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主流媒體拒絕發表的舊文（之一）

迷惘的文學藝術和迷惘的作家藝術家

• 柯孜 •

《文藝報》曾經開辟過“挑戰世俗”的專攔，面對相當一段時間來迷惘的文學乃至文藝現象，發表了張學昕、陳雅謙兩位學者有膽有識的評論文章（見2001-6-9《文藝報》第三版），很是耐人尋味、發人深省。后來又發表了賴大仁的《我們需要什么樣的立場》（見2000-8-25《文藝報》第三版）作為呼應。這中間還以“加入WTO，文學怎么辦？”為題（見《文藝報》2001-8-18第一版），把我國加入WTO后不僅民族工業要經受嚴峻考驗，民族文化也要經受嚴峻挑戰的問題，擺在了大家面前。這一切，都不能不讓人對一二十年來我國的文學藝術現象來一番思考和品評了。

有目共睹的事實是不容忽視的。諸多文學藝術的邊緣化、庸俗化、快餐化乃至頹唐化，確實是九十年代以來中國當代文學藝術無法回避的嚴峻現實。且不要說那些登載在眾多各種不同類型的報刊雜志上的“時尚流行”作品和地攤文學，也不要說各出版社為了獲取利潤抑或說是為了出版社的生存，而出版發行的大量媚俗圖書，還有各影視機構粗制濫造的電影電視劇，就連在全國性文學藝術評獎中摘取桂冠或被媒體捧上峰巔的某些所謂“精品”、“大制作”，也迷失在毫無黨性原則、違背歷史唯物主義和民族精神的泥潭中沾沾自喜。

名噪一時的長篇小說《白鹿原》，從一面世就引發了諸多的論爭，可是爭來爭去，還是被戴上了“第四屆茅盾文學獎”的桂冠，并作為“百年百種”經典重新出版發行。

本書被稱為是“一部渭河平原五十年變遷的雄奇史詩，一軸中國農村斑斕多采、觸目驚心的長幅畫卷。”（見華夏出版社1996年1月北京第一版《內容說明》）“是大西北農村史、中國農民史、乃至中國命運史”（見上海教育出版社《新時期文學二十年》，王鐵仙等箸）其實是以箸史立傳的手法，貌似客觀公允的所謂“純客觀”的描寫，“不偏不依”地通過白、鹿兩家的恩怨，展現了血與火的“大革命、日寇入侵、三年內戰”，國共兩黨斗爭年代的故事。

既然是“大西北農村史、中國農民史、乃至中國命運史”，那就不能不讓人在它是怎樣表現歷史這一點上進行關照，并引起一定的思考。

熟悉中國近當代史和中共黨史的人們都知道，在決定中國命運的歷史性大決戰中，中國共產黨既是社會先進生產力生產關系的代表，也是民族精神的代表，更是最廣大人民群眾最根本利益的代表。在與封建軍閥、日本侵略者及國民黨反動派艱苦卓絕的斗爭中，共產黨人不僅不怕流血犧牲，英勇無畏，而且人才輩出，精英薈萃，同時也能顧全大局，以全中國全民族的根本利益為重，是深受廣大人民群眾衷心擁戴的。不然，她就不可能由小到大、由弱到強，帶領中國人民經過二十八年的奮斗推翻“三座大山”，建立起以人民當家作主的新中國。但是，在《白鹿原》中，作者似乎對這個基本歷史事實有他自己的理解。洋洋灑灑近五十萬字，大大小小近百個人物，如火如荼的生死搏殺，書中的共產黨人或隱或現，幾近烏合之眾。最后，共產黨雖然勝利了，但這種勝利并沒有給本書中的人民群眾帶來明顯的好處，社會似乎也沒有什么根本性變化，不僅鉆進新生政權的有人動機不純，就是有好的純潔的黨員也遭到了不幸的命運。

誠然，共產黨在她自身的成長和發展過程中，在她前赴后繼為國為民的二十八年奮斗歷程中，確實遭受過挫折，確實犯過這樣那樣的錯誤。但她在革命的大方向，在肩負歷史重任時那不屈不撓、可歌可泣的戰斗和犧牲，即便不愿意去謳歌，至少也應該給以肯定。可令人費解的是，這樣的一部作品，竟有那么多的權威人士連篇累牘地為其張目，煞有介事地奢談它的“史詩性”、“廣度”和“深度”，甚至稱為“中國的《靜靜頓河》”、“劃時代的里程碑”式的作品等等。我這里絕不想否定這部作品在藝術上的成就，也并不反對它的出版。但它不真實地反映歷史，甚至歪曲歷史，我們的文學批評家和文藝理論家是應該明確予以指出的，更不應該給以以上的葆獎和推崇。作品本身在誤導著廣大的讀者和青年，文學藝術的權威人士甚至機構也在推波助瀾，這說明了什么問題呢？難道不是一種可悲的迷惘嗎？

《白鹿原》的作者陳忠實曾在網絡上宣稱，“文學只有回歸到真正的文學時，作家的創造才會出現更率真的繁榮。而近20年僅能算作排除非文學因素，接近真正文學的過程，偉大的作家和作品將在下個世紀出現。”首先，我不知道他所說的“真正的文學”的特定含意是什么？難道是完全非階級非政治非政黨的嗎？難道在漫長的有階級有政治有政黨的社會環境、歷史背景下，會有什么完全可以不受階級、政治和政黨的影響而創作出“真正的文學”的作家嗎？這不像是要拎著自己的耳朵離開地球一樣可笑嗎？請問，在新的世紀里，階級、政治和政黨難道會從這個地球上消失殆盡嗎？如果新的世紀還有（而且必然會有）階級、政治和政黨存在，會不會有陳忠實所企盼的“真正的文學”的時代的到來呢？那么，《白鹿原》是“真正的文學”嗎？恐怕在他看來，至少是什么“僅能算作排除非文學因素，接近真正文學”的吧？可是，在我看來，恰恰是這部“接近真正文學”的《白鹿原》，不顧基本的歷史事實，抹殺在決定中國人民命運、中華民族前途的斗爭里中國共產黨杰出的歷史作用和功績，潛移默化地誤導著我們的廣大讀者和青年。至于什么“偉大的作家和作品將在下個世紀出現”的說法，則是全面否定了二十世紀中外的偉大作家和作品。法國的巴比塞算不算偉大的作家？德國的托馬斯•曼算不算偉大的作家？美國的德萊賽算不算偉大的作家？俄國的列•托爾斯泰、高爾基、阿•托爾斯泰、法捷耶夫、馬雅可夫斯基，甚至肖洛霍夫算不算偉大的作家呢？他們的傳世之作算不算偉大的作品呢？還有我國的魯迅、茅盾、巴金、郭沫若、老舍等等都算不算偉大的作家呢？難道這么多被其特定歷史階段階級的、政治的、政黨的“社會意識形態”所影響和制約的作家們都不是偉大的作家嗎？他們的作品都不是“真正的文學”嗎？如果不是不懂或是忘記了文學史，那就是有些妄言了。

剖析了陳忠實所謂的“真正的文學”，我想我們便不難理解他為什么會如此來寫《白鹿原》了。勿庸諱言，自從一九○五年列寧提出了無產階級文學的黨性原則（見《列寧選集》第一卷《黨的組織和黨的文學》），以及毛澤東在一九四二年發表了《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以后，確實逐漸地、一步一步地出現了“左”的偏差，把文學藝術生硬地從屬于政治，并越來越簡單地把它變成了政治的工具和傳聲筒，甚至要求“寫中心”、“唱中心”，最后發展到文化大革命的文化專制主義，不僅涌現出了大量公式化、概念化的文學藝術作品，而且大設文字獄，確實使不少作家藝術家蒙受了不白之冤。但是，我們不能因為有以上文學藝術發展道路上的曲折，就無視馬克思主義文藝學的主流文論的指導地位，就放棄為人民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方向，就否定或忽視一個多世紀來中國乃至世界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作用和成就。當年以林彪、四人幫為代表的極左路線，曾狂妄地宣稱無產階級文藝“從《國際歌》到樣板戲幾乎是一片空白”。他們是抱著險惡的政治目的，肆意否定一個多世紀來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輝煌成就，為他們打擊一大片制造輿論。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我們的黨通過撥亂反正，糾正了左的文藝路線，為什么還要不顧歷史事實，否定在馬克思主義文藝學主流文論指導下，無產階級和社會主義的作家和作品呢？否定別人是為了肯定自己嗎？那似乎就有些醉翁之意不在酒了。

還有一部幾乎與《白鹿原》齊名的長篇小說《活著》，其寫作手法也與《白鹿原》有些相似，只是它更注重于描寫主人公個人的命運，沒有把那個年代的政治斗爭作為情節主線來鋪展。但是，這部作品與《白鹿原》的異曲同工之妙在于（特別是由本書改編的同名電影），從解放前的舊中國到建國后，凡是共產黨取得勝利和輝煌的時候，它便惜金如墨地一筆帶過，凡是共產黨犯了錯誤遭受挫折，它便大書特書由于共產黨的錯誤給人們帶來的不幸和苦難。這豈不也是不顧基本的歷史事實嗎？

再就是不久前在中央電視臺一套黃金時間所謂“熱播”，被媒體炒得不得了，被演藝圈大腕們眾星捧月的電視連續劇《大宅門》。編導標榜的是想通過“白家老號”的興衰遭際、家庭恩怨，揭示中華民族近百年來時代變遷、內憂外患、國難當頭中“家國共存亡”的深刻主題，并曾大言不慚地自詡當代《紅樓夢》。其實，招搖過世之后，不過是一部“思想內容貧乏、世界觀頗為局限、視角單一、負面作用很大，以及過分沉緬于自戀之中的一曲封建家族的挽歌，一部名不副實的所謂大制作。”

僅以以上三個大部頭文學作品和影視劇為例，我們便不難看出當代文學藝術的迷惘和作家藝術家的迷惘了。

當然，問題決不是那么簡單地產生的。正如張學昕在《站穩我們的立場》一文中所說，“八、九十年代，特別是九十年代以來在中國社會的轉型過程中，當代文化受到了來自西方政治、經濟、文化的極大影響，文學更是深受西方文學話語的強勢遮蔽。我們發現，西方極力倡導的‘世界經濟一體化’、自由競爭及所謂的‘全球化’，其實質已遠遠超越了經濟范疇。”文章在概括分析了西方文化對我國文化的瘋狂侵蝕之后強調說，“現在看，所謂全球化就是美國化和西方化，正像亨廷頓說的，全球化就是西方文明的全球化。” （見2001-6-9《文藝報》第三版）

由此，我們不能不想到像《白鹿原》、《活著》這類作品所產生的年代和背景。進入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我們黨和國家在清算左的思想的同時，把工作的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實行改革開放，開始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此同時，國際上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紛紛解體，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進入了低潮。一時間，好像馬克思列寧主義不靈了，共產主義從根本上成了泡影，共產黨也不能代表先進的社會生產力，成功地領導一個國家和民族前進了。梁曉生就曾在他的那些“斷想”、“隨想”、“凝視”的政論文章中，毫不隱諱地稱“馬克思主義僅僅是一種學說”，似乎并不是指導無產階級及其政黨進行社會革命和建設的普遍真理。所以，我們的文學藝術迷惘了，我們的文學藝術家迷惘了。然而，令人費解的是，甚至連歷史的本來面目也搞不清楚了嗎？連僅僅半個世紀前的世界歷史也忘卻了嗎？連共產黨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指導下經過艱苦奮斗，使包括中國在內的十二個國家擺脫了資本主義、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的長期統治的基本歷史和不可否定的功績，也可以一筆抹殺了嗎？連中國共產黨帶領全國人民使滿目瘡痍的舊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也可以漠視和忽略了嗎？

文學是人學，是社會意義上的人學，這恐怕是古今中外的文學家、藝術家、理論家都一致認同的。文藝作品要寫社會意義上的人的感情、性格和命運，都離不開這個特定人物所處的歷史背景和歷史環境。雖然文藝作品不是歷史，但文學家藝術家也不能不顧基本的歷史事實，任憑以照自己的好惡對歷史肆意篡改、隨意杜撰。各國共產黨人從事著人類歷史上絕無經驗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挫折和失敗也是歷史的必然，怎么能就此而否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指導地位呢？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犯過錯誤，今天和今后仍然有可能犯錯誤。但是，不要說黨員作家，即便凡是有良知有正義感有責任心的文學家藝術家，也絕不會因為她局部性、階段性的錯誤，而抹殺她整體上的歷史功績和英明偉大。

陳忠實曾在《白鹿原》的序言中反來復去地大講特講所謂“生命的體驗和生活的體驗”。他說，“生命的體驗是可以信賴的。它不是聽命于旁人的指示也不是按某本教科書去闡釋生活，而是以自己的心靈和生命所體驗到的人類生命的偉大和生命的齷齪，生命的痛苦和歡樂，生命的頑強和脆弱，生命的崇高和生命的卑鄙等等難以用準確的理性語言來概括而只適宜于用小說來表述來展示的那種自以為是獨特的感覺。”這下我們更清楚了，陳忠實對于文學創作，完全是個人化或私人化的立場。看來他是把作家和藝術家當成了完全凌駕于歷史和現實之上的，是不受歷史和社會所制約的。一切的選材立意取舍褒貶包括創作靈感，都來源于他那個“生命的體驗和生活的體驗”，“他們只關心自我的生活感受和人生體驗，只追求表現個人的情感”（見2001-8-25《文藝報》第三版賴大仁《我們需要什么樣的文學立場》）。所以，他就完全可以不顧歷史的事實真偽來寫《白鹿原》了，所以，他的這部作品就成了“一部具有史詩風格、在新時期文學中帶有獨特個性的標志性佳作”（華夏出版社“出版說明”）了。可是我想，這種純個人化、私人化的作品，卻也是要訴諸社會的，卻也是要給千百萬人特別是青年人看的。尤其出版評論界的肆意吹捧和媒體的炒作，“茅盾文學獎”的桂冠，它就決不是個人和私人的東西了，它的認知作用、導向作用，就是不可避免和無法估計的了。我不知道《白鹿原》、《活著》的作者都是不是共產黨員，如果是，那他們至少是在創作中喪失了應有的黨性原則。如果不是，那他們便是對共產黨歷史和現實中的錯誤所迷惘，從而失去了應有的良知和正義感，也忽視了自己作為作家藝術家的歷史責任感。

至于《大宅門》的選材、拍攝、炒作和傾巢出動的捧場，則是京城大腕們沉溺于名利而迷惘的“杰作”。他們本來就是遠遠地脫離實際、脫離下層群眾的，他們的影視作品不是秦皇就是虞姬，不是新貴就是大款，不是靚男就是倩女，不是賓館就是別墅，不是京城就是異域，一味的戲說，一味的言情，一味的侃煽，一味的嬌情，廣大觀眾和評論界恐怕也是見怪不怪了。

最近，媒體又報道說，西安電影制片廠以50萬元的高價購買了《白鹿原》的電影電視改編權，并要與美國合資進行2000萬元的大制作。看來，由于《白鹿原》一改中國革命文學的立場觀點，還真是備受國內外某些方面的青睞。但愿在改編中能還歷史一個公道，不要像原著那樣篡改和歪曲歷史，再進一步誤導廣大的青年和觀眾。

我最后想說的是，貴報在開辟《挑戰世俗》這一欄目的編者按中曾說，“面對西方‘經濟一體化’的全球戰略，民族的文化精神一點一點被侵蝕”，而憂慮“作家、批評家、理論家對這種危機的無視和冷漠”。這無疑是給當前的文學藝術家批評家理論家們的一針清醒劑。不錯，是應該認真思考一下中國文學藝術現狀的時候了。

（200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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