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生命與語言相遇
——鄭小瓊詩歌札記
張清華
這明顯是一個言不及義的題目，我還可以寫成“當生命與存在相遇”、“當語言與命運相遇”、“當一個詩人與一個時代相遇”，等等。因為一個好的詩人帶給我們的總是很多，他（她）會昭示著一種噴薄而出的誕生感，讓你期待太久，又出其不意。他（她）和時代之間會構成強烈的互證關系，書寫和確認那些重要然而又從未有過傳神表現的公共經驗，他（她）的語言方式會充滿陌生而又熟悉的尖銳性與震撼感，具有直抵人心和存在黑暗的力量，他（她）會有鮮明的原生而且陌生、精確而又曖昧不明的特性，還會有不可抵擋的整合性與吞噬力……我讀鄭小瓊的詩，有類似的強烈的感覺。
這使我決定談一談她的詩，這種談論可能要冒很大的風險，因為這時代渾濁的語境，使我深恐那些酸澀或粗鄙的標簽會再度落下來，將她簡單地蓋棺論定為一個“符號化的詩人”，一個不期印證了某個特殊的意識形態怪胎的寫作者。但是，我又不能生生將她從這生存的現場扯開，將她關禁在詞語的囚室中來奢談她的純粹性，并假裝“純詩”、“專業”和“技藝”的代言人與捍衛者。因為她是屬于這時代的現場、屬于這生存黑暗、這時代創痛的詩人。想想看，我們最近聽到的聲音是多么渾濁不堪：把“打工詩歌”掛在嘴上的人們，可能正在用粗鄙的符號和赤裸裸的市場動機，葬送著這本來的悲涼而淳樸的慷慨清音；那些輕薄而又假作高雅的談論者，也正在用他們惡意而又酸溜溜的聒噪，來貶低這些來自命運和痛感的的書寫，輕薄那些血淋淋的聲音。我不知道我該怎樣選擇我說話的方式和“立場”，來談論鄭小瓊這樣的詩人。但我堅信，她是可以最終使這一切聒噪和喧囂閉嘴的一位詩人，因為她具有這樣的力量——具有將現實提升為生存、將生存還原為存在的力量。這是一種證明，因為在一個真正的好的詩人那里，才華和現實感從來都不是單獨出現的。當這樣的詩人浮出水面，一切表層問題的談論都會失去意義，一切喧鬧都將止于安歇，煙塵消散，塵埃落定。
“將現實和生存還原為存在”——我現在要談談這個問題。我原來曾經試圖將鄭小瓊的詩歌概括為一種“工業時代的樂府”，但后來我發現這遠不是最重要的。鄭小瓊和一般的“打工詩歌”的悲憫主題、道義書寫不一樣的地方也在這里，首先，她置身其間就是一個確證，她不是一個站在高處的隔岸觀火者，不是悲天憫人的局外人，她那些帶著痛感的書寫，是來自她自己身心的踐行和生命的參與。這本身就是含量，詩歌與生命實踐必須相印證的法則，決定了她作品的含量，也決定了其感人的質地。她的詩貼近而真實地給我們展現了其人生的一個側面，身在其間的勞動者的真實處境。這也許才是真正的“身體寫作”，真正的身體寫作不是褻瀆感官，不是脫衣舞和裸奔，而是春蠶吐絲、蠟炬成灰，將生命乃至命運“嵌入”作品中的質感。在鄭小瓊的詩中，我看見了這來自生命和身體的介入，以及它所帶來的令人感動的力量。像這首《落日》中所寫的：“小小的落日，也有鐵片樣的疼痛/它卷起暮色，卷曲起荔枝林里的微風/它藍色的火焰在爐火中燒著/在轟鳴的機臺上緩慢的移動/它笨拙地穿過我油膩的手指/在金黃色的牙針里投下準星”——
它的背后，站著多少雜亂飛舞的灰塵
猶如這鐵制品的背后，站著
多少人：鄭小瓊，李燕，劉水平……
然后她們像一些灰塵一樣在背后跳動
“像灰塵一樣在背后跳動”，我感到了這樣的詩句所揭示的活生生的命運的現場感和尖銳性，它不是來自觀念、甚至也不是來自體驗，而是來自她和她的兄弟姐妹們的纖弱的勞作著的身體，來自那切身的“在場”的見證和經驗。
很顯然，鄭小瓊的詩歌已經跨越了“現實”甚至“生存”這類易于派生歧義的意義層面。因為人們通常是在現實的“道義”層面上談論“底層寫作”的價值和局限的，你寫得再好，也架不住他說你篡居了“道德優勢”。但這樣的談論對于她來說卻是無效的，因為她幾乎從不在所謂道義的層面上書寫人的境遇。毫無疑問，現實是不公的，生存是艱辛和殘酷的，但寫出了這些，贏得了關注和同情，就能改變生存的殘酷法則嗎？依然不能拯救“沉默的大多數人”的命運。所以，同情就變成了廉價的作秀，眼淚則被諷為偽善的裝飾，除此之外，一無所有。可當年海德格爾是如何談論藝術中的存在之思的？他從凡高的《農民鞋》中，看出了一個生命、一個曾經的和正存在的生命，他的見證性和意義。一雙破舊不堪的鞋子，隨便地擺放在地上，它的主人不知所蹤。但正是它們，一雙農民的、而不是別的什么人的鞋子，很自然地在一個行走的血肉生命同大地之間，建立起了奇妙的聯系，見證了令人驚心動魄的“存在”之義。于是他說，“作品使大地成為大地”。鄭小瓊的詩使我產生了類似的感受，因為她所關注的不是“道德意義”上的生命和勞動，而是“存在意義”上的生命和勞動——
一小朵藍開在天空，傾向于平靜
一小朵藍抵達爐火，詢問著內心
更深的藍在鐵片，圖紙，沾滿油膩
機器上轟鳴著的藍，滑落出一截
小小的春天，一個人的愛情……
這是她的一首《藍》中的句子。這個藍是天空的虛無的藍，是火焰燃燒至極限的純青之藍，是這勞作者深陷困乏的幻覺的藍，但更是這有思想的生命內心中“更深的藍”。透過它，我們會看見這生命與存在的黑暗之間的一縷細弱的光，一縷恍惚而又尖銳的、迷幻而又洞徹的、讓人顫栗而又平靜、激奮而又絕望的光。它閃耀著，沉默而寧靜，熾烈而不可躲避。誰也不要指望用所謂的“專業性”和“特殊技藝”來拒絕這光芒——“無力抵達的地方太多了”，多年前一位詩人在她的詩中這樣說。誰可以接近，什么地方通向著存在？那便是生命需要敞開而且能夠敞開的地方，勞動，除非是體現著生命創造和尊嚴的勞動。誰真切地感知到這勞動的生命，誰就在瞬間接近了對它的認識，而那勞動者本身則無疑是通向著它。凡高深諳這道理，鄭小瓊也明白，她的詩在很多時候都具有使生命、存在和語言同時敞開并且相遇的能力。這是使她迅速地穿越甚至忽略道義、意識形態、甚至是生存苦難這樣的層面的原因。在更多的詩人那里，通常觀念與語言相遇，當然只會觸及表層的問題，然而當那色彩和語言投向了不朽的通過勞動而敞開了的生命之時，存在的真理自會豁然而敞亮。讓我們讀一讀她的《四月》，這些句子也許很容易使人想起艾略特的荒原中的“四月”，那是“殘忍的、哺育著丁香”的四月，也是相當抽象和觀念化的四月。可在鄭小瓊這里，它則充滿了個體的經驗與此在的直感：“黎明揉進了一滴鐵銹的淚水中/她低頭聽見了恍惚的聲響……”
四月在窗外行走，荔枝林開花
紫丁香低于愛情，鐵的背陰處
生銹的月亮，一個相信愛的人
舉起持久而隱忍的悲傷
“持久而隱忍的悲傷”！呵，這悲傷中的生命賦予了語言以靈魂，以活的意義。記得我一兩年前在談論“70后”詩人中的優秀者的特點時曾說過，他們具有可以“通過細節直接通向存在”的能力，而在前代的詩人那里，必須通過整體和觀念化的建立，來搭建其通向存在之梯。在鄭小瓊這里，我的這個說法可以再次得到印證，她的充滿暗示性和彌漫性的語言，他對富有原始根性的詞語的得心應手的運用，使她的作品具有了強烈的整合力和彌漫性。
說到原始根性的詞語，我還想談一談她的詩句中反復出現的一個詞、一個意象——鐵。“鐵”的頻繁出現在鄭小瓊這里不是偶然，鐵的冷硬、鐵的板滯、鐵作為工業化生存的象征，作為流水線一般的生產程序的隱喻，作為與細弱的人性與肉體相對照的異化力量的化身……在表現“工業時代的美學”方面，它可以說有著不可替代的意義。鐵是黑暗和秩序，也是心靈和命運。它統治著這這世界，這些血肉之軀的生命，讓他們更顯卑微、無力抗拒。某種程度上，如果說鄭小瓊的詩歌是有著不尋常的美學意義的話，那么她為這時代提供的最具有隱喻的擴張意義的，就是這以“鐵”為關鍵詞和標志的冷硬的工業時代的新美學。
除了語言的原生性和表現力之外，能夠確證她的詩歌能力的，還要推她迄今已數量驚人的長詩。就我的視野而言，她的長詩寫作不但有對其現實處境的深入而整體性的書寫，而且具有十分明顯的形而上學能力，不是量的簡單累積，而是源于其強大的建構能力。像《完整的黑暗》、《進化論》、《幻覺者的面具》等都屬于后者，限于篇幅，這里不準備展開談她的這些作品，但我必須說，這些作品將奠定鄭小瓊作為一名很重要的詩人的地位，它們表明，其作者的“身份”絕不是一個“打工者”的名詞就可以涵納的，這是一位有著堅實的文化支持力量的詩人，她的思考包含了現實、歷史、哲學和文化的廣大領域。請讀一讀她的眾多長詩中的一首《魏國》中開頭的句子：
巨大的悲劇在曠野上彎曲，沿著秋天的頭顱
它們返回一株植物的肩膀
莊子，一只蝴蝶，飛過魏國
混沌和遼闊的語境，構成了她超越力量的誕生背景和源泉，與此前第三代以及其他優秀詩人的長詩寫作一樣，鄭小瓊具有“開辟空間”的能力，長詩的規模和容量需要這種空間的開辟，需要放置巨大思想與結構的場域，她的詩在這方面表現出了無可置疑的才華.
鄭小瓊的長詩中還有許多與現實生存狀況十分切近的篇章，《辱》、《在五金廠》、《掙扎》、《活著的記憶》、《幸存者如是說》、《獸，獸》、《黃斛村紀實》等都可以看出她對當代生活的悲劇性思考與處理，同樣不可忽視。
無論從哪方面看，鄭小瓊都可以稱得上是一顆真正的“新星”，盡管她的作品在局部也許還有粗糙和蕪雜之處，有著稚嫩的痕跡，但毫無疑問她已經具備了成為一個好的詩人、重要的詩人的條件和質地。這非常令人振奮，我原來一直主觀地認為，隨著市場化社會和它的價值觀的彌漫，隨著娛樂文化對新一代人群的精神世界的“淘空”式占領，不會再有具備文化擔負能力與責任感的一代了，然而鄭小瓊的詩歌教育了我，讓我真切地感到思想之血的在生命中壯觀的傳承和流動。讓我知道沉舟側畔，病樹前頭，精神的道路永遠不會停滯，火光在前。
2007年6月3日急就于北京清河居
(刊載于2007年<詩刊>"每月詩星"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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