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文學為什么遭到精英群體的遺棄

□摩羅

　　在2006年春天的一次文學研討會上，與會學者對當代中國文學提出了嚴肅的批評。丁東認為“中國主流文學界對當下公共領域的事務缺少關懷，很少有作家能夠直面中國社會的突出矛盾。最可怕的還不只是文學缺乏思想，而是文學缺乏良知?！备祰空f：“我對當代文學整體評價很低，基本上持否定態度?！?/p>

　　這些批評意見十分尖銳。當時不少媒體報道說，思想界向文學界開炮了。一些學者則不無傷感地概括說，思想界與文學界漸行漸遠，越來越說不到一起。

　　作家為什么寫不出能夠讓學者滿意的作品呢？或者說，作家和學者的脈搏為什么跳不到一起呢？袁偉時站在學者的立場，對此有一個總結性的闡述：“文學界里有三大缺少，缺少什么呢？一個是現代政治學的常識、基本理念他們都不知道；也缺少現代法學的常識；還缺少中外歷史的基本知識?！?/p>

　　袁偉時對作家的要求未免太高，但是這些要求又確實是這個時代公共知識領域的基本要求，是一個關注現實的讀書人所應該做到的最起碼的要求。而且，他的這個高要求是有歷史傳統作參照的。丁東指出，無論是五四時代，還是上世紀80年代，當時最優秀的作品本身就體現了時代的思想脈動。比如魯迅發表《阿Q正傳》的時候，對國民性的反思，觸及到社會的神經中樞，本身既是文學，又是最重要的思想成果。上世紀80年代也是如此，新思想的火花，最先在小說、報告文學甚至詩歌里閃現，這些作品人們爭相傳閱，影響大大超出文學圈，甚至轟動全社會。這是一個好傳統，起碼也是文學曾經有過的一段輝煌。

　　以上引文，都來自2006年5月15日的《南都周刊》。包括《南都周刊》在內的一些報刊顯然敏銳地抓住了一個重要話題。這個話題也許很值得深究下去。丁東的講話為我們深究下去提供了一個入口，那就是五四時代作家與學者、文學運動與文化運動攜手并進、共圖大業的歷史傳統。

　　為了言說的準確，我在行文之中盡量不用“現代文學”這個詞語，而是反復使用“現代小說”，因為在整個現代文學中，作為主流文體的小說更為充分地體現了今天所討論的問題的“問題性”。

　　自從1719年英國作家笛福《魯賓遜漂流記》誕生以來，現代小說在西方已經具有將近三百年的歷史，在中國則具有將近一百年的歷史。

　　現代小說誕生以后，僅僅經過幾十年的發展，就在歐美社會取得了主流文體的地位。毫無疑問，這種文體順應了歐洲三百年來文化思潮、社會結構和文學風氣的發展，適應了讀者的需求和市場的需求。

　　歐洲現代小說賴以誕生和發展的社會文化背景，有幾點特別值得強調。第一，工業革命、宗教改革、啟蒙運動對人類的世俗生活、人性的欲求進行肯定，于是文學的關注點由民族史詩、英雄傳奇、宗教勸諭故事轉向人類的世俗生活。第二，由于人道主義和個人主義思想的空前繁榮，每個生命個體在理論上都獲得了應有的權利、自由和尊嚴，于是文學的關注點轉向了平凡生命個體（而不是神或者英雄）的日常生活，以及他們的奮斗歷程和人生際遇。對平凡的瑣碎的日常生活的描寫因此成為現代小說最主要的內容。第三，財富的迅速增長創造了一個相對龐大的有閑階級，機器生產為家庭生活提供了大量現成的必需品，一些家庭主婦因此從繁忙的家務勞動中解放了出來并進而成為了有閑階級的一部分，時代就這樣為現代小說創造了必不可少的讀者和市場。

　　上述三條既是現代小說產生的社會文化背景，也是現代小說所具備的品質和屬性。現代小說成為主流文體以后，漸漸滋長起充當社會生活和日常生活的反映者、記錄者并進而成為百科全書的野心，巴爾扎克時代這種野心臻于鼎盛。這種文學野心反過來賦予現代小說一種新的品質：那就是最大限度地參與到社會思潮和文化思潮之中，以期對人類生活產生歷史性的影響。

　　西方現代小說的這最后一種品質對于中國作家和讀者來說十分重要。中國現代小說主要不是繼承中國的古典小說傳統而誕生的，主要乃是上述西方現代小說的產兒。在二十世紀初年，急于謀求民族振興、國家富強的文化精英和政治精英對中國文化已經忍無可忍，完全沒有耐心從中國古代小說傳統中尋找文學的生機。他們按照自己理解的西方小說模式，大聲呼吁一種能夠幫助國人啟蒙祛昧、濟世救國的類似文體拔地而起，以求一掃古老中國的沉疴。梁啟超、陳獨秀、魯迅、周作人、胡適等人不但是積極的呼吁者提倡者，有的人也是身體力行的實踐者。周氏兄弟早在留學日本期間就已經認真研習和翻譯西方小說，企圖借小說諷喻世事，激發國人的覺醒與自救。后來魯迅更是以《狂人日記》吹響了以小說介入社會文化運動的號角，隨后“問題小說”、“反封建小說”、“女性解放小說”、“鄉土小說”、“左翼小說”、“抗戰小說”、、“國防小說”、“傷痕小說”、“反思小說”、“改革小說”、“尋根小說”、“人道主義小說”、“官場小說”、“反腐小說”等等名目層出不窮，形成了一個強大的小說陣營，成為了中國現代史上一道極為獨特的文化景觀。

　　《狂人日記》和《阿Q正傳》的誕生，使得業已穩坐西方主流文體寶座的小說終于第一次繁衍出中國之子。這個中國之子一旦出世，它身上所攜帶的“參與到社會思潮和文化思潮之中，以期對人類生活產生歷史性的影響”的文化基因得到最大程度的突現和張揚。直至今天，我們對中國作家的最高稱贊，往往是強調他繼承了魯迅的什么什么精神、發揚了魯迅的什么什么傳統，這從一個特定的角度證明，今天的中國文學在文化屬性和精神品質上依然是五四新文學運動的余緒，今天的小說依然是梁啟超和魯迅所呼吁的那種有助于“群治”的小說的延伸。

　　如上所述，中國現代小說是由現代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為了促進社會文化變革而共同呼吁和建構起來的文體，它自誕生以來，就作為這兩個精英群體的文化武器，積極參與到救亡圖存、建構民族國家的歷史運動之中。作為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這兩個精英群體之間賴以溝通的共同語言之一，中國現代小說在二十世紀的大多數時期都受到了隆盛的恩寵和禮遇，精英群體將它的啟蒙、煽情、社會動員、政治斗爭等等社會功能發揮到了極致，成全了它的功勛和榮光。

　　在它的黃金時代，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是其最重要的讀者群，還有作為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之后備群體的青年學生，更是現代文學的迷戀者。在某幾個特殊時期，幾乎所有的青年學生都是文學青年。他們不但是熱情澎湃的文學讀者，而且幾乎都一度是文學的寫作者。先秦士人“不學詩無以言”的文化風氣，曾經反復出現在二十世紀的社會文化運動之中，只是這句話的內容常常變更為“不學魯迅無以言” 、“不學胡適無以言”、“不學巴金無以言”。

　　由于文學是社會精英群體的共同語言，所以文學也就勢必成為了社會各階層人士進入精英群體的準入證。作為主流文體的小說，在這種風氣中所受到的尊崇，更是所有其他文體所不可比擬的。

　　隨著時勢移易，這種局面從大約三十年前開始發生著微妙的變化。政治精英已經不需要從文學寶庫中尋找用于安邦定國的工具，事實上文學寶庫也越來越無法為政治精英提供或者煽情或者警示或者摧毀或者催生的力量。文學在政治生活中的邊緣化歷程自從那時發端以后就一直沒有停止過。

　　文化精英在上一個時代的中心工作是建立民族國家，他們有效地利用了文學的武器為自己的事業服務。當今時代文化精英所認定的中心工作也許可以粗略地概括為建立民主國家，歷史學家袁偉時先生所概括的“三大缺少”，所缺少的正是建立現代民主國家所必需的理想、理念和相關知識。學者們在艱難的奮爭之中，常常希望從文學的庫房里找到力敵千鈞的思想武器，幫助他們更有力地挺進自己的這個目標。可是當代文壇浩浩漫漫，作家千差萬別，誰也沒有能力將文學組織成一個有序的整體，并為一個具體的社會目標提供資源。進入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文化精英對文學的期待越來越無法得到滿足。他們終于知道時過境遷，再也無法像上個時代的文化人那樣從文學中找到力量和資源。

　　崔衛平描述道：“包括思想界和文學界在內的各個人文學科攜手并進，是中國先進文化的一個傳統，而這種局面已經不復存在。關心新的思想、關心社會進步、具有一種鐵肩擔道義的情懷，可以說是近百年中國知識分子包括中國作家的一個傳統，這個傳統一直到上世紀八十年代仍然保持著比較強有力的勢頭，有著鮮明的整體形象，在這個整體內部各個領域之間、各個行當之間也是保持比較多的交流，有一些共同的話題，有一些共同關心的事情。而進入90年代以后，這種局面不復存在。知識分子或者作家在自己的專業領域里更加深入、更加專業，這本來是一件好事情。但是這種局面的形成主要是由不正常的原因造成的。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在專業化的同時，許多人漸漸地對我們的關心社會、關注新思想的傳統變得很淡漠?！保ā赌隙贾芸?006年05月15日）

　　文學與文化精英真得已經分道揚鑣了。文化精英從此不得不對文學保持冷漠和遺棄的態度。這次他們也對文學發出了批評的聲音，算是恨其不爭的譴責之聲，實際上對文學并不抱任何希望。

　　既然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都對文學采取了冷漠和遺棄的態度，既然文學已經不再是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進行交流的共同語言，既然文學不再是進入社會精英群體的準入證，那么，作為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的后備群體的青年學生也就不再對文學白白傾注他們的熱血和激情，他們甚至不屑于正眼視之，而是急匆匆地將精力投注到極其枯燥乏味的外語學習、計算機訓練和托?？荚囍?。

　　仰賴精英群體的熱愛和需求而誕生的中國現代文學和現代小說，終于不知不覺失去了它的依托，變成了一個無人欣賞也無法孤芳自賞的丑小鴨，它在黃昏的池塘中四顧茫然，呱呱呱地叫喊著它的焦慮和彷徨。

　　隨著現代小說的邊緣化和文學的邊緣化，作家也正在急劇地邊緣化。自古以來從事主流文體的文學創作的作家一直是知識分子的正宗，誰也不會覺得屈原、李白、杜甫的地位低于朱熹與王陽明。主要以作家身份享譽社會的魯迅像歷史上的孔子一樣被尊為圣人，足見作家與學者、教育家等等文化人一樣是知識分子群體的組成部分之一。

　　可是作家、詩人作為文化精英的身份當下正在受到挑戰。作家是文化精英群體的一部分嗎？這個問題如果出現在二十世紀的二十年代或者八十年代，幾乎肯定會遭到譴責和恥笑。可是，自從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這個問題越來越成為一個值得嚴肅思考的問題，而且其答案的否定傾向越來越明顯。

　　丁東發問道：“中國還有值得尊敬的作家嗎？”這句發問透露了一個秘密，在文化精英看來，作家退出精英群體、退出公眾視野已經是一個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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