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談趙樹理


□王曉明  等
  

左岸文化

　　《文藝理論與批評》2008年第4期

　　1950年代以后的小二黑

　　王 曉 明

　　從去年秋天開始，應我指導的博士生的要求，我開了一門討論課，集中閱讀自趙樹理開始的“社會主義農村小說”——一時想不出確切的概念，姑且這么講吧。說是我開的課，大部分時間卻是聽學生們說。他們的意見并不一致，課堂上常起爭論。有幾個外國的博士進修生也參加了這門課，背景和立場各不相同，七嘴八舌，討論起來就更熱鬧。

　　從閱讀的趣味上講，我其實并不怎么喜歡趙樹理的小說的。還是中學生的時候，就讀過《小二黑結婚》，當時只覺得故事簡單，沒什么意思。后來聽人說，1950年代就有蘇聯作家批評俄文版的趙樹理小說：這是兒童故事嘛！再后來，知道了“文革”前趙樹理怎么憂慮農民的苦難，“文革”中他自己又怎么被“造反派”打成重傷，我對他這個人開始有了敬意，但對他的小說，依然印象不佳。直到1990年代中期以后，我對中國和世界的認識逐漸變化，對“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左翼”等等的理解，都和1980年代大不相同了，我才開始感覺到，他的小說可能確實具有我以前未能認識的意義。不過，說實話，我至今還是對他的小說有點“隔”，不能從情感上真正走進去。

　　但我理解這些年輕人為什么要讀他的小說。最近二十年來，中國社會的變遷日益深刻。社會似乎是持續地向右轉，不滿現實的年輕人，就本能地要往左邊看。像我這個年紀的人，多半覺得1950—70年代的那一套社會主義：計劃經濟、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樣板戲、《金光大道》……是徹底失敗了吧？我個人更相信，這樣的失敗至少有幾分必然。但是，這些年輕人卻似乎不同，眼前的種種惡劣狀況，令他們強烈地懷疑“資本主義”和“市場經濟”，相比之下，倒是并未親身感受過的“社會主義”，特別是其充滿激情的理論、文學和其他文化表現，隔著幾十年時間的距離，遙遙地吸引他們。最近十年來，越來越多的年輕人開始翻閱中國的“社會主義”歷史，到1950—70年代的小說、電影和理論著作當中去尋找批判的工具、資源、乃至安慰。重新閱讀趙樹理的小說，就正是這樣的一種尋找吧。

　　大概是對那“社會主義”時代的記憶過于暗淡了，我到現在還不能完全首肯這樣的尋找。但是，對比中國人以成敗論英雄的陋習，這尋找所表現的反抗時俗的熱忱，卻當然值得肯定。

　　集結在下面的這一組文章，就來自這門課上的一部分討論。這里用不著我評價它們的優長缺短，只想說說我由它們引發的一點感想。

　　和馬克思設想的那種借雞生蛋、水到渠成的社會主義革命不同，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走的是列寧的道路，在資本主義的薄弱環節單軍突破，在一個遠未完成“現代化”的地方，創造一個比西方現代社會好得多——也即是更現代——的社會。用毛澤東的話說，是在“一張白紙”上，“畫最新最美的圖畫”。

　　這新的圖畫里，當然少不了新的制度、經濟和文化，但最重要的，是新的人。中國的社會主義文學，正由此領得了一個重大的任務，那就是，令人信服地描繪出新人的清晰面貌，呈現其成長的精神歷程。

　　趙樹理當然意識到了這一點。他也努力做了，小二黑就是他從筆下走出來的第一個這樣的農村新人。可是，在1940年代，他可以生動地畫出小二黑的單純明朗的笑容，到了1950年代，他卻不容易續寫小二黑的形象了。事情已經變了，當初只是國內革命、土地改革、打倒地主階級，現在卻復雜得多，是同時進入了國際“冷戰”和列寧式的國內社會主義改造，要收回前不久剛剛分給農民的土地，要將他們組織進人民公社，甚至開始要犧牲農村、為了工業化而“內部殖民”了。因此，小二黑的身體和感覺愈來愈復雜，既有強烈的翻身感，也開始有了重新被控制、被剝奪的感覺，越往后，這后一類感覺還越強烈。那么，已經成為新人的小二黑，他如何繼續成長？小說家趙樹理，又如何接著講小二黑在1950年代的故事呢？

　　趙樹理顯然是為難了。他是一個要替農民算實際的生活賬的作家，不但要算小二黑所屬的國家的賬，也要算小二黑所屬的集體的賬，還要算小二黑個人和他這一戶的賬。他當然認可社會主義，他不喜歡農村的現實，因為其中蘊含了太大的傾向資本主義的力量，因此，他堅信農村應該社會主義。但同時，他也堅信，這個社會主義應該能同時在政治和身體的層面令農民信任，應該能確實地改善他們的生活。他不相信單靠描繪未來圖景——無論那多么新、多么美——就能長久地打動農民。必須有實際的數據，才能支持歷史的邏輯，光用文字畫一條歷史進步的邏輯線條，小二黑是不會長久相信的。

　　幾乎和趙樹理同時，周立波的《暴風驟雨》里，開始出現另一種新人，另一種描繪新人的方式。到了1960年代，這種新人及其描繪方式，在浩然的《艷陽天》里得到近乎完滿的展示。它不呈現新人的成長過程，它不從頭講起，它就直接將已經成長完了、穩定成型的新人展示給讀者。它也很少算實際生活的賬，很少——甚至幾乎不——提供數據。它越來越只是讓新人長篇大論地說話，堆積觀念的邏輯。當然，也可以說，它是呈現了另一種算賬的方式：“國家”和“集體”的帳，被命名為“大賬”，農民們每家每戶的生活帳，則被判定是“小賬”。如此命名的結果，自然是該舍小賬，單算大賬。歷史進步、集體將來的利益、個人的現實利益：這三者的復雜關系，被大大簡化了。

　　但是，趙樹理沒法這樣做。盡管他努力這么做過，但最終，只要看看他1950年代寫的那些關于農村建設的意見，就可以知道，他沒法接受這樣的簡化。

　　在這樣的情形下，1950年代中期以后的小二黑，會變成怎樣呢？1960年代，趙樹理筆下再次出現了一批被稱為“中間人物”的形象，他們一徑低著腦袋，頑固地算著自己一家一戶的小帳。這些人物和當年那位意氣風發的小二黑，是什么關系？

　　我以前一想到小二黑，就覺得他是梁生寶、蕭長春一路的人。可現在我懷疑了：他可能怎么也成長不成梁生寶和蕭長春那樣的新人吧？在梁生寶和蕭長春的世界里，他是不是反而無處立足，不得不分散變形，嵌落在各類不同人物——包括那些“中間人物”乃至“落后”人物——的身上？

　　如果這個懷疑能夠成立，那么，我們是不是就需要特別用心去仔細分析，從趙樹理筆下的各種人物身上，辨識、剔取和聚攏這些屬于小二黑的碎片？通過這樣的辨識和匯聚，是不是就有可能勾勒出小二黑在1950—60年代的神情復雜的新形象？

　　這當然也是一種新人的形象，一種梁生寶們沒法代表的中國社會主義鄉村和農民的新形象！□

　　探索新的“文學”的可能

　　——我讀趙樹理

　　[日本] 池田智惠

　　1953年，竹內好曾就趙樹理的作品寫過一篇文章：《新穎的趙樹理文學》。在這篇文章里，他引用了一位名叫岡本的學生對趙樹理《李家莊的變遷》的評述。

　　在岡本的評述里，我們可以看到她最初接觸《李家莊的變遷》時的“驚訝”和“新鮮”感。她提出，《李家莊的變遷》是“過去的小說中不可能見到的”；并且，她還提到了其中“人物和背景的統一問題”，她分析說，這問題乃是“新文學的本質問題”。

　　她最核心的觀點，就是認為趙樹理的文學跟她接觸過的日本或外國文學不一樣，并非“以個人的個性為中心”。她很激動地寫道：“他們通過拋棄自己和自己所處的世界，而獲得了更加廣闊的世界，并在那世界中得到了自由的自己。沒有得到自己安身的環境這件事本身，說明了他們可以在無限廣闊的空間游弋。也就是說，他們可以悠然自得地生活在與自己息息相通的世界之中。上述情況，是只有作為集團（民族、國民）的典型而完成時，才能達到的境界。因此，小常和鐵鎖在完成典型的同時，就融入背景中去了。不言而喻，這時的所謂文學作品的背景就是社會（集體）了。”①竹內好指出，岡本完全抓住了趙樹理文學的核心；而竹內好本人，則一直給予趙樹理文學非常高的評價，這后面有背景。

　　鈴木將久在《竹內好“國民文學論”與中國人民文學的問題》里指出：“更重要的是1950年代初期高度評價趙樹理的作品，同時倡導了日本國民文學。”②竹內好對趙樹理的評價和國民文學論之間顯然存在相當密切的關聯。據鈴木將久介紹，1940年代后期到1950年代，竹內好開始討論國民文學問題。他很激烈地批判日本普羅文學缺少負有責任感的政治意識，而且沒有拯救民族的意識；也批判日本文學的“近代主義”——由于日本文學只有“近代主義”，所以沒有能適當地處理民族問題；由于過去的負面的歷史，他要拯救日本的民族意識。對他而言，1950年代的國民文學問題不只是“文學”的問題，它更是日本獨立的問題。他重視趙樹理或“人民文學”對民族意識的保留，他把以趙樹理為代表的中國文學當成日本國民文學的榜樣。

　　在《新穎的趙樹理文學》里，我特別關注的，是竹內好提到的以岡本為代表的當時的“青年”和“文學”的情況。“最近，現代中國文學一般說來是受歡迎了。我想讀者中的大多數人可能是青年吧。但我認為，大概并不是所謂的文學青年。現在所謂文學青年，很多是投機分子，他們不能成為創造未來文學的力量。基于求生的欲望而讀文學作品的讀者，在當今是不能成為文學青年的。否則，進行探究求索的真正讀者好像就產生在他們之中了。”③

　　從上面的文章里，我們可以看到竹內好對所謂“文學青年”的失望，這表明竹內好所想要的“文學”和當時的“文學”的面貌不同。中國文學的讀者是“青年”，但不是所謂的“文學青年”。那么他們為什么這么看中國文學呢？竹內好接著說：“我所接觸的學生們，由于不滿現狀，總是想追求某種帶根本性的東西。因此，他們想接近中國文學。固然，也有學生從開始就想專攻中國文學。但是，與其那樣說，不如說是因為他們在學習西歐文學、日本文學時感到不滿足，于是就不斷摸索，最后終于找到了中國文學這個方向。這樣的學生數量居多。他們素質好，而且很熱情。這種學生的數目正在與日俱增。他們中間有不少優秀的學生。岡本氏就是其中之一。”④

　　其實日本的1950年代，乃是人們研究或介紹趙樹理最熱烈的時期之一：到現在能查到的不少關于趙樹理的文章，大部分是當時寫下來的；不只是趙樹理，人們關于“新中國”的研究，在當時都是最活潑的一個時期——當時，對中國文學的翻譯數量相當多，人們對中國的期待與興奮由此可見一斑。釜屋修在其著作《趙樹理研究與小野忍》中介紹了日本趙樹理研究的情況。釜屋修認為，二戰之后的中國研究有兩個很有特色的觀點，第一是祝福中國革命的勝利、確信此勝利在世界史上的意義——這跟日本將來的政治展望密切相關；第二是反思軍國主義與侵略戰爭，在討論日本再生的問題時，將中國與亞洲的歷史和文化當做一種可能性⑤——就是說反思日本過去的中國觀——竹內好也抱持這樣的觀點。而且很有趣的是，關于趙樹理的研究并非發表在學術雜志上，相反，很多文章都發表在一般的“文藝雜志”上。就是說，一般的“文藝雜志”也很矚目中國或世界的文學的情況，一般的讀者也能看到關于趙樹理的文章。由此看來，當時很多老百姓可能比較關注中國的情況；日本的青年也可能比較關注中國的革命。換句話說，當時的“青年”還相信革命有改善社會狀況的力量，而日本共產黨在當時也還比較活躍，所以對他們而言，新中國是讓他們相當興奮而期待的存在。

　　我們還是回到竹內好。在評價趙樹理時，竹內好還說，以岡本為代表的青年的“問題是跟中國文學尋求的一樣”，就是“整體中個人自由問題”。按照竹內好的說法，他們的思路的核心與趙樹理文學的非常相近。岡本這樣解釋自己的“羨慕”：“我在讀《李家莊的變遷》的時候，不禁對小常、鐵鎖這些人物產生了羨慕之情。他們生活在一種悠然自得、自我解放的境界之中。我無論怎樣努力，也不可能達到這個境地。我是多么憎恨自己的小市民習性啊！因為過于習慣‘自我修身養性’，其結果對于我說來，很難恢復與別人感情上的聯系。個人的事件同社會的事件，對于我來說，是截然不同的兩回事。其實，是當時的日本社會，使這兩者不得不對立起來。”⑥岡本這里頭說到的就是“個人”與“整體”的問題。而在我看來，當時是很難建立一個“整體”的時代。

　　日本當時剛剛經過二戰，國內情況還不穩定，而且跟美國有很強的依附關系，二戰之前的日本民族意識已經完全被否定掉，我估計當時的人一直會自問“日本”是什么，他們完全失去了自己的民族意識，換句話說他們失去了“整體”。當時日本有一個重新建立“文學”的潮流，很多人在關心“文學”該怎么辦。竹內好在別的文章里面也提到“國民文學”，這是一個很明顯的反應。二戰以前的文學無法面對戰爭；二戰之后，很多“文學家”擱筆了。這也許是竹內好對日本文學、對“所謂的文學青年”感到絕望的一個理由吧。

　　岡本不是很傳統的“文學青年”，他要尋找的，乃是“整體中個人自由的問題”。我覺得當時的“青年”處于一個想要找到“整體”、卻又看不清“整體”在哪里的時代，所以他們很羨慕趙樹理文學里面的“整體”感，這是一個很大的理想，他們在趙樹理文學里看到了這個理想。

　　也就是說，當時的“青年”是為了尋找理想，所以才看“中國文學”的。他們還相信“文學”的力量，就說明那是一個“文學”對社會還會有力量的時代。

　　現在我們換個時代來看趙樹理文學。

　　現在的“青年”怎么看趙樹理文學呢？我認識的一位大學教授，在講解現當代中國文學時，以趙樹理《小二黑結婚》為題材。情況是，中文系本科生對《小二黑結婚》的感受讓他很意外；大部分學生對作品有好評。

　　某種程度上，可以說現在學生的感受跟岡本的一樣：“很新鮮”、“沒看過的小說的類型”。但是他們的新鮮感大概起因于趙樹理文學所具有的“連環畫”性質，也就是竹內好在《新穎的趙樹理文學》里分析過的其小說的結構特點：  “不是平鋪直敘，而是重疊交錯。每個場面中人與人之間的關系都是有意義地向前發展和變化的。即隨著情節的展開，場面本身也在開展。”⑦這表明，較之岡本對文本里登場人物的共鳴，現在的學生是完全站在文本的外面來看作品的。

　　從1950年代到今天，日本社會也經歷過了很多事情，有巨大的變化。經過在美國身旁的冷戰、1970年代“安保運動”、社會黨的解體等事件之后，“革命”和“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這樣的價值觀在日本社會已很難建立，大部分人認為這些東西已經過時。日本年輕人對社會（或者可以說某種“整體”）的關注、批判在1970年代達到高潮（當時有很多學生運動），以后年輕人對政治或社會越來越沒有興趣了——比如，現在參加選舉的人就非常少。對我個人來說，岡本對趙樹理文學的感受很有隔世之感。岡本很羨慕鐵鎖、小常，因為他們融入到了“整體”里；而現在的“青年”已經很難想象一個“整體”了，有可能我們已經到了這樣一個時代——一個無法從“整體”里感覺到共同的“價值觀”的時代。

　　現在“文學”的情況也跟1950年代完全不同。現在日本文學里面，“純文學”和“大眾文學”已經沒有差別了，可以說我們在像消費“大眾文化”一樣消費“純文學”。對年輕人來說，看漫畫、動畫、小說（純文學也好，大眾小說也好）、電影都是一樣的。這種情況至少表明看以上的東西的時候，人們沒有明確的統一的“價值觀”。每個人的理想不同，就很難講有一個具有“普遍性”的東西。文學提到的都是個人的情況、個人的內心、個人的生活，這里面幾乎沒有“整體”。現在的學生也提到趙樹理文學跟現在的很“內心化”的小說比起來，故事情節更清楚、很有新鮮感。但是，有可能他們的新鮮感起因于趙樹理文學所具有的“整體”性，也即竹內好在《新穎的趙樹理文學》里說的趙樹理的核心——“整體中個人自由問題”；其實岡本也提到“個人的事件同社會的事件，對于我來說，是截然不同的兩回事。”⑧就是說當時個人與社會之間也已經是對立的了，但是現在的“個人化”跟當時比起來，也是不可同日而語的。有可能現在的年輕人也不知不覺地跟岡本一樣尋找“整體”而感到“新鮮”，有可能他們的反應表現了現在日本的“個人化”的界限。□

　　①③④⑥⑦⑧竹內好《趙樹理文學の新しさ》，《文學》巖波書店1953.09。

　　②《河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6期。

　　⑤《趙樹里研究と小野忍　（附）日本における趙樹里研究資料〔初稿〕》，釜屋修《和光大學人文學部紀要第16號》（1981）。

　　在歷史難題面前的敘事文學

　　李陽

　　《李家莊的變遷》是趙樹理的第一個長篇。故事從一場官司始，由犯人歸案終，官司雙方是地主惡霸和普通百姓，從階級分析的角度講，它很容易被當作一個階級矛盾的典范。周揚就曾經這么評論：“農民對于地主惡霸的仇恨心理……在《李家莊的變遷》中就成了爆發式的：農民們在龍王廟將漢奸地主李如珍活活打死的那個血淋淋的場面，也許會有人感覺到農民報復太殘忍了吧；但是請聽一聽農民怎么說的：‘這還算血淋淋？人家殺我們那時候，廟里的血都跟水道流出去了！’還有比這更正當、更公平的辯白嗎？”①

　　周揚想要論證階級仇恨和階級矛盾，然而有趣的是，他在論述中悄悄地把“地主惡霸”換成了“漢奸地主”。這兩個概念的差別是相當大的，前者只與階級矛盾相關，后者不僅涉及到階級矛盾，還涉及到民族矛盾。這個滑動僅僅是周揚的一時疏忽嗎？

　　事實上，李如珍等人的身份轉換在小說當中就已經存在了。1920、1930年代，他們處處為難農民，其性質屬于“地主惡霸”。日本人打來以后，他們招引日本人殘殺抗日農民，因而變成了漢奸地主。周揚所引的那句農民的控訴，指的就是這個時期。1920、1930年代，他們作為地主惡霸，盡管壞事做盡，卻沒有造成血的后果，造成了血的后果的其實是他們的漢奸行徑。正是這一點，使他們成為讓人無法容忍的他者，一群民族共同體的背叛者，也正是這一點，給了農民報復他們的合法性。所以，如果我們認真辨析農民們的仇恨性質的話，這筆達至血海深仇地步的情感，其最后推力是來自于民族主義仇恨，而非階級仇恨。把漢奸的身份派給地主是一個很聰明的敘事策略，借此，這部始終鋪展階級矛盾的小說，在進入高潮的關鍵環節，巧妙地將民族主義情緒嵌入到了階級矛盾當中，從而將階級矛盾擴展到了極其尖銳的程度。

　　從另外一個角度說，通過這個巧妙的嵌入，小說也把階級敘事嵌入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當中了。我們知道，在1940年代，最深刻地影響到人民生活的是戰爭，抗戰才是那個時代最強大的意識形態。在這種背景下，民族解放和民族主義敘事成為了首要的歷史任務和文學敘事，社會革命和階級敘事必須退居次要地位，變得艱難。這不僅僅是一個文學敘事的難題，更是一個阻礙著社會革命的歷史難題。我們從趙樹理這篇小說中不難看到化解這一難題的敘事策略。正如周揚評論中所表明的那樣，趙樹理正是通過階級矛盾與民族矛盾的相互嵌入突出了農民和地主兩大階級間的血海深仇；階級斗爭、土地改革，都因此獲得了合法性。

　　中國的革命進程是一個不斷處理歷史難題的過程，每一個歷史難題都會在文學敘事中留下烙印。這些烙印往往包含著比階級敘事的邏輯本身更為豐富的歷史內容。許許多多的歷史難題并不會像這個例子一樣在小說敘事和革命實踐中都得到完滿的解決，它們往往變成了講不清楚的東西，或者不能講的東西。比起明朗的階級敘事，這些被巧妙地講掉的、講不清的以及不能講的部分，往往更為重要，需要更為仔細地觀察。

　　趙樹理最后一部“講得清楚”的長篇小說是以展望合作化為主題的《三里灣》。1952年，趙樹理跑到太行山的一個合作社做了幾個月會計，隨后創作的《三里灣》留下了非常鮮明的會計風骨。趙樹理借人物之口，不厭其煩地計算合作化以后，通過統籌安排每塊土地的種植，會在小農經濟的基礎上增多少產。通過這些計算，合作化的合理性就建立起來了，而農村的現代化理想就建立在合作化的基礎上。小說有意安排了一位畫家，合作社領導請他畫了三幅畫：第一幅畫的是“現在的三里灣”；第二幅畫的是“明年的三里灣”，也就是合作社成立的第二年，村里開通了水渠，方便了集體灌溉；第三幅畫的是“社會主義時期的三里灣”，路上跑著汽車，地里開著拖拉機，實現了農業生產的機械化。趙樹理在描寫農民們熱情看畫的過程時，特別添加了一句：農民們對第二幅畫的熱情遠遠高于第三幅。這顯然暗示了趙樹理對農民的現代性覺悟程度的認識。就是說，趙樹理認定，高遠的社會主義理想并不那么打動農民，農民更關心眼下的利益得失，因而無論怎樣搞建設，都必須以當下農民的利益得失為標準；農民在新的歷史過程中發生本質改變，甚至農民以新的本質推動歷史展開等情況，都處于趙樹理的想象以外。

　　李楊從現代性的層面評論說，“‘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敘事的意義，在于將現代性組織現代民族國家的過程自然化、客觀化、歷史邏輯化，要達到這個目的，它就必須通過典型化的方法——主要是通過新人的典型塑造，將外來的理性話語與人物情感自然統一起來。”②“趙樹理總認為‘人民’會與他同在，他不會想象有一天‘人民’會離他而去。因為與‘工農兵’一樣，‘人民’并不是趙樹理意識中的傳統農民，而是種新生的、正在不斷成長甚至在文革中還將產生質變的抽象本質。”③在這個邏輯下，我們是否只能把站在“舊農民”立場上的趙樹理創作看作必然被歷史淘汰的消極存在呢？在討論這個問題之前，先來探討一下“積極”的現代性敘事不會是沒有助益的。

　　在1955年的中國，所謂“現代性組織現代民族國家的過程”，集中表現在推動激進合作化運動的現代性敘事。這個敘事首推毛澤東的《關于農業合作化的問題》一文。該文在談到這個運動的歷史主體的問題時，認為“干部和農民在自己的斗爭經驗中將改造他們自己”。④這是個相當大膽的設想，它暗示只要以政策之力推動合作化的歷史步伐，新的歷史主體就將在新的歷史過程中產生出來。毫無疑問，如何敘述這個主體的生成過程，成為了當時文學的首要任務。柳青的創作之所以引人注目，原因正在這里。他很清楚地將《創業史》的寫作，定位在回答“中國農村為什么會發生社會主義革命和這次革命是怎樣進行的”。⑤為了回答這一問題，他創作了著名的歷史新主體——梁生寶。

　　李楊研究發現，這一有著歷史自覺的新農民，其本質有著一種“與生俱來”的特點，缺失成長過程。他解釋說，“《創業史》不是一部以故事為主體，通過情節與敘事來描述本質形成過程的‘成長小說’，而是一部通過主人公的性格來展示已經形成的階級本質的帶有強烈象征性的現代小說。”⑥這里的“已經形成”多少有點曖昧不清，它顯然并不是指在歷史之中已經形成，因為李揚已經仔細地比較過梁生寶與其歷史原型王家斌的差異，后者還在為合作化與自身利益的分離而苦惱；它當然也不是指在文學敘事中已經形成，因為梁生寶是第一個被創造出來的新農民。透過這層曖昧不清，我們能夠抓住的僅僅是李楊的問題：怎樣解釋文學敘事與歷史實體的差異？怎樣解釋梁生寶缺失成長過程的現象？假如無法解釋第一個問題，就只能承認新主體是一個現代性想象的理想性投射，因而是一個讓趙樹理無法相信的神話；假如無法解釋第二個問題，那么不僅是梁生寶本身，連整個合作化的歷史實踐都是可疑的，因為新主體的成長標志著歷史的前進，正所謂人在歷史中成長，成長過程的缺失意味著歷史并沒有像構想的那樣前進。假如這兩個問題得不到解釋，我們就只能這樣推論下去：社會主義文學敘事再也無法彌合其現代性理想與歷史實體之間的巨大鴻溝，因而，“現代性組織現代民族國家的過程自然化、客觀化、歷史邏輯化”的任務并沒有完成，甚至這一現代性進程本身也是可疑的。

　　也許，李楊的這一判斷更有啟發性：“要將社會主義變成為農民自身的內在要求，必須創造全新的中國農民形象，使其成為新的農村變革中的真正主體。”⑦這個判斷在文學實踐的意義上改變了對文學的功能性的理解。文學敘事的意義不僅僅是將“現代性組織現代民族國家的過程自然化、客觀化、歷史邏輯化”，而在于為改造“舊農民”提供理想的樣板。因此，歷史主體的塑造過程就不再是完成于文學內部，而是完成于樣板的推廣過程。就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才能比較容易地理解，為什么社會主義文學逐漸淡化敘事，大力發展可以通過大規模飾演拉近人民與樣板的距離，從而詢喚新主體的樣板戲，以及許多推行樣板的行政手段。在此，文學被前所未有地征用為解決歷史難題的政治武器。只有在歷史難題的解決有所進展的情況下，亦即只有講述出樣板實現的歷史過程，敘事文學才可能復生。可是直到那場社會主義實踐結束時，敘事文學也沒有出現。這就意味著社會主義敘事只能是一個未完成的敘事，因而在反思的意義上，它試圖克服的對象——趙樹理筆下的農民，仍然具有意義。□

　　①出自周揚《論趙樹理的創作》一文，原載《解放日報》1946年8月26日。

　　②③見李楊《抗爭宿命之路》第117、93頁，時代文藝出版社1993年版。

　　④語出《關于農業合作化的問題》，原載《毛澤東選集》第5卷第169頁，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⑤柳青《提出幾個問題來討論》，原載《延河》1963年8月號。

　　⑥⑦李楊《五十——七十年中國文學經典再解讀》第170、152頁，山東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形式與政治

　　——閱讀趙樹理

　　朱羽

　　1965年底，趙樹理“最后一部完整的大型著作”《十里店》四易其稿，終于殺青。這個劇本一改再改，趙樹理亦在不斷揣摩中國政治局勢的變幻，①在1966年的自我批評中，趙樹理對于《十里店》有如下評論：“《十里店》的領導力量本來是可以寫出來的，但是因為在形式上不愿意落套，就寫不出……”②耐人尋味的是，不愿落“形式上”的“俗套”卻不僅僅是個“形式”問題。正如黃修己所說，趙樹理熟悉的移風易俗情節與不斷加強的階級斗爭內容捏合在一起，使得作品并不成功。③《十里店》的失敗，某種意義上宣告了趙樹理改造自身文學敘事的失敗，而這一挫折所帶出的問題遠遠超越文學。從1940年代趙樹理被樹立為“延安文學”方向，到1958年之后逐步陷入“批斗”漩渦，并最終遭遇“敘事危機”，這不啻暗示出“再現”農村的文化霸權之轉換，此一轉換背后更暗含著中國農村社會主義發展的危機。趙樹理的書寫，正是在這一意義上打開了形式與政治的內在聯系。本文嘗試從趙樹理文學的“形式”講起，試圖勾勒出“形式”所帶出的農村文化的建構問題，并在具體的歷史脈絡中進一步追問此文化背后更為具體的農村社會主義想象。

　　早在延安時期，來訪者杰克·貝爾登就談過對于趙樹理創作的印象：對故事情節只是進行白描，人物常常是貼上姓名標簽的蒼白模型，不具特色，性格得不到充分的展開。④然而，正像竹內好所指出的，趙樹理文學的“新穎之處”恰恰就在于超越了立足于“深度”的“現代文學”。⑤落實到具體歷史現實來看，趙樹理所要做的正是“接住”農村讀者的“感覺結構”。趙樹理極其看重戲曲評話的功用，甚至他的其他體裁的創作也帶有戲曲評話的痕跡。這并不能簡單歸結為趙樹理的個人趣味，也不能說趙樹理是個沒有接受過“五四”文化影響的“農村作家”（事實上趙樹理也有過狂熱寫新詩、做新小說的時期⑥），相反，趙樹理的“形式”表明了他的政治選擇。無論是要求作品短小精悍，要求小說能“說”，還是不專門描寫風景或心理等，都是出于對“工農兵”的考慮，說得更準確些，是出于對“農”的考慮。當然，農民的感覺結構之中會殘留許多舊文化的痕跡，但是趙樹理所考慮的是用一種漸進的、慢慢滲透進去的方法“挪用”舊的形式以至農民已有的感覺結構，用農民所熟悉、喜歡的方式講出一個關于新社會的故事。值得注意的是，在1940年代到1950年代初，中國共產黨的農村合作化策略基本上也是此種漸進的方式。⑦

　　趙樹理追求一種既能夠讓農民“聽起來過癮”，又能讓他們從中接受政治教育的文學。⑧教育的目的是讓農民逐漸具有某種新的“感覺”，這種感覺一定是配合生產與勞動而獲得的，在土改的時候是“翻身感”，在社會主義建設中，則是對社會主義的信任感。趙樹理的創造性正在于這里：承接已有農民的感覺結構，除了照顧審美接受之外，還需要處理農民長期積淀下來的社會心理（比如單戶發家）。進一步說，如何通過將這些社會心理放置在歷史現實（新的農村生產關系）與政治動員（比如平等觀念、集體合作觀念）面前，使其發生改變，正是文學敘事所要解決的問題。比如《三里灣》里馬多壽與馬有余“算”入不入合作社的“經濟賬”。從理論上說，馬多壽單干比入社收入更多，然而在現實上，又比入社要差。為什么呢？因為他們根本找不到雇傭勞動力來耕種多余的地。這就是社會主義改造所帶來的必然后果，是農村生產關系改變了的后果。新的歷史條件造成了切身利益的變化，對于農民來說，恐怕是比空洞的社會主義教育來得有用得多的“教育”。事實上這與毛澤東《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中的相關論斷并無太大出入。⑨

　　然而，從1950年代初遭受胡喬木批評開始，趙樹理的“文學”可謂已經失去了“方向”的意義。1955年中國迎來“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1956年全國農村的大部分都建立了合作社。這恰好是在《三里灣》出版一年之后，也正是在這個時候，趙樹理的思想開始“和農村工作的步調不相適應”。⑩另一方面，他的文學敘事也開始遭遇“危機”。白描式的人物，“小天小地”的農村日常生活場景，過短的篇幅，已經不能夠承載更為激進的政治動員，更重要的是，試圖“接住”農民的感覺結構來“說”的方式，已經無法達到新的文化領導權要求塑造“新人”的要求。由此看來，1958年已降趙樹理創作屢屢受到責難便毫不奇怪了。

　　1958年對于趙樹理來說或許是個分水嶺。自創作《三里灣》后，1956、1957兩年趙樹理回到晉東南參加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建設，雖然1956年他寫信給長治地委談了自己對于當下農村問題的看法，但是由于1957年見證高平、趙莊大面積豐產，冬天又參觀了丹河、陳渠的水利設施，從“現場看到了群眾的生產積極性”，便于次年創作了小長篇《靈泉洞》上部和短篇《鍛煉鍛煉》。但是等到趙樹理再次“接觸”實際（擔任陽城縣書記處書記），看到想象與現實的落差時，才真正遭遇了敘事困境。趙樹理在給中央某位負責同志的信中寫道：“為《紅旗》寫文章，當然是光榮的任務。可惜自去年冬季（指1958年）以來，發現公社對農業生產的領導有些抓不著要處，而且這些事又都是自上而下形成一套體系的工作安排，也不能由公社或縣來加以改變。……我到公社去說，公社說上級要那些東西，公社無權變更。我在這種情況下游來游去，起不到什么積極作用……在這種情況下，我不但寫不成小說，也找不到點對國家民生有補的事，因此我才把寫小說的主意打消，來把我在農業方面（現階段）一些體會寫成了意見書式的文章寄給你。”

　　趙樹理一向將自己的小說稱為“問題小說”，一向強調寫作者必須要與勞動人民“共事”，只要接近農民的感覺、感動與困惑，總能夠發現“問題”，自然會產生出創作對象。“問題小說”必然包含對于“問題”敘事上的解決，這一解決同時亦是施以社會主義“教育”。問題是，敘事解決總是已經暗示出現實的解決，“寫不成小說”這一敘事的失敗表明了“問題”已經無法用敘事來縫合，至少在趙樹理的“形式”中無法縫合。他曾明確表露沒有膽量在“創作中多加一點理想”，“還是相信自己的眼睛”。一旦“問題”大到無法解決，文學就無法“圓場”，必然要求在現實上提供解決措施，改變現實。這些“問題”趙樹理也看得很明白：國家、集體（公社）與個體（戶）之間矛盾，國家征購指標過高、定得太死，農民缺乏生產積極性，背后更有城鄉差距、工業積累過高等難題。在此后一系列現實意見甚至是文藝評論中，趙樹理反復提及整治集體（公社、管理區）的重要性，因為農民直接與各個層級的集體發生利害關系，另一方面，他又籌劃設立“倫理性的法律”，提倡“分家”，改造農村的“戶”。不難看出，趙樹理希望通過某種漸進的、“接住”農民當下感覺的方式（包括由來已久的倫理性法則）來治理農村，進行政治改造，希望通過一系列措施來回應人民公社這一新生事物給農民所帶來的無措感。

　　趙樹理始終認為自己的創作忠實于毛澤東的“講話”精神，立意于農民感覺結構的文學實踐背后飽含著某種可感、可欲的社會主義想象。然而，真實歷史的展開并沒有為之提供太多的空間與條件，趙樹理在國家利益與農民利益產生矛盾之時遭遇到了最大的悖論。“理想”與“眼睛”之間往往是分裂的，而趙樹理的意義或許正在于努力地尋找一種統一的方式，正因為如此，趙樹理獨特的文學“形式”成為某種政治決斷，雖然這種形式自身遭遇到了危機，并最終在新的文化領導權面前崩潰。我們卻不能不說，這種潰敗本身擁有著巨大的歷史意味。□

　　①《十里店》初稿成于1964年7月，而最終第五稿成于1965年底。初稿與其他幾稿差異極大，而四稿、五稿只是二稿、三稿的場次調換，改動很小，五稿與三稿基本相同。整體改動中，降低了紅英與家駿的婚事分量，將表現貧下中農“屈尊”語言刪去，突出他們反抗的主動性，并逐步加大了黨內斗爭以及敵我斗爭的分量。

　　②⑩趙樹理《趙樹理全集5》第382、378、380、327頁，北岳文藝出版社1994年版。

　　③參見黃修己《趙樹理研究》第17頁，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④杰克·貝爾登《中國震撼世界》，見中國趙樹理研究會編《趙樹理研究文集（下）——外國學者論趙樹理》第12頁，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8年版。

　　⑤參見竹內好著、曉潔譯《新穎的趙樹理文學》，見中《趙樹理研究文集（下）——外國學者論趙樹理》。

　　⑥比如，趙樹理創作于1929年的兩篇小說《悔》、《白馬的故事》就明顯具有圍繞主體情感展開敘述的特征，頗似“五四”之“新文學”。

　　⑦See Mark Selden,“Cooperation and Conflict:Cooperative and Collective Formation in China’s Countryside”,in Mark Selden,The Political Economics of Chinese Development, Armonk,New York and London: M.E.Sharpe,1993,p,103。

　　⑧趙樹理《趙樹理全集4》第408、631頁，北岳文藝出版社1990年版。

　　⑨參見毛澤東《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1955）》，《毛澤東選集》第5卷第185頁，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對于“戶”的關注貫穿在趙樹理的文藝創作、評論與現實意見書中。對于趙樹理來說，農村的“戶”之改造是農村合作化運動之關鍵。“戶”是中國農村傳統家庭單位，積淀了數千年的生活方式聚焦在這個單位之中。趙樹理的“分家”策略正是想從法理上動搖這個倫理單位的霸權，將年輕勞動力從家庭陳舊文化中解放出來。在這個意義上，趙樹理最后所計劃的創作《戶》可謂用心良苦，戶的“小天小地”其實關乎農村基層集體化道路的可能性與可行性，關乎某種真正可欲可感的農村生活方式之建構。

　　然而，就算在農村日趨激進化的氛圍下，趙樹理依舊保有了重視農民“感覺”的看法，1965年秋到1966年，林彪搞“背警句”、“走捷徑”、“活學活用”等學習毛澤東思想的風氣到了晉城，別人不敢說話，趙樹理敢頂。他說：“這樣宣傳毛澤東思想，群眾聽了不入耳，接受不了。”“背語錄是形式主義”。貼標語刷紅墻是“瞎誤工，不如在地里多干點活”。參見王中青《回憶與評論》第146頁，山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趙樹理與“算賬”

　　邱 雪 松

　　憑借1943年發表的《小二黑結婚》迅速成名的趙樹理，一直強調作品的功利實用性，他認為“小說的主要任務是……通過人去教育人”。①要“政治上起作用”。同時，趙樹理自覺地把自己定位為服務于農民的“文攤文學家”。為了成功地實現這兩者的融合，我們會發現趙樹理除了在小說形式和語言風格上的嘗試外，在他的大多數作品中都存在一個相同的虛擬空間——“算賬”。借由這個空間，地主和農民，農民和集體，農民和國家等等諸多關系在此充分展開。同時，“算賬”還是一個依附性的動作，他筆下的人物總是執著于“算賬”。他們錙銖計較于每一個數字，他們小心地計算著每一筆經濟賬，文化賬，政治賬。“算賬”說明了趙樹理對于生活在中國農村的人執著于實際利益、眼前利益的深切體認，雖然在實際生活中，“算賬”應該是每一人，尤其是生活在農村的人都具有的能力，但在趙樹理的作品中，“算賬”這個行動的主體卻經歷了一個不斷變化的過程，而相應地，在不同時期，“算賬”的背后也被賦予了不同的內涵，而這個轉變過程是和中國農村的變化息息相關的，所以，以“算賬”為切入點能夠使我們更好地考察趙樹理本人及其作品。

　　在趙樹理1949年以前的作品中，“算賬”人經歷的是一個由地主向農民轉變的過程。在趙樹理看來，舊社會地主正是由于精于“算賬”，才達到了盤剝農民的目的。例如在《李有才板話》中，老恒元父子讓丈量土地的方法和過程都掌握在自己手中，達到了維護自身利益的目的；而在《李家莊的變遷》中，以李汝珍為代表的地主也是通過勒索高利貸，從而一步步地將鐵鎖一家盤算一空。趙樹理顯然認為農民只有明白了“算賬”的重要性，才能夠實現真正的翻身。《小經理》是頗有代表性的作品：作為經理的三喜，當他能夠記賬后，他對落后分子王忠才具有了真正的領導權；在小說《地板》中，趙樹理讓王老三一筆筆地算著賬，使王老四明白了糧食是勞動而不是土地換來的道理。較之于這種具體的經濟數字上的“算賬”，趙樹理更看重的是“算賬”所能帶來的政治內涵。在小說《福貴》中，福貴向老萬算著一筆筆的賬，他的最終目的卻是要老萬說說“我究竟是好人呀是壞人？”可以看到，正是通過這一行為，福貴打破了長期以來別人對于自己的歧視，取得了道義上對于老萬展開批判的合法性。這一意義在《李家莊的變遷》中公審大會上表現得淋漓盡致：農民仔細地清算出了李汝珍殺了42人、白狗打了79人。正是通過這種算賬，趙樹理充分地展示了地主和農民之間的對立，凸顯了地主和農民不同的階級屬性，賦予了自己筆下農民最終行動的合理性。趙樹理顯然認識到當時的各種運動——減租減息、土改——都是要在算賬的基礎上展開。通過算賬，各項政策才能夠充分地為農民所了解，而各項運動才能夠為農民所擁護，而趙樹理的創作充分迎合了這些趨勢，因此他的作品不僅被以周揚為代表的文藝界領導人看成《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一個重要收獲，而且的確受到了當時農村地區農民的歡迎，起到了現實功用。

　　但在建國以后趙樹理的小說中，“算賬”的人卻發生了極大的變化——“算賬”，尤其是“算細賬”，不再是一個翻身的農民，一個社會主義新時期的農民所應該具有的品質，它變成了落后農民才會關注的問題，這是意味深長的轉變。這一點，在他作于1954年的小說《三里灣》中已經開始有所表現：小說中的落后分子總是精于“算賬”，“鐵算盤”甚至成為了馬有余的“綽號”，而贊成入社的農民卻是不屑于這樣做的。小說中頻繁出現的“分家”就是一個典型的場景——進步的一方對于分家的具體操作，分家所涉及到的各種實際利益從來是不在意的，他們在乎的是分家出去后獲得的“自由”；而落后的人極其不贊成分家，即使不得不分家了，他們也會從各方面仔細盤算——拿菊英分家時對于財產無所謂的態度，對比在作品結尾馬多壽和老婆商量分家后應該和哪個兒子住在一起時的小心算計，我們就可以很明顯地體會出這種轉移。越到了他創作的后期，這個轉變就越明顯；“算賬”不再具有解放前的進步的政治內涵，它成為了區別“兩條道路”的一個界碑。《老定額》中，曾經十分積極的農民林忠由于總是在定額上斤斤計較而被視作不再有革命精神，因此被人稱作“落窩雞”；《鍛煉鍛煉》中的“小腿疼”因為總是計算著做工分多的活才被楊小四貼了大字報，要求她改造；而在《十里店》中以王瑞為首的總是計較個人得失的人則直接受到批判。    “算賬”意義的變化無疑是與當時的中國現實緊密聯系的。1949年以后，中國的農民在面對國家、集體、個人三者間的關系時，如果還執意于個人，這顯然是不合時宜的。他們只要大公無私地為公社勞動，自然有人為他們計算工分，“算賬”不再是農民需要的了。趙樹理建國后的大多數作品也是循此思路創作的，因此他小說中的“算賬”主人公發生變化也在情理之中。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相比于過分理想化的正面人物，正是由于落后的人物要“算賬”，因此他們更貼近農民的真實心理狀態，這些人物反而塑造得更為成功，當時的文藝評論界才會得出結論，認為趙樹理“善于表現落后的一面，不善于表現進步的一面”，②而這一點甚至趙樹理都給予了承認。作為一名真正了解農村的作家，趙樹理明白“農村自己不產生共產主義思想”，只有經得起算賬的政策才能說服農民，調動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但作為一名黨員，他卻又不得不站在國家一邊，所以趙樹理在《回憶歷史，認識自己》中才會說“我的思想是矛盾的”。今天來看，趙樹理超越于同時期大多數作家的地方，其實正在于他有意無意地在自己的作品中保留了這種矛盾。可惜當時的歷史條件注定了趙樹理的想法是要受到否定的，這在客觀上導致了趙樹理1949年后創作的逐漸衰竭，建國后作品的冷遇和他本人被新一代的作家所取代。③

　　趙樹理1949年后逐漸地放棄了文學創作，除了客觀原因不允許外，還出于他自我的選擇，他在給陳伯達的信中坦承：“我不但寫不成小說，也找不到點對國計民生有補的事。因此我才把寫小說的主意打消，來把我在農業方面（現階段）的一些體會寫成了意見書式的文章寄給你。”④這說明他顯然已經看到文學作品已經無法、也不可能擔當為農民“算賬”的作用；他需要另一種表達形式。如果說在他的文學文本中，他是借由人物來“算賬”的話，那么現在趙樹理則是通過非文學文本來親自為農村“算賬”。翻閱趙樹理所有的文字材料，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他此時期寫就的大量的論述、雜感、書信都發揮了這一功能。趙樹理以他對中國農村的了解，認真地算著農村各種生產的賬，以此來向上級反應激進路線對于彼時農村生產的破壞，還有他對于恢復農村生產的建議，《給長治地委××的信》、《給邵荃麟的信》、《公社應該如何領導農業生產之我見》是其中比較突出的代表。如果說1949年以后的小說創作中“算賬”的人的轉變對于作家趙樹理而言是不成功的話，那么現在趙樹理終于找到了一個恰當的形式，1962年的大連會議對此給予了肯定，認為“我們的社會常常忽略獨立思考，而老趙，認識力，理解力，獨立思考，我們是趕不上的，五九年他就看得深刻”。可惜這份肯定來得太晚，更為讓人痛心的是，不久之后趙樹理卻又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價。

　　趙樹理曾說過“（自己的世界觀）就是小天小地地鉆在農村找一些問題嘰嘰喳喳以為是什么塌天大事”。而他還說過“我自參加革命以來，……始終是自成一個體系的。入京以后，……其他方面未改變過我的原形”。只有深刻地理解這一點，以“算賬”作為一個切入口，我們才能夠理解為什么在趙樹理的文學文本、非文學文本都有著大量的計算內容，正是這些內容反應了中國農村各個階段的發展變化，趙樹理的文學史意義以及他作為一名農民作家的價值也由此凸顯。趙樹理成名于他的作品能夠“算賬”，可他的悲劇結局也恰恰是由于他固執地要“算賬”，這不能不說是歷史的一個玩笑。今天我們回望趙樹理，認真品味趙樹理“我愿意等到最后洗牌時刻，再被檢點”這句話，想想與他同一時期那些曾經大紅大紫現在卻如過眼煙云般的作家和作品，我們或許可以說，趙樹理的“算賬”及其背后的深刻內涵，也許正是今天陷入遲滯的農村題材小說創作走出困境的惟一出路。□

　　①本文引用趙樹理的言論皆自《趙樹理文集》（4卷本），工人出版社1980年版。下文不一一注明。

　　②竹可栩《評〈邪不壓正〉和〈傳家寶〉》，《人民日報》1950年1月15日。

　　③與趙樹理的選擇不同的是，周立波和柳青都在作品中削弱甚至取消了“算賬”這個彰顯“農民”與“國家”之間關系的曖昧空間。例如，周立波在談到《山鄉巨變》時也說過：“算賬是運動中一個很好的發動群眾的方法，但光寫這個，別人看了就會感到很枯燥，因此書里寫得非常少。”周立波《談創作》，《周立波研究資料》第86頁，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④趙樹理《寫給中央某負責同志的兩封信（1959）》，轉引自陳徒手《一九五九年冬天的趙樹理》，《不僅為了紀念》第524頁，三聯書店2007年版。

　　從《三里灣》到《戶》

　　——1955年以后的趙樹理

　　朱杰

　　1955年，趙樹理的長篇小說《三里灣》開始在《人民文學》連載，并于當年出版發行。據他自己說，創作這部小說的動機，乃在于他“感到有一個問題需要解決，就是農業合作社應不應該擴大，對有資本主義思想的人，和對擴大農業社有抵觸的人，應該怎樣批評。因為當時有些地方正在收縮農業社，但我覺得社還是應該擴大，于是又寫了這篇小說。”①

　　趙樹理將自己的小說定義為“問題小說”，其所針對的，都是他“下鄉工作時在工作中所碰到的問題，感到那個問題不解決會妨礙我們工作的進展，應該把它提出來。”②換言之，趙樹理的創作，總是有著極強的現實感；贊成什么、反對什么，總有其現實依據。這一次，趙樹理覺得合作社應該擴大，也同樣自有其現實依據——趙樹理親自參與了山西長治專區的合作化試驗，③試驗所取得的“良好”效果，看來正是他贊成合作化的主要原因。

　　雖然贊成合作化，但趙樹理對于農村實行合作化的形勢分析卻耐人回味——盡管在小說里，他也寫到了“好黨員”、寫到了“可愛”的“翻身貧民”、寫到了有“朝氣”的“青年學生”，但是在談到小說里的落后分子時，趙樹理說了這樣一段話：“但原來的農民畢竟是小生產者，思想上都有傾向發展資本主義的那一面，所謂社會主義改造，正是為了逐步消滅那一面”。④在氛圍更為寬松的1962年，趙樹理更為坦誠地說道：“農村自己不產生共產主義思想，這是肯定的。農村的人物如果落實點，給他加上共產主義思想，總覺得不合適。”⑤

　　趙樹理的這一說法，與毛澤東有關合作化運動的看法恰成對照——在毛澤東看來，“目前農村中合作化的社會改革的高潮，有些地方已經到來，全國也即將到來。這是五億多農村人口的大規模的社會主義的革命運動，帶有極其偉大的世界意義。”⑥因此，合作化運動，本來就是與社會主義的建設和改造密不可分的。而之所以強調合作化運動的社會主義面向，是因為這一運動不僅具有鮮明的意識形態特征——將“土改”之后歸私人所有的土地重新集體化，這正是在向幾千年以來的“私有”作斗爭，——而且與當時中國的工業化問題息息相關，為了加速中國的工業化進程，必須努力使農業增產，以提高農業向工業提供原材料和向工人提供糧食的能力，同時使國家獲得更多的用于出口換取資金和技術的糧食。毫無疑問，惟有“組織起來”、成立農業合作組織，農業的增產才能有保證。而具體體現這一工業化策略的，就是與合作化相伴而生的糧食統購統銷制度——很顯然，能夠主動為了國家的利益而做出犧牲的，只能是那些具有了“共產主義覺悟”的先進農民！

　　回頭看看趙樹理，在他那里，合作化與社會主義，正呈現出令人尷尬的“脫節”；而這種“脫節”果然使得他在面對糧食統購統銷政策時很快就變得無所適從：1956到1957年，趙樹理一方面為“高級合作化迅速發揮出來的優越性”而感到“興奮”，另一方面看到“同時存在著一個幾年前就已經出現的問題沒有解決，那就是征購（特別是購）任務偏高，……結果使豐產區多吃不了多少。”⑦  面對這一問題，趙樹理感到進退兩難：“在這個問題上，我的思想是矛盾的——在縣地兩級因任務緊張而發愁的時候我站在國家方面，可是一見到增產了的地方，仍吃不到更多的糧食，我又站到農民方面。但是在發言的時候，恰好與此相反——在地縣委討論收購問題時候我常是為農民爭口糧的，而當農民對收購過多表示不滿時，我卻又是說服農民應當如何關心國家的。”⑧

　　顯然，對于走社會主義道路，趙樹理是支持的，因為正如他1940年代的小說所反映的，正是共產黨在農村進行的革命——特別是土地革命，使得已經走投無路的農民重又獲得了新生⑨；而正如他在合作化試驗中親眼見到的，農民的確從合作化中受了益；可是當社會主義現代化采取了“盤剝”農村、從而使得農民利益受損的發展道路時，趙樹理感到了由衷的困惑——他該支持哪一方呢？國家，還是農民？

　　正是在這個時候，趙樹理的農村敘事開始“落伍”了——盡管作為梁生寶原型的王家斌在理解糧食統購統銷政策方面同樣存在著困難，⑩但是《創業史》中的梁生寶卻幾乎“本能”地就具有極高的階級覺悟；而小說第一部結尾，梁生寶的互助組一獲得成功，就馬上積極熱情地完成了向國家納糧的任務，這樣的安排當然更絕非偶然——“新的主體”對于新的國家的強烈認同，本來就是此一時期“敘事”的要義所在；而這種通過先創造這樣的“主體”、進而通過其示范作用來“召喚”千百萬此類主體生成的寫法，與趙樹理“問題小說”式的創作方法，自然更是格格不入。

　　果然，因為這樣的“落伍”，趙樹理此后接連不斷地遭受到打擊；特別是1959年冬因為“右傾”而遭圍攻，對于趙樹理而言，更是刻骨銘心的經歷。此后，趙樹理的創作成績平平，始終沒能寫出與那個時代的要求相呼應的作品來。他在“文革”期間檢查自己的時候說：“這八年中（公社化前后八年）我的最大錯誤是思想跟不上政治的主流，沒有把我們的國家在反帝、反修、反右傾的一系列嚴重斗爭中用自力更生的精神在生產建設上所取得不可想象的偉大成績反映在自己的創作上。”——此話大概既語含譏誚，又屬真心慨嘆。

　　1962年，各地紛紛舉行會議，紀念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20周年。趙樹理在他的發言中，提到了這樣的一個想法：“巴金寫了一本《家》，為了表現農村生活，也可以寫本《戶》。戶是農村的生活單位，生產隊就是以戶為單位……結算、分配都是以戶為單位的。在養老社會化以前，戶還不能撤了，這對社會主義生產還是有利的。……在一個戶里，總是教育孩子要為自己家里好。有時也說為集體，也是因為多干可以多掙工分，……關于戶和隊的關系：沒有按工分分配的時候，勞力足的戶，按勞分配，勞力少的戶，有困難，國家負擔了。現在以戶為核算單位，你不要來找隊里了，你這個戶的所得部分給你了，生活自己去安排。這樣，農村也會發生一些問題，例如有的戶，只有一個勞動力，他要負擔三口人，生活就困難。……這個問題五五年、五六年就存在，不是現在才有的。”

　　趙樹理在“文革”期間的交代材料里曾說：“檢查我自己這幾年的世界觀，就是小天小地鉆在農村找一些問題唧唧喳喳以為是什么塌天大事。”即使是有了1959年被圍攻的痛徹“教訓”，趙樹理依然秉性難移，環境稍有好轉，他那“小天小地”、“唧唧喳喳”的“毛病”就又發作了，即如這里對“戶”的分析——他一會兒覺得“在養老社會化以前，戶還不能撤了”，因為“這對社會主義生產還是有利的”；一會兒又覺得“現在以戶為核算單位”，對于那些勞動力少的家庭來說，生活會因此而發生困難，并且“這個問題五五年、五六年就存在，不是現在才有的。”趙樹理在這里所表露出的矛盾心態，不是正與他對合作化和糧食統購統銷的矛盾態度一樣嗎？似乎是，趙樹理就一心悶在了這“小天小地”中，他在其間回環往復，就是跳不出來！

　　然而，更值得注意的，恐怕應該是趙樹理在這里點出的“農村”的幾個問題：“養老社會化”、收入歸戶后“生活自己去安排”，以及“勞動力少的家庭”“生活會發生困難”……而“農村”之所以會有這樣的問題，那是因為當“城市”居民可以指望國家提供住房、收入、津貼、教育以及醫療衛生服務的時候，“農村”人口就只能將獲得這些東西的希望寄托在他們自己的“家庭”——他們所屬的“戶”上了。而這樣的制度設計，正是與當時整個國家的“工業化”規劃息息相關的——轉來轉去，趙樹理還是沒能繞開那個他怎么都沒能徹底想通的老問題。

　　更為重要的是，當趙樹理還在忙于計算“戶”的得與失的經濟賬的時候，對于“戶”的政治賬的核算已經被提到了更為緊要的地位——1963年，話劇《千萬不要忘記》迅速“流行”全國，它所反映出的對于“日常生活”、“小天小地”的深刻“焦慮”，正預示出更為激進的意識形態洪流的到來——而趙樹理的《戶》，自然也不會再有寫作的可能了。□

　　①②《趙樹理全集》第4卷第425、424、500—501頁，北岳文藝出版社2000年版。

　　③④⑤關于趙樹理參與合作化試驗的情況，見《趙樹理全集》第4卷第273、276、510頁。

　　⑥《毛澤東選集》第5卷第168頁，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⑦⑧《趙樹理全集》第5卷第380、380、384頁。

　　⑨趙樹理在1940年代創作的小說，特別是其長篇《李家莊的變遷》，無疑給我們提供了杜贊奇所謂“贏利型經濟”在中國農村中的生動“樣板”——正是因為有了這批人的存在，農民們的生存才變得如此艱難。關于杜贊奇對所謂“贏利型經濟”的分析，參見杜贊奇《文化、權力與國家》，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⑩柳青寫道：“顯然，家斌一下子還不能理解總路線和糧食統購統銷政策的全部意義。”見《柳青文集》第4卷第120頁，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

　　有關趙樹理在“大躍進”期間的經歷，參見陳徒手《一九五九年冬天的趙樹理》，收入陳徒手《人有病 天知否》第155—166頁，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年版。

　　盡管有“縮小城鄉差別”的口號、盡管有試圖推進鄉鎮“現代化”的實踐——若“知識青年”的“上山下鄉”以及“鄉鎮企業”的興建，但是由于關鍵的制度設計方面沒有得到根本的變革——保留了嚴格的“戶口”制、下放“知青”和干部的收入等其他方面一仍其舊等，城鄉差別事實上依然巨大，只有到了“改革”初年，這一難題才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決。

　　參見唐小兵在《〈千萬不要忘記〉的歷史意義》一文中的精彩分析，該文收入唐小兵編《再解讀：大眾文藝與意識形態》（增訂版）第224—234頁，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

　　趙樹理的“艱難的選擇”

　　——從越南的角度看

　　[越南] 黃 永 福

　　1950年末，越南共產黨領袖胡志明秘密飛往莫斯科，在那里，他與蘇共領袖斯大林以及中共領袖毛澤東進行了會談。據說，就是在這次會談中，蘇、中兩位領導人表示，越南革命忽視了“反封建”的任務，因此他們指示胡志明，應該在越南開展“反封建”的革命，以培養作為革命之主體的農民的力量；具體要做的，就是在解放區開展“土地革命”，也就是“土改”。兩年后，在中國共產黨的密切配合下，越南的“土改”開始了。

　　1956年，當時的越南勞動黨總書記Truong Chinh在總結“土改”的得失成敗的時候說道：“最近，有些人說不用發動群眾也能夠實施土改，或者說要實現‘耕者有其田’的口號，只要讓地主自愿地獻田也就可以了。這些話對不對？不對。土改就是一場革命，是在黨領導下的萬萬群眾的事業。任何一場或大或小的革命運動，如果不發動群眾都不能實現。有兩種進行土改的方式：和平的方式與發動群眾的方式。我們采用發動群眾的方式之所以正當與必需，是由于以下的理由”。①接著，他列舉以下的三個理由：（1）只有發動農民，農民才能夠放膽地站起來斗爭；消滅地主，自己為自己收復土地；（2）農民必須自覺、自愿并親身參與土改，政權與干部不能而且不應該代替農民，也不能給他們施恩施惠；（3）只有發動群眾，才能讓地主階級屈服于農民翻身后自信自立的力量。②

　　在他看來，“土改”之于越南，實在是大有必要的一件事情：“封建制度建立在占有土地這個基礎之上，致使國家的絕大多數部分人民，特別是農民陷于貧困，同時減緩了農業與工商業的發展，以至于我們陷入落后的境地，不能實現現代化和工業化。因此，國弱民苦。由此可見，實施土改、消滅地主階級與封建土地私有制，是正義的、人道的。”③

　　話說得大義凜然、義正詞嚴！之所以大義凜然、義正詞嚴，恐怕與他當時關于世界“大勢”的判斷有著緊密的關聯：依照經典的馬克思主義理論，人類社會的歷史，就是按照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共產主義社會漸次前進的發展史；在其發展的每一階段，人類社會的“文明”程度都較前一階段為高——因此，為了向“社會主義社會”邁進，“落后”的“封建社會”必須被超越，只有這樣，人民才能從“封建”的“荼毒”之中獲得“解放”，他們也才能獲得更為“幸福”的生活。而“社會主義”的“優越性”，此時已經在蘇聯那里得到了令世人難忘的體現。積貧積弱、屢遭侵略的越南想要獲得夢想中的“富強”，選擇蘇聯道路看來正是大勢所趨。顯然，當斯大林與毛澤東敦促胡志明進行“反封建”的革命之時，當越南勞動黨總書記Truong Chinh認為“實施土改、消滅地主階級與封建土地私有制”，既“正義”、又“人道”之時，他們顯然在很大程度上是相信這樣的歷史進化論、并且相信蘇聯這個“榜樣”的今天也正是越南的明天的。

　　既然“大勢”如此，那還猶豫什么？可是，是不是只要“大方向基本正確”，就可以使得在“大方向”的名義下所作的一切自動獲得合法性？

　　眾所周知，越南的“土改”給越南社會造成了嚴重的災難，這一點，越南共產黨后來也予以了承認：許多無辜的農民被看作地主，被打成“越奸”；農民之間因為“階級斗爭”而關系緊張，傳統的和諧鄉土秩序消失殆盡；親友之間彼此反目的現象時有發生……但是因為有對“大勢”的執拗的看法，領導人依然認為：“總而言之，這些錯誤是很嚴重的，但是也還能夠及時地改正。只是，由于這些錯誤而導致的一些干部，黨員和人民含冤而死，造成了難以估量的損失，這些是無法挽回的。這是一件使黨和人民沉痛的事，不過這些錯誤不能否定這場土改的戰略勝利，不會影響北部‘反封’革命戰略的成功。”④

　　老實說，要在關于世界“大勢”的分析與關于無辜者罹難的“道德義憤”之間做出抉擇，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方面，身處于越南那樣的情境之中——長久以來的法國殖民、尚有深刻創傷記憶的日本侵略，再加上周遭資本主義世界的虎視眈眈——越南可做的選擇，實際上并不多；他們在不多的選擇當中擇取了我們前面提到的那條道路，可以說是在逼不得已當中作出了自認為最佳的選擇。可是另一方面，這種選擇又的確是許多無辜者罹難的緣由所在，并且因為人們認為“大勢”如此，所以他們也就好像成了必要的“犧牲”。

　　讓我們再回到有關“封建”的問題。其實早在1935年，在越南知識界就曾有過有關越南是否存在“封建”社會的爭論——爭論的一方是Phan Khoi，他根據“封侯建邑”的定義來否認越南封建制度的存在；相反，爭論的另一方Hai Trieu則根據封建土地私有制與地主剝削地租的方式，來肯定越南封建制度的存在。如果Hai Trieu的是正確的，那么越南共產黨以未來的幸福為動力發動的“土改”就沒有問題，因為它允諾的，是“暫時的犧牲”之后的“長遠的利益”；但是如果Phan Khoi是正確的呢？那么我們判斷世事的標準又該是什么呢？它顯然不能是那個遙遠的“未來”，因為根據Phan Khoi的理論，我們根本無法推斷出有那么一個“未來”在，那么什么是我們判斷世事的標準？現在，還是過去？其實，我之所以提出這一段歷史公案，是想借以說明我閱讀了趙樹理的作品之后的感受。

　　老實說，我以為趙樹理1940年代末的創作，大概并沒有什么鮮明的“階級意識”，比如說“反封建”；他當然擁護共產黨，因為正是因為有了共產黨，他所關注的鄉民們才有了繼續生存下去的可能性——這一點，他的小說，特別是《李家莊的變遷》表現得很清楚，可是我總覺得他離那樣“自覺”的“階級意識”還是差得很遠。他之所會寫出像《李家莊的變遷》這樣的小說，是因為他明白，正是共產黨的土地革命，使得瀕臨破產邊緣的農民們重又獲得新生——這個“新生”還不僅僅是比喻意義上的，而首先就是指一個個活生生的生命的得救。但是你看他判斷這件事情的標準，離“社會主義”的崇高理想，大概是相當遙遠的吧。

　　這樣的特點，趙樹理似乎終其一生都沒有多大改變。在他其后的創作里，要說誰是他心目中的“理想人物”，我以為那就是《套不住的手》中的陳秉正，是“實干家潘永福”——可是他們都只會老老實實地干“小事”，缺乏對于世界“大勢”的拿捏和把握。在這一點上，可以說趙樹理似乎一直沒有什么“進步”。趙樹理自己也知道，像他這樣的寫作，已經遠遠落在了時代的后頭，可是他又忍不住要為自己的這一點“偏愛”辯護……

　　如果說越南1930年代有關“封建主義”的論爭，給我們看待后來越南的社會主義實踐提供了別樣的視角的話，那么我想說的是，對于看待中國的社會主義實踐，趙樹理同樣提供了一個這樣的視角——當然這樣的視角決不意味著我們可以在前述“大勢”與“小事”的抉擇中獲得答案，恰恰相反，我以為，我們能從趙樹理那里看到的，更多的依然還是這樣、那樣的困惑。

　　特別是身處趙樹理那個時代，對于“大勢”的判斷看起來不僅僅是判斷，而且還是極有可能實現的“現實”的時候，這樣的困惑就更顯得真誠而使我們不得不嚴肅面對了。

　　①②③④Truong Chinh《改造與學習》，《勞動雜志》1956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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