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寫了《廢都》，又寫了‘廢鄉’《秦腔》，現在這部《高興》寫的是‘廢人’。”賈平凹說，所謂“廢人”，即這一兩代農民的利益可能要被犧牲掉
2007年9月，賈平凹一直在忙3件事：新作《高興》出版，81歲的母親去世，新任陜西省作協主席。
《高興》其實不高興
“《秦腔》我寫了咱這兒的農民一步步離開土地的過程；《高興》接著寫了他們離開土地在城市里的生活和精神狀態。”寫完小說回商州老家給父親上墳時，賈平凹流著淚對父親說。
《高興》是賈平凹的第13部長篇小說，歷時3年，修改5次，手指磨出了一個大坑。最難的時候，寫了十多萬字，感覺不對，又全部推倒重寫。
跟賈平凹之前的小說都不一樣，《高興》是一部完全建立在真實基礎上創作完成的小說。在兩年時間里，他采訪了近百位在西安拾破爛的商州同鄉。所有的小說人物都有原型，所有的人物經歷和細節都在現實生活里發生過。
南方周末：《高興》里的主人公劉高興的人物原型現狀如何？
賈平凹：他現在不拾破爛了，主要是在賣煤。他真名劉書禎，他家和我家關系很好，還沾點親戚。小時候我們常一起玩，后來我們又是同學，中學畢業以后，我回農村勞動，他參軍去了東北。后來我讀大學留在西安，他從部隊復員后回了老家。
我寫《秦腔》時，以書禎為原型寫的“書正”，他3年前來西安打工，到我家找我聊天，我才知道他是投奔兒子進的城，先是收破爛，現在和兒子一起給煤廠賣煤，老婆后來也來了西安，一家人算是在城里安了家。
南方周末：他對這本小說的影響有多大？
賈平凹：如果不是他在拾破爛，我就不會關注這個行業，也不會寫這本小說。我在西安生活了三十年，經常看見他們，和這個群體也打過交道，賣些舊書、雜志、報紙什么的給他們，但我對他們的生活并不了解。
聽他講的故事多了，我就想寫他們的命運和經歷，了解他們的生存狀態和精神狀態。從寫作上來說，我在《秦腔》里寫了農民離開土地，“廢鄉”，那么就再寫一部離開土地進城的農民的生活吧。
南方周末：把一個真人寫到小說里，他是哪一點吸引了你？現在有記者去采訪他，這會對他的命運產生影響嗎？
賈平凹：我這位同學與眾不同的是天生樂觀，幽默風趣，從小到大都是這樣。我那些知識分子朋友都很喜歡和他聊天。
他沒有電話，只能通過另外一個人找到他。其實，他知道我以他為原型寫小說，他也開始為我寫文章，把我們少年時期的經歷寫了出來，雖然是記流水賬，但文筆生動。
《高興》發表、出版后，電視臺和報社記者都在找他采訪，這或許能幫他找個比賣煤好點的工作。
南方周末：除了同學外，你還采訪了哪些人？
賈平凹：光了解一個人的經歷是不夠的。我一位朋友的親戚也在西安拾破爛，我們去西安南郊的村莊里找他，沒找到，卻接觸到許多拾破爛的人，看到了他們住的地方，還有他們的日常生活狀態。后來我們又去找他，這次見到了。他在建筑工地拾破爛的時候被人打過，還被人騙了300塊錢，這兩個細節后來被我用到了五富身上。
嚴格地說，我是以同鄉的身份去看他們的，而不是采訪。我沒有帶筆和本子，也沒有帶錄音機，就是帶了香煙，進他們的屋，坐在他們的床上，聽他們的故事。渴了拿起他們的碗就喝水，餓了端起他們熬的包谷稀飯就吃。還幫他們解決困難。這樣他們才把心里話跟你講。
這些人在城市里非常寂寞，在街道上拾破爛很孤獨，一旦回到自己住的地方，特別熱鬧。大家聚在一塊，說說笑笑，唱唱跳跳，有說有罵，歡樂無比，生活味道特別濃。因為孤獨，他們非常愿意交流，但在態度上你必須非常尊重他，你不能冷漠，不能像看稀奇動物一樣看他，他才愿意聊天。我態度很誠懇，人家能看出來。
南方周末：既然有如此扎實的采訪和素材，為什么小說那么難寫呢？
賈平凹：還是我自己沒有想好怎么把握小說的情感和態度。聽了許多拾破爛的同鄉在城里受歧視、被欺負的經歷，我心里非常壓抑。他們中間有我的同學和朋友的親戚，我就想，如果我那時候沒有上大學，會不會也和他們一樣離開鄉土進城打工拾破爛？像他們一樣被人欺負和歧視？
在寫作過程中，我會不由自主地把他們對城市的不滿、仇恨、怨天尤人帶到作品里去，一直寫了十萬字，我感覺自己的寫作帶了偏見，這會導致對時代的本質看不清楚，就把稿子燒掉，重新再寫。后來也經常寫不下去，我又去找拾破爛的朋友談天說地。另外在寫法上，我想和《秦腔》拉開距離，如此反反復復了幾次，直到第四稿才基本成形。
南方周末：在小說里你寫道：欺負民工最兇的是民工。這讓人很吃驚。
賈平凹：進城的人太多了，工作機會又不多，人人都要為生存而打拼。欺負拾破爛的人大都不是城市人，城市人都不理他們。欺負他們的都是同行。這和國外一樣，國外華僑告訴我，很少有外國人欺負中國人，都是中國人欺負中國人。外國人心里沒有你，或者瞧不起你，和你不搭界。
他不是閏土
2007年7月24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民建中央主席成思危透露，全國農民進城打工者已經有1.5億，如何讓他們從農業勞動者變成工業、服務業的勞動者，提高職業技能和工資水平，讓他們從農村人變成城市人，解決戶籍問題、住房問題、子女上學等，是政府的一大難題。
“他們能夠為城市接納嗎？打工能夠讓他們富裕起來嗎？沒有勞動力的新農村如何建設？城市與鄉村是逐漸一體化還是拉大人群的貧富距離？”賈平凹寫《高興》，也是希望能夠讓全社會關注這一問題，引起領導階層和公眾的注意。
南方周末：小說中的這個“劉高興”，是一個新世紀才有的農民，比較另類；而五富、黃皮要傳統一些。
賈平凹：現在農民起碼都是中學畢業生，很多人只是沒考上大學，又不會種地，才進城打工。他們進城以后，過上幾年，從穿著和說話上你看不出來是農村人還是城市人。
劉高興這些人都是有文化知識又不安分的一代新農民。所以寫這部小說時，一定要寫出這一代農民不一樣的精神狀況，他們不想回農村，想在城市安家落戶，他們對城市的看法和以往的農民完全不同。
五富和黃皮就是傳統的老式農民，是真正的傳統農民。他們大多從事拾破爛這樣不需要知識和技術的活兒，一看就知道他們是從鄉下來的，幾十年里大家都是這樣認識和理解農民的。
我的同學劉書禎對我說他是閏土，我是魯迅；我回答他說，我不是魯迅，他當然也不是閏土。閏土是1920年代的農民形象，劉高興應該是新時期以來的農民形象，現在的農民和過去閏土式的農民是有區別的。
南方周末：小說里的“劉高興”看上去很快活、很樂觀，但他活得并不高興，反而很痛苦。他感嘆：“你愛這個城市，城市不愛你。”
賈平凹：我同學的生活特別困難，但你絕對看不出來他是一個夸夸其談、口若懸河，心態特別好的人。他在農村種地干活一般，但腦子靈活，嘴巴會說，交朋結友，心態很好。
劉高興的痛苦在于中國農民社會地位低下、生活貧困，進城干的都是最臟最累的活兒，還要受人歧視，他的自尊、敏感是必然的。他對五富、黃皮等人身上的種種不足看得很清楚，對他們的破壞、自私、使強用狠也看不慣。
他不甘于過這樣的生活，他向往城市人的生活，比如他向往城市里的女人，他生活習慣的潔癖，他希望有西安戶口，有好的工作和自己的房子，他為此掙扎奮斗過；但是他又很清醒地知道，自己的想法只是一個夢而已，現在最基本的生存條件都保障不了，因此他有些自嘲。
劉高興的愛情注定是絕望的，但他還是不顧一切地撲上去，世界上有這種人，他全身心愛一個女人，為她付出自己的一切，甚至犧牲自己。凡高當年生活貧困的時候，一個老妓女喜歡他，他就把耳朵割下來給那個老妓女。
小說開始，劉高興把腎臟賣給了這個城市，他錯覺以為是賣給韋達了，他把韋達當成兄弟、朋友，自己身體的一部分，最后他知道韋達并沒有換腎，而是換肝，他非常失望。我的意思是這其實意味著他和城市的關系，他不可能完全融入這個城市。農民的命運就是這種命運，劉高興的命運就是這種命運，沒有多少可以改變的。
南方周末：小說里黃八說，“為什么這個世界上有窮和富，國家有了南有了北為什么還有城和鄉，城里這么多高樓大廈都叫豬住了，這么多漂亮的女人都叫狗睡了，為什么不地震、為什么不打仗呢，為什么毛主席沒有萬壽無疆，再沒有了文化大革命呢？”他的想法很真實嗎？
賈平凹：這些人在城市處境太困難了，他們的住處、生存狀況非常艱難，他們怕生病，有病也不治，吃的都是饅頭、稀飯、咸菜，日子過得很苦。我見他們的時候，他們把城市罵得……
但黃八的話確實代表了一部分人對城市的態度，這其實是對城鄉之間的巨大差異的不滿，我們總說，人生來就是平等的，但農村和城市之間的差別其實很大。農民進城打工，城里人不喜歡他們，但又少不了他們。
城市人對他們漠不關心，雖然也和他們接觸過，比如把破爛賣給他們，但從來不考慮這些人，看著這些人在街道上走來走去，就像刮過一陣風或者走過一條狗，看一眼之后心里不留任何痕跡，我估計百分之百的城里人對他們都是這種感覺。
南方周末：現在每年都有學者提建議，給這些進城的流動人口提供些起碼服務，比如孩子的教育、就業指導和技能培訓。上海已經有專門的流動人口公寓，免費辦居住證，發放外來工服務手冊，方便他們融入城市。他們發現，這些服務的成本遠低于治安成本。
賈平凹：現在政府的精力主要還放在城市，我估計還忙不到這批人身上。如果能夠幫助他們解決就業、孩子上學這些起碼的生存問題，城市里的治安情況會好得多。
進城的農民工是城市里的最底層，他們為生存而努力，他們也向往城市生活。但同樣是這個群體，對社會的破壞力也特別強，很多犯罪往往都是這些人里滋生的。他們為什么犯罪？一個是因為貧困，再一個是因為社會歧視。我們沒有一個系統的機構跟這個階層打交道，更談不上提供好的服務。
我去年到香港，和龍應臺聊到進城民工，她領著我去了皇后公園，在那里我見到了十幾萬菲律賓女傭，她們坐在那里，老鄉攜老鄉，朋友攜朋友，都拿著小吃，說說笑笑聊家常。原來香港政府要求每個家庭星期天要給菲律賓女傭放一天假，還給她們提供交流場地。我覺得香港人這點做得非常好。
南方周末：作為政協委員，你有沒有關于民工問題的提案？
賈平凹：我在會上也在替他們呼吁，在一些提案上簽過名，現在國家也在出臺政策，解決農民工拖欠工資、孩子上學問題、戶口問題，雖然存在很多困難，但政府還是在一步步地做。這是個漫長的過程，但趨勢是越來越好。
南方周末：你去過國外多次，國外的情況會不會好一些？
賈平凹：國外的情況咱不了解。我想，這些農民永遠在城市打工是不行的，大部分人都是干上一陣就回去了，或者傷殘就回去了，只有少數人能在城市里站住腳，但也發不了財。
尤其西北這個地方，農民沒有知識沒有技術，在城里他只能拾破爛。西安這個城市拾破爛的人特別多。北京、上海、廣州也有拾破爛的，但人很少。在西安大街小巷你隨時都能看到拾破爛的。我老家這些農民進城以后，首先拾破爛，然后再找機會干別的啥事情。
南方周末：農民進城打工的趨勢還將長期持續下去，進城的農民工出路在哪里？
賈平凹：這是個很麻煩的問題，農民失去土地，到城市以后，怎么面對城市、面對目前的社會？我覺得國家也不知道怎么辦，它叫農民來打工，恐怕也不是個長遠之計。
現在政府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但是現在農村有點文化、知識的農民都進城去了，考出去的大學生都不愿意回農村，沒有人才怎么建設新農村呢？而且這個建設也不是一天兩天能完成的。
現在我們提出搞農村城市化、工業化發展，這個大趨勢是好的，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起碼要犧牲一代、兩代農民的利益，他們的日子必然是苦難的。只能等中國的城市富裕起來，帶動農村富裕起來，那個時候他們的日子才會好過。
對五富、黃皮、杏胡來說，他們的歡樂還是在農村，可是他們只能在城里討生活。到了收莊稼的季節，算一下往返路費，回去不劃算，寧可莊稼爛在地里。
這些人的出路到底在哪里？解決不好他們的問題，最后城市會不會也荒蕪？我也不知道，只能把這些現象、把這群人的生存和精神狀況寫出來。
不會放棄寫作
9月18日，陜西省作家協會第五次會員代表大會上，賈平凹以74票的高票當選為陜西省作家協會主席。王蓬、高建群、葉廣芩、紅柯等14位作家同時當選為副主席，原主席陳忠實擔任名譽主席。
高建群評價，賈平凹和陳忠實的區別是一個中年人與一個老年人的不同，他相信55歲的賈平凹比65歲的陳忠實精力更充沛，目光也更新銳。作協主席一職會占據賈平凹的一些時間，但對于創作而言是個加分動作，原因是“居高聲自遠”。
南方周末：在9月的選舉中你以74票當選陜西作協主席，這是很少有的現象。
賈平凹：我也很意外，其實最主要的因素是陜西作協已經14年沒換屆了，時間拖得太長了，按照規定，作協應該每四五年換屆一次，長期不換屆，耽誤了不少年輕作家的發展。
南方周末：陜西的作家對你期待很高，你有什么具體的發展規劃嗎？
賈平凹：剛剛接任，還沒有什么具體規劃。好在我們有14名副主席，人多好辦事，在會議上我們已經達成了一些共識，將會有一系列有利于文學發展的方案和措施出臺，我們希望能給陜西的青年作家創造好的環境，比如設立出版基金、經濟資助，送他們去魯迅文學院學習，在作品評獎上向他們傾斜，解決他們的具體困難，支持他們的創作。
南方周末：作為一個進入黃金創作時期的作家，你當這個官不影響你的寫作嗎？
賈平凹：應該不會，我當西安文聯主席十來年了，并沒有影響我的寫作。作家還是要以作品說話嘛，我不會放棄寫作。
南方周末：西安建筑科技大學給你辦了個賈平凹文學藝術館，這個館與商州老家的賈平凹舊居有什么不同？
賈平凹：完全不一樣，這個是正兒八經的，比老家那個舊居好得多。這個館收集了我很多圖片、作品、影像資料，做得比較認真。老家那個舊居純粹是為了搞旅游開發，地方政府沒有錢，指望靠炒新聞拉來投資，但沒想到把它炒壞了，后來我生氣了，說與我無關。再后來因為領導換了，就沒有人管這個事了。
南方周末：說說下一個作品計劃。
賈平凹：下一本可能會寫一部與“文化大革命”有關的小說，我當過紅小兵，家庭也受過沖擊，這方面的材料比較豐富，記憶也都特別深刻。這些資源存放了許多年，一直沒有用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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