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路上》的精神史

　　□張 閎

　　一個幽靈，一個垮掉的幽靈，在北美大陸徘徊。半個世紀以來，這個幽靈將其昏暗慘淡的輝光，灑向一代又一代人的人生道路上，形成了20世紀后半葉人類精神文化的奇異景觀。

　　1957年，美國作家杰克·凱魯亞克發表了小說《在路上》，這部小說后來被視作所謂“垮掉的一代”的精神宣言書。一群美國青年，漫無目的地漂泊在美國大地上。他們過著一種脫離了慣常軌道的生活，酗酒、吸毒、四處流浪。他們介乎流氓與圣徒、浪蕩子與朝圣者之間。沒有信念的信念，就是他們的宗教。在西方古典文化走向黃昏的背景下，這些文化游離分子在路上投下的長長的身影，則是對古代東方哲人和游方僧的片面模仿。主人公迪安·莫里亞蒂半夜三更喝得爛醉，在街頭喊出了他們的困惑和質問：“人類啊，你的道路是什么樣的呢？無外乎是圣童的道路，瘋子的道路，虛無漂渺的道路，閑扯淡的道路，隨你怎么樣的道路。”這或許可以理解為一種現代主義風格的哈姆雷特式的質問。“垮掉的一代”游走在路上，只有行走，沒有目標，混合著頹廢與反叛的雙重精神，構成了二戰后一代人的精神特質。

　　《在路上》的出版，在當時的美國乃至西方世界，都是一個重大的精神事件。當時的中國人并沒有機會了解這一事件。在這一年，中國人有更多的事情要做。況且，“在路上”有什么值得可說的呢？《我們走在大路上》，就是那個時代的中國人的精神宣言。盡管都在道路上行走，但后者是陽關道，前者是獨木橋，彼此涇渭分明。

　　事實上，在幾年之后，《在路上》就有了中文節譯本，譯者署為石榮（即黃雨石、施咸榮合譯），1962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不過，這個譯本是作為內部發行的“黃皮書”中的一種，只有極少數人能讀到。這一閱讀禁忌，讓廣大中國民眾失去了一個了解西方資本主義社會腐朽沒落的機會，并很可能因此而缺乏抵御西方沒落的“文化病毒”之感染的免疫力。此后的情況的確證實了這一點。

　　經過“文革”高潮時期的混亂，一些內部發行的“黃皮書”流落到民間，其中就包括《在路上》。一批經歷過“文革”造反運動的年輕人，以熾烈的熱情秘密傳閱著這些“黃皮書”。據當事人回憶，他們甚至手抄了這部幾十萬字的作品。盡管流傳的范圍并不大，僅限于北京、上海知青群體中的少部分人，但引發的精神裂變的力量卻是難以估量的。一些人被書中那些被禁錮的思想和情感所蠱惑。時為知青的芒克、彭剛等人在看了《在路上》后，甚至模仿著離開知青點，去四處流浪。當然，他們很快窮途末路，不得不求助于當地警方，才得以返回。這些人當中的一部分，日后成為中國當代文化史上的重要角色，如北島、多多、芒克、趙振先等“今天派”群體。

　　對于1970年代初的這些知青來說，“在路上”，顯然并不是當時主流觀念中的那種被組織起來的集體行走，也不是在某種狂熱信念驅使下的“文革”大串聯，而是一種對慣常道路的偏離和叛逃，是行走在漫無目的的迷途中的悵惘和游移，還混雜著一絲朦朧的希望、一種漂渺的誘惑和沖動。他們從革命家庭、“知青點”、生產建設兵團逃離，將自己拋擲在路上，但并未能贏得更多的希望。詩人北島在一首名叫《路》的詩中寫道：“路啊路/飄滿紅罌粟”，此間隱約散發出一種凱魯亞克式的精神氣息。但他們還稱不上是“垮掉的一代”，而更像是“迷惘的一代”。

　　“文革”結束后，官方媒體也發現了年輕一代人對于人生道路的焦慮。一場關于“人生之路”的大討論由是展開。1980年，《中國青年》雜志上發表一篇署名“潘曉”的“讀者來信”，標題為“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當信仰的虛熱退燒之后，年輕一代精神虛脫，已經無力上路。這些被信念的道路拋棄的孤兒，在歧路上啜泣。主流文化對《在路上》式的精神難題的積極回應，是將青年規勸到國家經濟建設的“新長征”大道上，鼓勵他們沿著校園“熟悉的小路”晨讀，在“畫著大問號”的小道上勤奮工作，借此建立起新的理想主義價值體系和樂觀主義人生態度。但也依然有人不愛在人群擁擠的路上行走。

　　崔健的搖滾樂是北島所吟唱的“在路上”的主題在1980年代的回響。“腳下的地在走，身邊的水在流”（《一無所有》），“我要從南走到北，還要從白走到黑”（《假行僧》），“走過來，走過去，沒有根據地”（《新長征路上的搖滾》），這種散漫的和毫無希望的行走，無助而又無望的宿命感，成為一代人的精神狀態的縮影。他們才是1980年代中國的“垮掉的一代”。

　　與此同時，“在路上”的經驗本身，也發生了裂變。來自臺灣的新的文化趣味，開始向校園文化滲透。由歌手齊豫演唱的作家三毛的詩歌《橄欖樹》，在1980年代中期的大學校園里流行。它幾乎成為那個年代的中國大學生的畢業歌。這首流浪主題的歌謠，賦予“在路上”以另一種含義，它將流浪的沖動和意義，歸結為來自“遠方”的某種召喚，而神秘的異域情調的橄欖樹，抹去了“在路上”的黯淡色調，給這一主題染上了一層溫情、感傷和羅曼蒂克的油彩。于是，它變得很容易被更多的年輕人所接受，并從“垮掉的一代”中分化出來“小資一族”，成為日后“小資文化”重要的精神源頭。

　　然而，作為小說的《在路上》，對于當代中國小說的影響，反而相對滯后。這是一個奇怪的現象。1980年代，袁可嘉主編的一套《外國現代派作品選》（上海文藝出版社），是國內公眾了解西方現代文學的主要渠道。《在路上》作為西方現代派文學的代表性作品之一，一些主要段落，如第一部第一章，第二部第四、第五、第八章的片斷，公開刊載在這套叢書的第三冊（上海文藝出版社，1984）中，其譯文即是選用了黃雨石、施咸榮的“黃皮書”本。通過這個文本，作家們已經了解了凱魯亞克和《在路上》。受《在路上》影響比較明顯的，是王朔的小說。王朔本屬于“今天派”詩歌群體的遙遠的觀望者，直接或間接的影響是自然而然的事情。然而，這個人似乎并不真正熱愛“在路上”的狀態，而是更樂意于做一個無所事事的“守望者”。所以，與其說王朔是凱魯亞克的模仿者，不如說是塞林格的傳人更恰當。在先鋒小說家中，馬原和余華分別在其小說《零公里處》和《十八歲出門遠行》中，對《在路上》做出了一種半真半假的模仿，略略做了一個“在路上”的假動作之后，旋即回到了“上下都很平坦”的“活著”的狀態。真正說來，王小波是“在路上”的一個更典型的行者。但他的小說寫作和產生影響，卻是在1990年代以后的事情。

　　1990年代，《在路上》又出了兩種版本，1990年漓江出版社出版的陶躍慶、何曉麗譯本，1998年漓江出版社出版的文楚安譯本。據稱，后者為全譯本。我們終于得以完整地一覽凱魯亞克這部名作的全貌。然而，與此同時，“在路上”精神經過了1990年代“小資”式的柔性化之后，開始變得親善起來。這一代人的精神時尚，既不是垮掉和墮落，也不是浪漫和希望，而是混合了波希米亞和布爾喬亞兩種文化精神的所謂“背囊族”的文化消費。他們也將《在路上》奉為精神教科書。“背囊族”行走在康莊大道上，既不是無望的自我放逐，也不是憤怒的精神叛逃，更不是未知的心靈歷險。相反，它成為一種時尚，一種結合了旅游、健身、休閑等諸多時尚元素的流行運動。道路成為一種時尚消費品，被“背囊族”的捷足所消費。

　　1970年代生人組成的麥田守望者樂隊，其精神畢竟是塞林格和凱魯亞克的混合物，另一方面，其演唱風格則像是崔健和“小虎隊”的媾合。一首《在路上》聽上去就是對崔健的柔軟化模仿。從精神柔軟化的層面上講，“背囊族”一代人的生存狀態看上去像是“在路上”，而也有人將其本質描述為“在床上”。過一種舒適、慵懶、安全的“床上”生活的同時，又渴望有某種冒險刺激。“在路上”只是其在有安全保障前提下的慣常生活的一次小小的越軌，是為自己百無聊賴的日子準備的一份鮮美的調味品。總體上說來，稱得上是一次有益于身心的愉快旅程。小資歌手許巍的專輯《在路上……》，唱出了這種慵懶中的幾分憂郁的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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