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高興和李昌威，誰將決定未來中國？
□子藝
農民工，這一社會關注的熱點話題，近年來越來越多地成為了作家們筆下的生活素材，還被不斷的搬上大熒幕。
最近就慕名買了一本大作家賈平凹花了三年時間，幾易其稿完成的，描寫農民工的新作《高興》。一本二十二萬字的書，竟然花了一個多月時間才看完，期間幾度放下，幾乎放棄，又再拾起，終于看完，合上書本的時候，相比于看書前熱切的渴望是深深的失望和郁悶。
《高興》描寫進城的農民——城市中的拾荒者的命運。作品在描述農民工生活困境的同時，著重關注了他們的精神世界，寫了他們的理想、追求和愛情。塑造了一個二桿子農民劉高興的形象。讀完《高興》后我卻一點都高興不起來，對劉高興的印象就是賈平凹筆下的阿Q，是一個自認為受過一定教育，但卻具有明顯小農意識的小人物。賈平凹筆下的這群農民工，向往城市生活，發夢都想成為城市人，可悲可憐的劉高興甚至阿Q地認為自己將一個腎臟賣給了城里人就已經是半個城里人了。他們活在城市的最底層，但面對貧困與不公平，只有抱怨，沒有思考，更多的是沉默與忍耐。
我在看賈平凹的《高興》時常常會想起幾年前曾經看過的一本網絡小說——楊恒均的《致命武器》。
《致命武器》并非是一本專門描寫農民工的小說，但農民工自始至終貫穿于三十萬字的小說里，同樣也塑造了一個農民工的形象——李昌威。楊恒均筆下的李昌威也是一個讀過書，肚子里有墨水的新型農民，并且愛思考，他從貧困落后的農 村來到繁花熱鬧的城市，懷著和劉高興，和千千萬萬進城農民工一樣的夢想，希望有一天能成為城市人，過上城市人一樣富裕有尊嚴的生活。為了夢想，他在城市的最低層默默的耕耘，努力的勞動，但無論他怎么掙扎，怎么努力，都融入不了這個城市，城市始終把他拒之門外。他站在繁榮娼盛、淫歌艷舞的城市角落里，做著最骯臟、艱苦和危險的工作，他眼見天下不公事，腳踏天下不平路，引發出更深一層的思考，并采取了行動，積極的抗掙改變命運。
《高興》和《致命武器》的作者都無疑是懷有關注社會、關注民生的大胸懷。但是我在《高興》里感受到的是一種傷痛、悲哀和屈服。劉高興在最后無奈的慨嘆，五富終于成了城市人，因為他已經化作一屢游魂，永遠留在了這個城市的上空。而讀《致命武器》的時候，李昌威這個農民工形象帶給我的是一種震撼和希望。這個從中國貧困農村走出來的農民工，在壓迫和不平等面前，并沒有逆來順受，而是走上團結、反抗、自救之路。
雖然劉高興和李昌威都只是作家筆下的人物，但文學創作中人物的原型來源于生活。這兩位境遇相同，性格和思考卻炯異的農民工形象都具有真實性。中國幾千年的歷史，就是金字塔最底層的廣大農民受苦受難的歷史，他們就如魯迅筆下的阿Q，已經麻木了，懷抱的一點點夢想是如此的卑微與可笑。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賈平凹觀察描寫的這些社會底層人物雖然沒有超過前人，卻也恰如其分。
那么，楊恒均筆下的李昌威又是一個什么形象？是不是脫離了實際？楊恒均寫的是政治間諜小說，含有一定的政治幻想，如此說來似乎他筆下的農民工離開現實會更遠一點。畢竟在現實中，你看到的是麻木的“象機器人一樣的農民工，他們不但被剝奪了思想的權利，甚至也被剝奪了思考的能力”（楊恒均《致命武器》第二部《盲流之歌》），我們什么時候看到過李昌威這樣的會思考會反抗的農民工？他們面對城市的繁華和自己的貧困不是幻想有朝一日能夠脫胎換骨，而是發出了簡單的質問：為什么？
要探討楊恒均筆下的李昌威是否符合現實，也許應該回顧一下歷史。中國幾千年的歷史長河中改朝換代有如走馬燈，那么是什么在促使這些朝代更換？恐怕對歷史再沒研究的的人都知道，是中國社會最底層農民的抗爭和起義——
魯迅和賈平凹筆下的農民是木訥、無知和毫無希望的，但楊恒均筆下的農民是擁有獨立思考和反抗精神的。其實楊恒均對農民的看法并不孤單，我們只要想一想毛澤東是如何看待農民的就知道了。和魯迅對中國農民的看法完全不同的是，同樣精通中國歷史的毛澤東則看到了農民的反抗性和革命性，最終利用農民奪取了政權。
楊恒均作為一個小說家，塑造一個會思考有反抗精神的農民工形象當然不是為了奪取政權，然而，我們從李昌威的身上看到了什么？
改革開放30年，中國的經濟取得了長足發展，然而，社會結構并沒有多少改變，高高尖尖的金字塔，壓在塔底下的仍然是被壓了幾千年的農民。他們的社會地位相對來說不但沒有提高，甚至有下降的趨勢。
2008年是改革的反思之年，而反思的主題仍然應該是圍繞大多數人的最根本利益，無論是左派還是右派，無論是主張倒退，還是主張政體改革的，如果繼續忽視廣大的農民和農民工的根本利益。那么統治者和執政黨，能做的恐怕就是乞求中國的農民和農民工都是賈平凹《高興》里的劉高興，而不是楊恒均《致命武器》里的李昌威了。
也許執政黨已經作出了選擇，賈平凹的《高興》無論從故事情節，寫作技巧和文字處理都極其平淡粗糙，但卻在國內獲得大肆宣傳，一時洛陽紙貴。而楊恒均的《致命武器》雖然早就在互聯網上廣為流傳，卻始終不能在國內出版。
問題在于，即便《致命武器》無法在國內出版，但誰就能保證李昌威這種農民工也不會在中國大地上出現？如果我們不對改革進行必要的反思和探討，如果我們為了GDP的增長繼續犧牲這八億農民工的利益，漠視他們的需求，一旦執政黨發現農民工個個都是李昌威的時候，中國幾千年的惡性循環，對社會帶來巨大災難的“致命武器”就必然會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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