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巖：碧血黃花 浩氣永存！－紀念真正的雙十節

＜臺灣最近慶祝了雙十節，臺灣島上的臺獨敗類和今天的國民黨已經與這個光輝的節日本質上沒有任何聯系，讓我們一起重溫中華民族歷史上一段光輝的歲月，并無比珍惜我們今天的和平歲月＞

時光流轉回1911年，孫中山黃興等同盟會革命黨人決定相機在廣州起義，革命黨人在香港建立了前方基地，香港跑馬地三十五號是廣州起義機關秘密總部，起義前夜由于的消息泄露，廣州城內風聲鶴唳，形勢十分嚴峻，黃興臨時決定于4月27日發動起義。原計劃起義隊伍分四路發動進攻，第一路由黃興率領，進攻總督衙門。編入第一路起義隊伍的主要是由福建、四川、廣東花縣和海外華僑的革命志士組成的先鋒隊，共130余人。許多人赴廣州之前在香港停留等待時機
　　　　　　　　　
　　辛亥年三月廿九日也就是1911年4月27日下午五時卅分，是中國人歷史記憶中一個光輝的時刻，在滿清專制統治下的廣州，響起了革命軍舉義的槍聲，黃興等一百多個志士，在敵強己弱的情況下，毅然決然地向當時的兩廣總督衙門發起進攻，史稱廣州起義（或黃花崗起義）。雙方展開激戰。由于種種原因，四路人馬中有三路未能按時策應，起義軍勢孤力單、眾寡懸殊，革命黨人犧牲甚多，起義慘遭失敗。
　　　　　　　　
　　讓后人永志不忘的是這些中華革命的先驅，其實在舉義前就預先知道失敗在所難免，而他們還是毅然決然身赴沙場，為自己的理想和事業盡職，他們在戰斗中的英勇和失敗后赴義時的從容與慷慨，都是中國人生命中最燦爛的火花。這些人大部分是一介書生，并不是久經沙場的戰士，但他們表現出來的勇敢、堅韌和那紛飛的血肉足以驚天地、泣鬼神。后來，孫中山先生在《黃花崗烈士事略序》中說：「是役也，碧血橫飛，浩氣四塞，草木為之含悲，風云因而變色」。「斯役之價值，直可驚天地、泣鬼神，與武昌革命之役并壽」。

黃花崗之役死難烈士共100多人，事后收殮烈士遺體72具，林覺民是其中的一個。林覺民，福州閩候人。他出生于正是中華民族內憂外患飽受煎熬的歲月的1887年，林覺民是在與清軍展開血戰，肉搏中身受重傷，力竭被捕。

「意映卿卿如晤……吾自遇汝以來，常愿天下有情人終成眷屬，然遍地腥云，滿街狼犬，稱心快意，幾家能夠……吾充吾愛汝之心，助天下人愛其所愛，所以敢先汝而死，不顧汝也……汝體吾此心，于啼泣之余，亦以天下人為念，當亦樂犧牲吾身與汝身之福利，為天下人謀永福也。……」
　　　　　　
　　這是林覺民在赴廣州參加起義前三天，在香港江濱樓挑燈寫下的絕筆書之一——《與妻訣別書》，全書婉轉千余字，讀之斷腸，催人淚下，即傾訴了對妻子真摯的愛，更抒發了他憂國憂民，為了中國的前途勇于奮斗勇于犧牲的精神。

林覺民的“與妻決別書”是香港開埠以來，在香港土地上寫下的最優美壯麗的文字，是中國歷史上最珍貴的文獻之一，面對劊子手的屠刀，他泰然自若，從容就義。就義時，年僅24歲。
　　　　　　　　　　　　　　
作為對先烈精神的最好詮釋和尊敬，孫文后來在黃花崗烈士墓的牌坊上寫了“浩氣長存”幾個字。這是說，中華民族的浩然之氣并未因滿清三百年高壓而稍有所減，為強祖國，為使同胞享幸福，依然有高貴的頭顱愿意奮斗而死；這是說，中華民族的浩然之氣綿延數千年至辛亥年再為黃花崗諸先烈所光大，崗上諸公精神不死，慷慨赴死之義，必將激勵千秋萬代，雖萬代千秋必當不絕。

人在廣州，與黃花崗比鄰而居。我喜歡一個人從墓道走進去，仰視記功坊上方正的石頭，撫摸石碑和上面的每一個名字。

這些人大都出身殷實之家，在常人，他們本可以過一種衣食無憂的康樂生活，他們卻選擇了死；

他們大都在如花之年，二十五六歲的年紀，本來還有很多路要走，有父母需要孝敬，有妻兒需要撫養，他們卻選擇了死。

他們的總指揮趙聲也年僅三十歲。趙聲，字伯先，江蘇丹徒人。當年的起義沒能成為烈士，卻在失敗后激憤勞累而死。他當然仍然是烈士，鎮江南郊竹林寺的右側有他的墓園，正中的墓碑上有“大烈士丹徒趙伯先之墓”。墓聯是他一生的寫照：巨手劈成新世界， 雄心恢復舊山河。這塊地使他早年自己選定的，他喜歡竹林的幽靜，他自己說“他日行人遙指道，竹林深處趙公墳”。他沒能埋在黃花崗，但他黃花崗先烈們的領隊，他埋到哪里那里就是黃花崗，無論鎮江還是廣州，是中國之地無分南北，黃花崗亦無分南北。

他們的副總指揮黃興時年三十五歲。黃興，字克強，湖南善化人。畢生革命，畢生致力于建立現代中國。民國尊孫文為國父，我覺得至少這對于黃興不公平。不說黃興是開中華民國武功第一，不說他幾乎無役不入，不說他每役都有必死之心冒必死之險，這些都不論。我只提一兩點也許不那么轟轟烈烈的事情，辛亥之后，黃興是陸軍部長，是實際意義上的軍事領袖，南北議和后他負責解散原來五花八門的革命軍，這時但凡他有一點私心雜念，完全可以在數十萬裁撤的義軍中挑出幾萬或者十幾萬劃歸自己控制，作為日后自己的本錢。可他卻一個不留的全部裁撤，后世的史學家們說他幼稚，有妥協性，說他不該完全信任袁世凱，而我卻看到的是徹底的無私和坦蕩，用唐德剛先生的話說“大哉！黃秀才！”——黃興是前清秀才。后一件事情大家都知道，因為不肯在入黨儀式上按手印，黃與孫吵翻。孫有自己的考慮和苦衷所以堅持革命隊伍的純潔性，但黃卻一樣有自己的原則和見解， 因為在黃看來這不符合現代國家政黨原則，革命黨應該對國家而不是對個人效忠，這樣會使革命的純潔性發生扭曲，后來的事實后來的國民黨完全按照當初黃興的擔憂走下去一直走到他們在大陸失去政權。黃興死后也沒有埋在黃花崗，而是在長沙的岳麓山上。黃秀才的坦蕩無私，他所確立的革命不為升官發財的政治道德操守，他的光芒，在他提起炸彈在一九一一年帶隊走上廣州街頭的時候就已經和先烈們融為一體了，五年之后，黃花崗覆蓋了長沙岳麓山。美國的學者們在提及杰斐遜和亞當斯等人的時候喜歡稱呼他們為開國諸父——意思是他們締造了國家，我曾覺得，至少黃興也應該算是中國國父中之一，可是當我凝視黃花崗墓碑上的名字時，我立刻感覺到自己的狹隘——如果黃興在乎這些那他就不是黃興了，一如黃花崗的烈士們——如果他們在乎這點名利他們根本不必做這樣的選擇。

孫中山后來提及這些烈士的時候這樣說“吾黨菁華，付之一炬”。誠然，這里的每個人都是菁華，他們未必是天生的職業革命家，他們大多本是各行專才：

林覺民，1900年（光緒二十六年）入福建高等學堂，畢業后留學日本，入慶應大學文科習哲學。

喻培倫，1905年留學日本，學習工科制造和藥物化學。

陳與燊 福建閩縣（今閩侯）人。字癒心。革命前投入報界，掌筆政。

宋玉琳 安徽懷遠人。字建侯。曾入安慶新軍，充某標秘書。 后入安慶高等巡警分校肄業。

羅仲霍 廣東惠陽人。名堅，字則君。1906年（光緒三十二年）畢業于檳榔嶼（在今馬來西亞）師范學堂。旋籌辦吉隆坡尊孔學堂、荷屬火水山中華學堂，歷充兩學堂校長及該埠報館主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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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參加這次起義卻絕對是他們中一員的蔡元培學歷是進士，職業是翰林，后來為了革命卻做炸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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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簡歷我不想再列下去，因為心痛，這些人本可以在他們的行業發揮更大的作用。倘若辛亥革命成功，倘若他們不死，他們都應該是中國各行各業的棟梁之才。孫文也狹隘了，哪里是“吾黨”菁華？分明是吾國菁華。他們最后都“付之一炬”，這是中國歷史上的千古一炬，光芒萬丈

稍微翻一下史料便可以發現，他們都是明明白白的赴死——沒有任何僥幸。因為當時風聲已經走漏，清政府已經有了防備在這樣的條件下舉事意味著什么他們其實都很清楚。“余輩求殺敵耳，革命黨之血，可以灌溉于無窮，事之成敗無足深計。”這是一個叫林文的烈士的話。在這之前的一八九八年，同樣的話出自譚嗣同的口中：“不有死者，無以召后起”。他們都明明白白的選擇了死，選擇了做火炬——燃燒自己，照亮將來。

黃花崗現在少有人來祭拜，這幾年國民黨從臺灣過來拜謁在我看來也流于形式——一個聯國家統一都遮遮掩掩的政黨哪里還有臉來見黃花崗的先賢們，方聲洞明明白白的說他們的死是為了強祖國，可不是為了分裂祖國。倒是陵園里常有三三兩兩的老人在悠閑的下棋打牌，在我看來這不是褻瀆烈士，反而是一種對英靈的安慰，后世子孫的幸福恰好是當時他們拼命之目的。偶爾記功坊前也有鮮花，我很高興，畢竟中國之大總有人記得先烈。記得就好，本來烈士的精神就是植根在人民心中的。

我說過我經常到墓園去看石碑。可是每次，我都不敢碰觸石碑上的這個名字：林覺民。黃花崗起義前，幾乎所有的參加人員都寫了絕別書。唯獨林覺民的與妻書不敢看，不忍看。

世間有這樣柔情：”意映卿卿如晤”、“ 吾至愛汝！即此愛汝一念，使吾勇于就死也！”

世間有這樣甜美：“吾真不能忘汝也！回憶后街之屋，入門穿廊，過前后廳，又三四折有小廳，廳旁一室為吾與汝雙棲之所。初婚三四個月，適冬之望日前后，窗外疏梅篩月影，依稀掩映，吾與汝並肩攜手，低低切切，何事不語，何情不訴！及今思之，空余淚痕！又回憶六七年前，吾之逃家復歸也，汝泣告我：“望今后有遠行，必以告妾，妾愿隨君行。”

世間有這樣眷戀：“依新已五歲，轉眼成人，汝其善撫之，使之肖我。汝腹中之物，吾疑其女也，女必像汝，吾心甚慰；或又是男，則亦教其以父志為志，則我死后，尚有二意洞在也，甚幸甚幸！ ”

世間有這樣擔心掛念：“吾家后日當甚貧，貧無所苦，清靜過日而已。”“吾今與汝無言矣！吾居九泉之下，遙聞汝哭聲，當哭相和也。吾平日不信有鬼，今則又望其真有。今人又言心電感應有道，吾亦望其言是實，則吾之死，吾靈尚依依旁汝也，汝不必以無侶悲！”

世間還有這等訣別：“吾今以此書與汝永別矣！吾作此書時，尚為世中一人；汝看此書時，吾已成為陰間一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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