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窯奴工與“傷痕文學”的末路

新時期文學是以“傷痕文學”為標志走上歷史舞臺的，長盛不衰30余年，時至今日猶然以對“專制”和“體制”的不斷升級的聲討和回憶隨想之類的形式繼續深化著。縱看中外轉型文學，對于“專制年代”的顛覆聲討，一直是“歷史終結”時代文學的一個最基本的母題，也是 “去意識形態化” 問鼎諾貝爾獎的意識形態大方向，無論是外國的大師級的如索爾仁尼琴等，還是中國的盧新華、莫言之類，他們的歷史使命和追逐目標，都跳不出這個框框。

傷痕文學是真正的文學，是“人性”“人權”“民主”以及人類良知的載體，等等……，至今仍是文學史書寫的不刊之論。歷史上，人們都愛將既定之勢看成說成萬古不覆萬世長存的“歷史終結”，同時把對方釘在在歷史的恥辱柱上。其實，歷史哪就這么簡單！

不過30年，《那兒》問世，同時就出現了《工人階級的傷痕文學》的石破天驚的聲音——它雖然不夠“主流”，但畢竟出現了，打破了主流的一統天下。

在文學的書寫上，精英“傷痕”依然主流；生活中，大眾的“傷痕”早已主流，且成為社會的主要關注點了。

都有“傷痕”， 都是“傷痕”：兩種完全不同的“傷痕”。

一種是上智、勞心者的“傷痕”，也即少數精英的“傷痕”；一種是下愚、勞力者的“傷痕”，也即多數大眾的“傷痕”。前者清算了30余年，雖然控訴仍在不斷深化，但其“傷”不僅早該撫平，而償還早已過本過利，“暴民專制”的歷史早已被顛覆過來了。后者，在粉碎了“民粹主義烏托邦”之后，隨著“楊白勞欠債還錢”生存法則的復歸和喜兒傍黃世仁大款脫貧致富精神的高揚，隨著資本給勞動創造就業機會、工人靠資本家養活富人經濟學的“主流”，我們看到的是越來越多的工農大眾，變成了打工仔或者下崗待業者，變成了包身工、三陪女和“雞”，山西黑窯事件的曝光，又將當代奴工浮出水面，“傷痕文學”也遮不住人們的聯想，想起“大國崛起”時代販賣的黑奴和種植園的奴工，日本北海道礦山煤井里的支那戰俘和勞工。

民族災難深重革命漲潮的年代，中國知識分子，多數皈依無產階級，先覺精英，更毅然背叛上層階級，不惜拋頭顱撒鮮血，投身民族獨立和勞動大眾解放的斗爭，其艱苦卓絕，足以驚天地而泣鬼神。就這樣，書寫了中國革命的偉大史詩。不過，有著數千年積累的“體制”動搖起來太難，更何況它有著全球化的跨國壟斷資本的全力支撐，隨著蘇俄飄揚70年之久的斧頭鐮刀紅旗的落地，舊世界一片狂歡，紛紛向“暴民專制”清算舊賬。——“傷痕文學”就是這樣應運而生的。深仇大恨的與冒充苦大仇深的，從權威大師到先鋒新秀，揚眉吐氣的前朝遺老和日偽漢奸到為誤入歧途而痛哭流涕的革命懺悔者，他們或以激烈的聲討切齒的控訴或以雜憶回想的形式，無所不用其極地妖魔化“專制年代”的一切。在這一大潮流、大背景和“大趨勢”下，中國的知識分子舉起了“告別革命”的旗幟，他們紛紛向勞動大眾說“拜拜”，爭先恐后地皈依權勢階層，其最先鋒最露骨者就是所謂主流經濟學家。就這樣，他們再一次完成了自己的歷史性的“轉型”。

 “傷痕”，并不是那一個國家、那一個政黨、那一個領導人在那一段時間或在那一個問題上所犯的錯誤，一瞥歷史即可了然：它不折不扣的是一切無產階級政黨所具有的先天的“原罪”：只要他不“告別革命”和放棄執政，他就是“專制主義”，就是“暴民專制”“民粹主義烏托邦”，就會帶來“傷痕”。無論是毛澤東還是周恩來、斯大林還是列寧、拉科西還是卡達爾，無論有沒有文革和肅反擴大化，他們都逃脫不了這“專制”和“傷痕”——這是曾被傷害的舊世界的剝削階級給定他的“原罪”！明白了這一點，你對后社會主義時代的形形色色文學現象，無論是德高望重雍容高雅的大師，還是顛覆一切驍勁痞俗的新銳，無論他們筆下的苦難多么動人，懺悔多么真誠，他們的歷史定位也不過如此。

“天有十日，人分十等”、 “上智下愚不移”、“勞心治人勞力治于人”，“無小人莫養君子，無君子莫治小人”， “天不變道亦不變” 自古而然……黔首小民，作為憐憫同情的對象，給他們施舍點“人文關懷”則可；但造反不行，想顛覆傳統世界，那就變成“極左暴民”，罪在不赦了！

對于勞動大眾的解放事業，魯迅永遠是知識精英的典范。

“我的確時時解剖別人，然而更多的是無情面地解剖我自己”“我從別國竊得火來，本意卻在煮自己的肉的”“我時時說些自己的事情，怎樣地在碰壁，怎樣地在做蝸牛，好像全世界的苦惱，萃于一身，在替大眾受罪似的；也正是中產的智識階級分子的壞脾氣。只是原先是憎惡這熟識的本階級，毫不可惜他的潰滅，后來才由于事實的教訓，以為惟新興的無產者才有將來”

一兩年或幾個月的“五七干校”生活，沒完沒了地式控訴了30年，冤猶未已，“傷痕”似乎永遠難于撫平。是的，讓士君子“蹲牛棚”有何尊嚴可言！不過，毛澤東的女兒不是也是蹲過這“牛棚”么？

諸如此類的“苦難”，與千百萬的“包身工”、“三陪女”、“雞”以及“奴隸窯工”的傷痕和血淚，能夠相提并論嗎！

而欣欣然于自己地位與尊嚴的復歸，對舊日傷痕耿耿于懷津津樂道，而對大眾的“傷痕”卻熟視無睹——這難道就是知識精英的良知！

在黑窯奴工、在三陪女和“雞”面前，“牛棚”式的“傷痕文學”就現出它的蒼白無力來了。盡管它目前依然主流，但是，他對于弱勢大眾早已失去了當年的吸引力。“憶苦思甜”云云 早已成為精英詬病“極左”的套話，其實，當年楊白勞們“憶苦思甜”滿打滿算也不過30年，而今日主流媒體依然不斷深化的“傷痕”敘說不也是一種不折不扣的“憶苦思甜”嗎？也已30余年了。當下，這種背離現實的“憶苦思甜”，除了情緒的宣泄需要之外，它更是強勢精英的一種宣傳策略，借助于這一“憶苦思甜”，可以進一步深化對社會主義“傳統”的顛覆，同時掩蓋因為官僚買辦暴發戶的瘋狂掠奪的實質，以及因此造成的越來越尖銳的社會矛盾。如此而已，豈有它哉！

以顛覆社會主義為旨歸的“傷痕文學”已經走到自己的末路，勞動大眾的“傷痕”一定會越來越成為有責任感的知識精英關注的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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