不知道今天被MBO了沒有。老實說,他的傷痕要比劉心武的痛切一點,劉心武本人其實在毛澤東時代過得挺順,《班主任》只是他的一部自己都不重視的,為賦新詞強作愁的作品,因緣際會而成了傷痕第一。而張賢亮則是50年代末就被打成右派下放勞改,文革中一直被迫呆在農村的知識分子。張賢亮在后來多次表達他被打成右派的冤枉和錯誤,但其實以他在文革后直至今天的言論和表現看來,他確實是個不折不扣的右派,當年打成右派并沒有冤枉他,他可以得意的說今天他們右派翻身了,由社會底層重新變成了主流精英,但不能說他當初被冤枉了,否則就很矛盾。張賢亮是在下放勞動期間把《資本論》啃了幾遍后,感受到《資本論》巨大的文學魅力,并由此受到啟發,由一個寫幾句歪詩的問題青年進步成了一個文學青年,開始寫作小說。和所有傷痕文學的實質一樣,他控訴的傷痕也只是證明了他本人的心理扭曲和變態。
在他的傷痕代表作《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右派“知識分子”章永粼下放勞動,在農場的蘆葦蕩看見當地的農村美女黃香久洗澡,開始了一段風花雪月的故事,最終章永麟與黃香久結婚,然文革后章永麟平反昭雪、恢復身份之后遺即棄黃香久,最后黃香久在孤寂中死去。
從作品中,一絲一毫看不出(右派知識分子)章永粼愿意為黃香久獻身和犧牲的精神。在故事的最后,章在想“我要不要去黃香久的墓上祭奠一下呢?”,在今天的讀者看來,這完全是一個根本沒有愛情的中國現代士大夫和現代知識分子的矯揉造作的形象。(右派知識分子)章永麟也只有在落難時只剩下生理欲望時才可能會與黃香久這樣一個具有“美麗胴體”的女人結婚。
姑且不談為什么在張賢亮這些號稱平等的人看來,知識分子到農村和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就是受迫害,而且張賢亮還親身體會到了,右派知識分子們在鄉下“落難”的時候,農民沒有歧視和嫌棄他們,農民奉獻出了真誠,甚至滿懷著對知識的尊重乃至于敬畏,在物質層面的相助和精神層面的呵護之余,還獻出了農村女人的“美麗胴體”。同樣是這個張賢亮,在知識分子右派被“解放”后,就“提起褲子不認賬”了,在今年的兩會前夕,他以全國政協委員的身份大聲疾呼什么“我們要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靠一個農民占多數的黨是無法完成的。改造共產黨,主要是改變共產黨的黨員結構,要把一個農民占大多數的黨改造為知識分子占大多數的黨。”
張賢亮筆下的右派知識分子們從農民那里占盡好處,而曾經哭哭啼啼玩傷痕的右派知識分子張首富初踏“紅地毯”,就視農民為草芥,為實現現代化的“絆腳石”了,要求把供養了知識分子文人的農民從政治舞臺上徹底趕出去了。
所以,“傷痕”是他們的武器之一,作家身份也是個幌子,張賢亮實質是個政客,更是制造階級傷痕的高手。認清這一點,對傷痕派文人的認識就清楚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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