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國民精神前進的燈火

作者：黃　平　韓毓海

　　
　　韓：文學不是個人趣味，文學是對于國民的判斷力、感知能力和想象力、創造力的培養，德國叫Bildung，漢語為教養，不是勞動教養那個教養，是這個人“有沒有教養”那個意義上的教養。把文學等于個人趣味，這是英國貴族的美學，不是康德那個意義上的美學。在我們這個社會里，如何理解對于全民的審美能力的培養？我想這里有幾個方面的問題。第一個問題是：今天文化如果過分私人化、分眾化，以至于不但與底層的文化、鄉土的文化沒有關系，而且彼此之間也沒有什么——無論叫它交疊共識也好、公共空間也好，彼此之間沒有任何的交流、交往，那么今天的文化也就散了，在這個意義上也就自說自話，自我封閉了。第二個問題是：相對于五四那代人來說，作家的感受力和判斷力——也就是我們所謂“審美能力”到底是提高了還是下降了？80年代我們總說文學要自由，文化要自由，可是幾乎沒有人了解審美自由是指什么。所謂審美自由就是感知和判斷的活動，是對廣闊的世界和豐富的心靈能否感知和表達的問題，這乃是自由的基礎。這也就是那些偉大作家對“自由”之所以重要的原因。這其實也就是康德所說的“審美的自由”。換句話說審美自由是判斷力、感知力、想象力的問題，不是把文學推向自由市場，只要賣個好價錢就行了。而今天我們許多的城市文化不是過分私人化的、一小撮人的，就是文化快餐、文化盒飯。今天市民是當代社會的主要消費者，許多作家的品位其實就是小市民的品位。這種感受和判斷力的快餐化、零碎化，當然也對我們形成審美的判斷、感受、品位形成了挑戰。說到文學自由的問題，作家過去是按照政策寫，那是宣傳；可如今是按照經濟學家所說的“市場的邏輯”——文學家叫“欲望”的邏輯、“私人的邏輯”去寫，那不過是廣告。過去為政策服務，今天為市場服務，現在主導我們的生活邏輯、生活領域乃至情感領域的，越來越是市場的原則。這樣的文學，跟自由是沒有什么關系的。

　　舉個最典型的例子，現在中學生是最主要的閱讀群體，家長最舍得給孩子錢買書了，而中學生能閱讀的是什么？當然不是魯迅、馬爾克斯了，中學生能讀的教輔讀物就是余秋雨，于是中學生作為一個閱讀群體的閱讀趣味，似乎就決定了我們整個民族的審美趣味。于是余秋雨老師就成了當代中國最偉大的學者，韓寒、張悅然這些娃娃們就代表了當代中國文學的最高水準。我們說文學是教養，當然是用《紅樓夢》和魯迅來教養，而不是用韓寒和張悅然這些娃娃來教養魯迅——如果那樣，我們這個民族的感知能力、判斷能力，那真是崩潰了，我們的教養水平真是不敢恭維了。我說中國當代文學完全破產，就是說韓寒成了最優秀的作家，這是個笑話。在這個意義上，中國當代文學完全是個笑話。所以，我早就不好意思說自己是北大當代文學教研室的了。

　　如果按照市場和暢銷的邏輯，最初的中國小說讀者是粗通文墨的家庭婦女。當年魯迅的小說發行量也是不高的，他的母親魯瑞老太太很久才知道魯迅也寫小說，于是找來一看，說：“太先生(魯迅)你這小說啊，我看寫得可比人家張恨水那差遠了去啦。”魯迅他媽其實也就是個張恨水的品位，是張恨水的審美判斷力。但是，如果我們今天還是張恨水和金庸的品位統治中國文學，他們代表今天最高的審美水平、審美品位，乃至韓寒、郭敬明這些新時代的“高玉寶們”在統治文學，這與我們這么一個國家就是不相稱的。而且在這樣的品位統治下，整個民族品格的庸俗化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我懷疑，我們恐怕再也沒有希望找到理解魯迅先生的方式了。這意味著整個民眾的審美能力是下降了。今天文學真正的問題在這里。

　　黃：不管我們愿意不愿意看到，認為好還是不好，現在變化的確是太快了，快到已經不只是左派跟不上，右派也跟不上，舊的左右之分在很大程度上已經失去了意義。多元社會，多極世界，使很多原來的東西都需要重新定位，有的甚至正好換了個個兒。如果我們仍然用“左—右”來說的話，現在無論是在世界還是在中國，在很多問題上，往往是左派反而顯得很保守，右派大都很激進。其實現在的社會變革有很多面向，其中有許多還是老問題，左右之分左右之爭仍然還是很有意義的，有的還很迫切；同時也有很多問題已經不能直接納入老的“左—右”框架，而似乎確實是應驗了《共產黨宣言》里的那句話：一切凝固的東西都煙消云散了。因此，許多機會直接給了大眾(最近出現的“超女”就是一個典型例子)。而過去總是精英知識分子在聚光燈下，詩人作家承擔著為社會改革吶喊和呼吁的使命，救亡圖存，從晚清、五四一直到“反右”、“文革”和80年代，不管是風光還是遭殃，知識分子總是主角。這個意義上，允許我說得損一點，其實也是辯證一點，越是受迫害越說明你重要或看重你，否則，誰迫害你啊，沒人理你。這是今天的現實，中外都一樣，外國甚至更甚。我們這里以為某某是什么大師、泰斗，其實在他們那里，許多是沒有幾個人理睬的。再一個原因是作家詩人知識分子不再在道德文章方面領風氣之先了，回到了自己個人，甚至回到完全私人化的細節和感受，這個意義上沒有多少有影響的東西。不是廣大讀者水平低，不了解，恰恰相反，是我們自己缺乏哪怕只是一小部分歷史上有過的(詩書禮樂中隨處可見的)人文關懷和胸魄，即使沒有大道理，至少在藝術上還有感人的一面。從這個角度再來看當初的錢理群、黃子平、陳平原搞的“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三人談”，不管事后可以有多少批評，那個時候他們提出這個問題，是很有遠見的。

　　韓：我覺得我們提高審美能力，也不一定要去讀魯迅，去讀托爾斯泰，其實生在北京，我們讓孩子們多去故宮、頤和園、香山，甚至多去北海走一走，對于提高他們的審美能力、增加想象力有很多好處。

　　回到黃平剛才提出的那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在一個出版資本、媒體資本占統治和支配地位的時代，審美的問題、知識的問題的確是遇到了嚴峻的挑戰。但是這并不是簡單地說知識分子說話沒人聽了，實際上，那些比較右翼的所謂知識分子，由于與媒體資本的緊密結合，他們的聲音是非常非常大的，我覺得這個情況非常像過去的30年代。30年代是中國文學的重要癥候，搞文化史、文學史的同志們過去重視不夠，特別是沒有看到30年代是中國的“出版資本”、“媒體資本”形成的時代。過去文學界的很少能夠分析，還有一個簡單的原因：文化、文學研究與社會經濟研究相脫節。文學界的人的缺點是不會算經濟賬，因此也就看不到出版資本對于當時的中國經濟，特別是對城市經濟增長的貢獻到底有多大。現在一算很嚇人，在40年代國民黨搞工業之前，出版、娛樂、媒體絕對是拉動經濟的第一增長點。這是茅盾當年批判上海和中國城市經濟是“畸形”的原因。大概茅公當年對于什么“文化工業”之類的理論還不熟悉，看經濟問題還停留在工業革命的時代吧。其實你看今天的傳媒資本和出版資本，對于GDP的貢獻肯定也是很大的。

　　出版資本、娛樂資本和媒體資本造成的一個直接結果是“讀者大眾”的形成。“大眾意識”是被造出來的，被出版、傳媒控制、打造出來的，直接結果是瓦解階級意識、民族意識，更不要說什么個人意識，從而造成了無差別的城市“大眾意識”。這個東西其實也就是劉吶鷗等人的“新感覺”。“新感覺”就是城市消費主義大眾的意識形態，是出版、傳媒資本的造物。如果我們今天來解釋韓寒、衛慧那一派，那就必須在文學史上重新檢討30年代。衛慧這些人當然比當年的劉吶鷗們粗，但本質是一回事，今天你要解釋他們的歷史，就要看30年代，看出版資本、文化資本這種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變化。

　　同時，30年代其實是全球資本主義的一個重要轉向，我們也可以說是“世界歷史”的重要轉向。其標志，一個是1929年經濟危機之后美國模式的興起，當然，這是一種“大眾消費主義型”的資本主義模式——福特主義，標準化的大規模生產，好萊塢模式等等，但是這種社會的真正本質是：它變成了葛蘭西所謂的機械的兩大塊——“財政經濟傳媒集團”和“無差別的大眾”，即一個高度同質化的社會。其中資本集團通過虛擬化(依賴虛擬的股票、傳媒、出版資本)更加集中，民眾則通過虛擬化成為無差別的大眾。

　　進一步說，法西斯、斯大林和美國模式，也都是在30年代形成的。1927年國民黨右派殘酷鎮壓共產黨、左翼和工人運動也并不是個孤立的中國現象，而是與歐洲的德國法西斯、亞洲的日本軍國主義鎮壓左翼運動同時的，是全世界到處都在同時發生的事情。另一方面，對于盧卡契、葛蘭西、福本和夫以及魯迅的批判圍剿，是發生在左翼內部的斯大林主義鎮壓的結果。30年代，世界資本主義當局正是通過殘酷鎮壓左翼運動，通過左翼內部斯大林主義對于馬克思傳統的鎮壓，才完成了向美國資本主義模式和法西斯主義模式的轉換。羅莎·盧森堡、葛蘭西、福本和夫、小林多喜二、盧卡契，他們或被虐殺，或被批判，也都是與我們的瞿秋白、柔石等人被殺，丁玲被抓，魯迅被圍剿同時發生。而今天我們的號稱“面向世界”的文學史研究，對這樣一個“世界現象”從來也沒有做出過一個真正具有世界視野的解釋。

　　也正是在殘酷鎮壓左翼運動之后，蔣介石的小舅子、美國學者宋子文通過他的股票經濟學、上海青洪幫大佬們通過他們的娛樂傳媒，打造出“30年代中國資產階級的黃金時代”，今天李歐梵先生的《上海摩登》對此大加美化，針對的其實就是茅公的《子夜》當年對于上海的深入刻畫。

　　面對著這樣一個高度同質化的社會：一面是股票資本和傳媒娛樂資本構成的資本集團，一面是虛擬資本造成的虛擬的大眾，我們的魯迅先生在30年代提出了如何創造一個有機的社會和有機知識分子的實踐。魯迅對于文化資本的批判，是對于左的“大眾主義”和右的造成“大眾”的社會機制的雙重批判，魯迅因而才提出了創造新的社會空間和文化、思想陣地的構想，即對于城市文化、思想“陣地戰”的完整構想。因此30年代的魯迅先生依舊是當代中國進步知識分子的光輝旗幟。那就是在一個高度同質化、標準化的統治秩序下，我們才需要當年法國那種“百科全書”派的知識分子，能夠創造有機社會的有機知識分子，這樣才能看到在一個文化右翼占上風的時代，革命的、左翼的文化究竟有什么意義和價值。這不是一個簡單的有沒有社會責任感的問題，也不是個簡單的救亡圖存的問題。魯迅的小說里面，特別是《野草》里面，其實很少有直接救亡圖存的東西，魯迅晚年說，他還是覺得需要啟蒙主義。他說的啟蒙主義，特別包括民族的創造力、判斷力的培養，不是我們后來的“新啟蒙”所說的“與世界接軌”。
　　
　　《我們的時代》
　　黃平、姚洋、韓
　　毓海著
　　中央編譯出版社
　　2006年9月版
　　責任編輯：高立志
　　定價：4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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